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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阎连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等
13位作家作品入围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长名单。
这是阎连科第二次入围。
国际布克奖是英国极负盛名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补充，
旨在评出全球范围内以英文出版的最好文学作品。
最终获奖作品将于5月16日公布，奖金为5万英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
在这即将收获的时节，《南都周刊》采访了阎连科先生
阎连科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
阎连科笔下，人的生命，坚硬如水。最近的一部长篇《炸裂志》，一如往常，石破天惊。
阎连科去韩国，在一面全是韩文的墙上看到了“炸裂”这两个汉字。翻译告诉他，墙上写的内容是明天有一个学者演讲，报名已满，没有剩余的位置。“就是炸裂了。”阎连科觉得这个词准确地形容了中国30年的发展状况。“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尝试着概述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人心的状况，我想每一个有野心的作家都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的穷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你看上海到北京，每天人群涌动，每个人都忙忙碌碌，都在为生存打拼。很多人知道自己这一生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每一个人都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速度可以取代一切吗？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变得不再沉静？都是因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仿佛炸裂一般的剧烈变化。
写《炸裂志》，阎连科仍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时代的病症，用一把精准的文学手术刀，实施一次特殊的精神外科手术，一点一点将这个时代的狂喜与阵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个假其名曰“炸裂市”的虚构地名中发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汩汩流淌：爬火车偷盗、特殊行业、权力与欲望、生与死……
这繁华的背后有多少笑与泪，就有多少阎连科的故事，浓缩为一部中国改革发展的地方志。
南都周刊：那《炸裂志》写了多久？
阎连科：《炸裂志》写了半年，其中前三个月是2012年的3月至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驻校，那里比较清闲，写了前面10万字，后来六七八三个月我回到北京，写了后面的十万多字，还有反复修改的一段时间，这就是这部小说具体的产生时间。
南都周刊：是生活所迫所以写那么快，还是说内心积压的写作欲望迫使你不得不飞快地写出来？
阎连科：对我来说，从最初直到今天的写作，从来不会碰到说在我的肚子里没什么故事可讲和讲不下去的情况。几乎我全部的小说构思都非常简单，坐在书桌前，可能第一页有点困难，需要一天两天思考斟酌，但是第一页掀过去的时候，基本就能一下写到最后一页了。
南都周刊：怎么写《炸裂志》这本书的？是以深圳为原型的？
阎连科：不能说是以深圳为原型，但深圳给我某种启示。从我们这到深圳，或者从香港去深圳，你一脚踏进深圳，就会发现深圳的变化之大，好像深圳是一夜之间建成—这座城市给了我某种写作的启示。实际上，上海最早也是一个小渔村，就是纽约、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最早也只是一个交通相对便利的小城镇而已。不能说我是以哪个城市为原型写的《炸裂志》，只是说这些城市的发展和历史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某种启示。
南都周刊：希望借此探寻中国30年跨越式发展进程中中国人精神状况的变化吗？
阎连科：我想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都不会只写一个人，只写一个小村庄、一户人家，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作家想表达的都是一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精准地说出来：这30年我们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人心是何样的状况？在这部小说中，我是表达了我们国家蓬勃向上、无可阻挡向前的一面，但是也不可否认，与此同时，这种快速的发展也给你带来一种非常焦虑不安的压力。这种蓬勃向上的力量又会扭曲变形，会给你带来很多内心的不安。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社会的状态，这个国家的状态，乃至于每一个人的状态。那一天我突然相遇“炸裂”这两个字时，我在那一瞬间感觉我可以概括、形容这样一个状态。
南都周刊：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名叫“阎连科”的作家，那是你自己吗？
阎连科：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我本人，但毕竟他不算小说中间的一个人物。更准确地讲，这是讲故事的一个方式。表面看，这是一部很写实的作品，是很写实的地方志的叙述，但真正进入故事之后我却希望能让故事飞扬起来，最后飞到我想读者都难以想象的一个境地，但这种飞扬又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南都周刊：觉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寓言？
阎连科：有一定的寓言性，但和政治毫无关系。中国人觉得凡是寓言就跟政治有关系，这完全不一定。就小说而言，中国人对内容更加敏感，有时候会放弃艺术上的考量。我想一本小说，读者去读的时候，细节也好，情节也好，包括整体故事也好，作家一定要给读者带来艺术的惊喜和意外。没有这种惊喜和意外，你凭什么让读者跟着你读一年、两年，半辈子？
南都周刊：从2004年开始，每过一段时间，您就要去一趟艾滋病村。后来就有了《丁庄梦》，是这样的吗？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人？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惧怕？
阎连科：那非常早，是2002年，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寄了一份打印的艾滋病资料扔在我邮箱里，我就看到了。当时中国人对艾滋病几乎没有概念，连很多医生都对艾滋病没有准确的认识。后来开始饭桌上，朋友之间就聊天，谈到艾滋病都觉得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传的更多的是河南，说那边有艾滋病村，怎么怎么严重。很偶然的机会，我听两个艾滋病人，父子两个，讲了一个惊天的细节，那一个细节就打动了我：农民在卖血的时候，很多农民在田头种着地，血头蹬着三轮车，在田头一招手，农民放下锄头就来卖血了。卖完的时候，你会头晕，不能活动，血头就站在三轮车上，提着你的双脚，头朝下，抖一抖，血就回流到头上了，没有那么晕了，农民就扛着锄头回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细节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非常震撼。就在那时候，觉得我一定要去艾滋病村看看，了解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艾滋病这么严重，河南周边那么多人患病，加上非洲一些地方，几乎是世界性的问题，觉得我应该先去了解了解它，所以2004年就去了河南艾滋村。
南都周刊：去了多久？
阎连科：写作之前，去了九次或十次，最少住三四天，最长是一个礼拜吧。
我和美国的一个人类学家一起去，他特别了不得，又懂医，如此，一旦出事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他有一整套的预防方案，和他一起去也就安心一点。
当时我们坚决不做任何采访、不做任何记录、不拍任何照片。要是做采访，对方不高兴，中国人的心理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不希望这些人被人知道的。但农村是这样儿，你和他们熟悉之后，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将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如此聊着聊着就聊到艾滋病这个话题了。到现在我和他们还在一直来往着。
南都周刊：那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控制住了还是更加严重了？
阎连科：很早就控制住了。
南都周刊：顾长卫将你的《丁庄梦》拍成了电影《最爱》，电影编剧一栏为什么要化名“言老施”？
阎连科：那个电影拍摄得非常艰难，虽然我是编剧之一，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但我还是要求我不要任何的名，最后也就出现了“言老施”。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总是一次次地写到疾病，写到残疾，《日光流年》中，病的名字叫喉堵症，因为喉堵症，人们一律活不过40岁；在《受活》中，病人们甚至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术团”；在《丁庄梦》中，那种病的名字就叫艾滋病。在您这里，疾病是不是社会畸形、社会苦难的一个缩影？
阎连科：自己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当大家注意到《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中的疾病，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疾病学非常值得探讨时，你才意识到好像真有这么个问题了。
大家经常说，你的每一部作品无论你写什么都和你的生命有某种联系，但是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像《炸裂志》里面的每个人都非常健康，没有患什么疾病，但是读者会说他们身体是健康的，但是精神是有问题的。今天的读者其实非常成熟，一看《炸裂志》马上就觉得《炸裂志》是病在精神上的深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超出了作家原有的想象。
南都周刊：我对您的小说印象最深的还是文字，充满力量又富有诗意，在语言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阎连科：小说中的语言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不同的故事，要有一套不同的语言去适合它。当你写到《日光流年》《年月日》的时候是那样一套语言，当你写到《受活》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语言。写《坚硬如水》，是“文革”题材，用的是红色革命浪漫主义的语言。而写《丁庄梦》时，我想得也很清楚，希望达到豫剧那种节奏化的散文性语言；《四书》挪用的是《圣经》的语言，《炸裂志》改造的是地方志的语言。
我希望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语言，不要用一套语言套用在不同的故事上。为了让语言有韵律感，我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小说开头，找寻某种韵律和节奏，并把这种节奏一致延续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去。
南都周刊：讲到《风雅颂》，之前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过知识分子、欲望、城市的小说，像贾平凹写过《废都》，格非写过《欲望的旗帜》，您觉得您和他们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这个问题，让批评家来分析的话恐怕会看得更清楚。
南都周刊：《风雅颂》中的“清燕大学”，谁都会联想到燕京大学，进而联想到北大，您当时怎么会用这个名字的呢？是在影射北大？
阎连科：不不不。中国人对号入座是有传统的。我写了北方，是因为我只能写北方，那北京有无数学校，我写的小说里的高校是最好的高校，谁说你们北京大学就是最好的高校？你们自己说了不算，人家清华大学也说清华大学是最好的呢。就文科来，人民大学也是全国第一呢。我们家门口有个北京信息学院，那校长在饭桌上跟我说：“你写的全是我们学校的故事！哪个人物在我们学校都能找到对应的人。”说得我啼笑皆非。这怎么说？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您提出了“神实主义”，那么这种“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阎连科：这个问题要细讲起来特别复杂，我专门写过一篇文学随笔，叫《发现小说》，那里面对现实主义有个规律性的分析：现实主义是一种全因果，在逻辑关系上强调一种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说这个情节不合理，为什么说不合理，是因为因果关系没有对等。卡夫卡荒诞派的小说是一个零因果，没有原因就变出一个结果了。我们最熟悉的《变形记》《城堡》这些小说都是。我们说魔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到底怎么魔幻，我们说它夸张放大、黑色幽默，更多的是理解在夸张上，三分夸张七分结果也好，七分夸张三分结果也好，都有一种物理的逻辑关系在里面。
神实主义我想讲的不是表面的或物理的逻辑关系，而是注重这些表面之下的、根本的、内在的、精神的、灵魂的“内因果”关系，你抓住那个内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就不太管表面合理不合理了。所谓的“神实主义”更加关注内因果。
南都周刊：李洱说《为人民服务》是你写得最差的小说，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阎连科：就是胡扯着嘴上快乐吧，别太在意这些。
中国作家放在世界也毫不逊色
南都周刊：现在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是正式的还是客座教授？ 阎连科：正式的，但和一般的教师不太一样，我和刘震云是科研式教师，可以上课，也可以写小说。但现在到人民大学任教的悦然就苦了，她要上课，很辛苦。
南都周刊：您在北京曾经担任过编剧，现在编剧很能赚钱，写的剧本多吗？
阎连科：年轻时候写过不少电视剧，没有一个火起来的。30多岁时急需挣钱，想买房，就写了一些，央视一套播了三四个连续剧，但没有一部让人记住的。说到底，你也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挣点钱而已。那时身体还好，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年龄也大了，就算了，觉得一个作家立身之本还是小说。还是要踏踏实实写小说。编剧钱再多你也写不过人家，现在总归也有地方住，日子要比很多人过得好得多了，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之前也有作家呼吁要提高稿费标准，您觉得中国现在文学刊物的稿费是不是偏低？
阎连科：比起鲁迅那个时代那是低多了。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作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像今天发行也好、读者也好、消费能力也好，不是作家能够解决的。我前几天看一个资料说：中国人一年读书人均4.3本（我不知道是否包括农民群体），日本是47本，犹太人则是60多本，虽然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准确不准确，但是一看到这个数字，就什么信心都没了。作为小说家当然希望它能提高，但是我想是有方方面面的复杂性，比如你提高稿费标准了，杂志社能不能负担？说不清，不是简单到你单方面提高就行的。
南都周刊：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之前也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又入围了布克奖大名单，您怎么看待这些文学奖项的作用？
阎连科：中国文学在莫言不拿奖的时候，肯定也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莫言拿奖肯定是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大的提升。然而文学本身还是要靠很多作家共同的努力，不能说靠莫言一个人的影响就把中国文学的影响提升上去，不能把这样的责任强加于莫言了。
南都周刊：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的影响力怎么样？
阎连科：第一，没有大家想象或者媒体说的那么大；第二，逐渐在加大。现在中国很多翻译成外文的书是自己出钱找人翻译，然后自己印刷，这种情况是非常荒唐的。当然我们的小说在欧美翻译的量一定是逐渐在增加，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们的小说要让人家的读者接受，让那边你的同行也接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不在于说你翻译多少。
南都周刊：对80后、90后青年作家怎么看？
阎连科：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作家不要老是抱怨，说这些年轻作家怎么老是这样那样。第一，时代不一样了；第二，这些孩子的文学修养比我们当年好得多，因为他们读了非常多的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读些革命书籍，再好一点，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已，以后才慢慢接触到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可他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对网络玄幻小说了解吗？
阎连科：不太熟悉。大家不在一个路子上，没有谁比谁的路子好，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完全不上网，我写稿还是手写，到今天也没有真正看过一部网络小说。
南都周刊：中国的作家呢？
阎连科：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也非常多，莫言、余华、格非、苏童、林白、方方、李洱、李锐、张炜、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等都是。中国作家整体状态确实非常好，我以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了，放在世界文坛上也毫不逊色。
13位作家作品入围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长名单。
这是阎连科第二次入围。
国际布克奖是英国极负盛名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补充，
旨在评出全球范围内以英文出版的最好文学作品。
最终获奖作品将于5月16日公布，奖金为5万英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
在这即将收获的时节，《南都周刊》采访了阎连科先生
阎连科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
阎连科笔下，人的生命，坚硬如水。最近的一部长篇《炸裂志》，一如往常，石破天惊。
阎连科去韩国，在一面全是韩文的墙上看到了“炸裂”这两个汉字。翻译告诉他，墙上写的内容是明天有一个学者演讲，报名已满，没有剩余的位置。“就是炸裂了。”阎连科觉得这个词准确地形容了中国30年的发展状况。“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尝试着概述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人心的状况，我想每一个有野心的作家都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的穷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你看上海到北京，每天人群涌动，每个人都忙忙碌碌，都在为生存打拼。很多人知道自己这一生可能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每一个人都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速度可以取代一切吗？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变得不再沉静？都是因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仿佛炸裂一般的剧烈变化。
写《炸裂志》，阎连科仍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时代的病症，用一把精准的文学手术刀，实施一次特殊的精神外科手术，一点一点将这个时代的狂喜与阵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个假其名曰“炸裂市”的虚构地名中发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汩汩流淌：爬火车偷盗、特殊行业、权力与欲望、生与死……
这繁华的背后有多少笑与泪，就有多少阎连科的故事，浓缩为一部中国改革发展的地方志。
“炸裂”的时代
南都周刊：那《炸裂志》写了多久？
阎连科：《炸裂志》写了半年，其中前三个月是2012年的3月至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驻校，那里比较清闲，写了前面10万字，后来六七八三个月我回到北京，写了后面的十万多字，还有反复修改的一段时间，这就是这部小说具体的产生时间。
南都周刊：是生活所迫所以写那么快，还是说内心积压的写作欲望迫使你不得不飞快地写出来？
阎连科：对我来说，从最初直到今天的写作，从来不会碰到说在我的肚子里没什么故事可讲和讲不下去的情况。几乎我全部的小说构思都非常简单，坐在书桌前，可能第一页有点困难，需要一天两天思考斟酌，但是第一页掀过去的时候，基本就能一下写到最后一页了。
南都周刊：怎么写《炸裂志》这本书的？是以深圳为原型的？
阎连科：不能说是以深圳为原型，但深圳给我某种启示。从我们这到深圳，或者从香港去深圳，你一脚踏进深圳，就会发现深圳的变化之大，好像深圳是一夜之间建成—这座城市给了我某种写作的启示。实际上，上海最早也是一个小渔村，就是纽约、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最早也只是一个交通相对便利的小城镇而已。不能说我是以哪个城市为原型写的《炸裂志》，只是说这些城市的发展和历史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某种启示。
南都周刊：希望借此探寻中国30年跨越式发展进程中中国人精神状况的变化吗？
阎连科：我想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都不会只写一个人，只写一个小村庄、一户人家，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作家想表达的都是一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精准地说出来：这30年我们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人心是何样的状况？在这部小说中，我是表达了我们国家蓬勃向上、无可阻挡向前的一面，但是也不可否认，与此同时，这种快速的发展也给你带来一种非常焦虑不安的压力。这种蓬勃向上的力量又会扭曲变形，会给你带来很多内心的不安。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社会的状态，这个国家的状态，乃至于每一个人的状态。那一天我突然相遇“炸裂”这两个字时，我在那一瞬间感觉我可以概括、形容这样一个状态。
南都周刊：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名叫“阎连科”的作家，那是你自己吗？
阎连科：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我本人，但毕竟他不算小说中间的一个人物。更准确地讲，这是讲故事的一个方式。表面看，这是一部很写实的作品，是很写实的地方志的叙述，但真正进入故事之后我却希望能让故事飞扬起来，最后飞到我想读者都难以想象的一个境地，但这种飞扬又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疾病的隐喻
南都周刊：觉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寓言？
阎连科：有一定的寓言性，但和政治毫无关系。中国人觉得凡是寓言就跟政治有关系，这完全不一定。就小说而言，中国人对内容更加敏感，有时候会放弃艺术上的考量。我想一本小说，读者去读的时候，细节也好，情节也好，包括整体故事也好，作家一定要给读者带来艺术的惊喜和意外。没有这种惊喜和意外，你凭什么让读者跟着你读一年、两年，半辈子？
南都周刊：从2004年开始，每过一段时间，您就要去一趟艾滋病村。后来就有了《丁庄梦》，是这样的吗？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人？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惧怕？
阎连科：那非常早，是2002年，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寄了一份打印的艾滋病资料扔在我邮箱里，我就看到了。当时中国人对艾滋病几乎没有概念，连很多医生都对艾滋病没有准确的认识。后来开始饭桌上，朋友之间就聊天，谈到艾滋病都觉得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传的更多的是河南，说那边有艾滋病村，怎么怎么严重。很偶然的机会，我听两个艾滋病人，父子两个，讲了一个惊天的细节，那一个细节就打动了我：农民在卖血的时候，很多农民在田头种着地，血头蹬着三轮车，在田头一招手，农民放下锄头就来卖血了。卖完的时候，你会头晕，不能活动，血头就站在三轮车上，提着你的双脚，头朝下，抖一抖，血就回流到头上了，没有那么晕了，农民就扛着锄头回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细节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非常震撼。就在那时候，觉得我一定要去艾滋病村看看，了解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艾滋病这么严重，河南周边那么多人患病，加上非洲一些地方，几乎是世界性的问题，觉得我应该先去了解了解它，所以2004年就去了河南艾滋村。
南都周刊：去了多久？
阎连科：写作之前，去了九次或十次，最少住三四天，最长是一个礼拜吧。
我和美国的一个人类学家一起去，他特别了不得，又懂医，如此，一旦出事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他有一整套的预防方案，和他一起去也就安心一点。
当时我们坚决不做任何采访、不做任何记录、不拍任何照片。要是做采访，对方不高兴，中国人的心理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不希望这些人被人知道的。但农村是这样儿，你和他们熟悉之后，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将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如此聊着聊着就聊到艾滋病这个话题了。到现在我和他们还在一直来往着。
南都周刊：那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控制住了还是更加严重了？
阎连科：很早就控制住了。
南都周刊：顾长卫将你的《丁庄梦》拍成了电影《最爱》，电影编剧一栏为什么要化名“言老施”？
阎连科：那个电影拍摄得非常艰难，虽然我是编剧之一，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但我还是要求我不要任何的名，最后也就出现了“言老施”。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总是一次次地写到疾病，写到残疾，《日光流年》中，病的名字叫喉堵症，因为喉堵症，人们一律活不过40岁；在《受活》中，病人们甚至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术团”；在《丁庄梦》中，那种病的名字就叫艾滋病。在您这里，疾病是不是社会畸形、社会苦难的一个缩影？
阎连科：自己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当大家注意到《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中的疾病，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疾病学非常值得探讨时，你才意识到好像真有这么个问题了。
大家经常说，你的每一部作品无论你写什么都和你的生命有某种联系，但是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像《炸裂志》里面的每个人都非常健康，没有患什么疾病，但是读者会说他们身体是健康的，但是精神是有问题的。今天的读者其实非常成熟，一看《炸裂志》马上就觉得《炸裂志》是病在精神上的深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超出了作家原有的想象。
语言的腔调
南都周刊：我对您的小说印象最深的还是文字，充满力量又富有诗意，在语言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阎连科：小说中的语言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不同的故事，要有一套不同的语言去适合它。当你写到《日光流年》《年月日》的时候是那样一套语言，当你写到《受活》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语言。写《坚硬如水》，是“文革”题材，用的是红色革命浪漫主义的语言。而写《丁庄梦》时，我想得也很清楚，希望达到豫剧那种节奏化的散文性语言；《四书》挪用的是《圣经》的语言，《炸裂志》改造的是地方志的语言。
我希望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语言，不要用一套语言套用在不同的故事上。为了让语言有韵律感，我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小说开头，找寻某种韵律和节奏，并把这种节奏一致延续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去。
南都周刊：讲到《风雅颂》，之前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过知识分子、欲望、城市的小说，像贾平凹写过《废都》，格非写过《欲望的旗帜》，您觉得您和他们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这个问题，让批评家来分析的话恐怕会看得更清楚。
南都周刊：《风雅颂》中的“清燕大学”，谁都会联想到燕京大学，进而联想到北大，您当时怎么会用这个名字的呢？是在影射北大？
阎连科：不不不。中国人对号入座是有传统的。我写了北方，是因为我只能写北方，那北京有无数学校，我写的小说里的高校是最好的高校，谁说你们北京大学就是最好的高校？你们自己说了不算，人家清华大学也说清华大学是最好的呢。就文科来，人民大学也是全国第一呢。我们家门口有个北京信息学院，那校长在饭桌上跟我说：“你写的全是我们学校的故事！哪个人物在我们学校都能找到对应的人。”说得我啼笑皆非。这怎么说？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您提出了“神实主义”，那么这种“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阎连科：这个问题要细讲起来特别复杂，我专门写过一篇文学随笔，叫《发现小说》，那里面对现实主义有个规律性的分析：现实主义是一种全因果，在逻辑关系上强调一种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说这个情节不合理，为什么说不合理，是因为因果关系没有对等。卡夫卡荒诞派的小说是一个零因果，没有原因就变出一个结果了。我们最熟悉的《变形记》《城堡》这些小说都是。我们说魔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到底怎么魔幻，我们说它夸张放大、黑色幽默，更多的是理解在夸张上，三分夸张七分结果也好，七分夸张三分结果也好，都有一种物理的逻辑关系在里面。
神实主义我想讲的不是表面的或物理的逻辑关系，而是注重这些表面之下的、根本的、内在的、精神的、灵魂的“内因果”关系，你抓住那个内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就不太管表面合理不合理了。所谓的“神实主义”更加关注内因果。
南都周刊：李洱说《为人民服务》是你写得最差的小说，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阎连科：就是胡扯着嘴上快乐吧，别太在意这些。
中国作家放在世界也毫不逊色
南都周刊：现在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是正式的还是客座教授？ 阎连科：正式的，但和一般的教师不太一样，我和刘震云是科研式教师，可以上课，也可以写小说。但现在到人民大学任教的悦然就苦了，她要上课，很辛苦。
南都周刊：您在北京曾经担任过编剧，现在编剧很能赚钱，写的剧本多吗？
阎连科：年轻时候写过不少电视剧，没有一个火起来的。30多岁时急需挣钱，想买房，就写了一些，央视一套播了三四个连续剧，但没有一部让人记住的。说到底，你也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挣点钱而已。那时身体还好，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年龄也大了，就算了，觉得一个作家立身之本还是小说。还是要踏踏实实写小说。编剧钱再多你也写不过人家，现在总归也有地方住，日子要比很多人过得好得多了，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之前也有作家呼吁要提高稿费标准，您觉得中国现在文学刊物的稿费是不是偏低？
阎连科：比起鲁迅那个时代那是低多了。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作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像今天发行也好、读者也好、消费能力也好，不是作家能够解决的。我前几天看一个资料说：中国人一年读书人均4.3本（我不知道是否包括农民群体），日本是47本，犹太人则是60多本，虽然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准确不准确，但是一看到这个数字，就什么信心都没了。作为小说家当然希望它能提高，但是我想是有方方面面的复杂性，比如你提高稿费标准了，杂志社能不能负担？说不清，不是简单到你单方面提高就行的。
南都周刊：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之前也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又入围了布克奖大名单，您怎么看待这些文学奖项的作用？
阎连科：中国文学在莫言不拿奖的时候，肯定也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莫言拿奖肯定是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大的提升。然而文学本身还是要靠很多作家共同的努力，不能说靠莫言一个人的影响就把中国文学的影响提升上去，不能把这样的责任强加于莫言了。
南都周刊：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的影响力怎么样？
阎连科：第一，没有大家想象或者媒体说的那么大；第二，逐渐在加大。现在中国很多翻译成外文的书是自己出钱找人翻译，然后自己印刷，这种情况是非常荒唐的。当然我们的小说在欧美翻译的量一定是逐渐在增加，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们的小说要让人家的读者接受，让那边你的同行也接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不在于说你翻译多少。
南都周刊：对80后、90后青年作家怎么看？
阎连科：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作家不要老是抱怨，说这些年轻作家怎么老是这样那样。第一，时代不一样了；第二，这些孩子的文学修养比我们当年好得多，因为他们读了非常多的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读些革命书籍，再好一点，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已，以后才慢慢接触到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可他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对网络玄幻小说了解吗？
阎连科：不太熟悉。大家不在一个路子上，没有谁比谁的路子好，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完全不上网，我写稿还是手写，到今天也没有真正看过一部网络小说。
南都周刊：中国的作家呢？
阎连科：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也非常多，莫言、余华、格非、苏童、林白、方方、李洱、李锐、张炜、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等都是。中国作家整体状态确实非常好，我以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了，放在世界文坛上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