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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伊朗布什尔核电站二期工程正式启动。伊朗将在俄罗斯帮助下建造两台1057兆瓦的核电反应堆，即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和3号机组，工程总造价约100亿美元，计划在十年内完工。在此之前，屡经拖延的布什尔核电站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5月开始运行，2013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随着去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制裁的逐步解除，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纷纷瞄准了潜力巨大的伊朗原子能市场，伊朗对外核能合作明显加速。
一波三折的求核之路
二战后伊朗发展核能的历程极为坎坷，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1978年）是伊朗与西方国家开展核能合作的蜜月期。1957年，伊朗作为美国重要盟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原子能换和平”倡议下，与美国签署了民用原子能合作协议。1967年，伊朗在德黑兰成立了原子能研究中心，美国为该中心提供一台5兆瓦研究用核反应堆，使用高浓缩铀作为燃料。第二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了该条约。1974年，伊朗与国际核能巨头西门子公司等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德国西门子公司和AEG公司的合资电力企业将为伊朗建造两座1196兆瓦的核电厂，采用德国比布利斯B型核反应堆，计划于1981年全部完工。与此同时，伊朗还获得了瑞典转让的欧洲气体扩散公司“欧迪夫”（Eurodif）10%的股份。为了建造“欧迪夫”铀浓缩工厂，巴列维国王曾经借款10亿美元，1977年又增加借款1.8亿美元。
第二阶段（1979?1988年）是伊朗核能发展的停滞时期。1979年初，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一方面，革命后执政的霍梅尼政权认为发展核武器与伊斯兰教义不符，因此对核能事业并不热心；另一方面，在伊朗激进的革命政策之下，西方国家纷纷与伊朗断交，伊朗的对外核能合作被迫陷于停顿。事实上，截止到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布什尔核电站中的一座核反应堆已经完成了85%，另一座核反应堆也完成了50%。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切断了对德黑兰研究用核反应堆的高浓缩铀供应，迫使该反应堆被关闭多年。伊朗持股的“欧迪夫”国际铀浓缩生产厂也停止了浓缩铀供应。这一时期伊朗的核项目不仅没有任何发展，位于布什尔和达克霍温等地的核设施还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多次轰炸。
第三阶段（1989?2001年）是伊朗核能项目的重启和恢复时期。两伊战争后期，伊拉克在战场上的技术优势促使伊朗重新考虑恢复核项目。随后，伊朗开始寻求与阿根廷、巴基斯坦等进行核能合作，并着力于培养核技术人才。1989年霍梅尼病逝后，伊朗核项目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1992年8月，伊朗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了建设一座双机组核电厂的协议。1995年1月，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在布什尔建造核电站的合作协议，合同价值约8.5亿美元。根据协议，俄罗斯将在利用布什尔核电站已有设施基础上，建造一座轻水核反应堆（VVER-1000），同时为伊朗建造铀浓缩工厂，并提供核技术人才培训。在面临西方封锁和阻挠的情况下，布什尔核电站既要消化吸收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原有设计，又要与时俱进提升抗震系数和安全性，故而工程建设一再拖延。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布什尔核电站一期工程中，有24%的部件来自德国，36%来自伊朗，40%来自俄罗斯。
第四阶段（2002?2015年）是伊朗核项目被“问题化”并逐步走向解决的时期。2002年8月，流亡美国的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向《纽约时报》披露，伊朗在位于中部的阿拉克和纳坦兹建造了两座秘密核设施。不久，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认定其分别为重水核反应堆和浓缩铀加工厂。次年2月，哈塔米总统宣布伊朗已经成功开采出铀，并在伊斯法罕和卡尚建立了浓缩铀工厂。由于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如日中天，正磨刀霍霍地准备在世界各地推行“政权更迭”，新曝光的伊朗核项目遂成为美西方国家广泛关注的“核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博弈和斗争之后，伊朗和有关六国最终在2015年7月达成协议：国际社会逐步解除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则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严厉监管，不能将核项目用于任何军事目的。可以说，伊核协议搬走了长期阻碍伊朗开展国际核能合作的巨石，为伊朗核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始终争议不断
在伊朗发展核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首先，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伊朗是否需要发展核能？这是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怀疑伊朗发展核项目动机的最主要理由。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公布的数据，2015年伊朗原油探明储量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名列全球第四位和第二位。但油气资源丰富与发展核能之间似乎并不矛盾。一方面，作为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核能一直倍受世界各国的青睐。凡是有条件的国家大都会积极发展核电事业，能源资源丰富的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不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年公布的《世界核电反应堆》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全球范围内投入运营的核电反应堆共438座，装机容量为376216兆瓦，在建核电反应堆70座，装机容量为68450兆瓦。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产设备落后以及城市化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伊朗在电力和能源方面确实并不丰裕。2010年，伊朗20多个省份中的大部分公共机构因电力短缺而被迫暂时关闭。加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伊朗还希望通过出口油气资源和少量电力获取外汇，支持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其次，伊朗发展核能是否会在中东地区造成“核扩散”，乃至诱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如果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等国也会要求同样的权利。首先，中东地区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波发展核能的浪潮，比如沙特、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都竞相准备发展核项目，但发展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是全球大势所趋，这一现象与伊朗核项目之间的联系很难得到证实。其次，即便其他国家受伊朗影响开始寻求核项目，这是否会导致新一轮“核扩散”也同样值得商榷。今年5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核协议是中东地区核扩散的“前奏”，该地区国家是否选择核武器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比如它们对伊朗核能力和意图的认知、对伊朗行为的评估、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平衡、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其核项目的反应，以及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等。事实上，伊朗核协议恰恰说明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任何国家在此之外寻求核能力的意图和尝试都将面临国际孤立与制裁，其成本之高昂会让其他中东国家不得不望而却步。 最后，伊朗是否会利用民用核能项目最终跨过“核门槛”？在不少反对者看来，核协议只是“延缓”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时间，未来伊朗仍有可能利用现有核项目发展核军事能力。虽然在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此类担心也不无道理，但同样值得商榷。一方面，就实践层面而言，伊朗要想在国际社会重重监管之下发展军事选项难度极大。根据伊核协议，伊朗短期内不可能获得发展核武器所需的足够数量的钚或浓缩铀。协议主要通过两条技术路径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比如，协议规定伊朗境内只能保留300公斤以下、丰度为3.6%的浓缩铀，只能保留数量被严重削减且效率低下的第一代离心机。同时，不允许伊朗对国内核反应堆使用过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这就杜绝了伊朗通过后处理获取钚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便未来伊朗撕毁协议，至少还需要一年以上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武器级核材料。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将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这一局面，包括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反制。另一方面，虽然一些民用核项目确实存在着被挪作军事用途的可能，然而这一技术困境并非始自今日。正因为如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最权威文件，从不否认其他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长期以来，在全球核不扩散领域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政策路径的争论，一种强调切断获取核能力的途径，另一种强调消除核扩散的政治意图。如果因为伊朗核项目中潜在的军事能力而要求其完全停止核能项目，则无异于因噎废食、杯弓蛇影。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这些争论，说到底不过是伊朗与西方关系中巨大信任赤字的体现。而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期，西方国家不仅为伊朗提供了从武器装备到先进核技术与设施在内的一系列帮助，美国核能企业甚至使用伊朗核项目作为广告进行营销宣传。
道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阔
在中东，伊朗是二战后较早开展核能研究的国家之一，并且拥有发展核能产业的抱负、社会基础和工业能力。上世纪70年代，伊朗领导人已经从能源危机中看到了依赖碳氢能源的危险性，认为石油终将有耗尽的一天。在巴列维国王推动下，伊朗利用迅速增加的石油财富，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核能发展计划，准备在2000年之前建造23座核电厂。尽管此后核项目发展一波三折，但伊朗国内上下从未放弃发展核项目的雄心。华盛顿一家民调机构在2008年初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伊朗人对于发展核武器态度不一，但高达78%的伊朗人支持本国发展核能，并认为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更重要的是，经过数十年发展，伊朗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核工业体系，从贾钦、萨格汗的铀矿和精炼厂，到纳坦兹、福尔多的铀浓缩工厂，再到中东第一座正在运营的布什尔核电厂，为未来伊朗发展核能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2月，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已经挑选了16个地点，用以在未来15年内建造一批新的核电厂，其中大多数新的核设施将会建在靠近波斯湾的南部沿海地区或北部里海沿岸。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萨利希还表示，伊朗在核电领域的目标是实现20吉瓦的装机容量，并愿意通过“区域核科学联络小组”与其他海湾国家分享民用核能领域的经验。
长期以来，伊朗核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外部封锁。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后西方国家完全停止了对伊朗的核技术援助，以及材料和设备供应；另一方面，其他国家迫于西方大国的压力，在与伊朗开展核能合作时不得不三思而行，乃至取消已有的合作项目。如今，来自外部的制约因素正在逐步减少，伊朗对外核能合作明显提速。2014年11月，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布什尔核电站二期工程协议后，其中第一座核反应堆已于今年9月10日开始动工。今年1月底，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期间，中伊双方正式签署了开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将会与伊朗携手在阿曼湾东南部马克兰附近建造核电厂，采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供的ACP-100反应堆，同时对阿克拉重水核反应堆进行升级改造。2月，伊朗与匈牙利达成合作协议，就25兆瓦和100兆瓦核反应堆的设计与建造进行合作，这些反应堆将会在伊朗建造，然后向其他亚非国家销售。此外，伊朗还向匈牙利派出了大约110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与核技术有关的专业。7月，保加利亚能源部长在访问伊朗时表示，愿意和伊朗分享核废料储存与核电站运营的经验。欧盟则根据《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与伊朗开展核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辐射防护、应急准备与响应、核废料管理等。
当然，未来伊朗发展核能之路并非总是坦途，还将面临诸多坎坷与掣肘。比如，国内经济状况欠佳、因长期外部封锁造成的技术人才缺乏、核基础设施落后、部分周边国家的反对，等等。尤其是在尚未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战略互信的情况下，短期内伊朗仍将面临西方国家在先端核技术与核设施领域的封锁。但不管怎样，伊朗开展对外核能合作的道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一波三折的求核之路
二战后伊朗发展核能的历程极为坎坷，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1978年）是伊朗与西方国家开展核能合作的蜜月期。1957年，伊朗作为美国重要盟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原子能换和平”倡议下，与美国签署了民用原子能合作协议。1967年，伊朗在德黑兰成立了原子能研究中心，美国为该中心提供一台5兆瓦研究用核反应堆，使用高浓缩铀作为燃料。第二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了该条约。1974年，伊朗与国际核能巨头西门子公司等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德国西门子公司和AEG公司的合资电力企业将为伊朗建造两座1196兆瓦的核电厂，采用德国比布利斯B型核反应堆，计划于1981年全部完工。与此同时，伊朗还获得了瑞典转让的欧洲气体扩散公司“欧迪夫”（Eurodif）10%的股份。为了建造“欧迪夫”铀浓缩工厂，巴列维国王曾经借款10亿美元，1977年又增加借款1.8亿美元。
第二阶段（1979?1988年）是伊朗核能发展的停滞时期。1979年初，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一方面，革命后执政的霍梅尼政权认为发展核武器与伊斯兰教义不符，因此对核能事业并不热心；另一方面，在伊朗激进的革命政策之下，西方国家纷纷与伊朗断交，伊朗的对外核能合作被迫陷于停顿。事实上，截止到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布什尔核电站中的一座核反应堆已经完成了85%，另一座核反应堆也完成了50%。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切断了对德黑兰研究用核反应堆的高浓缩铀供应，迫使该反应堆被关闭多年。伊朗持股的“欧迪夫”国际铀浓缩生产厂也停止了浓缩铀供应。这一时期伊朗的核项目不仅没有任何发展，位于布什尔和达克霍温等地的核设施还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多次轰炸。
第三阶段（1989?2001年）是伊朗核能项目的重启和恢复时期。两伊战争后期，伊拉克在战场上的技术优势促使伊朗重新考虑恢复核项目。随后，伊朗开始寻求与阿根廷、巴基斯坦等进行核能合作，并着力于培养核技术人才。1989年霍梅尼病逝后，伊朗核项目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1992年8月，伊朗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了建设一座双机组核电厂的协议。1995年1月，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在布什尔建造核电站的合作协议，合同价值约8.5亿美元。根据协议，俄罗斯将在利用布什尔核电站已有设施基础上，建造一座轻水核反应堆（VVER-1000），同时为伊朗建造铀浓缩工厂，并提供核技术人才培训。在面临西方封锁和阻挠的情况下，布什尔核电站既要消化吸收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原有设计，又要与时俱进提升抗震系数和安全性，故而工程建设一再拖延。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布什尔核电站一期工程中，有24%的部件来自德国，36%来自伊朗，40%来自俄罗斯。
第四阶段（2002?2015年）是伊朗核项目被“问题化”并逐步走向解决的时期。2002年8月，流亡美国的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向《纽约时报》披露，伊朗在位于中部的阿拉克和纳坦兹建造了两座秘密核设施。不久，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认定其分别为重水核反应堆和浓缩铀加工厂。次年2月，哈塔米总统宣布伊朗已经成功开采出铀，并在伊斯法罕和卡尚建立了浓缩铀工厂。由于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如日中天，正磨刀霍霍地准备在世界各地推行“政权更迭”，新曝光的伊朗核项目遂成为美西方国家广泛关注的“核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博弈和斗争之后，伊朗和有关六国最终在2015年7月达成协议：国际社会逐步解除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则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严厉监管，不能将核项目用于任何军事目的。可以说，伊核协议搬走了长期阻碍伊朗开展国际核能合作的巨石，为伊朗核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始终争议不断
在伊朗发展核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首先，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伊朗是否需要发展核能？这是以色列和西方国家怀疑伊朗发展核项目动机的最主要理由。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公布的数据，2015年伊朗原油探明储量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名列全球第四位和第二位。但油气资源丰富与发展核能之间似乎并不矛盾。一方面，作为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核能一直倍受世界各国的青睐。凡是有条件的国家大都会积极发展核电事业，能源资源丰富的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不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年公布的《世界核电反应堆》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全球范围内投入运营的核电反应堆共438座，装机容量为376216兆瓦，在建核电反应堆70座，装机容量为68450兆瓦。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产设备落后以及城市化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伊朗在电力和能源方面确实并不丰裕。2010年，伊朗20多个省份中的大部分公共机构因电力短缺而被迫暂时关闭。加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伊朗还希望通过出口油气资源和少量电力获取外汇，支持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其次，伊朗发展核能是否会在中东地区造成“核扩散”，乃至诱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如果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等国也会要求同样的权利。首先，中东地区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波发展核能的浪潮，比如沙特、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都竞相准备发展核项目，但发展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是全球大势所趋，这一现象与伊朗核项目之间的联系很难得到证实。其次，即便其他国家受伊朗影响开始寻求核项目，这是否会导致新一轮“核扩散”也同样值得商榷。今年5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核协议是中东地区核扩散的“前奏”，该地区国家是否选择核武器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比如它们对伊朗核能力和意图的认知、对伊朗行为的评估、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平衡、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其核项目的反应，以及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等。事实上，伊朗核协议恰恰说明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任何国家在此之外寻求核能力的意图和尝试都将面临国际孤立与制裁，其成本之高昂会让其他中东国家不得不望而却步。 最后，伊朗是否会利用民用核能项目最终跨过“核门槛”？在不少反对者看来，核协议只是“延缓”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时间，未来伊朗仍有可能利用现有核项目发展核军事能力。虽然在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此类担心也不无道理，但同样值得商榷。一方面，就实践层面而言，伊朗要想在国际社会重重监管之下发展军事选项难度极大。根据伊核协议，伊朗短期内不可能获得发展核武器所需的足够数量的钚或浓缩铀。协议主要通过两条技术路径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比如，协议规定伊朗境内只能保留300公斤以下、丰度为3.6%的浓缩铀，只能保留数量被严重削减且效率低下的第一代离心机。同时，不允许伊朗对国内核反应堆使用过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这就杜绝了伊朗通过后处理获取钚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便未来伊朗撕毁协议，至少还需要一年以上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武器级核材料。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将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这一局面，包括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反制。另一方面，虽然一些民用核项目确实存在着被挪作军事用途的可能，然而这一技术困境并非始自今日。正因为如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最权威文件，从不否认其他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长期以来，在全球核不扩散领域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政策路径的争论，一种强调切断获取核能力的途径，另一种强调消除核扩散的政治意图。如果因为伊朗核项目中潜在的军事能力而要求其完全停止核能项目，则无异于因噎废食、杯弓蛇影。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这些争论，说到底不过是伊朗与西方关系中巨大信任赤字的体现。而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期，西方国家不仅为伊朗提供了从武器装备到先进核技术与设施在内的一系列帮助，美国核能企业甚至使用伊朗核项目作为广告进行营销宣传。
道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阔
在中东，伊朗是二战后较早开展核能研究的国家之一，并且拥有发展核能产业的抱负、社会基础和工业能力。上世纪70年代，伊朗领导人已经从能源危机中看到了依赖碳氢能源的危险性，认为石油终将有耗尽的一天。在巴列维国王推动下，伊朗利用迅速增加的石油财富，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核能发展计划，准备在2000年之前建造23座核电厂。尽管此后核项目发展一波三折，但伊朗国内上下从未放弃发展核项目的雄心。华盛顿一家民调机构在2008年初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伊朗人对于发展核武器态度不一，但高达78%的伊朗人支持本国发展核能，并认为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更重要的是，经过数十年发展，伊朗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核工业体系，从贾钦、萨格汗的铀矿和精炼厂，到纳坦兹、福尔多的铀浓缩工厂，再到中东第一座正在运营的布什尔核电厂，为未来伊朗发展核能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2月，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已经挑选了16个地点，用以在未来15年内建造一批新的核电厂，其中大多数新的核设施将会建在靠近波斯湾的南部沿海地区或北部里海沿岸。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萨利希还表示，伊朗在核电领域的目标是实现20吉瓦的装机容量，并愿意通过“区域核科学联络小组”与其他海湾国家分享民用核能领域的经验。
长期以来，伊朗核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外部封锁。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后西方国家完全停止了对伊朗的核技术援助，以及材料和设备供应；另一方面，其他国家迫于西方大国的压力，在与伊朗开展核能合作时不得不三思而行，乃至取消已有的合作项目。如今，来自外部的制约因素正在逐步减少，伊朗对外核能合作明显提速。2014年11月，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布什尔核电站二期工程协议后，其中第一座核反应堆已于今年9月10日开始动工。今年1月底，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期间，中伊双方正式签署了开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将会与伊朗携手在阿曼湾东南部马克兰附近建造核电厂，采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供的ACP-100反应堆，同时对阿克拉重水核反应堆进行升级改造。2月，伊朗与匈牙利达成合作协议，就25兆瓦和100兆瓦核反应堆的设计与建造进行合作，这些反应堆将会在伊朗建造，然后向其他亚非国家销售。此外，伊朗还向匈牙利派出了大约110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与核技术有关的专业。7月，保加利亚能源部长在访问伊朗时表示，愿意和伊朗分享核废料储存与核电站运营的经验。欧盟则根据《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与伊朗开展核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辐射防护、应急准备与响应、核废料管理等。
当然，未来伊朗发展核能之路并非总是坦途，还将面临诸多坎坷与掣肘。比如，国内经济状况欠佳、因长期外部封锁造成的技术人才缺乏、核基础设施落后、部分周边国家的反对，等等。尤其是在尚未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战略互信的情况下，短期内伊朗仍将面临西方国家在先端核技术与核设施领域的封锁。但不管怎样，伊朗开展对外核能合作的道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