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是一项能够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创新内容之一，其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变革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对于原有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价值。
[关键词] 代建制 制度变迁 理性分析
国务院2004年7月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实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建成后移交使用单位。”至此，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中试行的代建制，首次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被正式推出，发展中的代建制有了政策性依据，但与代建制相关的基础理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代建制的内涵分析
1.代建制的概念
项目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CM制是业主委托——称为建设经理的人来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等工作，但不承包工程费用。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在业主委托的业务范围内以业主名义开展工作，如有权自主选择设计师和承包商，业主则对建设经理的一切行为负责。采用CM制进行项目管理，关键在于选择建设经理，一般来说，精通管理、商务、法律、设计、施工等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是一名优秀建设经理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2.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代表业主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只是协助业主与上述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项目管理的主要方式由项目管理服务(PM)和项目管理承包(PMC)两种。
所谓“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中，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总承包企业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包中的主要方式有设计——采购——施工(EPC)或交钥匙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DB)等几种。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表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项目管理对于项目建设单位来讲，是在合同范围内为之提供一种技术性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则是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性与建造劳务相结合的服务。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的代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同，而与工程总承包有所区别。
第二，在项目管理中，项目管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是代表建设单位，以建设单位的名义做出的;而在工程总承包中，总包企业除了以自己的名义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外，对从自己这里分包工程的分包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完成工程建设及其管理的操作方式与工程总承包相同，而与项目管理有所区别。代建制是对建设管理费用的承包，项目管理企业具有项目建设阶段的法人地位，拥有法人权利(包括在业主监督下对建设资金支配权)，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投资保值责任。
第三，与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样，工程项目的“代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工程建设方式，我国将其作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制度化范式，从公共投资管理角度来讲，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解决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尤其以国家名义投资建设项目所造成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权合一模式所造成的“责、权、利”难以分清，难以具体落实的严重弊端，是以分权和市场化的方式对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利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实施的效果上则主要表现为项目投资和工期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防治。因此，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主旨，我们在对代建制进行制度定位时，不应将其混同于一般的項目管理方式，否则将难于理清代建单位的代建和对于项目的管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将其归位为解决政府业主的“虚位”问题，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明确各主体责任而将政府对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管理通过一揽子的方式委托代建单位实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
二、代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制度所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践已经证明原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但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日趋低下，而且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充分暴露出原有制度的无效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出现和实施，就是原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它明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并逐步显露出其制度的无效性。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二是趋利机制导致投资失控。三是项目建设的自营性、临时性、分散性导致质量与效益低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政府官员的参与造成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项目投资和建设，容易产生“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问题，当监督机制缺失时更会导致腐败。五是导致建设市场混乱。
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投资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速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府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成为公共物品的惟一供给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与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其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政府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形成了投资主体和资金渠道多元化格局；三是建筑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促使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上述表明，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发生变迁时，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结构失衡，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也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供了变迁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
三、代建制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罗斯（Ross）、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代理人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凭借这个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信息不对称性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不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订契约之前，产生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性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指委托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清楚潜在代理人的真实情况，可能选择到并不满意的代理人。而且代理人还会利用这部分隐蔽信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契约，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可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契约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采用信息甄别手段；或者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采用信号传递手段。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以后，指代理方利用信息优势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使委托方遭受损失，而实现利己的目的。道德风险会增加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导致低效率。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委托人在与代理人签约时就应考虑如何减少道德风险的损害。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合同中签订避免道德风险的条款，以防止代理人采取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采用这种方案，委托人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合同条款是否能避免道德风险，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否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监督成本的大小。监督越困难，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道德风险的危害也越大。另一种方案是为了弥补监督的困难采取的激励措施，以激励促使代理人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传统上是采用项目使用单位自建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即通过组成项目法人、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办等对政府投资项目直接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建设承包商和建设监理单位之间直接签订业务承揽合同而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与项目使用单位之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项目使用单位为代理人,其次,则是由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等签订业务合同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项目使用单位为委托人，而规划设计等单位为代理人。但这种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在着许多弊端。在这个以项目使用单位为纽带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链当中，使用单位无论作为代理人，还是作为委托人都是不合适的。
实行代建制后，项目使用单位只是对项目提出建筑功能和使用上的需求后便不再直接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其主要职责变为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一道对代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这样以来，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在代建制框架下就形成了一条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实施活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包括项目使用单位)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委托人，代建单位为代理人。在这个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中，代建单位因其专业化和第三方等特点使其成为政府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代理人，因为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投资规律和基建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代建单位会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四、代建制隱形激励理论分析
所谓激励就是要使得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采取行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 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法玛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施加有效压力”,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代理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代理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代理人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代理人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代理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代理人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
综上所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传统体制所有者代表缺位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由“基建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外行管理内行的问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多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实施,以及概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等，体现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责权利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钱省三 梁 颖:关于代建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工程咨询，2007（12）
[2]康克龙:从作用机理透视代建制度安排.中国工程咨询，2008（1）
[3]诺 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3）
[关键词] 代建制 制度变迁 理性分析
国务院2004年7月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实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建成后移交使用单位。”至此，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中试行的代建制，首次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被正式推出，发展中的代建制有了政策性依据，但与代建制相关的基础理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代建制的内涵分析
1.代建制的概念
项目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CM制是业主委托——称为建设经理的人来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等工作，但不承包工程费用。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在业主委托的业务范围内以业主名义开展工作，如有权自主选择设计师和承包商，业主则对建设经理的一切行为负责。采用CM制进行项目管理，关键在于选择建设经理，一般来说，精通管理、商务、法律、设计、施工等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是一名优秀建设经理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2.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代表业主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只是协助业主与上述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项目管理的主要方式由项目管理服务(PM)和项目管理承包(PMC)两种。
所谓“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中，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总承包企业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包中的主要方式有设计——采购——施工(EPC)或交钥匙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DB)等几种。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表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项目管理对于项目建设单位来讲，是在合同范围内为之提供一种技术性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则是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性与建造劳务相结合的服务。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的代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同，而与工程总承包有所区别。
第二，在项目管理中，项目管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是代表建设单位，以建设单位的名义做出的;而在工程总承包中，总包企业除了以自己的名义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外，对从自己这里分包工程的分包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完成工程建设及其管理的操作方式与工程总承包相同，而与项目管理有所区别。代建制是对建设管理费用的承包，项目管理企业具有项目建设阶段的法人地位，拥有法人权利(包括在业主监督下对建设资金支配权)，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投资保值责任。
第三，与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样，工程项目的“代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工程建设方式，我国将其作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制度化范式，从公共投资管理角度来讲，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解决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尤其以国家名义投资建设项目所造成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权合一模式所造成的“责、权、利”难以分清，难以具体落实的严重弊端，是以分权和市场化的方式对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利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实施的效果上则主要表现为项目投资和工期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防治。因此，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主旨，我们在对代建制进行制度定位时，不应将其混同于一般的項目管理方式，否则将难于理清代建单位的代建和对于项目的管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将其归位为解决政府业主的“虚位”问题，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明确各主体责任而将政府对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管理通过一揽子的方式委托代建单位实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
二、代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制度所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践已经证明原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但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日趋低下，而且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充分暴露出原有制度的无效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出现和实施，就是原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它明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并逐步显露出其制度的无效性。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二是趋利机制导致投资失控。三是项目建设的自营性、临时性、分散性导致质量与效益低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政府官员的参与造成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项目投资和建设，容易产生“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问题，当监督机制缺失时更会导致腐败。五是导致建设市场混乱。
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投资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速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府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成为公共物品的惟一供给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与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其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政府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形成了投资主体和资金渠道多元化格局；三是建筑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促使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上述表明，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发生变迁时，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结构失衡，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也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供了变迁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
三、代建制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罗斯（Ross）、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代理人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凭借这个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信息不对称性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不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订契约之前，产生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性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指委托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清楚潜在代理人的真实情况，可能选择到并不满意的代理人。而且代理人还会利用这部分隐蔽信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契约，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可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契约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采用信息甄别手段；或者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采用信号传递手段。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以后，指代理方利用信息优势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使委托方遭受损失，而实现利己的目的。道德风险会增加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导致低效率。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委托人在与代理人签约时就应考虑如何减少道德风险的损害。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合同中签订避免道德风险的条款，以防止代理人采取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采用这种方案，委托人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合同条款是否能避免道德风险，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否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监督成本的大小。监督越困难，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道德风险的危害也越大。另一种方案是为了弥补监督的困难采取的激励措施，以激励促使代理人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传统上是采用项目使用单位自建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即通过组成项目法人、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办等对政府投资项目直接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建设承包商和建设监理单位之间直接签订业务承揽合同而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与项目使用单位之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项目使用单位为代理人,其次,则是由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等签订业务合同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项目使用单位为委托人，而规划设计等单位为代理人。但这种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在着许多弊端。在这个以项目使用单位为纽带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链当中，使用单位无论作为代理人，还是作为委托人都是不合适的。
实行代建制后，项目使用单位只是对项目提出建筑功能和使用上的需求后便不再直接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其主要职责变为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一道对代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这样以来，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在代建制框架下就形成了一条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实施活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包括项目使用单位)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委托人，代建单位为代理人。在这个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中，代建单位因其专业化和第三方等特点使其成为政府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代理人，因为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投资规律和基建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代建单位会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四、代建制隱形激励理论分析
所谓激励就是要使得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采取行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 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法玛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施加有效压力”,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代理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代理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代理人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代理人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代理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代理人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
综上所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传统体制所有者代表缺位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由“基建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外行管理内行的问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多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实施,以及概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等，体现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责权利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钱省三 梁 颖:关于代建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工程咨询，2007（12）
[2]康克龙:从作用机理透视代建制度安排.中国工程咨询，2008（1）
[3]诺 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