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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其他人跟着富起来，它强调的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带动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已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国家要想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但是，这将极大触动资本拥有者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的相关利益，从而在具体实施中遭遇种种障碍，造成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只有采取一定的措施，让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工资先涨起来，从而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向良性发展，才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必然之路。而国家资本则应义不容辞的担当起这一重任，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引导带动作用。
这里所说国家资本，是指政府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投资。一部分低收入者，是指国家资本所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企业的一线劳动者，主要包括在工厂及建筑服务等行业一线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因为一线劳动者在工薪阶层中收入最低，人数比重最大，代表性最强，所以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他们的工资涨幅空间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我国提高消费占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分配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低于经济增长，并且在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常年处于下降趋势，国内财富相对集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尽管目前多个省市陆续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但这种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具体实践未必理想。
1.由于作为强势群体的政府与企业的不断挤占，劳动者报酬在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并且连续落后于经济增长。
财政部科研所贾康指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年-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则由49.49％降至39.47％(远低于劳动报酬占比世界平均值50％-55％——作者注)，降幅为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年-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下降7.08个百分点(《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
这表明，在三者形成的分配格局中，作为强势群体政府与企业，挤占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份额。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1979年-2008年，GDP年均增长9.8％，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7.1％。
2.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种财富集中度，远远偏离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这1％包括的人群除了违反收入者外，还包括国有垄断大企业的高管，私营企业主，以及国有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这些人，恰恰是能够解决一线劳动者收入的群体。
不仅整体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间、产业间甚至同群体内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产业之间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作为同群体，国企高管与一线员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有的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6月8日)。
还有一个因素，上述数据应当未包括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隐性收入，我国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王晓鲁，最有钱的人拿走了最多的灰色收入，齐鲁晚报，2010年8月6日)。
3.尽管国家出台劳动法以及各种陆续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等保护性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中将会遇到各种阻力
正如国家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政府的分配制度政策也未必得以认真落实。在许多企业老板眼里，一线劳动者只是他们的打工仔，地位、尊严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相关法律法规对他们而言只是障碍或包袱，或是代价不菲的装饰品。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直接针对性的经济处罚措施，他们在执行政策时将大打折扣。而以GDP论成败的官员升迁制度，也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市县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限。同时，政府在监督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政府)无法确定自身政策是否得以执行”(《参考消息》8月10日援引《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威廉·尼的话)
自今年一月江苏省首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很多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因此经常有“涨薪潮”之类的词汇见诸报端。但是，鲜有报道哪个地区或哪个企业具体涨了多大幅度。倒是作者在8月9日的《齐鲁晚报》上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山东聊城一位干了11年的27岁环卫女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元，刚够给孩子买奶粉喝”。环卫工应该说是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聘用的，而如果国有单位都这么忽视一线劳动者薪酬及待遇的话，私营企业就可想而知了。
二、造成上述现状及问题的原因
应当说，出现上述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负”产品，也与目前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以及资本天生的逐利性紧密相关。同时，中国低收入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一味忍让也纵容了资本报酬挤占劳动者报酬的出现。
1.政府高度强调并大力发展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或是在这一发展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严重落后，几乎面临“一穷二白”的境况，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而我们却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要实现发展，国家必然会以资源换资金，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发展。在当时的发展阶段，资金、技术都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其报酬高于其他要素也在情理之中。正是政府以低廉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加上极其优惠的招商政策，才筑好了巢，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引来了国外资金，技术及生产订单的“凤”。“凤”多了，下的蛋即税收等财政收入也跟着多了起来，国家经济也在此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
2.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资本天生具备的逐利性，在抑制劳动力报酬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过去及未来一段时期，仍处于人口红利时代，社会能提供相对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农民将进入城市转为生产工人。
(2)今后几年我国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力度将逐渐减缓，而出口也受国际市场的疲软而上升乏力，因此相关企业的用工量将会降低。
(3)随着国家创新的大力推进，生产技术及劳动效率将不断 升级，而劳动密力集型的传统产业也将逐步被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代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量。
(4)东部沿海地区为实现产业升级而实施的“腾龙换鸟”工程，部分企业前往内地，而有一部分则选择放弃，转投股市、房市，为沃尔玛代工的邯泰鞋厂年初即宣布倒闭，并解散了4000名工人。
今年东部沿海个别城市、个别时期出现“用工荒”，以及个别企业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并不是劳动力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主要原因；一是与季节有关，如春节等重要农历节日，以及农忙时节等；二是工人忍受不了过大的劳动强度；三是枯燥乏味的生活与城市的高消费；四是先前打工的青年已结婚生子，不愿背井离乡，更愿在家门口干活。
另外，资本天生具备的逐利性，将促使企业通过盘剥劳动力来提高利润。尽管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来获取利润，
但是创新不是一夜而就的，在实现创新之前，企业主仍将以压低工人工资的途径为主体取利润。
3.低收入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敢也不会发出洪亮的声音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他们因面临着自相残杀的残酷竞争，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不敢说话；另一方面，他们又严重缺乏法律知识不知如何维权而不会说话。极端的例子即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以死抗争并寻求解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的做法就是，压抑自己，埋头干活。他们是不会也不敢对聘用单位提出什么条件的。
三、对策——国家资本应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引导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也达到2.5万亿美元左右，因此，相对而言，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资本超额报酬率的时代应当结束，而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劳动者报酬提高了，扩大内需就能更好程度实现，消费品生产服务行业的就业也随之扩大。同时，国家应树立并提高一线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
而这一切的实现，仅靠颁布政策及市场自觉，速度肯定难尽人意。而对一般企业而言，行政制裁远不如经济制裁反映强烈。企业最担心的经济制裁即是失去客户特别是重大客户。如果某个重点大客户提出以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作为合作的必要条件，那么企业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一般会尽量满足这个条件。正如华为公司任正非所言：要穿美国鞋，就必须削足适履。
所以，必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类似重点大客户)，通过采取立竿见影、直接针对性的经济影响措施(如合作必要条件)，来推动引导相应企业一线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并以此发挥示范作用，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氛围，从而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
国家资本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用工企业来讲，如有可能，大都愿意把国家资本当成重点客户。原因一是金额大，国家及地方政府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每年就有数万亿的投资，另外还有大宗材料采购等方面；二是资金有保证，政府在信誉方面及偿付能力方面要远高于民间资本。所以企业与国家资本成为合作伙伴的愿望相当强烈，从而使国家资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有着足够的话语权。其次，国家资本相对而言讲政治顾大局，具备作为这些措施推动者的主要条件。
国家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引导作用，并不仅仅是督促相关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是通过提高部分企业一线劳动者收入，引领劳动市场价格合理上涨，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氛围，从而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要紧紧围绕以下原则制定相关实施办法：逐步满足广大一线劳动者合理利益诉求；逐步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提高劳动报酬占经济总量的比例；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政府投资及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将劳动者薪酬情况纳入招标条件
目前，政府项目大都引入招投标制度，但内需重点是强调资质条件和性价比。下一步，政府应将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薪酬情况纳入招标条件，并将其放在一票否决的位置。内容至少包括：
(1)一线劳动者工资近年内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严格按照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及支付加班费，工资足额、按时发放。
(2)一线劳动者工资增长水平不低于企业利润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工资增长机制。
(3)投资企业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确保以下内容在一线劳动者中广为人知：每次协商的具体诉求、职工代表、协商过程、协商结果。
为防止投标企业造假，招标方应对中标企业严格审查监督，并在其履约期内将上述内容长期公示，鼓励劳动者及同行业竞争者等相关人员举报。
2.国有企业在此方面应做表率，并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1)在项目投资及大宗物品采购中，国有企业应执行上述政府做法；
(2)上述政府对投标企业的要求，国企必须做到。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参照市场行情尽可能提高一线劳动者工资。这不仅有利于对劳动力市场行情发挥引导带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缩小国企内部工资差距，减少社会不良舆论，化解社会矛盾。
(3)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由于国民收入(NI)只有扣除企业未分配利润等因素后才得到个人收入(PI)，而国企过去多年未上缴利润今年有上缴比例较低，所以，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不仅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为低收入者购买社会保险等方式，间接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而且能够引导带动民间资本市场提高利润分配比例，从而直接提高个人收入。
为防止国有企业执行内容和执行力度“缩水”，应将上述内容或包括上述内容的社会责任评价纳入国有企业业绩考核内容。
这里所说国家资本，是指政府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投资。一部分低收入者，是指国家资本所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企业的一线劳动者，主要包括在工厂及建筑服务等行业一线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因为一线劳动者在工薪阶层中收入最低，人数比重最大，代表性最强，所以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他们的工资涨幅空间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我国提高消费占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分配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低于经济增长，并且在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常年处于下降趋势，国内财富相对集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尽管目前多个省市陆续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但这种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具体实践未必理想。
1.由于作为强势群体的政府与企业的不断挤占，劳动者报酬在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并且连续落后于经济增长。
财政部科研所贾康指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年-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则由49.49％降至39.47％(远低于劳动报酬占比世界平均值50％-55％——作者注)，降幅为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年-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下降7.08个百分点(《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
这表明，在三者形成的分配格局中，作为强势群体政府与企业，挤占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份额。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1979年-2008年，GDP年均增长9.8％，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7.1％。
2.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种财富集中度，远远偏离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这1％包括的人群除了违反收入者外，还包括国有垄断大企业的高管，私营企业主，以及国有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这些人，恰恰是能够解决一线劳动者收入的群体。
不仅整体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间、产业间甚至同群体内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产业之间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作为同群体，国企高管与一线员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有的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6月8日)。
还有一个因素，上述数据应当未包括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隐性收入，我国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王晓鲁，最有钱的人拿走了最多的灰色收入，齐鲁晚报，2010年8月6日)。
3.尽管国家出台劳动法以及各种陆续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等保护性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中将会遇到各种阻力
正如国家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政府的分配制度政策也未必得以认真落实。在许多企业老板眼里，一线劳动者只是他们的打工仔，地位、尊严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相关法律法规对他们而言只是障碍或包袱，或是代价不菲的装饰品。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直接针对性的经济处罚措施，他们在执行政策时将大打折扣。而以GDP论成败的官员升迁制度，也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市县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限。同时，政府在监督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政府)无法确定自身政策是否得以执行”(《参考消息》8月10日援引《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威廉·尼的话)
自今年一月江苏省首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很多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因此经常有“涨薪潮”之类的词汇见诸报端。但是，鲜有报道哪个地区或哪个企业具体涨了多大幅度。倒是作者在8月9日的《齐鲁晚报》上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山东聊城一位干了11年的27岁环卫女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元，刚够给孩子买奶粉喝”。环卫工应该说是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聘用的，而如果国有单位都这么忽视一线劳动者薪酬及待遇的话，私营企业就可想而知了。
二、造成上述现状及问题的原因
应当说，出现上述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负”产品，也与目前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以及资本天生的逐利性紧密相关。同时，中国低收入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一味忍让也纵容了资本报酬挤占劳动者报酬的出现。
1.政府高度强调并大力发展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或是在这一发展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严重落后，几乎面临“一穷二白”的境况，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而我们却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要实现发展，国家必然会以资源换资金，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发展。在当时的发展阶段，资金、技术都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其报酬高于其他要素也在情理之中。正是政府以低廉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加上极其优惠的招商政策，才筑好了巢，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引来了国外资金，技术及生产订单的“凤”。“凤”多了，下的蛋即税收等财政收入也跟着多了起来，国家经济也在此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
2.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资本天生具备的逐利性，在抑制劳动力报酬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过去及未来一段时期，仍处于人口红利时代，社会能提供相对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农民将进入城市转为生产工人。
(2)今后几年我国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力度将逐渐减缓，而出口也受国际市场的疲软而上升乏力，因此相关企业的用工量将会降低。
(3)随着国家创新的大力推进，生产技术及劳动效率将不断 升级，而劳动密力集型的传统产业也将逐步被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代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量。
(4)东部沿海地区为实现产业升级而实施的“腾龙换鸟”工程，部分企业前往内地，而有一部分则选择放弃，转投股市、房市，为沃尔玛代工的邯泰鞋厂年初即宣布倒闭，并解散了4000名工人。
今年东部沿海个别城市、个别时期出现“用工荒”，以及个别企业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并不是劳动力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主要原因；一是与季节有关，如春节等重要农历节日，以及农忙时节等；二是工人忍受不了过大的劳动强度；三是枯燥乏味的生活与城市的高消费；四是先前打工的青年已结婚生子，不愿背井离乡，更愿在家门口干活。
另外，资本天生具备的逐利性，将促使企业通过盘剥劳动力来提高利润。尽管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来获取利润，
但是创新不是一夜而就的，在实现创新之前，企业主仍将以压低工人工资的途径为主体取利润。
3.低收入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敢也不会发出洪亮的声音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他们因面临着自相残杀的残酷竞争，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不敢说话；另一方面，他们又严重缺乏法律知识不知如何维权而不会说话。极端的例子即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跳楼自杀以死抗争并寻求解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的做法就是，压抑自己，埋头干活。他们是不会也不敢对聘用单位提出什么条件的。
三、对策——国家资本应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引导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也达到2.5万亿美元左右，因此，相对而言，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资本超额报酬率的时代应当结束，而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劳动者报酬提高了，扩大内需就能更好程度实现，消费品生产服务行业的就业也随之扩大。同时，国家应树立并提高一线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
而这一切的实现，仅靠颁布政策及市场自觉，速度肯定难尽人意。而对一般企业而言，行政制裁远不如经济制裁反映强烈。企业最担心的经济制裁即是失去客户特别是重大客户。如果某个重点大客户提出以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作为合作的必要条件，那么企业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一般会尽量满足这个条件。正如华为公司任正非所言：要穿美国鞋，就必须削足适履。
所以，必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类似重点大客户)，通过采取立竿见影、直接针对性的经济影响措施(如合作必要条件)，来推动引导相应企业一线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并以此发挥示范作用，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氛围，从而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
国家资本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用工企业来讲，如有可能，大都愿意把国家资本当成重点客户。原因一是金额大，国家及地方政府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每年就有数万亿的投资，另外还有大宗材料采购等方面；二是资金有保证，政府在信誉方面及偿付能力方面要远高于民间资本。所以企业与国家资本成为合作伙伴的愿望相当强烈，从而使国家资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有着足够的话语权。其次，国家资本相对而言讲政治顾大局，具备作为这些措施推动者的主要条件。
国家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引导作用，并不仅仅是督促相关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是通过提高部分企业一线劳动者收入，引领劳动市场价格合理上涨，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氛围，从而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要紧紧围绕以下原则制定相关实施办法：逐步满足广大一线劳动者合理利益诉求；逐步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提高劳动报酬占经济总量的比例；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政府投资及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将劳动者薪酬情况纳入招标条件
目前，政府项目大都引入招投标制度，但内需重点是强调资质条件和性价比。下一步，政府应将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薪酬情况纳入招标条件，并将其放在一票否决的位置。内容至少包括：
(1)一线劳动者工资近年内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严格按照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及支付加班费，工资足额、按时发放。
(2)一线劳动者工资增长水平不低于企业利润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工资增长机制。
(3)投资企业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确保以下内容在一线劳动者中广为人知：每次协商的具体诉求、职工代表、协商过程、协商结果。
为防止投标企业造假，招标方应对中标企业严格审查监督，并在其履约期内将上述内容长期公示，鼓励劳动者及同行业竞争者等相关人员举报。
2.国有企业在此方面应做表率，并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1)在项目投资及大宗物品采购中，国有企业应执行上述政府做法；
(2)上述政府对投标企业的要求，国企必须做到。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参照市场行情尽可能提高一线劳动者工资。这不仅有利于对劳动力市场行情发挥引导带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缩小国企内部工资差距，减少社会不良舆论，化解社会矛盾。
(3)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由于国民收入(NI)只有扣除企业未分配利润等因素后才得到个人收入(PI)，而国企过去多年未上缴利润今年有上缴比例较低，所以，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不仅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为低收入者购买社会保险等方式，间接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而且能够引导带动民间资本市场提高利润分配比例，从而直接提高个人收入。
为防止国有企业执行内容和执行力度“缩水”，应将上述内容或包括上述内容的社会责任评价纳入国有企业业绩考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