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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关键词：“战国策派”；史学思想；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3－0093－06
抗战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驻昆高校教授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传统柔性文化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尽管“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具有非理性倾向，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本文拟对“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存亡继绝的时代。尽管时局动荡，外患内忧，但在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一批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肩负起民族文化兴亡的历史重任，积极沉潜于学术研究，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和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0年4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雷海宗、陈铨、贺麟和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认为当今时代乃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到1941年4月4日《战国策》半月刊停刊，共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陈铨等人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继续宣扬其“战国”论和“力”的哲学，到1942年7月1日止，共出版了31期。1943年7月，陈铨在重庆又主编《民族文学》杂志，但仅仅出了5期就停刊。上述刊物就是以雷海宗、陈铨和林同济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国策派”的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还有贺麟、何永佶、沈从文、陶云逵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实际上，“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还是雷海宗、林同济和陈铨，“他们常以论著呼应彼此的观点”。其中雷海宗和林同济由于受斯宾格勒(0swald spengler)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历史命题；而陈铨则借用尼采(FfiedrichWilhelm Nietzsche)哲学的思想，提出“英雄崇拜”，倡导“民族文学运动”，以民族文学增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二、“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
在国家危难、生民颠沛流离的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学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史家，先后留学欧美，深谙西方文化，熟知其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因此，在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洗后，他们表露出文化反省与比较中西史学的独特见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不久，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耗费30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使文化形态史观更加成形。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化形态学进入中国思想界，到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学人从文化形态理论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审视与考察，形成了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林同济和雷海宗将他们发表在《战国策》等刊物上的论文集辑为《文化形态史观》，集中表达了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历史与文化所进行的思考。
首先，提出战国时代重演论。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充分表达了“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学者所抱有的宗旨，把眼前的世界，看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这段热剧，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早已渐成雏形，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战国七雄’的先驱一般。”林同济认为，战争本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有3个特征，即“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战争不仅是时代的显著标志，而且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发点。“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同样的思想，雷海宗在《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中，他也认为：“今日的欧美，很显然的是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在人类史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这或者为百年以后的事。”可以说，他们都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历史的重演，强调新的“战国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目的是在探索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同时，积极的观照现实，希望国人迅速认清当时的形势，坚定地从和平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以“战国”的精神应对“战国时代”。因此，面对燃烧着的中日战争烽火，林同济声称：“目前的事实，是歼灭战已开始展开”，当前的中日之战，“不但被侵略者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对于抗战的前途，雷海宗认为：“抗战开始以前，著者(即雷海宗——笔者注)对于第三周只认为有实现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战到今日，著者不只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有必成的自信。”他们的文章发表后，“战国时代的重演”成为知识界讨论的重要话题，许多人对此发表看法。陈情初赞同他们的观点：“今日为‘力号决’(force and speed)之时代，任何国家与民族欲求独立于今之世，非具备此两种条件不可。”他们通过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比较与审视而得出的世界历史与现实的结论，对增强国人抗战的决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有着重要的现 实作用。
其次，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战国策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文化形态史观，他们在研究中积极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考察和解释中国历史。“林、雷的诠释首重政治文化的分期，企图在世界文化周期表政治栏中找出中西文化生命历程的差距，并据之以量度中国文化适应与新生之道。”因此，雷海宗根据文化形态史观的推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理论，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383年到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可称为“综合的中国”。据此，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分期两周的文化潮流进行了具体的列表。
同样，林同济亦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将中国历史文化划分为3个阶段，即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大一统时代。殷商后期至西周末年为封建时代，560年空前激变的春秋战国为列国时代，秦汉以后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为大一统时代。其中列国时代是个蜕变期，在它之前可以称为“大夫士时代”或者“世族政治时代”；之后可以说是“士大夫时代”或者“官僚政治时代”。官僚制度萌芽于列国时代，大成于大一统时代。他说：“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许多人群永留滞于‘原始’状态，创不出封建局面。但一创出封建的局面，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与此同时，“封建阶段就是贵族中心或贵士中心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经过一番“社会大革命或大骚动”而被列国阶段所取代。列国阶段具有“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两大潮流，前者是一种离心运动，后者是一种向心运动，两者相赳相成，最后后者压倒前者。列国时代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紧张、最富创作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则称为战国)。在大一统阶段，战国时代诸国纷争，经过大战的结果，建立一个高高悬空的独尊的专制皇权，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尽管雷海宗和林同济的历史文化分期和他们对各个阶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接纳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尤其是文化发展的阶段说”，“应给予积极的和肯定的评价”。
再次，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进行系统考察后，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衰朽不堪、毫无生气，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族竞争的需要。他说：“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须建设的趋势，此次抗战不过加速这种迟早必定实现的过程而已。”于是，他认为，抗日战争正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契机，为此后千万年的民族幸福计，我们的胜利“不当太简易的得来”，而应“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炼”，因为“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时期，中国各方应各忠职守，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林同济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指出中国政治的关键就在于“官僚传统”，这个具有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的毒瘤渐已转为内向型并逐渐腐败，必须彻底根除。“士”是改造传统文化的关键点，他指出三千年中国社会政治史一言以蔽之是“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即由贵族武士型转到文人官僚型。大夫士的核心价值观念“义”蜕变为面子，“礼”退化为应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观，巧变为“孝、爱、智、生”的四德中心论，凑成一种“柔道的人格型”，理应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士”已由技术蜕变到宦术，即由做事蜕变到做官，这是国家的孽运。因此，要恢复战国以前“大夫士”的精神，借用优秀的西方文化来改造落后的传统，必须“反数千年的旧道而由宦术到技术”。同时，他还提出，“要在那座收复回来的江山之上，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并且提倡一种“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因为“阿Q式的人生观，无以立于二十世纪的天地之间”。因而，他对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此次抗战有一个“更深入的历史使命”，就是广大“前方战士的壮烈精神”，“使一切营营地官僚文人，靡靡的乡愿阿Q，都要根本上革面洗心”。可以说，这些思想都是“战国策派”学者对20世纪中华民族竞争大势的敏锐观察和中国落后挨打现实的痛楚反思，对激发国人的抗日斗志，振奋和焕发民族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陈铨还提出英雄史观，宣扬“英雄崇拜”。陈铨指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他们有“超群绝类的力量”，是“群众的救星”，“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对于天生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的英雄，“我们就得相信他们，他们，服从他们，崇拜他们”。他认为，中国人本来是能够崇拜英雄的，在中国的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村中，人们对英雄仍然有着真诚的崇拜。但是士大夫阶级的腐化，使得他们不佩服英雄、不崇拜英雄，他把这一切都归过于“五四”运动。“在陈铨看来，‘五四’运动的功绩，是打破中国旧式的传统；而‘五四’的流弊，造成人们对于一切传统都要打倒，对于任何英雄，都不佩服，最终使得中国士大夫阶级更加腐败”。他甚至断言：“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崇拜英雄的风尚，为此，“极端的个人主义，无限的自由主义，必须剪除，‘天赋人权’极端的学说、平等的理论，必须加以正当的理解”。当然，在英雄史观的指导下，陈铨鼓吹“英雄崇拜”，继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人人平等的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民族英雄来拯救民族，自然就遭到当时人们的猛烈批判。
三、“战国策派”史学的实质及意义
在文化形态史观的指引下，“战国策派”主要成员在其学术观点和思想表述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是他们共同的主张。“民族主义……的首要地位实际上是由现代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民族危亡的焦虑使得民族主义自近代以来，始终是一种强势的主流思想，其影响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深入民心，是一种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就此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战国策派”学人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华民族在全球地位的深刻认识，他们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关注。
在林同济看来，中国的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的问 题”。陈铨则强调，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的“生存意志”，“永远要取不可调和的对立形式”，“永远需要指环”。雷海宗则感叹“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提出在抗战的同时要“健全的推行建国运动”。由此可见，“战国策派”站在现实需要与文化复兴的双重立场上，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
应该承认，“战国策派”是在“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深刻背景下来阐发民族主义的。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任何文化体系发展到列国时代所多少必有的东西”。战国时代初期的主潮是个人意识的伸张，由此而“逐渐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到战国时代的后期，政治组织的强化运动逐渐成为主流，集体主义于是凌于个人主义之上，民族主义也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林同济以西方历史发展为例，认为西方从文艺复兴运动迄今，可分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六幕，这六幕正是个人主义潮流和政治组织潮流相继勃起、递演的过程，而且这两大潮流的“相反相克”也使得如何协调这两者的关系成为关乎近代西方社会重建和心灵重建的重大问题。民族主义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它能够为独立的个人提供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认同目标，这个“同源的集体”就是民族。由于民族是个人“经过自觉工夫而自动接受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所以民族主义“能够在这两个矛盾观念之间，搭起来一座桥梁，使之融合于一体”。陈铨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来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侵略，重重压迫，整个民族都失掉了自由。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而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给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它“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为此，陈铨主张开展“民族文学”运动，以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培养民族意识，“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望。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使命，他们希望以文学的方式来促进人们的民族意识。陈铨就积极投身“民族文学”的创作，先后完成长篇小说《狂飑》，戏剧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自卫》等。“他(指陈铨——笔者注)急于树立民族国家话语的优势地位，借助文学的工具作用而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发人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因此，陈铨大力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创办并主编《民族文学》，积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单就受欢迎的程度而言，《野玫瑰》确实算得上是抗战时期最为成功的剧作之一”。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在昆明和重庆创办《战国策》等刊物，“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上，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意，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重构运动，呼吁重造“民族精神”，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念，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无法否认的。他们在当时看到了中国的积弱，看到了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其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是无法分割的，他们的著述和观点，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奋，更何况在国难深重的当时，更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关注。
首先，他们积极沉潜于学术创造，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众所周知，“战国策派”学人大都有留洋的背景，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学美国，陈铨和贺麟相继留学德国，他们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这就使他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势有着其他国内学者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对20世纪是一个各民族竞逐富强的民族主义世纪这一时代特征有着准确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他们拥有开阔和宏观的学术视野。这样一来，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体会。因此，他们敢于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文化重建的构想，探讨历史文化分期，抨击官僚政治，提倡民族文学运动，“他们富于激情的表述和激进的民族观念，让不少人读后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如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理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周期转折，要有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传人，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而其他文化因缺乏吸收外来文化的机缘归于死亡。处于衰败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命。特别是在1942年6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艰苦的时刻，林同济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准确地预见到战后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将不是世界的统一，而乃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这两三个超级国家可是一类压倒势的‘大力国’(great powers)，实际上决定着人类命运的前途。配合而来的，也必有一类‘大力国主义’，从理论上赋予这两三个大力国以公认的地位与特权。”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现实和霸权主义的存在印证了他的预言。可以说，“战国策派”学者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又远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决心用自己的所学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的特性，使他们敢于打破传统、不断创新、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尽管一些思想和观点有偏颇失误之处，但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在所不惜。
其次，他们深怀国家民族使命，为神圣民族抗战贡献力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学术研究，都必须面对中国的现实危机。对于“战国策派”这些具有鲜明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整个民族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赢得民族抗战的胜利。因此，他们无不“强调历史的教育功用，企图以祖国的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于是，他们在创办的《战国策》发刊词上宣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救亡人手，由现实关怀到远景设计，积极参与国家甚至现实政权的建构。“雷海宗之所以不同于斯宾格勒……是由他的爱国抗日思想决定的。”面对祖国积弱和生死存亡的现实，他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雷海宗着重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等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他写道：“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在他看来，“此次抗战有涤尽一切恶劣文德的功用”，对当时的抗战充满信心。陈铨则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公开宣言：“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听人审判，受人支配。”可以说，“战国策派”学者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动员人民群众，“使国人在任何艰险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充分的民族自信，坚信中国不可亡，中华民族必将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去战胜一切侵略之敌”，为神圣的民族抗战和文化复兴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关键词：“战国策派”；史学思想；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3－0093－06
抗战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驻昆高校教授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传统柔性文化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尽管“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具有非理性倾向，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本文拟对“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存亡继绝的时代。尽管时局动荡，外患内忧，但在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一批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肩负起民族文化兴亡的历史重任，积极沉潜于学术研究，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和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0年4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雷海宗、陈铨、贺麟和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认为当今时代乃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到1941年4月4日《战国策》半月刊停刊，共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陈铨等人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继续宣扬其“战国”论和“力”的哲学，到1942年7月1日止，共出版了31期。1943年7月，陈铨在重庆又主编《民族文学》杂志，但仅仅出了5期就停刊。上述刊物就是以雷海宗、陈铨和林同济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国策派”的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还有贺麟、何永佶、沈从文、陶云逵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实际上，“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还是雷海宗、林同济和陈铨，“他们常以论著呼应彼此的观点”。其中雷海宗和林同济由于受斯宾格勒(0swald spengler)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历史命题；而陈铨则借用尼采(FfiedrichWilhelm Nietzsche)哲学的思想，提出“英雄崇拜”，倡导“民族文学运动”，以民族文学增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二、“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
在国家危难、生民颠沛流离的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学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史家，先后留学欧美，深谙西方文化，熟知其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因此，在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洗后，他们表露出文化反省与比较中西史学的独特见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不久，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耗费30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一书使文化形态史观更加成形。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化形态学进入中国思想界，到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学人从文化形态理论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审视与考察，形成了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林同济和雷海宗将他们发表在《战国策》等刊物上的论文集辑为《文化形态史观》，集中表达了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历史与文化所进行的思考。
首先，提出战国时代重演论。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充分表达了“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学者所抱有的宗旨，把眼前的世界，看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这段热剧，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早已渐成雏形，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战国七雄’的先驱一般。”林同济认为，战争本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有3个特征，即“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战争不仅是时代的显著标志，而且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发点。“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同样的思想，雷海宗在《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中，他也认为：“今日的欧美，很显然的是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在人类史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这或者为百年以后的事。”可以说，他们都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历史的重演，强调新的“战国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目的是在探索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同时，积极的观照现实，希望国人迅速认清当时的形势，坚定地从和平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以“战国”的精神应对“战国时代”。因此，面对燃烧着的中日战争烽火，林同济声称：“目前的事实，是歼灭战已开始展开”，当前的中日之战，“不但被侵略者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对于抗战的前途，雷海宗认为：“抗战开始以前，著者(即雷海宗——笔者注)对于第三周只认为有实现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战到今日，著者不只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有必成的自信。”他们的文章发表后，“战国时代的重演”成为知识界讨论的重要话题，许多人对此发表看法。陈情初赞同他们的观点：“今日为‘力号决’(force and speed)之时代，任何国家与民族欲求独立于今之世，非具备此两种条件不可。”他们通过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比较与审视而得出的世界历史与现实的结论，对增强国人抗战的决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有着重要的现 实作用。
其次，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战国策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文化形态史观，他们在研究中积极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考察和解释中国历史。“林、雷的诠释首重政治文化的分期，企图在世界文化周期表政治栏中找出中西文化生命历程的差距，并据之以量度中国文化适应与新生之道。”因此，雷海宗根据文化形态史观的推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理论，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383年到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可称为“综合的中国”。据此，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分期两周的文化潮流进行了具体的列表。
同样，林同济亦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将中国历史文化划分为3个阶段，即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大一统时代。殷商后期至西周末年为封建时代，560年空前激变的春秋战国为列国时代，秦汉以后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为大一统时代。其中列国时代是个蜕变期，在它之前可以称为“大夫士时代”或者“世族政治时代”；之后可以说是“士大夫时代”或者“官僚政治时代”。官僚制度萌芽于列国时代，大成于大一统时代。他说：“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许多人群永留滞于‘原始’状态，创不出封建局面。但一创出封建的局面，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与此同时，“封建阶段就是贵族中心或贵士中心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经过一番“社会大革命或大骚动”而被列国阶段所取代。列国阶段具有“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两大潮流，前者是一种离心运动，后者是一种向心运动，两者相赳相成，最后后者压倒前者。列国时代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紧张、最富创作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则称为战国)。在大一统阶段，战国时代诸国纷争，经过大战的结果，建立一个高高悬空的独尊的专制皇权，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尽管雷海宗和林同济的历史文化分期和他们对各个阶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接纳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尤其是文化发展的阶段说”，“应给予积极的和肯定的评价”。
再次，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进行系统考察后，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衰朽不堪、毫无生气，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族竞争的需要。他说：“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须建设的趋势，此次抗战不过加速这种迟早必定实现的过程而已。”于是，他认为，抗日战争正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契机，为此后千万年的民族幸福计，我们的胜利“不当太简易的得来”，而应“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炼”，因为“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时期，中国各方应各忠职守，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林同济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指出中国政治的关键就在于“官僚传统”，这个具有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的毒瘤渐已转为内向型并逐渐腐败，必须彻底根除。“士”是改造传统文化的关键点，他指出三千年中国社会政治史一言以蔽之是“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即由贵族武士型转到文人官僚型。大夫士的核心价值观念“义”蜕变为面子，“礼”退化为应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观，巧变为“孝、爱、智、生”的四德中心论，凑成一种“柔道的人格型”，理应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士”已由技术蜕变到宦术，即由做事蜕变到做官，这是国家的孽运。因此，要恢复战国以前“大夫士”的精神，借用优秀的西方文化来改造落后的传统，必须“反数千年的旧道而由宦术到技术”。同时，他还提出，“要在那座收复回来的江山之上，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并且提倡一种“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因为“阿Q式的人生观，无以立于二十世纪的天地之间”。因而，他对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此次抗战有一个“更深入的历史使命”，就是广大“前方战士的壮烈精神”，“使一切营营地官僚文人，靡靡的乡愿阿Q，都要根本上革面洗心”。可以说，这些思想都是“战国策派”学者对20世纪中华民族竞争大势的敏锐观察和中国落后挨打现实的痛楚反思，对激发国人的抗日斗志，振奋和焕发民族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陈铨还提出英雄史观，宣扬“英雄崇拜”。陈铨指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他们有“超群绝类的力量”，是“群众的救星”，“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对于天生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的英雄，“我们就得相信他们，他们，服从他们，崇拜他们”。他认为，中国人本来是能够崇拜英雄的，在中国的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村中，人们对英雄仍然有着真诚的崇拜。但是士大夫阶级的腐化，使得他们不佩服英雄、不崇拜英雄，他把这一切都归过于“五四”运动。“在陈铨看来，‘五四’运动的功绩，是打破中国旧式的传统；而‘五四’的流弊，造成人们对于一切传统都要打倒，对于任何英雄，都不佩服，最终使得中国士大夫阶级更加腐败”。他甚至断言：“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崇拜英雄的风尚，为此，“极端的个人主义，无限的自由主义，必须剪除，‘天赋人权’极端的学说、平等的理论，必须加以正当的理解”。当然，在英雄史观的指导下，陈铨鼓吹“英雄崇拜”，继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人人平等的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民族英雄来拯救民族，自然就遭到当时人们的猛烈批判。
三、“战国策派”史学的实质及意义
在文化形态史观的指引下，“战国策派”主要成员在其学术观点和思想表述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是他们共同的主张。“民族主义……的首要地位实际上是由现代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民族危亡的焦虑使得民族主义自近代以来，始终是一种强势的主流思想，其影响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深入民心，是一种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就此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战国策派”学人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华民族在全球地位的深刻认识，他们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关注。
在林同济看来，中国的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的问 题”。陈铨则强调，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的“生存意志”，“永远要取不可调和的对立形式”，“永远需要指环”。雷海宗则感叹“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提出在抗战的同时要“健全的推行建国运动”。由此可见，“战国策派”站在现实需要与文化复兴的双重立场上，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
应该承认，“战国策派”是在“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深刻背景下来阐发民族主义的。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任何文化体系发展到列国时代所多少必有的东西”。战国时代初期的主潮是个人意识的伸张，由此而“逐渐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到战国时代的后期，政治组织的强化运动逐渐成为主流，集体主义于是凌于个人主义之上，民族主义也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林同济以西方历史发展为例，认为西方从文艺复兴运动迄今，可分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六幕，这六幕正是个人主义潮流和政治组织潮流相继勃起、递演的过程，而且这两大潮流的“相反相克”也使得如何协调这两者的关系成为关乎近代西方社会重建和心灵重建的重大问题。民族主义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它能够为独立的个人提供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认同目标，这个“同源的集体”就是民族。由于民族是个人“经过自觉工夫而自动接受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所以民族主义“能够在这两个矛盾观念之间，搭起来一座桥梁，使之融合于一体”。陈铨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来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侵略，重重压迫，整个民族都失掉了自由。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而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给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它“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支配。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为此，陈铨主张开展“民族文学”运动，以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培养民族意识，“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望。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使命，他们希望以文学的方式来促进人们的民族意识。陈铨就积极投身“民族文学”的创作，先后完成长篇小说《狂飑》，戏剧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自卫》等。“他(指陈铨——笔者注)急于树立民族国家话语的优势地位，借助文学的工具作用而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发人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因此，陈铨大力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创办并主编《民族文学》，积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单就受欢迎的程度而言，《野玫瑰》确实算得上是抗战时期最为成功的剧作之一”。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在昆明和重庆创办《战国策》等刊物，“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上，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意，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重构运动，呼吁重造“民族精神”，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念，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无法否认的。他们在当时看到了中国的积弱，看到了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其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是无法分割的，他们的著述和观点，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奋，更何况在国难深重的当时，更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关注。
首先，他们积极沉潜于学术创造，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众所周知，“战国策派”学人大都有留洋的背景，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学美国，陈铨和贺麟相继留学德国，他们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这就使他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势有着其他国内学者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对20世纪是一个各民族竞逐富强的民族主义世纪这一时代特征有着准确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他们拥有开阔和宏观的学术视野。这样一来，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体会。因此，他们敢于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文化重建的构想，探讨历史文化分期，抨击官僚政治，提倡民族文学运动，“他们富于激情的表述和激进的民族观念，让不少人读后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如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理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周期转折，要有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传人，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而其他文化因缺乏吸收外来文化的机缘归于死亡。处于衰败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命。特别是在1942年6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艰苦的时刻，林同济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准确地预见到战后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将不是世界的统一，而乃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这两三个超级国家可是一类压倒势的‘大力国’(great powers)，实际上决定着人类命运的前途。配合而来的，也必有一类‘大力国主义’，从理论上赋予这两三个大力国以公认的地位与特权。”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现实和霸权主义的存在印证了他的预言。可以说，“战国策派”学者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又远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决心用自己的所学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的特性，使他们敢于打破传统、不断创新、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尽管一些思想和观点有偏颇失误之处，但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在所不惜。
其次，他们深怀国家民族使命，为神圣民族抗战贡献力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学术研究，都必须面对中国的现实危机。对于“战国策派”这些具有鲜明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整个民族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赢得民族抗战的胜利。因此，他们无不“强调历史的教育功用，企图以祖国的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于是，他们在创办的《战国策》发刊词上宣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救亡人手，由现实关怀到远景设计，积极参与国家甚至现实政权的建构。“雷海宗之所以不同于斯宾格勒……是由他的爱国抗日思想决定的。”面对祖国积弱和生死存亡的现实，他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雷海宗着重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等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他写道：“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在他看来，“此次抗战有涤尽一切恶劣文德的功用”，对当时的抗战充满信心。陈铨则把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公开宣言：“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听人审判，受人支配。”可以说，“战国策派”学者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动员人民群众，“使国人在任何艰险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充分的民族自信，坚信中国不可亡，中华民族必将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去战胜一切侵略之敌”，为神圣的民族抗战和文化复兴作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