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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外车祸让西安女孩刘燚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为让轮椅上的女儿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当律师的妈妈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爸爸也提前退休一起陪着女儿穷游世界看风景。三个最脆弱的生命支点撑起了最稳定的家庭三角，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在90天时间里游历了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完成了生命极限旅行的刘燚在这漫漫亲情长征路上也获得了“重生”。2015年年初，她用仅能活动的小拇指敲下的为父母献礼的游记《一切都没那么糟》正式出版——
与死神拔河，
顽强生命翻越32张病危通知单
2009年7月6日，对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即将毕业的我来说本应是个无比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准备去英国留学的我刚刚和同学们吃完了散伙饭。没想到当晚，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辆大货车从旁边横冲直撞地冲过来，一瞬间，我就被压到了车下。随后，我被送往天津急救中心抢救。
在医院里，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妈妈大声哭泣着不停地请求医生，求他一定要救救我。一旁的爸爸穿着蓝色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害怕失去我的他，在十几层楼的医院爬上爬下办理各种手续，甚至没能想起坐电梯。
那时候，我总觉得困，迷迷糊糊中听到妈妈不停地呼唤自己。我努力睁开眼睛，费力地说：“妈妈，对不起，我爱你们，我可能要先走了。”如果当时没有被抢救过来，那大概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边哭一边喊：“傻丫头不许瞎说！挺住！挺住啊！”
因为腹腔内脏大面积破损，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医生为我开腹进行了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破损的脾脏。
妈妈看到医生把摘除的脾脏端出手术室，顿时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没人能体会到，平时见我手上破点皮都要心疼的妈妈，心里该有着怎样的痛苦和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对父母来说是一段无比难熬的黑暗时光。在重症监护室里，光病危通知单就下了32张，到后来，医生干脆直接在走廊的告示栏里张贴上“36床病危”的字样。那时候，妈妈每次踏进医院的大门，双腿都像踩了棉花一样软，她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第一次试图撤掉呼吸机的那天，我差点儿又丢了命。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我，发现妈妈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因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我吃力地动着嘴唇：“妈妈，我好累，我再也挺不住了。”妈妈像是看明白了，泪水瞬间漫过她的脸，她喊道：“丫头，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妈丢下！”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8个月，年过半百的爸爸就在监护室的地板上睡了8个月。我带着呼吸机，夜里熟睡的时候呼吸微弱，呼吸机就会不停地发出警报，爸爸经常一夜不合眼地守在我身旁，不时地用手放在我鼻子上试一试，让我安心睡觉。
有一次半夜口渴醒来，我看见爸爸在我床边坐着，就用口型示意要喝水。爸爸扶着床边的栏杆好长时间才吃力地站起来。原来爸爸的膝盖因为长时间睡地板受凉而疼得厉害。微弱的灯光中看着爸爸一瘸一拐地去倒水，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阵发酸。
怕我呛着，爸爸像照顾婴儿一样用奶瓶喂我，喝完水后我用口型对他说：“老爸，谢谢你。”爸爸的眼眶却红了。
两个月后医生说我可以吃东西了，但我却丝毫感觉不到饥饿，对未来无望的我渐渐陷入了抑郁中，失眠、狂躁和厌食轮番轰炸。因为我不肯吃饭，一向疼爱我的爸爸竟然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是要用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得不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身高1.7米的我瘦到不到40公斤，腿比爸爸的胳膊还细。可爸爸妈妈不肯放弃，他们在病床前的柜子里塞满了我以前最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东西，爸爸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东西的无理要求。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多么危险，如果没有父母夜以继日地陪伴，我其实早就没有“后来”了。
一切没那么糟，
把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
在我出事前，妈妈在北京做律师，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如今，她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我，爸爸也提前退休当起了我的专职陪护。
车祸之前，26岁的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觅得一份靠谱的好工作，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至尊宝”能踩着七彩祥云来娶自己，希望过安安稳稳的幸福生活……可在最该享受灿烂青春的时候，却遭遇如此厄运，那种生不如死的绝望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其实，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女儿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们心中承受的伤痛并不比我少，但他们却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为了让我坚强起来，妈妈故意用激将法，用简单甚至“残忍”的方式让我接受现实。
专家给我做的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妈妈用力扔在我的病床上说：“看你‘造’成什么样了——‘一级伤残’！你说你以后要是不好好活着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自己“瘫痪”、“残疾”的现实，可妈妈却不想让我逃避，而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让我面对。
然而，即便我慢慢接受了“瘫痪”，即便拼命调整心态决心好好珍惜生活，生活中那些令人难堪的琐碎细节还是会将我轻易打败，如同鼓着腮帮费力地吹起一只大大的气球，被现实的芒刺轻轻一碰，所有的努力都能轻易地逃走。
因半夜翻身需要人帮忙，回家后父母就在我的旁边支了个小床，轮流陪我睡觉，晚上只要我一有动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醒来。可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加上外出时要裹上厚厚的成人纸尿裤，即便父母千万分小心，我的臀部还是会出现压疮。小小的一点儿破损对于脊髓损伤者都是天大的事，因血液循环能力差，疮面很难复原。父母除了照顾我的吃喝拉撒还要照顾我臀部的疮面。别人看见的是我“没心没肺”的笑脸，而父母看到的是我疤痕累累的屁股。
有段时间，我讨厌坐轮椅出门，自我封闭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每次出门，看到陌生的眼光盯着轮椅上的我，我总是低下头来避免这尴尬的目光。可我越是抗拒出门，妈妈却越带我出门。她认为，我必须接受现状才能继续以后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连她都不习惯用推着我的方式跟我一起外出，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比我更勇敢。慢慢地，妈妈会大方地跟陌生人讲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而我也终于一点点地从内心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丫头，你现在彻底把我从一个大律师变成了老妈子。”
“不过，一切都没那么糟，对我们来说，能健康已是奢求。我们要把一锅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来。”妈妈安慰自己的同时更是说给我听。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阳光照进心底。
世界那么大痛是那么小，
亲情长征路上温暖“重生”
2012年年初，是坐在轮椅上的第三年。那天，我坐在窗前看着天空发呆，妈妈突然对我说：“丫头，你不是一直想去欧洲吗？趁我和你爸走得动，我们带你出去看看吧，不然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就没人能陪你去想去的地方了。”
那一刻，我惊呆了，对于只能坐轮椅的我和年过半百的父母来说，出去走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场意外对家里的打击是巨大的，父母为了救我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仅剩下原来为我留学存的一笔教育储蓄。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快乐，希望所有健康人能体会到的快乐我都能拥有，希望我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我能拖着不自由的身体拥有自由的精神。
为了这次出行，我心怀忐忑并且认真地做了将近三个月的行前准备，在自助游的网站上获取大量资讯，准备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翻译件。出发前，我和妈妈一起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涂了指甲，这一次出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就像是一种仪式，告别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2012年4月，带着轮椅，我们仨终于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第一站是比利时。由于时差不适，我的头隐隐疼痛，妈妈陪着我躺在被窝里看着外面的天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化莫测的天，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云彩呼呼地飘过，我用力地呼吸着这陌生而带有水气的新鲜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谢自己的肺，感谢自己身体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但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呀！
第二天，爸爸租了辆小POLO车，行李很多，我也一并被塞进车里，靠在爸爸身上扭曲得变了形，兴奋地四处张望，正式开始的异域之旅让之前忐忑而激动的神经紧绷且亢奋起来。
下车后，爸爸把我抱到轮椅上，推着我在古老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着，有时遇到粗糙的大颗粒石子，坐在轮椅上极其颠簸，很多地方会卡住车轮难以前行，妈妈就和爸爸一起抬着轮椅走。走一阵，歇一阵。那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坐花轿的公主，只不过为我抬“轿”的不是轿夫，而是为了陪我看风景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母。
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有一段旋转楼梯，刚进入楼梯下行坡度很缓，爸爸带我从楼梯下楼，越往下走楼梯的台阶越窄，台阶的高度却越来越高，到最后爸爸的力量已经控制不住轮椅和我的重力，紧急关头，妈妈一个箭步跑上前拉住了轮椅才安全“着陆”。从那以后，爸爸推轮椅的时候更小心了，他像推着一件艺术品，生怕摔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走着。
旅途中，除了需要被父母推着才能行走每一步，因为脊髓损伤对冷太过敏感也时时刻刻成为环绕在父母心中的“紧箍咒”。每次停下的时候，爸爸总会把轮椅靠在有阳光的地方，让我身上因为冷而不适的感觉随着温暖的阳光有所缓解。
即便非常小心，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风云”。在奥斯坦德的小城，我们正在欣赏美丽的北大西洋，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风急雨斜，我没敢下车，但因为很久没在13度的环境中停留好几个小时，我的身体从上到下仿佛已被冻透，心脏供血不足的我睁不开眼睛，感觉几乎要窒息。爸爸冒着大雨跑到附近的小店买巧克力，给我塞到嘴里，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像抱着婴儿一样朝我的脸上不停地哈热气。慢慢地，调整好呼吸的我再一次体会到，当“呼吸”都成为一种幸运时，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拥有？
一路上，我们仨边走边看，累了就在宾馆里休息。有一天晚上，爸爸为我剪指甲。他烧好一盆热水，用手试过水的温度后，才把我的双脚泡在里面。等我的脚泡好之后，爸爸就戴上金丝边老花镜搬个小板凳坐下，把我那双有些水肿的脚放在怀里，然后仔细地一个个地剪，剪完之后还要用锉刀细心地打磨。看着灯光下爸爸头上的白发，我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而一旁的妈妈则安静地烘着我们的衣服，时而抬头微笑着看看我们爷俩。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只要我们仨在一起，心安处即是家……
2012年7月，我们一家终于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旅程。90天的时间，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35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仨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对于“重生”的我来说，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
为了纪念自己的“重生”，我开始用仅能活动的右手小拇指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渐渐地，找回信心的我开始重新拾起码字的爱好，我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易懿”，取自《易经》“君子以懿文德”，在网络社区发表了大量短评、歌词、散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轮椅上的最美行者”、“折翼天使”。
2015年年初，我用小拇指敲出的二十多万字的游记正式出版，书名为《一切都没那么糟》，那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父母，是他们陪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如今，我已经不再惧怕未来，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是最稳定的家庭三角，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编辑/纤手暖
与死神拔河，
顽强生命翻越32张病危通知单
2009年7月6日，对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即将毕业的我来说本应是个无比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准备去英国留学的我刚刚和同学们吃完了散伙饭。没想到当晚，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辆大货车从旁边横冲直撞地冲过来，一瞬间，我就被压到了车下。随后，我被送往天津急救中心抢救。
在医院里，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妈妈大声哭泣着不停地请求医生，求他一定要救救我。一旁的爸爸穿着蓝色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害怕失去我的他，在十几层楼的医院爬上爬下办理各种手续，甚至没能想起坐电梯。
那时候，我总觉得困，迷迷糊糊中听到妈妈不停地呼唤自己。我努力睁开眼睛，费力地说：“妈妈，对不起，我爱你们，我可能要先走了。”如果当时没有被抢救过来，那大概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边哭一边喊：“傻丫头不许瞎说！挺住！挺住啊！”
因为腹腔内脏大面积破损，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医生为我开腹进行了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破损的脾脏。
妈妈看到医生把摘除的脾脏端出手术室，顿时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没人能体会到，平时见我手上破点皮都要心疼的妈妈，心里该有着怎样的痛苦和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对父母来说是一段无比难熬的黑暗时光。在重症监护室里，光病危通知单就下了32张，到后来，医生干脆直接在走廊的告示栏里张贴上“36床病危”的字样。那时候，妈妈每次踏进医院的大门，双腿都像踩了棉花一样软，她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第一次试图撤掉呼吸机的那天，我差点儿又丢了命。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我，发现妈妈紧紧地抱着我，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因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我吃力地动着嘴唇：“妈妈，我好累，我再也挺不住了。”妈妈像是看明白了，泪水瞬间漫过她的脸，她喊道：“丫头，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妈丢下！”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8个月，年过半百的爸爸就在监护室的地板上睡了8个月。我带着呼吸机，夜里熟睡的时候呼吸微弱，呼吸机就会不停地发出警报，爸爸经常一夜不合眼地守在我身旁，不时地用手放在我鼻子上试一试，让我安心睡觉。
有一次半夜口渴醒来，我看见爸爸在我床边坐着，就用口型示意要喝水。爸爸扶着床边的栏杆好长时间才吃力地站起来。原来爸爸的膝盖因为长时间睡地板受凉而疼得厉害。微弱的灯光中看着爸爸一瘸一拐地去倒水，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阵发酸。
怕我呛着，爸爸像照顾婴儿一样用奶瓶喂我，喝完水后我用口型对他说：“老爸，谢谢你。”爸爸的眼眶却红了。
两个月后医生说我可以吃东西了，但我却丝毫感觉不到饥饿，对未来无望的我渐渐陷入了抑郁中，失眠、狂躁和厌食轮番轰炸。因为我不肯吃饭，一向疼爱我的爸爸竟然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是要用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段时间，我每天不得不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身高1.7米的我瘦到不到40公斤，腿比爸爸的胳膊还细。可爸爸妈妈不肯放弃，他们在病床前的柜子里塞满了我以前最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东西，爸爸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东西的无理要求。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多么危险，如果没有父母夜以继日地陪伴，我其实早就没有“后来”了。
一切没那么糟，
把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
在我出事前，妈妈在北京做律师，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如今，她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我，爸爸也提前退休当起了我的专职陪护。
车祸之前，26岁的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觅得一份靠谱的好工作，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至尊宝”能踩着七彩祥云来娶自己，希望过安安稳稳的幸福生活……可在最该享受灿烂青春的时候，却遭遇如此厄运，那种生不如死的绝望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其实，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女儿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们心中承受的伤痛并不比我少，但他们却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为了让我坚强起来，妈妈故意用激将法，用简单甚至“残忍”的方式让我接受现实。
专家给我做的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妈妈用力扔在我的病床上说：“看你‘造’成什么样了——‘一级伤残’！你说你以后要是不好好活着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自己“瘫痪”、“残疾”的现实，可妈妈却不想让我逃避，而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让我面对。
然而，即便我慢慢接受了“瘫痪”，即便拼命调整心态决心好好珍惜生活，生活中那些令人难堪的琐碎细节还是会将我轻易打败，如同鼓着腮帮费力地吹起一只大大的气球，被现实的芒刺轻轻一碰，所有的努力都能轻易地逃走。
因半夜翻身需要人帮忙，回家后父母就在我的旁边支了个小床，轮流陪我睡觉，晚上只要我一有动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醒来。可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加上外出时要裹上厚厚的成人纸尿裤，即便父母千万分小心，我的臀部还是会出现压疮。小小的一点儿破损对于脊髓损伤者都是天大的事，因血液循环能力差，疮面很难复原。父母除了照顾我的吃喝拉撒还要照顾我臀部的疮面。别人看见的是我“没心没肺”的笑脸，而父母看到的是我疤痕累累的屁股。
有段时间，我讨厌坐轮椅出门，自我封闭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每次出门，看到陌生的眼光盯着轮椅上的我，我总是低下头来避免这尴尬的目光。可我越是抗拒出门，妈妈却越带我出门。她认为，我必须接受现状才能继续以后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连她都不习惯用推着我的方式跟我一起外出，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要比我更勇敢。慢慢地，妈妈会大方地跟陌生人讲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而我也终于一点点地从内心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丫头，你现在彻底把我从一个大律师变成了老妈子。”
“不过，一切都没那么糟，对我们来说，能健康已是奢求。我们要把一锅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来。”妈妈安慰自己的同时更是说给我听。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阳光照进心底。
世界那么大痛是那么小，
亲情长征路上温暖“重生”
2012年年初，是坐在轮椅上的第三年。那天，我坐在窗前看着天空发呆，妈妈突然对我说：“丫头，你不是一直想去欧洲吗？趁我和你爸走得动，我们带你出去看看吧，不然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就没人能陪你去想去的地方了。”
那一刻，我惊呆了，对于只能坐轮椅的我和年过半百的父母来说，出去走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场意外对家里的打击是巨大的，父母为了救我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仅剩下原来为我留学存的一笔教育储蓄。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快乐，希望所有健康人能体会到的快乐我都能拥有，希望我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我能拖着不自由的身体拥有自由的精神。
为了这次出行，我心怀忐忑并且认真地做了将近三个月的行前准备，在自助游的网站上获取大量资讯，准备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翻译件。出发前，我和妈妈一起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涂了指甲，这一次出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就像是一种仪式，告别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2012年4月，带着轮椅，我们仨终于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第一站是比利时。由于时差不适，我的头隐隐疼痛，妈妈陪着我躺在被窝里看着外面的天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化莫测的天，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云彩呼呼地飘过，我用力地呼吸着这陌生而带有水气的新鲜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谢自己的肺，感谢自己身体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但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呀！
第二天，爸爸租了辆小POLO车，行李很多，我也一并被塞进车里，靠在爸爸身上扭曲得变了形，兴奋地四处张望，正式开始的异域之旅让之前忐忑而激动的神经紧绷且亢奋起来。
下车后，爸爸把我抱到轮椅上，推着我在古老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着，有时遇到粗糙的大颗粒石子，坐在轮椅上极其颠簸，很多地方会卡住车轮难以前行，妈妈就和爸爸一起抬着轮椅走。走一阵，歇一阵。那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坐花轿的公主，只不过为我抬“轿”的不是轿夫，而是为了陪我看风景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母。
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有一段旋转楼梯，刚进入楼梯下行坡度很缓，爸爸带我从楼梯下楼，越往下走楼梯的台阶越窄，台阶的高度却越来越高，到最后爸爸的力量已经控制不住轮椅和我的重力，紧急关头，妈妈一个箭步跑上前拉住了轮椅才安全“着陆”。从那以后，爸爸推轮椅的时候更小心了，他像推着一件艺术品，生怕摔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走着。
旅途中，除了需要被父母推着才能行走每一步，因为脊髓损伤对冷太过敏感也时时刻刻成为环绕在父母心中的“紧箍咒”。每次停下的时候，爸爸总会把轮椅靠在有阳光的地方，让我身上因为冷而不适的感觉随着温暖的阳光有所缓解。
即便非常小心，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风云”。在奥斯坦德的小城，我们正在欣赏美丽的北大西洋，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风急雨斜，我没敢下车，但因为很久没在13度的环境中停留好几个小时，我的身体从上到下仿佛已被冻透，心脏供血不足的我睁不开眼睛，感觉几乎要窒息。爸爸冒着大雨跑到附近的小店买巧克力，给我塞到嘴里，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像抱着婴儿一样朝我的脸上不停地哈热气。慢慢地，调整好呼吸的我再一次体会到，当“呼吸”都成为一种幸运时，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拥有？
一路上，我们仨边走边看，累了就在宾馆里休息。有一天晚上，爸爸为我剪指甲。他烧好一盆热水，用手试过水的温度后，才把我的双脚泡在里面。等我的脚泡好之后，爸爸就戴上金丝边老花镜搬个小板凳坐下，把我那双有些水肿的脚放在怀里，然后仔细地一个个地剪，剪完之后还要用锉刀细心地打磨。看着灯光下爸爸头上的白发，我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而一旁的妈妈则安静地烘着我们的衣服，时而抬头微笑着看看我们爷俩。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只要我们仨在一起，心安处即是家……
2012年7月，我们一家终于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旅程。90天的时间，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35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仨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对于“重生”的我来说，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
为了纪念自己的“重生”，我开始用仅能活动的右手小拇指在博客上发表游记。渐渐地，找回信心的我开始重新拾起码字的爱好，我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易懿”，取自《易经》“君子以懿文德”，在网络社区发表了大量短评、歌词、散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轮椅上的最美行者”、“折翼天使”。
2015年年初，我用小拇指敲出的二十多万字的游记正式出版，书名为《一切都没那么糟》，那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父母，是他们陪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如今，我已经不再惧怕未来，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是最稳定的家庭三角，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编辑/纤手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