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读《淮阴侯列传》，特别喜欢司马迁写韩信尚未发迹，或者说还没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那些狼狈不堪的事儿。我读书，一向不求甚解；看古人，也一如观我自身。读到这些狼狈不堪时，常不免揣想：换成是我，我还能如此一笑吗？
韩信未起之时，的确不堪。若比诸同是布衣出身、未“上场”前也老被轻视的刘邦，至少，刘邦好歹还是个亭长，至于韩信，却什么都不是。“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士、农、工、商，韩信竟是全无着落。刘邦“仁而爱人，喜施”，多少都还有些余力帮帮别人。韩信却“常从人寄食饮”，不时得仰仗他人接济。让人接济，并不打紧，历来豪杰未得志时，也常常受助于人。韩信特殊的是，他在“从人寄食饮”之时，还会“人多厌之”。
这“人多厌之”，乍看之下，是别人嫌他穷，讨厌他白吃白喝。但除了这层浅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缘由。
《史记》里写了两段故事。一是漂母饭信，另一则是胯下之辱。这两桩事，都脍炙人口，也都值得再细细一看。
先说漂母。这漂母，乃慈悲之人。她基于同情，施舍数十日。韩信因此感激，遂言道，来日必将重报。这样的话，其实合情合理，但是，漂母为何丝毫不领情，反倒带着怒气，回头又教训了韩信一顿呢？除了“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哉？”这样的理由之外，是不是在言语之间，韩信有啥地方惹到了她？
再说胯下之辱。这整桩事，存心挑衅的“屠中少年”，当然是个痞子；一旁起哄的那群人，也多是些无聊男子。至于韩信，当下他能“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自然非常人所能为，了不起！但令人好奇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淮阴，韩信又是个淮阴本地人，韩信与这群人，原当识面久已。这群无聊男子看他“不顺眼”，也绝非一朝一夕。换言之，韩信遭逢此事，并非纯粹倒霉。那么，除了这痞子口中所说的“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你虽然人高马大又爱带刀带剑，但其实只是个胆小鬼）这很好笑的理由之外，我们不禁仍要一问，韩信到底又有啥地方碍着了他们？
事实上，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类似的事，显然与此人的人格特质脱离不了干系。如此“人多厌之”的韩信，除了倒霉透顶之外，是不是可能哪儿也出了问题？
我想，问题在于韩信有种特殊的姿态。
这姿态，源自于韩信才高。韩信领兵，“多多益善”。刘邦也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样的军事天分，不只因韩信气吞山河、喑哑叱咤，更缘于韩信对客观形势有着惊人的判断能力。韩信是个明眼人，头次与刘邦深谈，分析项、刘长短，便句句命中要害，既精准，又深刻，他也明确指出，只要刘邦出兵关中，三秦必“可传檄而定也”（后来证明，千真万确）。一席话，说得入情入理，也说得刘邦豁然开朗，心头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刘邦也因此明白，当初萧何力荐韩信，说他是“国士无双”，果然半点不假。
这“国士无双”的韩信，不仅才高，更素怀大志。韩信那特殊的姿态，更根柢的原因，正缘于他迥异于常人的壮怀远志。《史记》说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尤其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即使穷得无力办理丧葬，韩信仍一心一意，必要找个又高又宽敞的坟地，好让来日坟旁容得下万户人家。为此，司马迁特地探视了韩母坟地。一看，果真如此。
换言之，韩信的“鸿鹄之志”，其实早已昭然。他的盘盘大才，再加上志比天高，使得他即使寒微、即使落魄，都有着迥异于常人的自矜与自重。这样的自矜自重，遂成了他未起之时那极特殊的姿态。于是，当他“从人寄食饮”，当他高言来日重报漂母，当他路上遇见那群痞子，很轻易、也很自然地，就流露出他那异于寻常的姿态。彼时彼刻，如此姿态，当然非常刺眼。
这样的姿态，认真说来，并非全然不好。事实上，正因有此自矜自重，故他寒微之时，虽说多有狼狈，实则满蓄云雷；又尽管貌似不堪，却也处处留心、多有蕴积。也正因有此无与伦比的自矜自重，故他能忍人所不能忍。又幸亏有此姿态，故而当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之时，独独韩信仰视高言、倨傲依旧，遂引来滕公“奇其言、壮其貌”，最后才能“释而不斩”，逃过此劫。
但是，人生之事，本来就得失互见、祸福相倚。韩信如此姿态，偶尔为之，当然未尝不好；但长此以往，过度当真，那就多有不吉了。未起之时，他的睥睨傲视，招来了“人多厌之”。待高居王位，不仅自矜，且更自伐，他一贯的轻蔑姿态，使刘邦多有顾忌，甚至连刘邦的左右，也人人“争欲击之”。这样的“人多厌之”，竟是始终如一呀！韩信始终没学会藏锋隐锐，也不知如何持盈保泰，到了关键时刻，更没有能力幡然转身。于是，当他被执受贬，从楚王的高位掉落至淮阴侯时，便开始“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怏怏不乐）”，不时还以和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为耻。当他既“怨望”、又“鞅鞅”，却仍然维持着刺眼的姿态时，那么，最终结局，就大势定了。
是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倚靠的，是才情与志气；下山凭借的，则是智慧与心量。才情与志气，可以是资粮，但也可以是最沉重的负荷。韩信是个明眼人，可从来都没看清自己。他判断客观形势，一向目光如炬。但一旦要回望自身，却总被自己傲岸的姿态阻挡得只剩一片阴影。（薛仁明）
韩信未起之时，的确不堪。若比诸同是布衣出身、未“上场”前也老被轻视的刘邦，至少，刘邦好歹还是个亭长，至于韩信，却什么都不是。“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士、农、工、商，韩信竟是全无着落。刘邦“仁而爱人，喜施”，多少都还有些余力帮帮别人。韩信却“常从人寄食饮”，不时得仰仗他人接济。让人接济，并不打紧，历来豪杰未得志时，也常常受助于人。韩信特殊的是，他在“从人寄食饮”之时，还会“人多厌之”。
这“人多厌之”，乍看之下，是别人嫌他穷，讨厌他白吃白喝。但除了这层浅显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缘由。
《史记》里写了两段故事。一是漂母饭信，另一则是胯下之辱。这两桩事，都脍炙人口，也都值得再细细一看。
先说漂母。这漂母，乃慈悲之人。她基于同情，施舍数十日。韩信因此感激，遂言道，来日必将重报。这样的话，其实合情合理，但是，漂母为何丝毫不领情，反倒带着怒气，回头又教训了韩信一顿呢？除了“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哉？”这样的理由之外，是不是在言语之间，韩信有啥地方惹到了她？
再说胯下之辱。这整桩事，存心挑衅的“屠中少年”，当然是个痞子；一旁起哄的那群人，也多是些无聊男子。至于韩信，当下他能“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自然非常人所能为，了不起！但令人好奇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淮阴，韩信又是个淮阴本地人，韩信与这群人，原当识面久已。这群无聊男子看他“不顺眼”，也绝非一朝一夕。换言之，韩信遭逢此事，并非纯粹倒霉。那么，除了这痞子口中所说的“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你虽然人高马大又爱带刀带剑，但其实只是个胆小鬼）这很好笑的理由之外，我们不禁仍要一问，韩信到底又有啥地方碍着了他们？
事实上，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类似的事，显然与此人的人格特质脱离不了干系。如此“人多厌之”的韩信，除了倒霉透顶之外，是不是可能哪儿也出了问题？
我想，问题在于韩信有种特殊的姿态。
这姿态，源自于韩信才高。韩信领兵，“多多益善”。刘邦也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样的军事天分，不只因韩信气吞山河、喑哑叱咤，更缘于韩信对客观形势有着惊人的判断能力。韩信是个明眼人，头次与刘邦深谈，分析项、刘长短，便句句命中要害，既精准，又深刻，他也明确指出，只要刘邦出兵关中，三秦必“可传檄而定也”（后来证明，千真万确）。一席话，说得入情入理，也说得刘邦豁然开朗，心头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刘邦也因此明白，当初萧何力荐韩信，说他是“国士无双”，果然半点不假。
这“国士无双”的韩信，不仅才高，更素怀大志。韩信那特殊的姿态，更根柢的原因，正缘于他迥异于常人的壮怀远志。《史记》说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尤其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即使穷得无力办理丧葬，韩信仍一心一意，必要找个又高又宽敞的坟地，好让来日坟旁容得下万户人家。为此，司马迁特地探视了韩母坟地。一看，果真如此。
换言之，韩信的“鸿鹄之志”，其实早已昭然。他的盘盘大才，再加上志比天高，使得他即使寒微、即使落魄，都有着迥异于常人的自矜与自重。这样的自矜自重，遂成了他未起之时那极特殊的姿态。于是，当他“从人寄食饮”，当他高言来日重报漂母，当他路上遇见那群痞子，很轻易、也很自然地，就流露出他那异于寻常的姿态。彼时彼刻，如此姿态，当然非常刺眼。
这样的姿态，认真说来，并非全然不好。事实上，正因有此自矜自重，故他寒微之时，虽说多有狼狈，实则满蓄云雷；又尽管貌似不堪，却也处处留心、多有蕴积。也正因有此无与伦比的自矜自重，故他能忍人所不能忍。又幸亏有此姿态，故而当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之时，独独韩信仰视高言、倨傲依旧，遂引来滕公“奇其言、壮其貌”，最后才能“释而不斩”，逃过此劫。
但是，人生之事，本来就得失互见、祸福相倚。韩信如此姿态，偶尔为之，当然未尝不好；但长此以往，过度当真，那就多有不吉了。未起之时，他的睥睨傲视，招来了“人多厌之”。待高居王位，不仅自矜，且更自伐，他一贯的轻蔑姿态，使刘邦多有顾忌，甚至连刘邦的左右，也人人“争欲击之”。这样的“人多厌之”，竟是始终如一呀！韩信始终没学会藏锋隐锐，也不知如何持盈保泰，到了关键时刻，更没有能力幡然转身。于是，当他被执受贬，从楚王的高位掉落至淮阴侯时，便开始“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怏怏不乐）”，不时还以和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为耻。当他既“怨望”、又“鞅鞅”，却仍然维持着刺眼的姿态时，那么，最终结局，就大势定了。
是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倚靠的，是才情与志气；下山凭借的，则是智慧与心量。才情与志气，可以是资粮，但也可以是最沉重的负荷。韩信是个明眼人，可从来都没看清自己。他判断客观形势，一向目光如炬。但一旦要回望自身，却总被自己傲岸的姿态阻挡得只剩一片阴影。（薛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