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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一向严肃寡言的父亲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我——要——结——婚——了。”
这是我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为他祝寿时说的话。他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很慢，但每个字都咬得十分用力。我和老婆、弟弟和弟媳，加上我女儿和侄子两个孩子，六个人面面相觑、一脸愕然。
本来饭桌上还有我母亲，每次团聚，其乐融融，那张榉木做的八仙桌刚好够全家八口人坐。遗憾的是，一个月前，母亲带着她的病魔，离开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
那天，母亲走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莫过于父亲。怎么刚过“五七”，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要做出如此伤感寒心的举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亏他还是一个戴过公安局长帽子的老警察。
我望着一脸通红的父亲，心想他一定喝高了，说的胡话吧。
父亲见我们都不接话茬，又开口道：“今天趁大家都在，算是跟你们招呼过了。”
看得出，父亲说这话不是儿戏，像是处心积虑早就决定的，俨然一副不商量、不妥协的态度。但这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他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说结就结啊，总得跟我们两个儿子商量商量，听听家里人的意见。
弟弟半开玩笑道：“哎，我说老爸，我们从没见过您有什么相好，跟谁结啊？”
父亲歪着头，看了一眼他的小儿子：“这个，不用你操心。”
弟弟吃了个闭门羹，阴下脸：“我是你儿子，怎么可以不操心呢，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结什么婚，说出去不是让人家笑话嘛。”
父亲不甘示弱：“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想在有生之年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错吗？”
弟媳是电台播音员，伶牙俐齿，她夹了一块父亲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塞进他的碗里说：“爸，追求幸福肯定没错，但结婚是人生大事，您可得想清楚啊，如今的再婚老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不都冲着对方的钱财。我们单位传达室的老张头就是上了一个野女人的当，非但骗去了全部积蓄，还要走了一套房子，弄得人财两空，如今儿子、女儿都不肯收留他。”
父亲嘟哝一声，一副孩子相：“我才不会上当受骗呢。”
坐在我父亲对面的老婆也开了口：“现在的世道，人心叵测，这婚姻大事，是得谨慎一点。再说，找老伴无非是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不一定要结婚啊。”
听在座几位的高谈阔论，话里话外分明都弥漫着反对呼声。我虽然比他们几个开明，但也很难一下子接受父亲的决定。
我注视着父亲，极力用和缓的语调，说：“爸，我们小辈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妈刚走，现在结婚是不是有点欠妥？况且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呢。”
父亲火了：“是我结婚，对方是谁，跟你们有关系吗？”
弟弟抢过话头：“老爸，当然有关系呀，您是我们朱家的镇家之宝，我们得保护您啊。对方是什么人，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要是骗子呢，最终吃亏的还不是您和我们全家人。”
父亲压住火：“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等我俩领了证，举行了婚礼，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天哪，我说老爸，您是不是疯了，领证不算，还要举行婚礼，您老人家不会找的是黄花闺女吧？”弟弟从小被父亲宠坏了，说话的口气总是没大没小。
父亲苦笑了一下：“呵呵，这回真被你说中了。”
“啊？您真找了个黄花闺女。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要了解清楚了。”弟弟显得十分惊讶，立刻用求助的目光投向我：“哥，你说是不是？”
我附和道：“爸，小宝说得没错，还是先摸清对方底细为好。人家年纪轻轻，为何会看上您？您又不是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方一定有什么动机和目的。”
父亲瞪了我一眼：“别拿动机、目的说事，我又不是罪犯，搞得像分析案情似的。”
弟弟皮笑肉不笑地说：“爸，这就是重大案情，您觉得自己不方便，我们可以帮您调查。”
“这用得着你们调查吗？”父亲像一头发威的狮子，冲着我们咆哮：“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对老年人再婚有意见，但这是我的私事、私事，懂不懂！”
弟弟一点也不害怕眼前这头貌似吃人的狮子：“爸，就算是您的私事，但总得照顾一下地下有知的母亲和我们小辈的感情吧。”
“感情，这么多年，谁照顾过我的感情！”父亲口沫四溅，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告诉你们，这事是征得冯晓梅同志同意的。”
冯晓梅是我母亲的大名。她在世的时候，怎么可能同意自己丈夫娶妻纳妾找黄花闺女呢。如今什么年代了，不要说法律不允，道德也不许啊。难道原本那个忠厚正直的父亲，真的变了，变得会忽悠人了。
就这样，那句“我要结婚了”的话，成了父亲七十岁祝寿宴上一根引爆炸弹的导火线，惊得大家不欢而散。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父亲那句话。父亲想找个老伴，不是不可以，问题是现在找，真的不是时候。
自打母亲走后，没发现父亲有什么异样啊，除了悲伤，有几天吃不下饭，别的都很正常，还坚持去老年大学上课呢。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准后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就成了老年大学一名忠实的学生，报了好几个班，什么绘画、书法、太极拳，五音不全的他还参加了老年合唱团，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沾花惹草啊。
我最佩服父亲的，就是做事认真、有韧劲、有定力，人家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就辍学了，可他好，风雨无阻，每堂课、每次活动都不落下。
现在想来，他这么积极去充电，莫非在这座夕阳红的高等学府里，也是“彩旗招展”？难道父亲在外面早有相好了，上课只是掩人耳目，谈情说爱才是真正目的，否则怎么会毫无征兆地突然说要结婚了呢？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不会做出格的事，但这次真的出格了。还有，父亲为何不肯告诉我们对方是谁？这有违常理，说不定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但究竟是什么呢？ 看来我必须行动了。只有弄清女方是何许人，摸排出那人的缺点和问题，最好是原则性问题，才能让父亲回头是岸。
妻子对我的行动持反对意见，说不能背着父亲进行秘密调查，应该正面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自己收敛，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弟弟、弟媳和我意见一致，父亲是个老顽固，一根筋，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让他自己收敛，比登天还难。况且父亲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锤炼，口风紧得很，凡事都守口如瓶，不这样做，根本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虽然他以前经常要求人家“坦白从宽”，但一旦轮到自己，恐怕也是个“抗拒到底”的主儿。
说起父亲的“德行”，我就来气。想当年他在位的时候，除了弟弟，家里人包括亲戚朋友，谁也没沾着这位局长大人的光。
父亲也太偏爱他的小儿子了，弟弟非但通过他的关系当了兵，后来退伍回来又通过他的关系，去了市里的文化稽查队。而我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警校才进了公安。人家都以为我靠了父亲的关系，屁！非但没沾着老爷子的光，他还六亲不认，把我发配到一个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派出所。
说出来不怕被人笑话，我所在的那个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十二分的艰苦。由于经费不足，所里为了改善兄弟们的伙食，搭了个猪棚，养了两头猪。可以说，我们这个所是全市唯一养猪的基层所队，而我恰恰又成了全市警察中首位饲养员，还美其曰，这岗位是朱局长钦定的，他奶奶的真会大义灭亲。
两头乳猪捉来的那天，同事们就不喊我名字了，叫我“猪倌”。老百姓都亲热地称呼我“朱警官”，唯有这帮小子，真缺德，非但把我的“警”字去掉，还替换了我们朱家尊贵的姓。
当然，不管养多少头猪，我仍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养猪只是我的副业，派出所人手少，办案、走访、调处纠纷，张家长李家短，鸡毛蒜皮的事，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管。
头几年，我还没结婚，按所里的规矩，除了休假日，未婚者每天都得住派出所。反正我也懒得回家，不想看见局长大人那张“关公”脸，不论上班还是休息，我都以所为家。为此，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还受到省厅一次嘉奖。
相比我母亲，我还算幸运，反正不与父亲睡一个窝，说到底，没受他多大的气。可我母亲就惨了，嫁给我父亲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么多年几乎成了活寡妇。
年轻的时候，父亲在部队上，母亲成了光荣的军嫂，可光荣的代价是一年只能见一次面，那些思念的日子，恐怕只有我母亲自己心知肚明。后来转业到了地方，本想可以享受卿卿我我的两人世界了，想不到母亲又成了整天担惊受怕的警嫂。
有一回，父亲一个月没回家，跟人间蒸发似的，也不给家里捎个信。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什么的，母亲只能干着急，又不好去单位问。父亲给我们全家立了规矩，工作上的事，谁也不许过问。
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去外地出差了。我不像母亲，倒希望他经常出差。父亲出差的好处有很多，没人管我了，就可以做自由飞翔的小鸟，每次父亲回来还买了我喜欢吃的回头货。
一个月后，父亲缠着绷带、打着石膏回来了，这次非但没有回头货，还让我服侍了他好几天。原来，他这头狮子去南方丛林里觅食了，最终毒贩觅到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我印象里，父亲总是那么忙碌，好像缺了他，地球就不转。很多时候，母亲一个人进入孤寂的梦乡后，父亲才姗姗回家；或是父亲还在热闹的鼾声里尽情高歌时，母亲已匆匆踏上早班公交车的征程。
一天深夜，我起来小便，发现父亲没睡卧室的床上，而是睡在客厅的沙发里。迷糊中，我以为自己走进了谍战片的拍摄现场。
父亲和母亲年轻时还算般配，但自从父亲转业进了公安局，特别是当了局长，两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这种距离感，像一个无形的影子，时时在我眼前晃动，说不清，也触摸不到，可真实存在。
不过，母亲是个明白人，吃了那么多苦，也不因自己丈夫当上了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就躺在安乐窝里享清福了。她还是她，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任劳任怨，直至退休。只是她的棉尘症的职业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咳嗽、胸闷、胸痛，甚至咯血。
倒不是因为我母亲有病，骨子里，父亲就有点看不起她。
我上初中那年，一向唯唯诺诺的母亲终于向父亲开了火。我不知道他俩吵架的原因，但有句话我至今记得：“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纺织女工也有当上国家领导人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说明一点，父亲喜欢白衣天使的医生，对吃苦耐劳的纺织女工有偏见。
起初，我对母亲的话有些不信。后来，经考证，在他们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火红年代，确实产生过一位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纺织女工。看来，母亲的话是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
再后来我又知道，他俩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好在父亲也很本分，自从那次吵架后，他再也没和我母亲吵过架，也没跟我母亲闹过离婚，只是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想必两人单独相处也很少有卿卿我我之举了。用现在的话说，亲情胜于爱情。
父母之间的事，我不想过多地去议论。现在要做的，就是设法知道那个即将成为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是谁，尽快找到一个能阻止父亲结婚的理由，还母亲一个公道。
但这样的寻找是有难度的，首先要找到这个号称“黄花闺女”的女人，然后再找出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和她不适合与我父亲结婚的真凭实据，甚至包括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我知道，父亲的反侦察能力很强，在部队时当过侦察连连长，到了公安上又担任过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谓是侦察领域的高手。如果直接盯梢跟踪，恐怕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于是，我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先从母亲的生前好友入手，这样做虽然与目标距离有点远，但安全系数高，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首先想到了张阿姨。 她和我母亲是纺织厂的同事，两人一同进厂、一起退休，算是母亲的资深闺蜜。
张阿姨曾一度想认我做她的干儿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再提起，兴许是大人们闲聊时开的一个玩笑。
我倒一直盼着做张阿姨的干儿子，因为多个干妈可以多穿一身新衣裳，多吃一包甜甜蜜蜜的粽子糖。那个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有新衣裳穿，才有粽子糖吃。
母亲在世时，张阿姨经常来我家玩，对我们家的情况很了解，对我父亲也很熟悉，说不定我们不知晓的隐私，她都知道。
寻找张阿姨并不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每天傍晚6点，她会准时出现在红梅广场跳舞的人群里。
母亲没生病的时候，也被她拉去臭美过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我不知道跟她棉尘症的职业病有没有关系），就再也没有去那个留下她无数快乐脚步和欢声笑语的红梅广场。
那天，我踏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舞曲节拍，来到红梅广场。广场上除了跳舞的人，看客也不少，身旁一位与我父亲年纪相仿的老先生，虽然没进舞群，但很投入，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和着舞曲轻声哼唱：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舞曲换了一首又一首，从《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跳到《爱情买卖》，仍不见张阿姨的身影。难道她不来跳舞了？
寻不到张阿姨，我只能再等等。
《爱情买卖》的歌词很另类：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当我第二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舞姿翩翩的张阿姨。看来今天她迟到了。
张阿姨与我母亲同岁，看上去一点也不老，身材窈窕，走起路来，挺胸、收腹、翘臀，一看就知道她是有舞蹈功底的。
我欣赏张阿姨的优美舞姿，也可以说，欣赏她的生活状态。
听我母亲说过，张阿姨是厂里的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样样拿手。我母亲要是有她一半的开朗，也不至于走得这么早。俗话说，七分心情三分病，是有道理的。
可我不明白的是，母亲不善言辞，木讷得很，她与张阿姨完全是两条道上的人，怎么会走得这么近呢？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张阿姨每次来我家，只要我父亲在家，她就呆的时间长，否则就呆的时间短。但看不出，她与我父亲有什么暧昧举动。
张阿姨曾跟我母亲说过，她从小的理想是当个女军人；后来理想没实现，就降低了要求，做个军官太太也行；再后来这个要求也没达到，最终嫁给了同厂的一个锅炉工。因此，她很羡慕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兴许，张阿姨并非喜欢我父亲，只是喜欢军人而已。
我父母那个年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军人是英雄的象征，所以，张阿姨喜欢军人也在情理之中。
据我了解，张阿姨有个爱她的老公，有个幸福的家庭，如今儿孙满堂，应该不会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所以我可以大胆地向她了解情况。
等一曲终了、一曲还没开始的间隙，我抓住机会，踮起脚向舞群里的张阿姨招手示意。
张阿姨还是那个样子，爱说爱笑，风风火火，见了我，就扯开了纺织女工特有的大嗓门：“小军，你怎么也来跳舞了？”
我微笑道：“张阿姨，我不是来跳舞，找您的。”
张阿姨一脸惊讶：“找我，有事？”
“嗯，其实也没啥大事。”我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说起，就改口道：“您身体还好吧。”
“很好，很好，吃得下，睡得着。”张阿姨说着就想起了我母亲，把话锋一转：“唉，就你妈命苦，这辈子嫁了个好男人，没过上好日子就走了。”
我接过对方的话，故意问：“谁是好男人？”
“你爸呀！”张阿姨不假思索地说。
我顺水推舟：“他有什么好，我妈刚过‘五七’，就嚷着要结婚。”
张阿姨听了我的话，立即皱起眉头：“结婚，跟谁？”
我也皱着眉头：“就是不知道要跟谁，您和我爸是同龄人，也许比我更了解他，所以来问问您。”
张阿姨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起过呀。”
“我爸以前有过相好吗？”我斗胆问。
张阿姨打量着我：“应该没有吧，你爸正直，讲原则，呵呵，甚至有点冷血。”
“我妈刚走，就闹着要结婚，您还说他讲原则，这种人还有没有良心，说他冷血才对呢。”想起父亲从来不把自己家当个家，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的，还含辛茹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我恨不得多骂几句父亲。
张阿姨沉思片刻，说：“也许你爸有他的苦衷。”
“他有个屁苦衷，只会训人。”我对父亲的坏情绪一上来，就有点收不住了。
张阿姨似乎站在我父亲一边：“小军，不能这样说你父亲。”
我嘟哝着嘴：“我才懒得说他呢，现在只想知道是谁把我父亲的魂勾去的？”
张阿姨轻声说：“那你应该直接去问你父亲啊。”
“问了，不肯说啊。”我恳求道：“张阿姨，您帮我想想，对方那人会是谁呢？”
张阿姨在自言自语地思索：“是啊，该会是谁呢？”她想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会不会是她！”
我急切地问：“她是谁？”
“听说曾救过你父亲的命。”张阿姨的话，像给了我一棵救命稻草。
我抓住稻草不放：“救过我父亲，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以前听你母亲说起过。”张阿姨的这棵救命稻草很快失去了拉力。
“哦，那她现在人呢？”我继续拉着救命稻草，不肯松手。
“有时也要来广场跳舞，但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她了，听人家说，她老伴三年前车祸死了，至今单身一人，有好几个老头正追求她呢。”张阿姨说得有板有眼。
“她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我有点迫不及待。 张阿姨想了想说：“只知道姓姚，是个医生，已退休，具体住哪儿不清楚。”
“张阿姨，您再好好想想。”我有些兴奋，突然想起初中时父母的那次吵架，母亲那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纺织女工也有当上国家领导人的。”看来，张阿姨提供的那个人，有戏。
在我软磨硬缠下，张阿姨极力调动脑海里的记忆，想了好长一会儿，终于理出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对了，那个姚医生就在你们公安局医务室工作。”
听张阿姨这么一说，我立刻想起来了，局里医务室还真有一位退休被聘的姚姓女医生。呵呵，看来我得去会会她。
医务室就在市局大院东北角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当初还是我父亲在位时一手建起来的，为的是体现从优待警，方便全局干警就医配药，当然也包括离退休人员。
姚医生来医务室那年，刚好我妻子怀孕生孩子，当初父亲还介绍我向她咨询有关生育方面的知识，因此印象很深。虽说那时父亲已从局长岗位上退下来，但姚医生来局里发挥余热，不排除我父亲从中起了作用，如果他俩真有那么一层关系的话，那嫌疑就大了。
来到医务室，看到姚医生刚送走一位拄着拐杖的就诊老人。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温暖地晒在姚医生的身上，修长的身材让穿白大褂的她显得更有范儿，如果不论年龄的话，完全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
姚医生见了我就热情招呼：“朱队长，来配药啊。”
我早就想好了一个能与她长聊的办法：“噢，姚医生，最近我老觉得胸闷，想请您看看。”
“朱队长，你身强力壮的，怎么会胸闷呢，是不是遇上什么压力了？”姚医生说话的语气很温柔。
我望着姚医生：“我们做刑警的，要说压力天天有，案件不破，压力就更大，但我都习惯了，也不至于胸闷啊，会不会是别的原因？”
姚医生建议：“要不，给你做个心电图，如果有问题再去医院看医生。”
“好啊。”我点头应诺。这真是我要的结果，就随姚医生走进隔壁的心电图室，里面的环境比较私密，便于说话。
我躺在医检床上，任凭姚医生摆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经常被眼前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摆来弄去的？
姚医生的手，纤细柔软，水做似的，触碰到，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像导了电。姚医生除了有一双柔美的手，说起话来也很柔和。她是地道的苏州人，听她说话，吴侬软语，宛如吃了糯米团子，很受用。如果哪个男人遇上这样的女人，只要年纪适当，想娶她做老婆的心思都有。
心电图仪发出了轻微的滑动声，记录着我心脏的变化，但它能知道我此刻内心的想法吗？姚医生撕下记录单，仔细看了一下说：“你的心脏，没问题。”
“谢谢姚医生！”我半坐在医检床的床沿上，故意赖着不走：“那胸闷，是怎么回事？”
姚医生耐心地跟我解释：“胸闷，分两种：一种是功能性胸闷，人在密不通风的环境里逗留时间过长，或遇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与别人发生口角、争执，都可能产生胸闷的感觉，但这没什么大碍，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自己就会好的；另外一种是病理性胸闷，这就需要注意了，有可能是心脏或肺部出现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呼吸道受阻，还有可能是膈肌病变或体液代谢和酸碱平衡失调，还有，抽烟也会引起胸闷。”
我故作惊讶：“一个简单的胸闷，有这么多复杂的原因啊。”
“是啊，建议你最好去大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姚医生知道我是老局长的公子，便主动问起了我父亲：“你父亲好久没来配药了，他身体很好吧。”
我见机会来了，立即接过对方的话题：“嗯，身体很好，但精神出了问题。”
姚医生忙问：“他受什么刺激了？要紧吗？”
“他会受什么刺激，老糊涂了。”我看到姚医生一副紧张、心疼的样子，猜想着父亲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但她说我父亲“好久没来配药了”，又说明他俩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就这点而言，似乎又不像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姚医生追问道：“你说的糊涂，有啥症状？”
我故作神秘，压低声音说：“您不知道，他最近要结婚了。”
姚医生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我又重复一遍：“我父亲，要——结——婚——了。”
姚医生这下听明白了，一愣：“你父亲要结婚了？”
“嗯，但不知跟哪个老相好。”我一边说，一边观察姚医生的反应。
姚医生瞪了我一眼：“小朱！不能拿你父亲开玩笑。”她不再叫我“朱队长”，想必有点失态了。当然，我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家内心深处究竟藏着什么，恐怕谁也不知道。
我一脸严肃：“不开玩笑，真的，他已经跟我们全家人宣布了。”
姚医生一副失落的样子：“难怪好久没见他来书法班上课了，我还以为他仍在痛失亲人的悲伤里没走出来呢。”
怎么！父亲没去老年大学上课？我心里一愣。
听了姚医生的话，我也差点失态。难道父亲真的约会去了？但他报的班很多啊，或许最近一段时间上的不是书法班，而是绘画班呢。我知道，父亲每天早上的太极拳班和晚上的合唱团排演是雷打不动的。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问姚医生：“您也在老年大学练书法？”
姚医生说：“嗯，练了三年了。”
三年？姚医生的话，印证了张阿姨之前所说，她老伴三年前死于车祸。想必，书法这一国粹艺术，已让姚医生找到了新的伴侣。父亲好久没去书法班上课，也佐证了他的新伴侣并非姚医生，而是另有其人。
排除了姚医生的嫌疑，本可以告辞了，但转念一想，排除结婚的可能不等于排除所有的情感，既然开了这个口子，干脆通过她了解一下父亲的过去，兴许能寻觅到父亲背后那个神秘女人的蛛丝马迹。我问姚医生：“听说您救过我父亲。”
“你听谁说的？”姚医生一脸惊讶，但惊讶的脸上写着几许自豪。
我语气肯定：“是有这回事吧。” 姚医生笑了笑：“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我顺水推舟道：“能讲讲您救我父亲的事吗？”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举手之劳，不值一提。”姚医生的话有些扭捏，不爽快。
我央求着姚医生，希望她把真相告诉我，因为父亲从来不跟我和弟弟讲他过去的事，尤其是与女人有关的事，好像他这个人跟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不相干，包括我母亲。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像电影明星高仓健，看似很冷，但很酷，很有女人缘，却从没发现他出轨的蛛丝马迹。
姚医生看我一脸诚恳，便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你父亲所在的部队参与一次地震救援，强烈的余震，将他一米八的身躯掩埋在断垣残壁下，经过战友们的全力施救，才把你父亲从废墟里挖出来。送到我们陆军医院时，他已昏迷，需要立即手术。当时我是一名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实习医生，也是第一次进手术室。由于你父亲失血过多，急需输血，但医院里的O型血刚用完，而我刚好是O型血，就把我的血输给了他。”
望着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姚医生，我心中多了一份敬意。想不到，她是这么一位心灵美好的女军医，我父亲的体脉里流淌着她的鲜血。
姚医生告诉我，她丈夫原来也是部队的，后来转业回老家，她也随之一起转业来到这座城市，进了第一人民医院，如今退休了，反正在家也闲着，所以来公安局医务室发挥一点余热。
我说：“姚医生，您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吧，追您的人肯定不少。”心想，当初父亲住院期间，说不定彼此就有好感了，否则她怎么知道我父亲一米八的个头呢？
姚医生微笑着说：“哪有人追我啊，年轻的时候，我像只丑小鸭，又黑又瘦。”
我看了一眼风韵犹存的姚医生，壮大胆子问：“我父亲没追过您？”
姚医生瞪了我一眼：“亏你想得出，怎么能追？”
“怎么不能追？”我故意道。
“当初你父亲已经结婚，连你都有了。”姚医生记忆的闸门完全打开：“你母亲抱着你，还来医院探望过你父亲呢。我记得，当时你出生才几个月，肉嘟嘟的，很可爱，我们医院的好多医生护士都喜欢逗你，一逗，你就歪咧着小嘴笑。”
我“哦”了一声，对刚才的判断有些失望。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些阴暗，老往男女方面想，也许他俩真的仅仅是革命军人的战友情谊。
我说：“姚医生，真的要感谢您，您用鲜血换回了我父亲的生命，否则我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了。”
姚医生莞尔一笑，说：“你父亲命大着呢，听说后来有一次部队实战演习，发生意外，你父亲又死里逃生。”
“真的？”我惊讶地问：“又是谁救了他？”
“听说是跟他搭档的指导员，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同意姚医生的说法，我父亲命大，但所有的事他跟我们家人，尤其对我和弟弟都守口如瓶。
姚医生在与我滔滔不绝的聊天中，突然回忆起了一件事，她说：“在抢救你父亲的时候，我用剪刀剪开他的军装，发现上衣口袋里有一封被鲜血染红的信。”
“信，什么信？”我很好奇。
姚医生鬼魅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没看过这封信的内容，但十有八九是封情书。”
我说：“你们那个年代，一封家信，很正常啊，您怎么会猜它是情书呢？”
“女人的直觉。”姚医生自信地说：“你父亲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急着问医生，他口袋里的信在哪里？”
当然，父亲的这句话，不能证明那封信一定是情书，但也不排除情书的可能性。问题是谁写给他的，还是他写给谁的？这账我记着，以后找机会问问父亲。
跟姚医生的交流颇有收获。
去老年大学上课这件事，如果姚医生说的是真话，那么父亲跟我们说假话的嫌疑就大了。我判断他这段时间没去老年大学上课，或者说去老年大学上课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去见那个准备跟他结婚的女人。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决定去老年大学实地查访。
老年大学坐落在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花山脚下，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与它相邻的是一家老年福利院，以前我曾去那里做过志愿者，所以没走什么弯路就径直到达了目的地。
我泊好车，耳畔就传来一阵优美的歌声，抬头望去，歌声是从老年大学二楼教室的窗户里飘出来的：
来不及等待，来不及沉醉/噢，来不及沉醉/年轻的心迎着太阳/一同把那希望去追/我们和心愿、心愿/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我想象着父亲唱歌的样子，要是他也在其中，一定张大了吃汤团般的大嘴，操着那五音不全的嗓门，一个劲地摇头晃脑。
我苦笑了一下，下了车，锁好车门，走进教学楼对面的办公楼。
教务处就在办公楼的底层，我要找的王主任，是我同事小王的父亲，来之前小王已跟他父亲打过招呼。
或许知道我是他儿子的领导，小王的父亲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递烟。不管是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我感觉眼前这位父亲比我父亲要和善得多，面慈目善的，连说话都温文尔雅。
我说，不会抽烟。寒暄了几句，说明来意，他就让隔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我查。
调查的结果令我十分惊讶，父亲除了书法班，其他兴趣班，包括绘画、太极拳、老年合唱团都没报过名，更不用说参加了。这一年来，除了一周两次的书法班学习外（而且最近一个月几乎没来上课），其余时间去哪里了？
看来，情况已基本明了，最靠谱的解释是，他跟那个准备结婚的女人幽会去了。
事实果真如此，我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印证。
那天，我跟踪了父亲，终于发现父亲的去处。地处城北的幸福巷13号就是他的一个“据点”，我跟到门口望了一眼，没敢进去，生怕被父亲发现。
小巷里行人稀少，安静得很。我走到小巷的另一头，看到一位老阿姨正坐在门口绣花，便上前搭讪。 “阿姨，打听个事，这条街叫幸福巷吗？”我明知故问。
老阿姨抬起头，疑狐的目光越过老花镜上方的边框，打量着我：“你找谁？”
“13号里有没有一个叫朱德康的人？”朱德康是我父亲的名字。
老阿姨放下手中的活，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想了想说：“没听说这个人。”
“那13号里住些什么人？”我继续挖掘。
老阿姨似乎有些不耐烦：“13号是个大院户，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呢。”
“哦，阿姨，谢谢啊！”看来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还是先撤吧，免得被父亲撞见。
离开幸福巷，我就去了城北派出所。那里有我警校的学弟小刘，是分管社区工作的副所长，请他帮忙。
从户籍资料看，幸福巷13号共有住户十三家，其中本地住户六家，外来租住户七家。
首先被我排除的有九家，六家是小夫妻组合，一家是兄弟俩，一家是丧偶的孤老头，一家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和一个结了婚户口未迁的儿子。
剩下的四家都有疑似女子，有待进一步甄别。
最可疑的是那个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的离异老太，年龄比我父亲小六岁，法院退休，可谓门当户对。女儿、女婿都在检察院工作，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女婿是外地人，从小孩姓氏可以看出，他是入赘进这户人家的。
这是一个有些怪异的四口之家。老太为何离婚？何时离的婚？将成为我调查的重点。
我首先想到了法院的小金，他在办公室工作，我俩是多年的朋友。
小金告诉我，那个老太退休前就是他们办公室的，人称老妖婆，心胸狭窄，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上班穿工作服，平时一年四季都穿黑衣裳。不知什么原因，她退休那年与老伴离了婚，退休证和离婚证几乎是同时办的，两证一起办的人不多，也算是他们法院的一朵奇葩。
我求小金：“帮我打听打听，到底是什么原因离的婚？”我是怕父亲是个第三者，所以得调查清楚。
小金很轻松地把手一挥：“离婚原因很简单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嘛。”
我瞪了他一眼：“你们法院这些青天大老爷，不是说你们，怎么老是以‘感情确已破裂’这种简单、模棱两可的理由判人家离婚。感情是什么，感情这种事真的如‘确已破裂’这么简单吗？”
小金辩驳道：“这是离婚的法定条件呀，过去对‘感情确已破裂’认定确实有些模糊，但现在不同了，《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就是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认定。”
我还是不服气：“那你说说，那个老妖婆离婚是五种情形中的哪种情形？”
小金眨巴着眼睛说：“兄弟，你就别逼我了，管她什么原因离的婚。”
看来，小金真的不知道老妖婆的离婚原因，但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那个老太不久前通过涉外婚介找了一个外国老头，那人在中国已经做了好几年托福外教，上个月两人还去了夏威夷度假。而且，前不久他们已经搬了新家，只是户口仍挂在幸福巷13号。
我舒了一口气，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剩下的三个疑似对象，甄别工作也很快有了结果。
一个是捡垃圾的老妇人，可能性几乎是零，我父亲堂堂一个局长，不可能找一个捡垃圾的。当然，我并非小看捡垃圾的人，只是太不门当户对了吧。
第二个是一位离异的中年妇女，一年前就去了女儿上大学的外地陪读，也很快被我“派司”掉。
最后一个年纪轻的，据分管幸福巷的派出所社区民警介绍，那女孩与父母不住一起，未婚单身，家里养了很多猫，终日与猫为伴。
父亲应该不会跟她，但也不能轻易排除，往往最不应该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如今的世道，老夫少妻屡见不鲜，早就见怪不怪了，之前不是有媒体大肆报道过，一个耄耋老人和一个如花女子，两人相差五十多岁牵手结婚而成为旷世美谈。
不过，我父亲最讨厌猫。有一年，母亲抓了一只流浪猫回家，硬是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为此两人冷战了一个月。
看来，这个年轻女孩，也不太可能。不对，我突然想起那天弟弟和父亲的对话，他不是亲口承认自己找的是黄花闺女吗？难道父亲真的找了这个爱猫的未婚女孩？此人的嫌疑，一下子又上升了。
正当我为此纠结的时候，一起抢劫案，让我彻底解除了对她的怀疑。
那天晚上，我在队里值班，城西派出所打来电话，称花山脚下的红梅园附近发生一起抢劫案，受害人被犯罪分子捅伤，抢走一只LV包，内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等财物，目前受害人已送医院救治。
我问明了大致情况，直奔医院。
在医院，我见到了受害人，还好，那个女孩被劫匪伤了手臂，并无生命危险。通过简单询问，知道了受害人基本情况及案发经过。令我惊讶的，她就是那个住在幸福巷13号的爱猫女孩，陪伴在病床旁边的男孩是她认识快一年的男友。
我友善地看了女孩的男友一眼，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这次貌似严谨的调查，结果令我大跌眼镜，居然无功而返。难道父亲去幸福巷13号不是会他的结婚对象？那他去那里干吗呢？还是那个人在我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决定重新梳理一遍。但梳理的结果，依然让我失望。
弟弟说我笨，埋怨我到现在还没把那个女人挖出来，对我这个当刑警的哥哥颇有微词。
我没好气地说：“我调查的不是罪犯，而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你看哪个外科医生亲自动手给自己父亲开刀的，别见人挑担不觉累。”
“哥，你是公正执法的人民警察，哪来这么多儿女情长，破案可不能讲情面啊。”弟弟摆出一副对人“马列主义”的腔调。
弟媳在一旁打圆场，责备自己的丈夫道：“你不能少说两句，像你父亲这样的高手，一旦作案，破案难度肯定很大，我相信你哥一定能侦破，早晚会水落石出。”弟媳的话看似鼓励，实则催促。
老婆双手叉在胸前，也帮着埋怨我：“当初我叫你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自己说，你不听，非要暗中调查，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对老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的脾气，让他自己交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哥，我看你不能再搞什么外围调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脆直捣他的老窝，来个短兵相接。”弟弟一副轻松的口气。
弟弟和弟媳软硬兼施的“威逼”，让我倍感压力，决定再跟踪一次父亲，这次尽量跟得紧一点，看看对方到底是何方神仙？
自从弟弟成家立业搬出去住后，我和妻子、女儿就跟我父母一起生活。
有段时间，当时母亲还健在，父亲闹着要去小儿子家，但他和小儿媳合不来，住了没多久就被我弟弟送回来了。
有句话说得没错，距离产生美。现在，弟媳不跟我父亲一起生活，关系反而好了，还经常买补品孝敬他老人家。
当然，我作为长子，理应照顾好父亲，即便两个儿子分工的话，按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也是大儿子照顾父亲，小儿子照料母亲。
今天是周日，我本想睡个懒觉，但一想起老父亲结婚这件迫在眉睫的囧事，就早早起了床，准备再跟踪一次父亲，看他进幸福巷13号哪户人家的门。
我乔装打扮了一番，找了顶鸭舌帽，又找了副平光眼镜，静候父亲行动。
父亲还是老时间起床、漱口、洗脸，穿上运动服，又换上运动鞋，一副锻炼的样子。
我见他出了门，就一路尾随。
清晨，空气特别新鲜，太阳还没出来，路边树上的小鸟已经在放声歌唱，马路上除了扫地的清洁工，大多是早锻炼的行人。我和父亲保持一定距离，既不让他发现我，又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
父亲拐了一个弯，就向红梅广场走去。我紧随其后，生怕跟丢。
广场上的人稀稀拉拉，几乎是清一色的大爷大妈。有打太极拳的，有练木兰剑的，有跳交谊舞的，也有毫无招式，纯粹甩甩手、扭扭腰的。
由于广场空旷，遮挡物少，这给我的跟踪增加了难度。我压了压头上的鸭舌帽，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放缓脚步。父亲突然站在广场中央不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观察广场上早锻炼的人，还是在观察我这个跟踪者？父亲应该没发现我吧，我暗暗安慰自己。
父亲逗留了片刻，甩了甩手、扭了扭腰，然后向广场一头走去。
我像《悬崖》里的张嘉译，略弓着背，连忙跟上去。穿过广场便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得跟紧了。
父亲没过马路，而是往不远处的一个公交车站走去。他上了101路公交车，我傻了眼，这与上次跟踪的线路完全不一样。
我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让的哥给我咬紧了。
101路公交车到了终点站，见父亲下了车，我才知道，这儿离幸福巷不远了。以前，都是自己开车，对公交线路不是太熟悉，想不到父亲防范意识很强，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戏。
我心想，看你演，看你还往哪里跑！
果然，一会儿父亲就拐进了幸福巷。我来到离巷口一米的地方，稍停片刻，做了个深呼吸，正想探头拐弯，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小子，牛啊，竟跟踪起我来了。”父亲说话不紧不慢，让我惧怕。
我把鸭舌帽拉低，想转身逃跑。
父亲厉声道：“站住！把帽子和眼镜摘了。”
“爸……”我只好停住脚步。
“还知道我是你爸，怎么对自己的父亲也玩这种小把戏。”父亲的话硬得像根针，直刺我的小心脏。
“我……”被父亲逮了个正着，我还能说什么。
“小军，亏你还是个警察，其实你的行踪，早就在我掌控之中。”父亲的话依然硬生生，但掩饰不住几许得意。
我站在父亲面前，低头不语。在这个时候，也许，沉默是最好的抵抗。
父亲继续说：“你跟踪我，无非想知道她是谁。你这样做，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爸……”我依然无语。
父亲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是要知道她是谁吗？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她。”
没想到父亲会来这么一招。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姜还是老的辣。我心里低叹一声：早这么说，我也不必耗那么大的精力调查跟踪了。现在倒好，他成了主宰，我成了小人。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在父亲面前，我真的不是他对手。
幸福巷13号，虽说是个老居民区的大杂院，但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杂，粉墙黛瓦，像是刚被整容过的，甚至连攀附在外墙上的电线，也都套上了乳白色的PVC管，只是房屋的朝向各异，且一进又一进，宛如进入了一个迷宫。
我跟着父亲轻车熟路的脚步，经过左拐、右拐、再左拐，最后停留在一扇几乎掉完了漆、裸露着本色的木门前。
父亲站在门口，做了个深呼吸，转头用毫无表情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然后曲指敲了两下门，稍作停顿又敲了两下，像地下党的接头暗号。
门并没上锁，被父亲轻轻推开。
父亲提脚跨进了门槛。我缩在后面，委实有些紧张，心儿“砰砰”直跳，不知如何面对屋里那个即将出现的人。这种不淡定的表现，简直有损一个堂堂刑警队长的形象。
就在我像父亲那样抬脚跨进门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喂！你是谁？”
这个短促的疑问句，像一雷电，差点把我击倒。
我稳住脚步，立即转身，发现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个陌生女人，五十开外，大脸盘，小眼睛，手里提着一个环保袋，几片嫩绿的茭白叶儿不安分地从袋口伸出头，一看便知，从菜场买菜回来。
难道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妇女，就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父亲听到声音，转身跨出门槛，跟对方打招呼：“林阿姨，是我。”
“哦，是老朱局啊，我还以为是谁呢。”林阿姨的脸立即阴转晴。
“今天还好吧？”父亲关切地问。
林阿姨说：“大清早就尿了一把，刚才出门买菜前，刚给换干的。”
两人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大清早谁尿了一把？给谁换干的？不会是林阿姨她自己吧？ 父亲似乎不急于把我介绍给眼前这位林阿姨。他对林阿姨说：“我进去看看，你先忙啊。”
“嗯。”林阿姨应了一声，把环保袋里的菜，倒在门口靠墙的水泥台上准备捡菜，不再与父亲攀谈。
父亲转身对我说：“小军，跟我来。”
“嗯。”我应着父亲的话，像服刑的囚犯，只有跟着管教走的份，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父亲来到右手边的一个房门口，轻轻一推，进到里边。
这是一间向阳的房间，但里面似乎有些阴暗，朝南的窗户被布帘遮挡着。屋内的陈设很简单，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最抢眼的莫过于靠墙那张老式雕花床，看上去年代久远但不失精美，悬挂在雕花床上的洁白帐幔，似乎更衬托出它的高贵和雍华，也让这张床变得如梦如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父亲走到床前，俯下身，大声说：“玉珠，我来看你啦！”
我一愣，这才发现，洁白的帐幔里躺着一个人，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妇人。我躲在父亲的身后，不敢靠近。
床上的老妇人，几乎一动不动，从她嘴里发出的粗粗喘息声，才分辨出，她还活着。
“小军，你过来。”父亲侧了一下身体，示意我上前，好让我看清老妇人的真面目。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能完全确定。刑警的判断力，此刻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无法用正常思维将父亲与眼前这个女人联系起来。
父亲看了我一眼，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人。”
我无语，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女人，难怪我排查不出。我无颜，我这个刑警队长怎么当的，竟把她给放过了。在我深深的自责中，一个巨大的问号又充盈着我的脑海：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居然让冷酷的父亲如此狂热？
父亲坐到床沿上，再次凑近老妇人，大声道，生怕她听不到：“玉珠，我儿子也来看你啦，他知道你为我等了一辈子，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很支持我俩结婚，说应该给你一个名分。”父亲说完这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又转身对我说：“小军，你说是不是？”
我被父亲的惊人举动搞晕了，尴尬地立在床头，不知所措，只好支吾了一下，动了动涨乎乎的脑袋，既像点头又似摇头，完全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熊样。我的心在颤抖，不知该作出一种怎样的回答，才不会伤及无辜。
老妇人瞪大眼睛望着我，蓦地有了回光返照般的反应，那干裂的嘴角微微上扬，脸颊的皱褶里泛起一丝难于言说的微笑。
面对这样一个女人，我还有必要去寻找她身上的缺点来制止父亲的行为吗？恍惚间，我有了被俘虏的感觉。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还能做出绝情的抵抗吗？父亲不愧为老军人、老公安，做法老到，无懈可击，令我无法招架，也让我领略到了什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时，忽又进来一个陌生男子，毫无征兆地站在我身后。
我回头一看，着实吓了一大跳。
此人是谁？我上下打量着对方，顿然冒出一个连我都觉得害怕的惊人念头：无论脸型还是五官，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太像我父亲了！难道，他、床上的老妇人，还有我父亲，他们是……
我神情恍惚地站在屋子中央，天旋地转，仿佛经受了一次强震，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怖和无助。
父亲站在我和那个陌生男子中间，当了一回中介。通过父亲的亲口介绍，证实了眼前这个酷似我父亲的男子，确是老妇人的儿子。他叫李雷，小我七岁，目前在市图书馆监控室做保安。虽然他成家立业后就搬出去住了，给母亲请了个保姆，但每天仍要来看望母亲，还算孝顺。
我和他客套了几句，就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幸福巷。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李雷的母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怎么儿子还跟她分开住？”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唉，小伙子是不错的，他媳妇不肯与老人一起住，我做了好几次工作也没用。”
我幸灾乐祸道：“爸，在我印象里，好像没啥难得倒您的。怎么，您这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遇上冰山，也有翻船的时候？”
以前父亲在位的时候，我从不跟他开玩笑。现在，父亲退休了，离权力越来越远，准确地说，权力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我偶尔也会调侃他几下。但今天，在与父亲的调侃中，我有一丝说不清的愤懑。
父亲似乎没有生气，平和地说：“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想法，我理解。”
“哟，爸，您老人家怎么开明起来了？”我依然调侃着父亲。
父亲正视着前方说：“时代不同了，不管年轻年老，要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显然，他话里有话。
“爸，是不是壮志未酬，心不甘啊？”我像一头黄蜂，蛰着父亲。
父亲昂了昂头：“是啊，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想到父亲会顺着我的话，把古人的诗句揉得如此顺溜。
我不想再刺父亲，便收住了话头。父亲和我，彼此沉默着，把所有的话语都倾注到自己的脚上，很快，淹没在车水马龙的人潮里。
回到家，父亲说要去老年大学上课。
不管他真去，还是假去，我也不希望父亲这个时候呆在家里。趁父亲不在，我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跟老婆说了。
老婆听了有点迫不及待：“快叫你弟弟过来。”
我说：“过来干吗？”
“叫你弟弟过来商量对策呀。”老婆一脸认真。
我有些不耐烦：“让我想好了，再跟弟弟说吧。”
“这有什么好想的。”老婆奇怪地看着我。
我不得不解释：“你想，如果我把一切都告诉弟弟，以他的糙脾气，肯定会出乱子。如果冲到人家家里，那人已经奄奄一息，折腾得起吗？”
老婆不无担忧地说：“但也不能便宜那人的儿子啊，一旦父亲和对方结婚，朱家的钱财真的被人家夺走，到时就晚了。”
我压住心头之火：“我不是说你们这些银行职员，怎么一个个跟和珅似的，眼里只有钱。” 老婆白了我一眼：“怎么说话的？你才和珅呢！”
“我有证据啊。”我振振有词，“上个月单位发工资，省里有一位民警大病，特困互助基金需要每人捐款，会计为省事，从每个人的银行卡上划款。想不到，我们局里有个警察，银行卡上刚打进去的工资，几秒钟工夫就全没了。后来才知道，他老婆是你们银行的，只要丈夫的工资一发，她就会在第一时间转出去理财。你看看，你们银行人的德性。”
“你们警察往钱眼里钻的人，不比我们银行少。再说啦，我还不是全为你们朱家着想。”老婆一脸委屈。
我正视着老婆：“国家求稳定，家庭求和睦，我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啊，你们这样折腾下去，这个家还有安稳吗？”
老婆瞪着眼，像一只母老虎：“到底谁在折腾？你问错人了，应该问你那个老不要脸的父亲，是他在折腾啊。”
“赵丽丽，不许骂我父亲！”我的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老婆的话触及了我的底线。
“朱小军，谁让你先冤枉我。”老婆也不甘示弱。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说：“我怎么冤枉你了？你和弟弟他们不都是为了家产，才不让父亲结婚，而我顾及的是感情，只是觉得父亲现在结婚不妥。看来，我跟你们讲不到一起。”
老婆口吐飞沫：“没有钱，谈什么情，情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房住，当车开。”
我又上了火：“你还有完没完！”
老婆责问我：“还有，你有没有问问你父亲，既然那人已经病成这样了，为何还要跟她结婚？”
我竭力克制自己：“父亲没直说，我在那个场合也不好多问。我猜那人或许是父亲曾经感情很深的恋人吧。父亲当着我的面跟她说话，其实是在跟我说话。父亲说，她等了他一辈子，现在要给她一个名分。”
“名分，什么名分？”老婆没好气地问我。
我解释道：“就是领证结婚，明媒正娶嘛。父亲不是说了吗，还要举行婚礼。”
“我看他是老糊涂了。”
我努力放平心态说：“他才不糊涂呢，我妈在世的时候，隐藏得很深，没看出一丁点儿出轨的迹象，我妈一走，他就公开亮相。从法律的角度看，一点把柄都没有，我们只能从道义上谴责他，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我倒不是怕他结婚，只怕那个叫李雷的小子真是我父亲的儿子。那样的话，即便父亲不跟她结婚，她的儿子依然可以得到我父亲的财产。”
“那可怎么办？”老婆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办法啊，走一步看一步嘛。”我喝了一口水，想了想又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弄清楚父亲和李雷的真实关系。”
老婆来了兴趣：“怎么个弄法？”
我倾了倾身子，做了个神秘的表情，挨近老婆低声道：“DNA。”
和老婆正说着，有人敲门，是弟弟和弟媳。
他俩不请自到，看来又是冲着父亲来的。见父亲不在，大家寒暄了几句，就切入正题。
弟弟问我：“那个女人查到了吗？”
我来不及多想，脱口而出：“还没呢。”
弟弟用责备的眼神瞄着我：“哥，你的工作效率也太低了吧。”
“不过，快了。”我只能用缓兵之计。
“你再不抓紧，我看父亲和那个女人要抢先一步了，等一会儿父亲回来，我跟他说，逼他把人交出来。”弟弟只小我一岁，但火气比我大，老是沉不住气。
我制止道：“小宝，你千万别胡来。父亲现在就像个孩子，逆反得很，我们不能硬来，只能想办法智取。”
“怎么个智取？”弟媳插嘴问道。
弟媳对我有些崇拜，她主持过电台的一档“法在身边”节目，经常会问我一些法律和治安防范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去他们电台做嘉宾，有位听众问我：“如果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遇上有人入室盗窃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如果你是真睡着了，那就没问题；如果是醒着的，那就装睡，装成睡得很熟的样子；假如憋不住气，或者老是一个姿势觉得难受，那你可以假装说梦话，乘机把身体调整一下，说不定还能把对方吓跑。反正啊，等盗贼走了，你再报警。”
弟媳见我这么回答，连忙递我一张小纸条。
我一看，上面写着：“请注意正能量！怎么教人消极抵抗？”
由于是直播，我俩不好说话交流，就回了她一张纸条：“唐小姐，我教的是智慧，抵抗会适得其反。”
后来，下了节目，我跟她解释，为何要这么做。
在寡不敌众或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千万别逞英雄，生命是第一位的，先保护好自己，日后才能为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更快地抓获罪犯。即便一时抓不到罪犯，也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英雄不是蛮干，要做也要做有头脑有智慧的英雄。
弟媳见我愣着不回答她的话，用胳膊肘蹭了我一下：“哥，发什么愣，想谁呢？”
我回过神来，说：“想你呢。”
弟弟半开玩笑地说：“哥，你可不能胡来，想谁都不能想我媳妇。”
老婆白了我一眼：“你们是不是没啥说了，尽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父亲回家了。正谈笑风生的我们，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仿佛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海腥味，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大海，让人觉得异常平静又极度压抑。
晚上，父亲要我去一下他的房间。
我有一种预感，父亲肯定跟我谈他的那起“案子”。以前，每当一个案子破了的时候，总会有几许兴奋和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但父亲这个“案子”，让我破得颜面尽失，尝到的不是甜，而是酸、苦、辣。
我轻轻敲了敲父亲的房门，得到了里面的回音。
当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时，父亲正微闭着眼，正襟危坐在那张专属于他的红木靠背椅里。这张红木椅是我母亲最值钱的嫁妆，据说是她太爷爷辈上祖传下来的，虽然历经岁月的磨难，可依然容光焕发。
“爸，您找我有事？”我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父亲睁开眼，看着我，目光温和：“你随便坐吧。”
“嗯。”我挑了一张老式竹藤椅，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买来了竹子和藤条，心血来潮亲手制作的，虽然有几根藤已经老化断裂，但骨架仍很结实。
父亲开口道：“小军，你应该知道我叫你过来是为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不知道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随便说。
父亲语气平缓：“今天的事，你都看到了，说说你的想法。”
我警惕地问：“您要我说什么？”
父亲目光柔和：“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今天别当我是你父亲，就当是一次朋友间的交流。”
我听了哭笑不得，眼前这个人是我父亲吗？在我眼里，父亲一直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强者，我从没见过他如此低调，今天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对我父亲来说简直是人间奇迹，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我想了一下，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爸，您真的要跟那位瘫痪的李阿姨结婚？”
“嗯，自从你妈走的那天，我就决定了。”父亲说话的语气很坚定，他热切地看着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父亲说的“时间不多”，我明白，李阿姨那个样子还能坚持多久？别看父亲年纪大了，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我在家中的影响力，也知道我是一个明理的人，今晚找我的目的，无非是想策反我，让我去做弟弟他们几个的思想工作，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地把结婚这件事办了。
说实话，我在父亲这件事上很纠结。让我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非要这么做，即便他与李阿姨结婚，也只是名义上的。何苦呢？难道那个李雷确是父亲的孽债。
我不想再用我的想象力去揣摩父亲的过去，便单刀直入：“爸，您和李阿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曾经的恋人，还是……”
父亲看着我，坦然道：“她是我的初恋。”
我好奇地问：“那当初为何不跟她结婚？”
“唉，一言难尽，她为了我，为了我们纯真的爱情，一辈子没嫁人。”父亲说着就哀伤起来。
“她不是有儿子吗？”我想这也许是父亲的软肋，看他怎么说。
父亲愣了一下：“李雷不是她的孩子。”
“那是谁的？”我目不转睛盯着父亲。
“捡的。”父亲平静地说。
“捡的，哪儿捡的？”我穷追不舍。
“车站。”父亲目光游离，“我也是听她说的，说那天她去车站送一个亲戚，送走了亲戚就看到广场上有一只无人看管的小竹筐，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婴儿。她陪着婴儿等了很久，见无人认领，就带回了家。”
我盯着父亲，希望他说的话是真的。但光凭口供能作为证据吗？谁能证明这孩子是捡来的？如果是捡来的，他又是谁生的？兴许是职业使然，我只相信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眼前的父亲和那个叫李玉珠的人，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双眼井，让人不知道这井有多深，井底还藏着什么？但愿我能抓住今天的机会，把井里的东西全挖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父亲终于讲了他们的故事。
原来，两人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邻居，一块玩耍，一起上学，直到初中，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那种。
当初李玉珠和母亲搬来居住时，院户里的人都不知道她家的底细，后来才知道李玉珠的母亲曾做过妓女，被一个国民党军官从妓院里赎出来的，1949年她两岁时，生父去了台湾。母女俩留在大陆，相依为命。
当这些隐藏的故事被邻居们知道了口口相传后，我父亲和李玉珠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两人不顾家人反对继续偷偷相恋，李玉珠的母亲最终不堪邻居们的白眼冷语，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悬梁自尽。
初中没毕业的李玉珠，只好去了乡下的亲戚家。临走时，我父亲流着泪，要她好好活着，发誓一定会娶她。两个泪人，天各一方，只能书信往来。
后来，父亲应征入伍，当了兵，升了官。
在那个年代，由于家庭成分不同，两人想结婚，比登天还难。最终父亲在家人的威逼下，与我母亲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贫农”的纺织女工结婚成家。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见过李玉珠，两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年前，我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医院手术室门口的走廊里，忽然听到护士在喊“谁是李玉珠家属”，当“李玉珠”这个尘封在心底的名字传到我父亲耳朵里的时候，所有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父亲忐忑不安地守在手术室门口，希望护士说的“李玉珠”就是他的心上人。他一直等着，直到李玉珠被推出来。
当父亲见到那个苍老的、毫无血色的、但依然熟悉的李玉珠时，禁不住老泪纵横。
父亲后来才知道，她为了坚守那份爱情，终身未嫁。
看来，男人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即便是青梅竹马、感情笃深的恋人。当然，这不能怪父亲，但不怪他又能怪谁呢？如果当初父亲能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地跟她结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我了。我想，能做到的也只有父亲，可他没有，他逃避了。
父亲说，当初他没有坚守爱情，是为了父母的面子，为了所谓的前途，现在他什么都不是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有权利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爱情。所以当我母亲走后，父亲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娶她！即便是一个脑溢血中风、终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他想弥补，他想赎罪。
我问父亲：“这么多年，你俩没见过面？”
父亲鬼鬼地看着我：“没有，就连她住哪儿、在哪工作都不知道，后来你妈住院时在医院见了面，才知道她的情况。”
我刻意地望着父亲：“真的没有？”
“真的。”父亲明白我咄咄逼人的意思，“在与你母亲婚约（父亲没说婚姻）期间，从未越雷池一步，即便我们吵过、闹过、分居过。”
“您跟我妈分居过？”我很惊讶。
父亲苦笑了一下：“嗯，你不知道吧。有段时间，我们过着地下党那样的假夫妻生活，你母亲睡床上，我睡地上。” “爸，您和我妈真像地下党，隐藏得够深的。”我很佩服地看着父亲。其实，小时候那次深夜看到父亲睡在客厅的沙发里，就让我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他们很快以这种方式掩盖了真相。
父亲挪了挪身子说：“没办法，那时你和弟弟还小，我们不想影响你俩的成长。唉，夫妻之间，时间长了，就到了亲情的份上，能忍就忍吧。”
“爸，这么看来，您是钢铁战士咯。”我半开玩笑地说。
父亲白我一眼：“什么钢铁不钢铁，哪像你们年轻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专一的。”
我故意嬉皮笑脸：“爸，您说的专一指什么，难道这么多年来，您心里没想过李阿姨？”
父亲愣了一下：“心里想的能算数吗？比如有的男人心里一直想娶几个老婆，但他只要没有跟这几个人同时领证结婚同居，就不能说人家重婚吧。”
父亲真会诡辩。我忽然想到，上次姚医生跟我说起的父亲口袋里的那封信，趁此机会考证一下：“爸，还记得您当年在部队参加地震救援时被埋的那件事吧。”
“你怎么知道的？”父亲一脸惊讶。
我做了个鬼脸：“有此事吧。”
“有，怎么啦？”父亲很坦然。
我俨然像一名《焦点访谈》的记者：“我想问您，当初您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一封信是什么信？”
“这个，谁告诉你的？”父亲吃惊地看着我，想了想，豁然大悟：“一定是姚医生告诉你的吧。”
我不回答父亲的话，继续追问：“您告诉我，是一封什么样的信让您在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想起它？”
父亲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满：“家信啊，怎么啦？是我准备寄给你母亲的，还没来得及寄，就接到了救援命令。”
看来，父亲不会轻易承认情书这件事。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对父亲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父亲见我要走，急吼吼地说：“你还没表态呢。”
“您要我表什么态？”我一脸无奈：“您想跟李阿姨结婚我没意见，但弟弟他们怎么样，我管不了。”
“我不是要你做做他们的工作嘛。”父亲有些生气，沉默了片刻，换了一种口气说，“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们意见如何，下星期一我们就去领证。”
我稳了稳情绪，缓和道：“爸，您别急啊，几十年都等了，还怕多几天，我抽时间跟弟弟他们说。”
临了，父亲又补充一句：“只要你做通他们几个的工作，别的事都好商量。”
父亲这话的意思很明了，为了能给李阿姨一个名分，他真的什么都豁出去了。
回到自己房间，老婆正坐在床上看韩剧，边看边一个劲地抹眼泪。
她见我进去，才从电视剧的情绪里跳出来，问我：“父亲跟你谈了些什么？”
我把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说了，想先做通老婆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她也是一只猪蹄膀，看似温柔香甜，外表皮软肉嫩，里边却藏着一根硬骨头。
老婆斜着眼，望着我说：“你这样纵容父亲，是不是跟你父亲一样外面也有私生子？”
我半开玩笑道：“你别瞎说，我有了早就带回来了。”
“你敢！”老婆眼睛瞪得铜铃大。
我收住笑容，一本正经说：“没有证据的事，千万别乱讲。”
妻子得理不饶人：“谁乱说了？还不都是你说的。”
我无奈地解释道：“我也只是猜测。”
“以后猜测的事别跟我说。”妻子气呼呼地把电视关了，背对着我钻进被窝里。
我拍了拍老婆裸露在外的肉肩，苦笑道：“是我错，不该告诉你。”
老婆像个机器人，突然一个转身：“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
我一脸无辜：“你看你看，你们女人就是不讲理，告诉你不好，不告诉你也不好，你要我怎样？”
“要你说实话，不得有半点隐瞒。”老婆的口气像京城里的雾霾，呛人得很。
我吹了一夜的枕边风，总算吹散了雾霾，见到了阳光，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老婆的思想工作最终做通了，代价是，我的工资从此全额上缴。
第二天下了班，匆匆吃好晚饭，就和老婆一起去啃弟弟这块“硬骨头”。
弟弟的家，坐落在异国风情的山前湖小区，是一栋二层加阁楼的独院住宅，与我们公寓房没有可比性。当年我父亲单位分的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刚好拆迁，就把拆迁费全部补贴给了弟弟，让他交了这套独院的首付，可见父亲是多么偏袒他的小儿子。
这还是明的，父亲暗地里补贴给弟弟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也不想要父母的钱，我和老婆的工资加起来，够一家人开销了。
人最大的弱点是贪婪，贪则腐，腐则败，败则亡，所以人不能太贪，但要消除这个“贪”字，很不容易，只能靠后天艰苦卓绝的修炼。
父亲倒是经常教导我们兄弟俩。不过，似乎对我教育更多，对弟弟宠得更多，让他从小养成了任性、暴躁的坏脾气。不是我嫉妒，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他小儿子的教育。好在弟弟没有被父亲宠得太坏，只是有些小家子气，过于看重金钱。
我按响了山前湖小区58号的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侄子明明。
穿过种满花花草草的院子，进到客厅，未见弟弟和弟媳。我问明明：“你爸妈呢？”
明明说：“还没回来。”
“怎么，出去散步了？”我问。
明明挠着脑袋说：“不是的，妈妈来电话说，她和我爸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婚宴。”
弟弟家的“哈瓦那”见了我老婆就像见了久违的情人，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老婆抱着“哈瓦那”对我说：“打个电话给你弟弟吧。”
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说：“婚宴上闹得很，现在打电话不一定听得到，反正婚宴的时间不会太长，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明明为我俩各倒了一杯白开水，礼貌地说：“伯父、伯母，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做功课了。”
我挥了挥手：“去吧，我们等你爸妈回来。” 看着明明略驼的背影，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倩倩。两个孩子在同一所重点中学，一个读高一，一个念高二，学习紧张，功课繁重，回家作业几乎每天都要做到午夜12点。如今的教育与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了，学历教育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素质教育只是匆匆过场的龙套。为了让女儿顺利跨越高考这座独木桥，我跟老婆没少拌嘴。
老婆还在跟“哈瓦那”亲热，小家伙正舔着我老婆的面孔，让我顿生醋意。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决定，今晚回家不再跟老婆亲热，让她跟狗狗亲个够吧。
我一个人无所事事，便打开客厅里的电视看新闻，转了几个台，看到一则某中学高三学生从一高层建筑18楼跳下身亡的消息。这样的新闻，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几乎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上次我市一个高中生从一家医院的21层顶楼跳下而亡，也是因不堪重负而选择了自杀。现场很惨烈，头部着地，当场死亡，整个人面目全非。
我们在楼顶上找到了他的书包，发现他写的一封遗书，上面只有三个字：“我去了。”好像死者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语。从我们刑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但对家人，对社会，又传递了什么呢？
现在的电视，好节目不多，炒冷饭的多。新闻是通稿，电视剧是雷同，娱乐节目是回放。在我的等待快要接近极限的时候，弟弟和弟媳终于回来了。
他俩去参加的是原来在电台传达室看门的老张头的婚宴。想不到这个曾经上当受骗、一度倾家荡产的老张头，离开了电台传达室，去了证券公司边上的停车场看汽车，就交上了桃花运，认识了一个股市里翻云覆雨的炒股师奶。
那人的丈夫工伤死亡后留给她一笔可观的遗产，加上死亡赔偿金，又遇上今年疯狂的大牛市，让这位师奶赚得盆满钵满。
本来这两个人毫无关联，一个炒股的，一个看车的，为他俩牵线搭桥的红娘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狗。
那条小狗与弟弟家里的“哈瓦那”同宗同族，小名“多多”。
故事很简单，炒股师奶不小心丢了心爱的“多多”，以为被狗贩子拐走了，伤心了三天三夜。其实被老张头捡到了，养了三天都找不到狗主人，于是他想到了电台，通过他之前的人脉关系，在电台做了一则认领启事广告。
那天进行交接仪式时，炒股师奶和老张头一见钟情，她把“多多”和老张头一起带回了家。
炒股师奶不差钱，就差看得上眼的男人。从此，老张头成了炒股师奶的大“多多”，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幸福生活。
弟弟和弟媳说得开怀大笑，前倾后仰。看样子，他俩很羡慕老张头。弟弟说：“要是老爸找的也像炒股师奶那样的富婆，我坚决支持，举双手赞成。”
我和老婆也听得捧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说：“炒股师奶那样的富婆，我爸不一定喜欢。”
说完了老张头，接下来自然要说我父亲了。弟弟知道我和老婆来他家，一定是为父亲的事来的。最近父亲的婚事成了关乎我们朱家命运的“四方会谈”，再这样下去可以上中央台《今日关注》了。
弟弟问我：“父亲那边，是不是查清楚了？”
“嗯，清楚了。”我看着依然沉浸在笑声里的弟弟，点了点头。
弟弟收住笑容，急切地问：“对方是何许人？”
我调侃道：“不是老张头的炒股师奶，而是一个卧床师太。”
“什么卧床师太？”弟弟瞥我一眼，“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老婆瞋着我：“时间不早了，你还打什么哈哈。”
想起我的工资卡进了老婆的口袋再也要不回了，就回瞋了她一眼，不紧不慢道：“你们连这个都不懂，顾名思义嘛，终年卧床不起，一副失态的样子。”
弟媳很惊讶：“哥，什么时候喜欢上动漫了？你不是不喜欢动漫吗？”
我睇了一眼弟媳，做了个鬼脸说：“不喜欢，不等于不了解，这就是我们刑警的素质。”
弟弟很快明白了：“哥，你是说，老爸找的那个结婚对象是一个瘫痪在床的女人？”
我点头称是：“非但这样，她还有个儿子。”
昨晚，我已经想好了，要做通弟弟他们的工作，首先不能隐瞒事实真相，要和盘托出，然后才能坦诚相见，谈利弊讲道理，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弟弟听了，立刻暴跳如雷：“什么，这样的女人我老爸也要？”
“真是老糊涂了。”弟媳也在一旁帮腔。
弟弟的脖子上暴起了青筋：“不行，我得找那个女人谈谈，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老婆心平气和道：“人家瘫痪在床，连话都说不上，你去跟她谈什么？”
我坐在沙发里不说话，静观他们表演。
弟弟像个陀螺，在客厅里来回打转：“反正，我得制止这桩婚事。”
“你制止得了吗？”弟媳没好气地说。
“我找她儿子去！”弟弟说得义愤填膺。
弟媳白了她丈夫一眼：“照你这个脾气，找她儿子，非打起来不可。”
弟弟转身看着我：“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把手叉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我想说，插不上嘴啊，你们吵吵闹闹的能解决问题吗？父亲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最不怕什么？最不怕就是你们跟他来硬的。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动动脑子，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嗯，哥，听你的。”弟弟终于收敛下来。
弟弟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敬畏和崇拜，小时候总像跟屁虫那样跟着我，有一次我故意把他甩了，让他哭了大半天。
我看弟弟的情绪已基本稳定，就开始实施事先设计好的方案：“你们想不想听父亲的爱情故事？”
弟弟和弟媳一听可以窥探到父亲的隐私，都连连点头：“想听，想听。”
我使出了在大学期间演讲比赛练就的看家本领，把父亲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委婉动人，荡气回肠，让在座几位听得目瞪口呆，惊讶不已。
讲完父亲的爱情故事，我发现弟弟和弟媳的情绪明显温和了许多，尤其是弟媳，像一只乖乖兔，听得眼睛都红了。 我说：“好了，父亲的爱情故事跟大家分享了，想听听你们的感受。”
弟弟感慨道：“父亲真幸福，我要是遇上这么一位愿意为我守一辈子寡的女人，真是死而无憾了。”
“死鬼！你想得美。”弟媳用她白嫩的散发着玫瑰花香的纤手，恶狠狠地拍了一下她丈夫的脑袋。
看来火候已到，我递了一个眼色给老婆。
老婆看到我的暗示，就开口道：“父亲的爱情故事确实很感动，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如此感人的爱情，小宝、小芸，我倒有个建议，你俩看看，不知行不行？”
“姐，说来听听。”弟媳揉了揉兔子般的眼睛。
老婆看了我一下，立即抛出了早就想好的鬼点子：“看来父亲结婚这件事，已成了他的一个死结，谁也解不开了，如果我们硬要拆开，最怕老人走极端。我看这样，不如先让父亲把家产给分了，使朱家的资产固定、不流失。这么做，既保全了朱家的财产，又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
这是我和老婆商量好的无奈之举。反正父亲也不缺那个钱，生老病死有医保，退休工资够他花了。只有这样，弟弟才有可能不反对，才能让父亲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地把婚事办了，也算了却折磨了他一辈子的心愿。
“老婆聪明。”我先夸老婆，然后表态：“这个建议不错，虽有些无奈，但不失为明智之举。大家没意见的话，我明天就跟老爸说。”
弟媳赞成我老婆的观点：“蛮好，蛮好，先捍卫了我们的财产再说。”
弟弟想了一下，最终也无奈地表示同意。不过，他最担心还是那个老太的儿子：“要是他母亲走了，我老爸手里的钱还不是给那个臭小子拿去。”
弟弟最担心的是父亲的钱财，而我最担心的是父亲与那个臭小子的关系。但我只能对弟弟这么说：“这个你放心，他跟我爸又无血缘关系，你怕什么。”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真没底。在没有获得确切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跟弟弟、弟媳他们说的。
爱情的力量，果真伟大。
我把和弟弟他们商量的意见跟父亲说了。父亲很爽快，同意分家析产，甚至说，他的那份都可以不要，反正眼睛一闭，今后都是你们小辈的。
父亲的爽快，没让我产生丝毫的快感，反而更加郁闷。父亲不承认他跟李雷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坚定了我做DNA的想法。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不管今后发生什么，心里有底才不会慌乱。
当父亲还在为财产分割这件事奔波时，我的“采样”工作也正式展开。
采集父亲的DNA样本比较容易，但采集李雷的样本就有点难。
采集不能遥控，即便科学技术发展到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成为人们的首选，电子游戏、视频聊天成了年轻人的最爱，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从股市里哗啦啦地赚到“真金白银”，但采集DNA样本还得跟当事人接触后才能获得，即使不一定要正面接触，也必须找到当事人接触过的东西。
李雷不是不能接触，但贸然行动恐怕适得其反，非但完不成采集任务，而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我为如何获取李雷的DNA样本苦思冥想的时候，机会突然降临了。
那天，我在一个抢劫金店的案发现场，刚抓获一名蒙面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就收到了城中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我弟弟朱小宝跟市图书馆监控室的一个保安打起来了，现在双方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我一听图书馆监控室保安，就猜想是李雷，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弟弟这个草包怎么总让人不省心呢。我向支队领导请了个短假，就直奔城中派出所。换了平时，我是决不会去的，但今天不同，正好有机会接触李雷。
在派出所的待询室里，我见到了弟弟和李雷，两人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靠墙的蓝色塑料凳上。我先走到弟弟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骂了一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立即又转身来到李雷身边。
在我安抚李雷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见他的左耳朵有个血口子，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手纸，抽出一张帮他擦了一下伤口上的血。
我关切地问李雷：“疼吗？”
李雷条件反射地侧了一下身子。
我赔礼道：“真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李雷瞄我一眼，不吭声。
我继续道：“你放心，我会好好教训我弟弟的。”
离我不远的弟弟，听我这么一说，不服气地叫嚷着：“教训我，没门！他才应该教训呢。”
我把那张带血的纸攥在手里，走到弟弟跟前：“你叫什么叫，有理不在声高，听候派出所处理。”
弟弟看我攥着拳头，以为我要打他，外强中干地大声道：“你想打我？”
“打你，脏了我的手。”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想想不解恨，又回头说：“回家再收拾你！”
我从派出所处警民警那儿了解到，今天的事，完全是由我弟弟朱小宝引起的，他带了一份保证书去图书馆找李雷签字。
我带着火气问：“什么保证书？”
派出所民警从处警登记簿里抽出一张纸给我看。我一看，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纸上的内容竟要李雷作出保证，不得继承我父亲的任何财产。气得我把保证书当场撕了，狠狠地丢进办公桌旁的废纸篓里。
我刚回到队里，城中派出所就来电话，说教育了双方一下，因没什么后果，写了保证书，都放了。我谢过他们，挂了派出所的电话，就立即打电话给我老婆，把今天的情况说了。我说有案子在身，让她下了班，就去我弟弟家，把今天的事先压下来，免得让父亲知道了生气。
通完电话，我才想起那张带血的手纸。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好像是放在口袋里的，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都没有。这才回忆起，可能是和那份可恶的保证书一起丢进了派出所的废纸篓里。
这个不争气的弟弟，真把我气晕了！
弟弟大闹图书馆监控室的事，总算没再爆发。
那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说：“财产的事，这两天已经处理好，我让律师起草了一份协议，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就可以了。” 我心生愧疚：“爸，真难为您了。”
父亲反倒安慰我：“这是早晚的事，也好，现在做了，免得以后再生麻烦。”
我内心纠结，弟弟“大闹天宫”的事，要不要告诉父亲？说了，怕影响父亲的情绪；不说吧，又怕弟弟再起事端。
正犹豫中，父亲又说话了：“对了，今晚律师会拿协议书来签字。明天你请个假，陪我去趟幸福巷，我已经跟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约好了，明天上午9点在那里碰面，现场办理手续。”
“这么快？”不知为何，我的内心有些不安。
父亲不解地看着我：“什么快？为了办这些财产手续，都拖延好几天了。”
我强颜欢笑：“好的，明天我陪您去。”
父亲欣慰地看着我。我也深情地望着父亲，看到他那张刻满岁月年轮的脸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
晚上，律师准时来到我家。
在律师的见证下，对了，还有墙上沉默不语的母亲，我们全家人围坐在那张榉木的八仙桌前，每个人都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还揿上了鲜艳的红手印。
以前，我给很多人揿过这样的手印，红的、黑的、蓝的，多得已经数不胜数。今晚，当我第一次在纸上揿下自己的红手印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生活的大转盘，正努力地向前转动着。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那么难忘，那么美好。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了。我估计他昨晚兴奋了一夜。今天的日子，将是他人生最期盼、最难忘的一天。
我昨晚也没睡好，做了很多梦，本想多睡一会儿，硬是被父亲的兴奋吵醒了。昨晚的梦很奇怪，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梦见我母亲，一会儿梦见李阿姨，后来竟然还梦见她们俩手挽手，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我想，如果有来世，我母亲决计不会挽着李阿姨的手招摇过市的。
父亲换了一身平时很少穿的全毛西装，打着不标准的领带，像一个春游的孩子，拎着那只掉了门牙、漏着风的黑皮包，在客厅里不停地打转，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我刚吃完早饭，父亲就催我出发。
我看了看时间：“爸，还早呢，您急什么呀。”
父亲急不可耐：“我们办事，该早点去，不能让人家等我们。”
我说：“现在是上班高峰，现在走，也是堵在路上。”
父亲的火气又冒上来了：“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没时间观念，正因为路上堵车厉害，才要早点走。”
我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姿势：“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路上的车如蛇游，堵车是意料中的事。
我的破桑塔纳走走停停，终于游到了离幸福巷不远的一个岔路口。车到岔路口，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都是小巷子，汽车无法进入。我挑了一处凹进去的路边，把车停稳，就和父亲下车步行。
幸福巷就在风和日丽的前方。春风，轻拂着父亲银色的白发；阳光，普照着父亲修长的身躯。略显驼背的他，一脸幸福。
父亲步履轻快，走了一段路，就与我拉开了距离。我喘着粗气，有些跟不上。
快到幸福巷的时候，父亲明显加快了脚步，我一路小跑，终于跟上了他。
幸福巷是一条蛰居在城市边缘的不起眼的小巷，幽静而恬淡。今天的幸福巷尤为安静，像是在等待一场重大仪式。
这时，小巷里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破幸福巷上空的宁静，仿佛一个作恶的妖魔鬼怪降临到人间，令人惊恐万分。
只见父亲听到叫声，双脚就如安了弹簧一样，“噔噔噔”弹跳着向13号狂奔，我也条件反射似的奔跑起来。
当我气喘吁吁跑进幸福巷13号，跨进那扇掉了漆的木门时，父亲已扑倒在那张老式雕花床的洁白帐幔里。
父亲撕心裂肺的恸哭，声声如锤，重重地砸着我的胸口，让我无法呼吸。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走上前，想去扶他。此时的父亲几乎瘫软成一团泥，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站在一旁的保姆不知所措，也一个劲地哭着。刚才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正是她向我父亲发出的求救信号。但这样的求救声，显然是一种无助徒劳的呐喊。
我沮丧着脸，问保姆：“李阿姨她？”
林阿姨边哭边说：“我也不知道啊，早上起来还好好的，给她换了尿不湿，我就去菜场买菜。等我买菜回来再去看她时，见她眼睛瞪得老大，怪吓人的。我碰了碰她，不动，摸了摸她的鼻孔，已经没气。”
这时，婚姻登记处的两位工作人员也来了，但她们与我父亲一样晚了一步。父亲已无暇顾及这两位本该要热情接待的“花下月老”。
我想，在他们的婚姻档案里，再也不会有“朱德康、李玉珠”这两个人的结婚资料。这难道就是命吗？
李阿姨走了。
父亲整个人一下子垮了，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几十年来，枪林弹雨没有让他趴下，艰难险阻没能让他低头，我母亲的离世也没把他拖垮，唯独这个女人将他坚强的身躯击倒。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想，爱情亦是水的化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是所谓的旷世爱情带来的后果吧。
我不知道，李阿姨的死，与我弟弟的那场闹剧有没有关系。为此，我和弟弟大吵了一场，连父亲都劝不住，这是我俩长大成人后从没有过的。
我认为，是弟弟的间接行为，害了李阿姨，也害了父亲。也许父亲对弟弟的娇宠，让自己品尝了这一苦果，造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何时才能让家人安心？
我爱弟弟，更爱父亲。而今，父亲这棵朱家的参天大树已经叶落枝枯，即将失去生命的绿色。人，是不是一定要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去呵护，才明白要珍惜。
面对一天天消瘦的父亲，弟弟终于有了反思和检点自己行为的态度，我原谅了他。毕竟，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即使我俩长得一点都不像，但这不能成为阻隔彼此间亲情的理由。父亲常对人说，一个像妈，一个像他。这样的搭配没什么不好，虽然不能说这样的家庭最幸福，但至少是和谐的。 李阿姨出殡那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不再做那个DNA。所有的一切，就让它随风飘逝吧。当你面对心中那个佛，一切终将坦然：信则有，不信则无。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皮包骨头，几乎每天与床作伴。
说有病吧，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名堂；说老弱吧，才刚过七十，现在的人活到八九十都不算稀罕；说营养不良吧，我把原本看护李阿姨的保姆林阿姨留了下来，过来照顾我父亲，每天荤素搭配，菜肴丰盛。
我知道，父亲是经不起这次打击。人啊，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李阿姨一走，把父亲的魂都带走了。
之前几十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过的？也许年轻不懂珍惜，也许气盛有资本，但人老了，资本快耗尽，再怎么珍惜，也已经是明日黄花。
尤其是我们警察，年轻的时候，像一台永动机，摸爬滚打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其实，身体所有的零件都是超前磨损。那年“追逃”，我的记录是三天三夜没合一眼，而父亲说他的记录是六天六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胜过我，吹的牛逼。但作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警察，一两天不睡确是常有的事。
一天，我值夜班补休在家，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床头，说：“我的时日不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是他哥，多谦让他一点。”
我向父亲保证：“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不会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了。”
父亲问我：“林阿姨呢？”
我告诉父亲：“买菜去了。”
父亲转了转不再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趁家里人都不在，我有事要跟你说。”
“啥事？”我十分紧张地问父亲，想他不会是跟我交代后事吧。
父亲特别关照说：“此事目前仅限你一个人知道，不许跟任何人讲，等我走了，才可以告诉他人。”
“爸，为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父亲总喜欢把一件简单的事，弄得神神秘秘，让我觉得怪怪的。
父亲眼望天花板：“不为什么，只是不想节外生枝。”然后转头看着我：“小军，能答应吗？”
“嗯，能。”我应诺着，但心里颇有微词。
父亲沉默了许久，欠了欠身子说：“你弟弟，不是我亲生的。”
啊？我差点叫出声，脑瓜子像被什么重重砸了一下，眼前的父亲顿然变得模糊起来。
我愣了很久才开口：“爸，您说的不是胡话吧？”
“不是胡话，是真的。”父亲说得很慢，泪水已从眼角默默溢出来。
我紧盯着父亲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想穿越这扇心灵的窗户，抵达父亲最隐秘的深处。我突然变得十分平静，静如止水：“爸，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明显老了，思维有些跳跃，说得断断续续，前颠后倒。我听完了他的讲述，终于理清思路。
我弟弟朱小宝，并非随我父亲姓，他的亲生父亲也姓朱，这也许只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而已。
四十多年前，那是我父亲还在部队当侦察连连长的时候，在一次实战演习中，一位新战士由于紧张，加上操作不当，手中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没掷出去，掉在身后三四米的地方，这个距离完全在杀伤范围之内。眼看手榴弹就要爆炸，会伤及附近的战士，我父亲连忙转身扑上去，而站在他身旁的指导员反应更快，他奋力推开了我父亲强壮的身体，用他瘦弱的身躯，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飞溅的弹片，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这位为保护我父亲和身边战友而光荣献身的指导员，就是我弟弟的亲爸。临终前，他几乎没留下什么遗言，唯一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妻子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他要做爸爸了。
此时，指导员的妻子正在家中待产，组织上派我父亲把他妻子从老家接来部队料理后事。在接他妻子的路上，我父亲由于悲痛过度，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前让对方知道了自己丈夫牺牲的消息。他妻子受了刺激，途中孩子早产，送到医院时只保住了婴儿，而他妻子再没醒来。
就这样，父亲为了还战友一份情，收养了他的孩子，那孩子成了我的弟弟。难怪父亲总是这样或那样找法子偏袒我弟弟，难怪弟弟只小我一岁，难怪人家都说我和弟弟长得不像。以前每每有人问及这个问题，父亲最完美的回答是，我像母亲，弟弟像他。其实，弟弟一点也不像我父亲。
父亲住进了医院的特护病房。
弥留之际，我守在他的床头。这是我们父子俩有生以来最亲近的镜头。
他动了动嘴，想说什么。
我挨近父亲问：“爸，是不是有话要说？”
父亲目光迷离，企求地看着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他又动了动嘴，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启齿。
我凑到父亲的耳边，鼓励道：“爸，是不是还有未了的心愿，说吧，儿子替您完成。”
父亲的眼神终于亮了起来，低声说：“小军，你是家中最通情达理的人，我有一事相求，等我死了，恳请你把骨灰留一部分给李阿姨。”
“爸，什么死不死的，等过了这个坎，您一定还会健健康康的。”我半责备半回避着父亲的话。
“小军，能答应我吗？”父亲用恳切的目光盯着我。
“爸，您怎么会有这想法？”我很为难，答不答应，都会伤到人。
父亲足足沉默了六十秒钟，然后闭上眼睛，说：“她、她把最珍贵的第一次给了我。”
我望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队里的来电，我说：“爸，我接个电话。”
队里的电话总是没好事，富春苑一住户发生凶案，要我立即归队。
父亲喘着粗气，说：“小军，你有事，尽管去忙吧。”
我望着依然紧闭双眼的父亲。心想，父亲一定很想让我留下来陪他，还有好多憋在心里的话没说呢，再不说，恐怕没机会了。可我俩有过同样的追求和使命，他十分理解我现在的工作。
虽然我也舍不得离开父亲，但说实话，我是庆幸这个电话的，让我有了喘息机会，暂且逃避父亲的那个恳求。
凶案现场一片狼藉，死者倒在厨房间门口的血泊里，地上有破碎的瓷碗和一条刚被开膛破肚还没来得及清理内脏的鲢鱼，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显然，案发前，死者与凶手有过搏斗，甚至有过激烈争吵。 局里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全力侦破此案。我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案子在身，病榻上的父亲再也无法顾及。
兴许是宿命，以前父亲给家人欠下的债，如今又让我这个儿子背负，也让他老人家也尝尝，在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却不在身边的滋味。父亲出生入死几十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默默祈祷，但愿他这次也能挺过去。
专案组各路人马分头行动，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但此人已逃跑，不知去向。看到嫌疑人的照片，我差点崩溃。疑犯竟是李阿姨的儿子李雷。
相关资料立刻汇集到一起：李雷，男，三十六岁，已婚，市图书馆监控室保安。死者花小红，二十七岁，是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市图书馆阅览室临时工，李雷的妻子。
据死者邻居反映，两人结婚已有两年，夫妻感情尚好。
另查，一个月前，李雷通过电视台大型寻亲节目《等着你》栏目组，找到了当年遗弃他的亲生母亲。
目前，嫌疑人极有可能逃往亲生母亲的老家。
李雷亲生母亲的家，在离市区一百公里外的李家庄。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才摸到了李家庄派出所。
但我们的脚步慢了半拍，等我和专案组几个弟兄赶到李雷生母家时，李雷已不辞而别，只留下了一只信封。信封里除了钱，别的什么也没留。
我见到了李雷的亲生母亲，六十不到的人，一脸皱纹，一头白发，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大十岁。
不过，自从上了电视台，她一夜成了这个闭塞小山村里的大名人。听当地的村干部说，以前不敢相认的儿子，现在成了她的骄傲，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她逢人便说，儿子要接她去城里生活了。
我没看过李雷寻亲的那期节目，但从派出所一位老民警那儿了解到，李雷的母亲十八岁那年，遭人强奸，没敢报警，后来发现自己怀孕，偷偷生下孩子。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婚先孕，有伤风化，是绝对不允许的，况且自己也无力抚养。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她把孩子放在一只竹筐里，选择了人流量大的省城汽车站，希望让有钱的好心人收养。
丢掉了孩子，她回到老家就找了同村一个哑巴，匆匆把自己嫁了，从此再也没有生育。
五年前，哑巴上山采药，不慎坠崖身亡。
我听到此，眼前立刻浮现出我父亲的形象。一个荒唐的念头像一枚鱼雷，顿然游弋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那个强奸李雷母亲的人，难道是……我不敢往下想，这实在太荒谬了。
这事非同小可，我必须搞清楚。
在我的追问下，那位老民警回忆说，有一年，派出所在处理一起伤害案时，找了几个目击证人，其中一个是走村串户帮人杀猪的屠夫，那人以为警察对他进行审查，害怕了，便交代了自己多年前强奸邻村一位姑娘的犯罪事实。后来那个家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害人就是李雷的亲生母亲。
我问那位老民警，能否提供这个强奸犯的照片？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还有涉及那个人的案子。我想了想，只好点头称是。他说那人的照片只有案卷里有，但案卷不在派出所，要有也应该在法院。
我赶到法院，调阅了当年这起案子的卷宗，见到了罪犯的照片，那人叫王儿狗，长得跟我父亲十分相似，但两人的出生年月不同。因此可以断定，此人肯定不是我父亲。我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看着卷宗里的照片，我惊叹不已。世界之大，竟又如此之小，茫茫人海，却总能遇上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像生命中总有一个与你最匹配的人。
两天后，警方在李玉珠的墓地，将李雷抓捕归案。
那天，是我审的李雷。讯问过程很轻松，我说的轻松，不是心情轻松，而是没费多少口舌，他就全部交代了，供认不讳，而且对整个案发过程说得很详尽。
“李雷，你为何要杀死妻子？”这是我最关心的，必须得问。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不仅影响量刑，更重要的是关乎如何定罪。
李雷很坦然地看着我说：“我不想杀她，是她激怒了我，当时我在杀鱼，手上有刀，就随手一挥，想不到碰到了她的颈动脉。”
“她怎么激怒你了？”我正视着李雷。
李雷说：“我不是通过电视台《等着你》栏目组，找到了亲生母亲嘛，我想把她接来住。人家苦了一辈子，丈夫又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我们相认了，总不能不管吧。可我妻子死活不同意，说什么，一个瘫痪的妈刚死，又来一个累赘；还说，有你妈就没我，有我就别让你那个没良心的妈来住。你说气不气人？”
我义正辞严：“那你也不能动刀啊，你不知道动刀的后果吗？”
“当时在气头上，没考虑那么多。见她倒在地上不动了，才知道闯了大祸，害怕得不知怎么办。”李雷欠了欠身子，手铐与那张铁制的审讯椅磨擦着，发出了刺耳的金属声。
我紧咬不放：“干吗不选择报警，而选择逃跑？”
李雷辩解道：“我没有逃跑，我是去生母那儿跟她告个别，顺便给她点钱，毕竟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后来我就回来了，处理了一些事。我知道自己会坐牢，甚至会杀头，就跑到墓地，跟我母亲告别。要是真跑的话，你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我。”
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也好减轻你的罪责，为何不投案自首？”
李雷继续辩解：“朱队长，我想投案的，还没来得及，就被你们抓了。”
望着眼前这个酷似我父亲的李雷，想起父亲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罪行”，虽然很多是误会且已澄清，但总让人心里有些不快。
我没好气地说：“李雷，别跟我狡辩，你根本没有投案自首的诚意，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伤害了多少人，你知道死者家属的痛苦吗？”
“朱队长，你说得没错，但我也是死者家属，你们只知道抓人，破案立功，可有谁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失去亲人、不知道爹妈在哪里的人的痛苦？”李雷说着，嚎啕大哭起来。
我不想再跟他这么耗下去，便起身走出审讯室，舒缓一下心情。我知道，李雷的话，可能触到了我的软处。有些事，光靠法律真的无法解决。但所有的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即便无法解决，即便不公平，生活还得继续。
等我审完李雷，正纠结着去医院见父亲时，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妻子来电话了。
她在电话那头还没说话，已经泣不成声。我知道不妙，脑子“嗡”的一下，像一只被人拍晕的大头苍蝇。
我强打起精神，冲着电话那头大叫：“怎么了，说话啊！”
“你爸，他——走——了。”妻子说话的声音有点变调，感觉很遥远，仿佛来自天外。
一路上，我猛踩油门，朝着医院的方向驶去。也许是油门踩得过猛，我的那辆老爷车突然噎住了，竟趴着再也不动。点了几次火，依然无法启动。我丢下车，快速奔跑起来。
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特护病房里的父亲安详地闭着眼睛，但已是永远。我想，他一定带着许多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肯定还惦记着那个恳求，盼着我的回答。
出殡那天，张阿姨和姚医生手挽手，也来为我父亲送行。
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思绪万千，五味杂陈。我没能按照父亲的遗愿把一部分骨灰留给李阿姨，父亲的尸骨必须与我母亲安放在一起。只是、只是我不知道，父亲的灵魂会不会和母亲永远在一起。
第二天，我早早醒了。其实，我一夜未眠。趁着家人还没起床，我来到父亲的灵位前，点了一支香，想静静地跟他好好聊聊。
镜框里的父亲，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忽然觉得很对不起他。
责任编辑 姚 娟
潘 吉：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江苏常熟。
“我——要——结——婚——了。”
这是我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为他祝寿时说的话。他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很慢，但每个字都咬得十分用力。我和老婆、弟弟和弟媳，加上我女儿和侄子两个孩子，六个人面面相觑、一脸愕然。
本来饭桌上还有我母亲，每次团聚，其乐融融，那张榉木做的八仙桌刚好够全家八口人坐。遗憾的是，一个月前，母亲带着她的病魔，离开了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
那天，母亲走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莫过于父亲。怎么刚过“五七”，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要做出如此伤感寒心的举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亏他还是一个戴过公安局长帽子的老警察。
我望着一脸通红的父亲，心想他一定喝高了，说的胡话吧。
父亲见我们都不接话茬，又开口道：“今天趁大家都在，算是跟你们招呼过了。”
看得出，父亲说这话不是儿戏，像是处心积虑早就决定的，俨然一副不商量、不妥协的态度。但这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他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说结就结啊，总得跟我们两个儿子商量商量，听听家里人的意见。
弟弟半开玩笑道：“哎，我说老爸，我们从没见过您有什么相好，跟谁结啊？”
父亲歪着头，看了一眼他的小儿子：“这个，不用你操心。”
弟弟吃了个闭门羹，阴下脸：“我是你儿子，怎么可以不操心呢，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结什么婚，说出去不是让人家笑话嘛。”
父亲不甘示弱：“我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想在有生之年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错吗？”
弟媳是电台播音员，伶牙俐齿，她夹了一块父亲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塞进他的碗里说：“爸，追求幸福肯定没错，但结婚是人生大事，您可得想清楚啊，如今的再婚老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不都冲着对方的钱财。我们单位传达室的老张头就是上了一个野女人的当，非但骗去了全部积蓄，还要走了一套房子，弄得人财两空，如今儿子、女儿都不肯收留他。”
父亲嘟哝一声，一副孩子相：“我才不会上当受骗呢。”
坐在我父亲对面的老婆也开了口：“现在的世道，人心叵测，这婚姻大事，是得谨慎一点。再说，找老伴无非是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不一定要结婚啊。”
听在座几位的高谈阔论，话里话外分明都弥漫着反对呼声。我虽然比他们几个开明，但也很难一下子接受父亲的决定。
我注视着父亲，极力用和缓的语调，说：“爸，我们小辈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妈刚走，现在结婚是不是有点欠妥？况且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呢。”
父亲火了：“是我结婚，对方是谁，跟你们有关系吗？”
弟弟抢过话头：“老爸，当然有关系呀，您是我们朱家的镇家之宝，我们得保护您啊。对方是什么人，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要是骗子呢，最终吃亏的还不是您和我们全家人。”
父亲压住火：“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等我俩领了证，举行了婚礼，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天哪，我说老爸，您是不是疯了，领证不算，还要举行婚礼，您老人家不会找的是黄花闺女吧？”弟弟从小被父亲宠坏了，说话的口气总是没大没小。
父亲苦笑了一下：“呵呵，这回真被你说中了。”
“啊？您真找了个黄花闺女。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要了解清楚了。”弟弟显得十分惊讶，立刻用求助的目光投向我：“哥，你说是不是？”
我附和道：“爸，小宝说得没错，还是先摸清对方底细为好。人家年纪轻轻，为何会看上您？您又不是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方一定有什么动机和目的。”
父亲瞪了我一眼：“别拿动机、目的说事，我又不是罪犯，搞得像分析案情似的。”
弟弟皮笑肉不笑地说：“爸，这就是重大案情，您觉得自己不方便，我们可以帮您调查。”
“这用得着你们调查吗？”父亲像一头发威的狮子，冲着我们咆哮：“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对老年人再婚有意见，但这是我的私事、私事，懂不懂！”
弟弟一点也不害怕眼前这头貌似吃人的狮子：“爸，就算是您的私事，但总得照顾一下地下有知的母亲和我们小辈的感情吧。”
“感情，这么多年，谁照顾过我的感情！”父亲口沫四溅，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告诉你们，这事是征得冯晓梅同志同意的。”
冯晓梅是我母亲的大名。她在世的时候，怎么可能同意自己丈夫娶妻纳妾找黄花闺女呢。如今什么年代了，不要说法律不允，道德也不许啊。难道原本那个忠厚正直的父亲，真的变了，变得会忽悠人了。
就这样，那句“我要结婚了”的话，成了父亲七十岁祝寿宴上一根引爆炸弹的导火线，惊得大家不欢而散。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父亲那句话。父亲想找个老伴，不是不可以，问题是现在找，真的不是时候。
自打母亲走后，没发现父亲有什么异样啊，除了悲伤，有几天吃不下饭，别的都很正常，还坚持去老年大学上课呢。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准后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就成了老年大学一名忠实的学生，报了好几个班，什么绘画、书法、太极拳，五音不全的他还参加了老年合唱团，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沾花惹草啊。
我最佩服父亲的，就是做事认真、有韧劲、有定力，人家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就辍学了，可他好，风雨无阻，每堂课、每次活动都不落下。
现在想来，他这么积极去充电，莫非在这座夕阳红的高等学府里，也是“彩旗招展”？难道父亲在外面早有相好了，上课只是掩人耳目，谈情说爱才是真正目的，否则怎么会毫无征兆地突然说要结婚了呢？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不会做出格的事，但这次真的出格了。还有，父亲为何不肯告诉我们对方是谁？这有违常理，说不定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但究竟是什么呢？ 看来我必须行动了。只有弄清女方是何许人，摸排出那人的缺点和问题，最好是原则性问题，才能让父亲回头是岸。
妻子对我的行动持反对意见，说不能背着父亲进行秘密调查，应该正面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自己收敛，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弟弟、弟媳和我意见一致，父亲是个老顽固，一根筋，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让他自己收敛，比登天还难。况且父亲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锤炼，口风紧得很，凡事都守口如瓶，不这样做，根本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虽然他以前经常要求人家“坦白从宽”，但一旦轮到自己，恐怕也是个“抗拒到底”的主儿。
说起父亲的“德行”，我就来气。想当年他在位的时候，除了弟弟，家里人包括亲戚朋友，谁也没沾着这位局长大人的光。
父亲也太偏爱他的小儿子了，弟弟非但通过他的关系当了兵，后来退伍回来又通过他的关系，去了市里的文化稽查队。而我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警校才进了公安。人家都以为我靠了父亲的关系，屁！非但没沾着老爷子的光，他还六亲不认，把我发配到一个最遥远、最偏僻的乡村派出所。
说出来不怕被人笑话，我所在的那个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十二分的艰苦。由于经费不足，所里为了改善兄弟们的伙食，搭了个猪棚，养了两头猪。可以说，我们这个所是全市唯一养猪的基层所队，而我恰恰又成了全市警察中首位饲养员，还美其曰，这岗位是朱局长钦定的，他奶奶的真会大义灭亲。
两头乳猪捉来的那天，同事们就不喊我名字了，叫我“猪倌”。老百姓都亲热地称呼我“朱警官”，唯有这帮小子，真缺德，非但把我的“警”字去掉，还替换了我们朱家尊贵的姓。
当然，不管养多少头猪，我仍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养猪只是我的副业，派出所人手少，办案、走访、调处纠纷，张家长李家短，鸡毛蒜皮的事，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管。
头几年，我还没结婚，按所里的规矩，除了休假日，未婚者每天都得住派出所。反正我也懒得回家，不想看见局长大人那张“关公”脸，不论上班还是休息，我都以所为家。为此，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还受到省厅一次嘉奖。
相比我母亲，我还算幸运，反正不与父亲睡一个窝，说到底，没受他多大的气。可我母亲就惨了，嫁给我父亲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么多年几乎成了活寡妇。
年轻的时候，父亲在部队上，母亲成了光荣的军嫂，可光荣的代价是一年只能见一次面，那些思念的日子，恐怕只有我母亲自己心知肚明。后来转业到了地方，本想可以享受卿卿我我的两人世界了，想不到母亲又成了整天担惊受怕的警嫂。
有一回，父亲一个月没回家，跟人间蒸发似的，也不给家里捎个信。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什么的，母亲只能干着急，又不好去单位问。父亲给我们全家立了规矩，工作上的事，谁也不许过问。
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去外地出差了。我不像母亲，倒希望他经常出差。父亲出差的好处有很多，没人管我了，就可以做自由飞翔的小鸟，每次父亲回来还买了我喜欢吃的回头货。
一个月后，父亲缠着绷带、打着石膏回来了，这次非但没有回头货，还让我服侍了他好几天。原来，他这头狮子去南方丛林里觅食了，最终毒贩觅到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我印象里，父亲总是那么忙碌，好像缺了他，地球就不转。很多时候，母亲一个人进入孤寂的梦乡后，父亲才姗姗回家；或是父亲还在热闹的鼾声里尽情高歌时，母亲已匆匆踏上早班公交车的征程。
一天深夜，我起来小便，发现父亲没睡卧室的床上，而是睡在客厅的沙发里。迷糊中，我以为自己走进了谍战片的拍摄现场。
父亲和母亲年轻时还算般配，但自从父亲转业进了公安局，特别是当了局长，两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这种距离感，像一个无形的影子，时时在我眼前晃动，说不清，也触摸不到，可真实存在。
不过，母亲是个明白人，吃了那么多苦，也不因自己丈夫当上了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就躺在安乐窝里享清福了。她还是她，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任劳任怨，直至退休。只是她的棉尘症的职业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咳嗽、胸闷、胸痛，甚至咯血。
倒不是因为我母亲有病，骨子里，父亲就有点看不起她。
我上初中那年，一向唯唯诺诺的母亲终于向父亲开了火。我不知道他俩吵架的原因，但有句话我至今记得：“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纺织女工也有当上国家领导人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说明一点，父亲喜欢白衣天使的医生，对吃苦耐劳的纺织女工有偏见。
起初，我对母亲的话有些不信。后来，经考证，在他们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火红年代，确实产生过一位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纺织女工。看来，母亲的话是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
再后来我又知道，他俩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好在父亲也很本分，自从那次吵架后，他再也没和我母亲吵过架，也没跟我母亲闹过离婚，只是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想必两人单独相处也很少有卿卿我我之举了。用现在的话说，亲情胜于爱情。
父母之间的事，我不想过多地去议论。现在要做的，就是设法知道那个即将成为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是谁，尽快找到一个能阻止父亲结婚的理由，还母亲一个公道。
但这样的寻找是有难度的，首先要找到这个号称“黄花闺女”的女人，然后再找出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和她不适合与我父亲结婚的真凭实据，甚至包括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我知道，父亲的反侦察能力很强，在部队时当过侦察连连长，到了公安上又担任过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谓是侦察领域的高手。如果直接盯梢跟踪，恐怕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于是，我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先从母亲的生前好友入手，这样做虽然与目标距离有点远，但安全系数高，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首先想到了张阿姨。 她和我母亲是纺织厂的同事，两人一同进厂、一起退休，算是母亲的资深闺蜜。
张阿姨曾一度想认我做她的干儿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再提起，兴许是大人们闲聊时开的一个玩笑。
我倒一直盼着做张阿姨的干儿子，因为多个干妈可以多穿一身新衣裳，多吃一包甜甜蜜蜜的粽子糖。那个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有新衣裳穿，才有粽子糖吃。
母亲在世时，张阿姨经常来我家玩，对我们家的情况很了解，对我父亲也很熟悉，说不定我们不知晓的隐私，她都知道。
寻找张阿姨并不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每天傍晚6点，她会准时出现在红梅广场跳舞的人群里。
母亲没生病的时候，也被她拉去臭美过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我不知道跟她棉尘症的职业病有没有关系），就再也没有去那个留下她无数快乐脚步和欢声笑语的红梅广场。
那天，我踏着《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舞曲节拍，来到红梅广场。广场上除了跳舞的人，看客也不少，身旁一位与我父亲年纪相仿的老先生，虽然没进舞群，但很投入，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和着舞曲轻声哼唱：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舞曲换了一首又一首，从《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跳到《爱情买卖》，仍不见张阿姨的身影。难道她不来跳舞了？
寻不到张阿姨，我只能再等等。
《爱情买卖》的歌词很另类：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当我第二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舞姿翩翩的张阿姨。看来今天她迟到了。
张阿姨与我母亲同岁，看上去一点也不老，身材窈窕，走起路来，挺胸、收腹、翘臀，一看就知道她是有舞蹈功底的。
我欣赏张阿姨的优美舞姿，也可以说，欣赏她的生活状态。
听我母亲说过，张阿姨是厂里的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样样拿手。我母亲要是有她一半的开朗，也不至于走得这么早。俗话说，七分心情三分病，是有道理的。
可我不明白的是，母亲不善言辞，木讷得很，她与张阿姨完全是两条道上的人，怎么会走得这么近呢？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张阿姨每次来我家，只要我父亲在家，她就呆的时间长，否则就呆的时间短。但看不出，她与我父亲有什么暧昧举动。
张阿姨曾跟我母亲说过，她从小的理想是当个女军人；后来理想没实现，就降低了要求，做个军官太太也行；再后来这个要求也没达到，最终嫁给了同厂的一个锅炉工。因此，她很羡慕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兴许，张阿姨并非喜欢我父亲，只是喜欢军人而已。
我父母那个年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军人是英雄的象征，所以，张阿姨喜欢军人也在情理之中。
据我了解，张阿姨有个爱她的老公，有个幸福的家庭，如今儿孙满堂，应该不会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所以我可以大胆地向她了解情况。
等一曲终了、一曲还没开始的间隙，我抓住机会，踮起脚向舞群里的张阿姨招手示意。
张阿姨还是那个样子，爱说爱笑，风风火火，见了我，就扯开了纺织女工特有的大嗓门：“小军，你怎么也来跳舞了？”
我微笑道：“张阿姨，我不是来跳舞，找您的。”
张阿姨一脸惊讶：“找我，有事？”
“嗯，其实也没啥大事。”我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说起，就改口道：“您身体还好吧。”
“很好，很好，吃得下，睡得着。”张阿姨说着就想起了我母亲，把话锋一转：“唉，就你妈命苦，这辈子嫁了个好男人，没过上好日子就走了。”
我接过对方的话，故意问：“谁是好男人？”
“你爸呀！”张阿姨不假思索地说。
我顺水推舟：“他有什么好，我妈刚过‘五七’，就嚷着要结婚。”
张阿姨听了我的话，立即皱起眉头：“结婚，跟谁？”
我也皱着眉头：“就是不知道要跟谁，您和我爸是同龄人，也许比我更了解他，所以来问问您。”
张阿姨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起过呀。”
“我爸以前有过相好吗？”我斗胆问。
张阿姨打量着我：“应该没有吧，你爸正直，讲原则，呵呵，甚至有点冷血。”
“我妈刚走，就闹着要结婚，您还说他讲原则，这种人还有没有良心，说他冷血才对呢。”想起父亲从来不把自己家当个家，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的，还含辛茹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我恨不得多骂几句父亲。
张阿姨沉思片刻，说：“也许你爸有他的苦衷。”
“他有个屁苦衷，只会训人。”我对父亲的坏情绪一上来，就有点收不住了。
张阿姨似乎站在我父亲一边：“小军，不能这样说你父亲。”
我嘟哝着嘴：“我才懒得说他呢，现在只想知道是谁把我父亲的魂勾去的？”
张阿姨轻声说：“那你应该直接去问你父亲啊。”
“问了，不肯说啊。”我恳求道：“张阿姨，您帮我想想，对方那人会是谁呢？”
张阿姨在自言自语地思索：“是啊，该会是谁呢？”她想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会不会是她！”
我急切地问：“她是谁？”
“听说曾救过你父亲的命。”张阿姨的话，像给了我一棵救命稻草。
我抓住稻草不放：“救过我父亲，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以前听你母亲说起过。”张阿姨的这棵救命稻草很快失去了拉力。
“哦，那她现在人呢？”我继续拉着救命稻草，不肯松手。
“有时也要来广场跳舞，但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她了，听人家说，她老伴三年前车祸死了，至今单身一人，有好几个老头正追求她呢。”张阿姨说得有板有眼。
“她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我有点迫不及待。 张阿姨想了想说：“只知道姓姚，是个医生，已退休，具体住哪儿不清楚。”
“张阿姨，您再好好想想。”我有些兴奋，突然想起初中时父母的那次吵架，母亲那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纺织女工也有当上国家领导人的。”看来，张阿姨提供的那个人，有戏。
在我软磨硬缠下，张阿姨极力调动脑海里的记忆，想了好长一会儿，终于理出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对了，那个姚医生就在你们公安局医务室工作。”
听张阿姨这么一说，我立刻想起来了，局里医务室还真有一位退休被聘的姚姓女医生。呵呵，看来我得去会会她。
医务室就在市局大院东北角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当初还是我父亲在位时一手建起来的，为的是体现从优待警，方便全局干警就医配药，当然也包括离退休人员。
姚医生来医务室那年，刚好我妻子怀孕生孩子，当初父亲还介绍我向她咨询有关生育方面的知识，因此印象很深。虽说那时父亲已从局长岗位上退下来，但姚医生来局里发挥余热，不排除我父亲从中起了作用，如果他俩真有那么一层关系的话，那嫌疑就大了。
来到医务室，看到姚医生刚送走一位拄着拐杖的就诊老人。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温暖地晒在姚医生的身上，修长的身材让穿白大褂的她显得更有范儿，如果不论年龄的话，完全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
姚医生见了我就热情招呼：“朱队长，来配药啊。”
我早就想好了一个能与她长聊的办法：“噢，姚医生，最近我老觉得胸闷，想请您看看。”
“朱队长，你身强力壮的，怎么会胸闷呢，是不是遇上什么压力了？”姚医生说话的语气很温柔。
我望着姚医生：“我们做刑警的，要说压力天天有，案件不破，压力就更大，但我都习惯了，也不至于胸闷啊，会不会是别的原因？”
姚医生建议：“要不，给你做个心电图，如果有问题再去医院看医生。”
“好啊。”我点头应诺。这真是我要的结果，就随姚医生走进隔壁的心电图室，里面的环境比较私密，便于说话。
我躺在医检床上，任凭姚医生摆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经常被眼前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摆来弄去的？
姚医生的手，纤细柔软，水做似的，触碰到，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像导了电。姚医生除了有一双柔美的手，说起话来也很柔和。她是地道的苏州人，听她说话，吴侬软语，宛如吃了糯米团子，很受用。如果哪个男人遇上这样的女人，只要年纪适当，想娶她做老婆的心思都有。
心电图仪发出了轻微的滑动声，记录着我心脏的变化，但它能知道我此刻内心的想法吗？姚医生撕下记录单，仔细看了一下说：“你的心脏，没问题。”
“谢谢姚医生！”我半坐在医检床的床沿上，故意赖着不走：“那胸闷，是怎么回事？”
姚医生耐心地跟我解释：“胸闷，分两种：一种是功能性胸闷，人在密不通风的环境里逗留时间过长，或遇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与别人发生口角、争执，都可能产生胸闷的感觉，但这没什么大碍，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自己就会好的；另外一种是病理性胸闷，这就需要注意了，有可能是心脏或肺部出现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呼吸道受阻，还有可能是膈肌病变或体液代谢和酸碱平衡失调，还有，抽烟也会引起胸闷。”
我故作惊讶：“一个简单的胸闷，有这么多复杂的原因啊。”
“是啊，建议你最好去大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姚医生知道我是老局长的公子，便主动问起了我父亲：“你父亲好久没来配药了，他身体很好吧。”
我见机会来了，立即接过对方的话题：“嗯，身体很好，但精神出了问题。”
姚医生忙问：“他受什么刺激了？要紧吗？”
“他会受什么刺激，老糊涂了。”我看到姚医生一副紧张、心疼的样子，猜想着父亲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但她说我父亲“好久没来配药了”，又说明他俩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就这点而言，似乎又不像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姚医生追问道：“你说的糊涂，有啥症状？”
我故作神秘，压低声音说：“您不知道，他最近要结婚了。”
姚医生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我又重复一遍：“我父亲，要——结——婚——了。”
姚医生这下听明白了，一愣：“你父亲要结婚了？”
“嗯，但不知跟哪个老相好。”我一边说，一边观察姚医生的反应。
姚医生瞪了我一眼：“小朱！不能拿你父亲开玩笑。”她不再叫我“朱队长”，想必有点失态了。当然，我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家内心深处究竟藏着什么，恐怕谁也不知道。
我一脸严肃：“不开玩笑，真的，他已经跟我们全家人宣布了。”
姚医生一副失落的样子：“难怪好久没见他来书法班上课了，我还以为他仍在痛失亲人的悲伤里没走出来呢。”
怎么！父亲没去老年大学上课？我心里一愣。
听了姚医生的话，我也差点失态。难道父亲真的约会去了？但他报的班很多啊，或许最近一段时间上的不是书法班，而是绘画班呢。我知道，父亲每天早上的太极拳班和晚上的合唱团排演是雷打不动的。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问姚医生：“您也在老年大学练书法？”
姚医生说：“嗯，练了三年了。”
三年？姚医生的话，印证了张阿姨之前所说，她老伴三年前死于车祸。想必，书法这一国粹艺术，已让姚医生找到了新的伴侣。父亲好久没去书法班上课，也佐证了他的新伴侣并非姚医生，而是另有其人。
排除了姚医生的嫌疑，本可以告辞了，但转念一想，排除结婚的可能不等于排除所有的情感，既然开了这个口子，干脆通过她了解一下父亲的过去，兴许能寻觅到父亲背后那个神秘女人的蛛丝马迹。我问姚医生：“听说您救过我父亲。”
“你听谁说的？”姚医生一脸惊讶，但惊讶的脸上写着几许自豪。
我语气肯定：“是有这回事吧。” 姚医生笑了笑：“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我顺水推舟道：“能讲讲您救我父亲的事吗？”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举手之劳，不值一提。”姚医生的话有些扭捏，不爽快。
我央求着姚医生，希望她把真相告诉我，因为父亲从来不跟我和弟弟讲他过去的事，尤其是与女人有关的事，好像他这个人跟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不相干，包括我母亲。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像电影明星高仓健，看似很冷，但很酷，很有女人缘，却从没发现他出轨的蛛丝马迹。
姚医生看我一脸诚恳，便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你父亲所在的部队参与一次地震救援，强烈的余震，将他一米八的身躯掩埋在断垣残壁下，经过战友们的全力施救，才把你父亲从废墟里挖出来。送到我们陆军医院时，他已昏迷，需要立即手术。当时我是一名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实习医生，也是第一次进手术室。由于你父亲失血过多，急需输血，但医院里的O型血刚用完，而我刚好是O型血，就把我的血输给了他。”
望着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姚医生，我心中多了一份敬意。想不到，她是这么一位心灵美好的女军医，我父亲的体脉里流淌着她的鲜血。
姚医生告诉我，她丈夫原来也是部队的，后来转业回老家，她也随之一起转业来到这座城市，进了第一人民医院，如今退休了，反正在家也闲着，所以来公安局医务室发挥一点余热。
我说：“姚医生，您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吧，追您的人肯定不少。”心想，当初父亲住院期间，说不定彼此就有好感了，否则她怎么知道我父亲一米八的个头呢？
姚医生微笑着说：“哪有人追我啊，年轻的时候，我像只丑小鸭，又黑又瘦。”
我看了一眼风韵犹存的姚医生，壮大胆子问：“我父亲没追过您？”
姚医生瞪了我一眼：“亏你想得出，怎么能追？”
“怎么不能追？”我故意道。
“当初你父亲已经结婚，连你都有了。”姚医生记忆的闸门完全打开：“你母亲抱着你，还来医院探望过你父亲呢。我记得，当时你出生才几个月，肉嘟嘟的，很可爱，我们医院的好多医生护士都喜欢逗你，一逗，你就歪咧着小嘴笑。”
我“哦”了一声，对刚才的判断有些失望。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些阴暗，老往男女方面想，也许他俩真的仅仅是革命军人的战友情谊。
我说：“姚医生，真的要感谢您，您用鲜血换回了我父亲的生命，否则我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了。”
姚医生莞尔一笑，说：“你父亲命大着呢，听说后来有一次部队实战演习，发生意外，你父亲又死里逃生。”
“真的？”我惊讶地问：“又是谁救了他？”
“听说是跟他搭档的指导员，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同意姚医生的说法，我父亲命大，但所有的事他跟我们家人，尤其对我和弟弟都守口如瓶。
姚医生在与我滔滔不绝的聊天中，突然回忆起了一件事，她说：“在抢救你父亲的时候，我用剪刀剪开他的军装，发现上衣口袋里有一封被鲜血染红的信。”
“信，什么信？”我很好奇。
姚医生鬼魅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没看过这封信的内容，但十有八九是封情书。”
我说：“你们那个年代，一封家信，很正常啊，您怎么会猜它是情书呢？”
“女人的直觉。”姚医生自信地说：“你父亲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急着问医生，他口袋里的信在哪里？”
当然，父亲的这句话，不能证明那封信一定是情书，但也不排除情书的可能性。问题是谁写给他的，还是他写给谁的？这账我记着，以后找机会问问父亲。
跟姚医生的交流颇有收获。
去老年大学上课这件事，如果姚医生说的是真话，那么父亲跟我们说假话的嫌疑就大了。我判断他这段时间没去老年大学上课，或者说去老年大学上课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去见那个准备跟他结婚的女人。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决定去老年大学实地查访。
老年大学坐落在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花山脚下，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与它相邻的是一家老年福利院，以前我曾去那里做过志愿者，所以没走什么弯路就径直到达了目的地。
我泊好车，耳畔就传来一阵优美的歌声，抬头望去，歌声是从老年大学二楼教室的窗户里飘出来的：
来不及等待，来不及沉醉/噢，来不及沉醉/年轻的心迎着太阳/一同把那希望去追/我们和心愿、心愿/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我想象着父亲唱歌的样子，要是他也在其中，一定张大了吃汤团般的大嘴，操着那五音不全的嗓门，一个劲地摇头晃脑。
我苦笑了一下，下了车，锁好车门，走进教学楼对面的办公楼。
教务处就在办公楼的底层，我要找的王主任，是我同事小王的父亲，来之前小王已跟他父亲打过招呼。
或许知道我是他儿子的领导，小王的父亲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递烟。不管是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我感觉眼前这位父亲比我父亲要和善得多，面慈目善的，连说话都温文尔雅。
我说，不会抽烟。寒暄了几句，说明来意，他就让隔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我查。
调查的结果令我十分惊讶，父亲除了书法班，其他兴趣班，包括绘画、太极拳、老年合唱团都没报过名，更不用说参加了。这一年来，除了一周两次的书法班学习外（而且最近一个月几乎没来上课），其余时间去哪里了？
看来，情况已基本明了，最靠谱的解释是，他跟那个准备结婚的女人幽会去了。
事实果真如此，我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印证。
那天，我跟踪了父亲，终于发现父亲的去处。地处城北的幸福巷13号就是他的一个“据点”，我跟到门口望了一眼，没敢进去，生怕被父亲发现。
小巷里行人稀少，安静得很。我走到小巷的另一头，看到一位老阿姨正坐在门口绣花，便上前搭讪。 “阿姨，打听个事，这条街叫幸福巷吗？”我明知故问。
老阿姨抬起头，疑狐的目光越过老花镜上方的边框，打量着我：“你找谁？”
“13号里有没有一个叫朱德康的人？”朱德康是我父亲的名字。
老阿姨放下手中的活，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想了想说：“没听说这个人。”
“那13号里住些什么人？”我继续挖掘。
老阿姨似乎有些不耐烦：“13号是个大院户，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呢。”
“哦，阿姨，谢谢啊！”看来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还是先撤吧，免得被父亲撞见。
离开幸福巷，我就去了城北派出所。那里有我警校的学弟小刘，是分管社区工作的副所长，请他帮忙。
从户籍资料看，幸福巷13号共有住户十三家，其中本地住户六家，外来租住户七家。
首先被我排除的有九家，六家是小夫妻组合，一家是兄弟俩，一家是丧偶的孤老头，一家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和一个结了婚户口未迁的儿子。
剩下的四家都有疑似女子，有待进一步甄别。
最可疑的是那个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的离异老太，年龄比我父亲小六岁，法院退休，可谓门当户对。女儿、女婿都在检察院工作，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女婿是外地人，从小孩姓氏可以看出，他是入赘进这户人家的。
这是一个有些怪异的四口之家。老太为何离婚？何时离的婚？将成为我调查的重点。
我首先想到了法院的小金，他在办公室工作，我俩是多年的朋友。
小金告诉我，那个老太退休前就是他们办公室的，人称老妖婆，心胸狭窄，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上班穿工作服，平时一年四季都穿黑衣裳。不知什么原因，她退休那年与老伴离了婚，退休证和离婚证几乎是同时办的，两证一起办的人不多，也算是他们法院的一朵奇葩。
我求小金：“帮我打听打听，到底是什么原因离的婚？”我是怕父亲是个第三者，所以得调查清楚。
小金很轻松地把手一挥：“离婚原因很简单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嘛。”
我瞪了他一眼：“你们法院这些青天大老爷，不是说你们，怎么老是以‘感情确已破裂’这种简单、模棱两可的理由判人家离婚。感情是什么，感情这种事真的如‘确已破裂’这么简单吗？”
小金辩驳道：“这是离婚的法定条件呀，过去对‘感情确已破裂’认定确实有些模糊，但现在不同了，《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就是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认定。”
我还是不服气：“那你说说，那个老妖婆离婚是五种情形中的哪种情形？”
小金眨巴着眼睛说：“兄弟，你就别逼我了，管她什么原因离的婚。”
看来，小金真的不知道老妖婆的离婚原因，但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那个老太不久前通过涉外婚介找了一个外国老头，那人在中国已经做了好几年托福外教，上个月两人还去了夏威夷度假。而且，前不久他们已经搬了新家，只是户口仍挂在幸福巷13号。
我舒了一口气，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剩下的三个疑似对象，甄别工作也很快有了结果。
一个是捡垃圾的老妇人，可能性几乎是零，我父亲堂堂一个局长，不可能找一个捡垃圾的。当然，我并非小看捡垃圾的人，只是太不门当户对了吧。
第二个是一位离异的中年妇女，一年前就去了女儿上大学的外地陪读，也很快被我“派司”掉。
最后一个年纪轻的，据分管幸福巷的派出所社区民警介绍，那女孩与父母不住一起，未婚单身，家里养了很多猫，终日与猫为伴。
父亲应该不会跟她，但也不能轻易排除，往往最不应该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如今的世道，老夫少妻屡见不鲜，早就见怪不怪了，之前不是有媒体大肆报道过，一个耄耋老人和一个如花女子，两人相差五十多岁牵手结婚而成为旷世美谈。
不过，我父亲最讨厌猫。有一年，母亲抓了一只流浪猫回家，硬是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为此两人冷战了一个月。
看来，这个年轻女孩，也不太可能。不对，我突然想起那天弟弟和父亲的对话，他不是亲口承认自己找的是黄花闺女吗？难道父亲真的找了这个爱猫的未婚女孩？此人的嫌疑，一下子又上升了。
正当我为此纠结的时候，一起抢劫案，让我彻底解除了对她的怀疑。
那天晚上，我在队里值班，城西派出所打来电话，称花山脚下的红梅园附近发生一起抢劫案，受害人被犯罪分子捅伤，抢走一只LV包，内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等财物，目前受害人已送医院救治。
我问明了大致情况，直奔医院。
在医院，我见到了受害人，还好，那个女孩被劫匪伤了手臂，并无生命危险。通过简单询问，知道了受害人基本情况及案发经过。令我惊讶的，她就是那个住在幸福巷13号的爱猫女孩，陪伴在病床旁边的男孩是她认识快一年的男友。
我友善地看了女孩的男友一眼，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这次貌似严谨的调查，结果令我大跌眼镜，居然无功而返。难道父亲去幸福巷13号不是会他的结婚对象？那他去那里干吗呢？还是那个人在我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决定重新梳理一遍。但梳理的结果，依然让我失望。
弟弟说我笨，埋怨我到现在还没把那个女人挖出来，对我这个当刑警的哥哥颇有微词。
我没好气地说：“我调查的不是罪犯，而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你看哪个外科医生亲自动手给自己父亲开刀的，别见人挑担不觉累。”
“哥，你是公正执法的人民警察，哪来这么多儿女情长，破案可不能讲情面啊。”弟弟摆出一副对人“马列主义”的腔调。
弟媳在一旁打圆场，责备自己的丈夫道：“你不能少说两句，像你父亲这样的高手，一旦作案，破案难度肯定很大，我相信你哥一定能侦破，早晚会水落石出。”弟媳的话看似鼓励，实则催促。
老婆双手叉在胸前，也帮着埋怨我：“当初我叫你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自己说，你不听，非要暗中调查，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对老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的脾气，让他自己交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哥，我看你不能再搞什么外围调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脆直捣他的老窝，来个短兵相接。”弟弟一副轻松的口气。
弟弟和弟媳软硬兼施的“威逼”，让我倍感压力，决定再跟踪一次父亲，这次尽量跟得紧一点，看看对方到底是何方神仙？
自从弟弟成家立业搬出去住后，我和妻子、女儿就跟我父母一起生活。
有段时间，当时母亲还健在，父亲闹着要去小儿子家，但他和小儿媳合不来，住了没多久就被我弟弟送回来了。
有句话说得没错，距离产生美。现在，弟媳不跟我父亲一起生活，关系反而好了，还经常买补品孝敬他老人家。
当然，我作为长子，理应照顾好父亲，即便两个儿子分工的话，按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也是大儿子照顾父亲，小儿子照料母亲。
今天是周日，我本想睡个懒觉，但一想起老父亲结婚这件迫在眉睫的囧事，就早早起了床，准备再跟踪一次父亲，看他进幸福巷13号哪户人家的门。
我乔装打扮了一番，找了顶鸭舌帽，又找了副平光眼镜，静候父亲行动。
父亲还是老时间起床、漱口、洗脸，穿上运动服，又换上运动鞋，一副锻炼的样子。
我见他出了门，就一路尾随。
清晨，空气特别新鲜，太阳还没出来，路边树上的小鸟已经在放声歌唱，马路上除了扫地的清洁工，大多是早锻炼的行人。我和父亲保持一定距离，既不让他发现我，又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
父亲拐了一个弯，就向红梅广场走去。我紧随其后，生怕跟丢。
广场上的人稀稀拉拉，几乎是清一色的大爷大妈。有打太极拳的，有练木兰剑的，有跳交谊舞的，也有毫无招式，纯粹甩甩手、扭扭腰的。
由于广场空旷，遮挡物少，这给我的跟踪增加了难度。我压了压头上的鸭舌帽，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放缓脚步。父亲突然站在广场中央不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观察广场上早锻炼的人，还是在观察我这个跟踪者？父亲应该没发现我吧，我暗暗安慰自己。
父亲逗留了片刻，甩了甩手、扭了扭腰，然后向广场一头走去。
我像《悬崖》里的张嘉译，略弓着背，连忙跟上去。穿过广场便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得跟紧了。
父亲没过马路，而是往不远处的一个公交车站走去。他上了101路公交车，我傻了眼，这与上次跟踪的线路完全不一样。
我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让的哥给我咬紧了。
101路公交车到了终点站，见父亲下了车，我才知道，这儿离幸福巷不远了。以前，都是自己开车，对公交线路不是太熟悉，想不到父亲防范意识很强，演了一出金蝉脱壳戏。
我心想，看你演，看你还往哪里跑！
果然，一会儿父亲就拐进了幸福巷。我来到离巷口一米的地方，稍停片刻，做了个深呼吸，正想探头拐弯，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小子，牛啊，竟跟踪起我来了。”父亲说话不紧不慢，让我惧怕。
我把鸭舌帽拉低，想转身逃跑。
父亲厉声道：“站住！把帽子和眼镜摘了。”
“爸……”我只好停住脚步。
“还知道我是你爸，怎么对自己的父亲也玩这种小把戏。”父亲的话硬得像根针，直刺我的小心脏。
“我……”被父亲逮了个正着，我还能说什么。
“小军，亏你还是个警察，其实你的行踪，早就在我掌控之中。”父亲的话依然硬生生，但掩饰不住几许得意。
我站在父亲面前，低头不语。在这个时候，也许，沉默是最好的抵抗。
父亲继续说：“你跟踪我，无非想知道她是谁。你这样做，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爸……”我依然无语。
父亲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是要知道她是谁吗？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她。”
没想到父亲会来这么一招。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姜还是老的辣。我心里低叹一声：早这么说，我也不必耗那么大的精力调查跟踪了。现在倒好，他成了主宰，我成了小人。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在父亲面前，我真的不是他对手。
幸福巷13号，虽说是个老居民区的大杂院，但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杂，粉墙黛瓦，像是刚被整容过的，甚至连攀附在外墙上的电线，也都套上了乳白色的PVC管，只是房屋的朝向各异，且一进又一进，宛如进入了一个迷宫。
我跟着父亲轻车熟路的脚步，经过左拐、右拐、再左拐，最后停留在一扇几乎掉完了漆、裸露着本色的木门前。
父亲站在门口，做了个深呼吸，转头用毫无表情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然后曲指敲了两下门，稍作停顿又敲了两下，像地下党的接头暗号。
门并没上锁，被父亲轻轻推开。
父亲提脚跨进了门槛。我缩在后面，委实有些紧张，心儿“砰砰”直跳，不知如何面对屋里那个即将出现的人。这种不淡定的表现，简直有损一个堂堂刑警队长的形象。
就在我像父亲那样抬脚跨进门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喂！你是谁？”
这个短促的疑问句，像一雷电，差点把我击倒。
我稳住脚步，立即转身，发现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个陌生女人，五十开外，大脸盘，小眼睛，手里提着一个环保袋，几片嫩绿的茭白叶儿不安分地从袋口伸出头，一看便知，从菜场买菜回来。
难道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妇女，就是我父亲的结婚对象？
父亲听到声音，转身跨出门槛，跟对方打招呼：“林阿姨，是我。”
“哦，是老朱局啊，我还以为是谁呢。”林阿姨的脸立即阴转晴。
“今天还好吧？”父亲关切地问。
林阿姨说：“大清早就尿了一把，刚才出门买菜前，刚给换干的。”
两人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大清早谁尿了一把？给谁换干的？不会是林阿姨她自己吧？ 父亲似乎不急于把我介绍给眼前这位林阿姨。他对林阿姨说：“我进去看看，你先忙啊。”
“嗯。”林阿姨应了一声，把环保袋里的菜，倒在门口靠墙的水泥台上准备捡菜，不再与父亲攀谈。
父亲转身对我说：“小军，跟我来。”
“嗯。”我应着父亲的话，像服刑的囚犯，只有跟着管教走的份，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父亲来到右手边的一个房门口，轻轻一推，进到里边。
这是一间向阳的房间，但里面似乎有些阴暗，朝南的窗户被布帘遮挡着。屋内的陈设很简单，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最抢眼的莫过于靠墙那张老式雕花床，看上去年代久远但不失精美，悬挂在雕花床上的洁白帐幔，似乎更衬托出它的高贵和雍华，也让这张床变得如梦如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父亲走到床前，俯下身，大声说：“玉珠，我来看你啦！”
我一愣，这才发现，洁白的帐幔里躺着一个人，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妇人。我躲在父亲的身后，不敢靠近。
床上的老妇人，几乎一动不动，从她嘴里发出的粗粗喘息声，才分辨出，她还活着。
“小军，你过来。”父亲侧了一下身体，示意我上前，好让我看清老妇人的真面目。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能完全确定。刑警的判断力，此刻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无法用正常思维将父亲与眼前这个女人联系起来。
父亲看了我一眼，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人。”
我无语，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女人，难怪我排查不出。我无颜，我这个刑警队长怎么当的，竟把她给放过了。在我深深的自责中，一个巨大的问号又充盈着我的脑海：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居然让冷酷的父亲如此狂热？
父亲坐到床沿上，再次凑近老妇人，大声道，生怕她听不到：“玉珠，我儿子也来看你啦，他知道你为我等了一辈子，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很支持我俩结婚，说应该给你一个名分。”父亲说完这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又转身对我说：“小军，你说是不是？”
我被父亲的惊人举动搞晕了，尴尬地立在床头，不知所措，只好支吾了一下，动了动涨乎乎的脑袋，既像点头又似摇头，完全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熊样。我的心在颤抖，不知该作出一种怎样的回答，才不会伤及无辜。
老妇人瞪大眼睛望着我，蓦地有了回光返照般的反应，那干裂的嘴角微微上扬，脸颊的皱褶里泛起一丝难于言说的微笑。
面对这样一个女人，我还有必要去寻找她身上的缺点来制止父亲的行为吗？恍惚间，我有了被俘虏的感觉。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还能做出绝情的抵抗吗？父亲不愧为老军人、老公安，做法老到，无懈可击，令我无法招架，也让我领略到了什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时，忽又进来一个陌生男子，毫无征兆地站在我身后。
我回头一看，着实吓了一大跳。
此人是谁？我上下打量着对方，顿然冒出一个连我都觉得害怕的惊人念头：无论脸型还是五官，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太像我父亲了！难道，他、床上的老妇人，还有我父亲，他们是……
我神情恍惚地站在屋子中央，天旋地转，仿佛经受了一次强震，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怖和无助。
父亲站在我和那个陌生男子中间，当了一回中介。通过父亲的亲口介绍，证实了眼前这个酷似我父亲的男子，确是老妇人的儿子。他叫李雷，小我七岁，目前在市图书馆监控室做保安。虽然他成家立业后就搬出去住了，给母亲请了个保姆，但每天仍要来看望母亲，还算孝顺。
我和他客套了几句，就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幸福巷。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李雷的母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怎么儿子还跟她分开住？”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唉，小伙子是不错的，他媳妇不肯与老人一起住，我做了好几次工作也没用。”
我幸灾乐祸道：“爸，在我印象里，好像没啥难得倒您的。怎么，您这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遇上冰山，也有翻船的时候？”
以前父亲在位的时候，我从不跟他开玩笑。现在，父亲退休了，离权力越来越远，准确地说，权力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我偶尔也会调侃他几下。但今天，在与父亲的调侃中，我有一丝说不清的愤懑。
父亲似乎没有生气，平和地说：“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想法，我理解。”
“哟，爸，您老人家怎么开明起来了？”我依然调侃着父亲。
父亲正视着前方说：“时代不同了，不管年轻年老，要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显然，他话里有话。
“爸，是不是壮志未酬，心不甘啊？”我像一头黄蜂，蛰着父亲。
父亲昂了昂头：“是啊，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想到父亲会顺着我的话，把古人的诗句揉得如此顺溜。
我不想再刺父亲，便收住了话头。父亲和我，彼此沉默着，把所有的话语都倾注到自己的脚上，很快，淹没在车水马龙的人潮里。
回到家，父亲说要去老年大学上课。
不管他真去，还是假去，我也不希望父亲这个时候呆在家里。趁父亲不在，我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跟老婆说了。
老婆听了有点迫不及待：“快叫你弟弟过来。”
我说：“过来干吗？”
“叫你弟弟过来商量对策呀。”老婆一脸认真。
我有些不耐烦：“让我想好了，再跟弟弟说吧。”
“这有什么好想的。”老婆奇怪地看着我。
我不得不解释：“你想，如果我把一切都告诉弟弟，以他的糙脾气，肯定会出乱子。如果冲到人家家里，那人已经奄奄一息，折腾得起吗？”
老婆不无担忧地说：“但也不能便宜那人的儿子啊，一旦父亲和对方结婚，朱家的钱财真的被人家夺走，到时就晚了。”
我压住心头之火：“我不是说你们这些银行职员，怎么一个个跟和珅似的，眼里只有钱。” 老婆白了我一眼：“怎么说话的？你才和珅呢！”
“我有证据啊。”我振振有词，“上个月单位发工资，省里有一位民警大病，特困互助基金需要每人捐款，会计为省事，从每个人的银行卡上划款。想不到，我们局里有个警察，银行卡上刚打进去的工资，几秒钟工夫就全没了。后来才知道，他老婆是你们银行的，只要丈夫的工资一发，她就会在第一时间转出去理财。你看看，你们银行人的德性。”
“你们警察往钱眼里钻的人，不比我们银行少。再说啦，我还不是全为你们朱家着想。”老婆一脸委屈。
我正视着老婆：“国家求稳定，家庭求和睦，我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啊，你们这样折腾下去，这个家还有安稳吗？”
老婆瞪着眼，像一只母老虎：“到底谁在折腾？你问错人了，应该问你那个老不要脸的父亲，是他在折腾啊。”
“赵丽丽，不许骂我父亲！”我的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老婆的话触及了我的底线。
“朱小军，谁让你先冤枉我。”老婆也不甘示弱。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说：“我怎么冤枉你了？你和弟弟他们不都是为了家产，才不让父亲结婚，而我顾及的是感情，只是觉得父亲现在结婚不妥。看来，我跟你们讲不到一起。”
老婆口吐飞沫：“没有钱，谈什么情，情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房住，当车开。”
我又上了火：“你还有完没完！”
老婆责问我：“还有，你有没有问问你父亲，既然那人已经病成这样了，为何还要跟她结婚？”
我竭力克制自己：“父亲没直说，我在那个场合也不好多问。我猜那人或许是父亲曾经感情很深的恋人吧。父亲当着我的面跟她说话，其实是在跟我说话。父亲说，她等了他一辈子，现在要给她一个名分。”
“名分，什么名分？”老婆没好气地问我。
我解释道：“就是领证结婚，明媒正娶嘛。父亲不是说了吗，还要举行婚礼。”
“我看他是老糊涂了。”
我努力放平心态说：“他才不糊涂呢，我妈在世的时候，隐藏得很深，没看出一丁点儿出轨的迹象，我妈一走，他就公开亮相。从法律的角度看，一点把柄都没有，我们只能从道义上谴责他，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我倒不是怕他结婚，只怕那个叫李雷的小子真是我父亲的儿子。那样的话，即便父亲不跟她结婚，她的儿子依然可以得到我父亲的财产。”
“那可怎么办？”老婆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办法啊，走一步看一步嘛。”我喝了一口水，想了想又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弄清楚父亲和李雷的真实关系。”
老婆来了兴趣：“怎么个弄法？”
我倾了倾身子，做了个神秘的表情，挨近老婆低声道：“DNA。”
和老婆正说着，有人敲门，是弟弟和弟媳。
他俩不请自到，看来又是冲着父亲来的。见父亲不在，大家寒暄了几句，就切入正题。
弟弟问我：“那个女人查到了吗？”
我来不及多想，脱口而出：“还没呢。”
弟弟用责备的眼神瞄着我：“哥，你的工作效率也太低了吧。”
“不过，快了。”我只能用缓兵之计。
“你再不抓紧，我看父亲和那个女人要抢先一步了，等一会儿父亲回来，我跟他说，逼他把人交出来。”弟弟只小我一岁，但火气比我大，老是沉不住气。
我制止道：“小宝，你千万别胡来。父亲现在就像个孩子，逆反得很，我们不能硬来，只能想办法智取。”
“怎么个智取？”弟媳插嘴问道。
弟媳对我有些崇拜，她主持过电台的一档“法在身边”节目，经常会问我一些法律和治安防范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去他们电台做嘉宾，有位听众问我：“如果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遇上有人入室盗窃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如果你是真睡着了，那就没问题；如果是醒着的，那就装睡，装成睡得很熟的样子；假如憋不住气，或者老是一个姿势觉得难受，那你可以假装说梦话，乘机把身体调整一下，说不定还能把对方吓跑。反正啊，等盗贼走了，你再报警。”
弟媳见我这么回答，连忙递我一张小纸条。
我一看，上面写着：“请注意正能量！怎么教人消极抵抗？”
由于是直播，我俩不好说话交流，就回了她一张纸条：“唐小姐，我教的是智慧，抵抗会适得其反。”
后来，下了节目，我跟她解释，为何要这么做。
在寡不敌众或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千万别逞英雄，生命是第一位的，先保护好自己，日后才能为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更快地抓获罪犯。即便一时抓不到罪犯，也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英雄不是蛮干，要做也要做有头脑有智慧的英雄。
弟媳见我愣着不回答她的话，用胳膊肘蹭了我一下：“哥，发什么愣，想谁呢？”
我回过神来，说：“想你呢。”
弟弟半开玩笑地说：“哥，你可不能胡来，想谁都不能想我媳妇。”
老婆白了我一眼：“你们是不是没啥说了，尽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父亲回家了。正谈笑风生的我们，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仿佛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海腥味，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大海，让人觉得异常平静又极度压抑。
晚上，父亲要我去一下他的房间。
我有一种预感，父亲肯定跟我谈他的那起“案子”。以前，每当一个案子破了的时候，总会有几许兴奋和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但父亲这个“案子”，让我破得颜面尽失，尝到的不是甜，而是酸、苦、辣。
我轻轻敲了敲父亲的房门，得到了里面的回音。
当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时，父亲正微闭着眼，正襟危坐在那张专属于他的红木靠背椅里。这张红木椅是我母亲最值钱的嫁妆，据说是她太爷爷辈上祖传下来的，虽然历经岁月的磨难，可依然容光焕发。
“爸，您找我有事？”我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父亲睁开眼，看着我，目光温和：“你随便坐吧。”
“嗯。”我挑了一张老式竹藤椅，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买来了竹子和藤条，心血来潮亲手制作的，虽然有几根藤已经老化断裂，但骨架仍很结实。
父亲开口道：“小军，你应该知道我叫你过来是为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不知道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随便说。
父亲语气平缓：“今天的事，你都看到了，说说你的想法。”
我警惕地问：“您要我说什么？”
父亲目光柔和：“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今天别当我是你父亲，就当是一次朋友间的交流。”
我听了哭笑不得，眼前这个人是我父亲吗？在我眼里，父亲一直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强者，我从没见过他如此低调，今天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对我父亲来说简直是人间奇迹，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我想了一下，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爸，您真的要跟那位瘫痪的李阿姨结婚？”
“嗯，自从你妈走的那天，我就决定了。”父亲说话的语气很坚定，他热切地看着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父亲说的“时间不多”，我明白，李阿姨那个样子还能坚持多久？别看父亲年纪大了，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我在家中的影响力，也知道我是一个明理的人，今晚找我的目的，无非是想策反我，让我去做弟弟他们几个的思想工作，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地把结婚这件事办了。
说实话，我在父亲这件事上很纠结。让我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非要这么做，即便他与李阿姨结婚，也只是名义上的。何苦呢？难道那个李雷确是父亲的孽债。
我不想再用我的想象力去揣摩父亲的过去，便单刀直入：“爸，您和李阿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曾经的恋人，还是……”
父亲看着我，坦然道：“她是我的初恋。”
我好奇地问：“那当初为何不跟她结婚？”
“唉，一言难尽，她为了我，为了我们纯真的爱情，一辈子没嫁人。”父亲说着就哀伤起来。
“她不是有儿子吗？”我想这也许是父亲的软肋，看他怎么说。
父亲愣了一下：“李雷不是她的孩子。”
“那是谁的？”我目不转睛盯着父亲。
“捡的。”父亲平静地说。
“捡的，哪儿捡的？”我穷追不舍。
“车站。”父亲目光游离，“我也是听她说的，说那天她去车站送一个亲戚，送走了亲戚就看到广场上有一只无人看管的小竹筐，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婴儿。她陪着婴儿等了很久，见无人认领，就带回了家。”
我盯着父亲，希望他说的话是真的。但光凭口供能作为证据吗？谁能证明这孩子是捡来的？如果是捡来的，他又是谁生的？兴许是职业使然，我只相信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眼前的父亲和那个叫李玉珠的人，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双眼井，让人不知道这井有多深，井底还藏着什么？但愿我能抓住今天的机会，把井里的东西全挖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父亲终于讲了他们的故事。
原来，两人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邻居，一块玩耍，一起上学，直到初中，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那种。
当初李玉珠和母亲搬来居住时，院户里的人都不知道她家的底细，后来才知道李玉珠的母亲曾做过妓女，被一个国民党军官从妓院里赎出来的，1949年她两岁时，生父去了台湾。母女俩留在大陆，相依为命。
当这些隐藏的故事被邻居们知道了口口相传后，我父亲和李玉珠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两人不顾家人反对继续偷偷相恋，李玉珠的母亲最终不堪邻居们的白眼冷语，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悬梁自尽。
初中没毕业的李玉珠，只好去了乡下的亲戚家。临走时，我父亲流着泪，要她好好活着，发誓一定会娶她。两个泪人，天各一方，只能书信往来。
后来，父亲应征入伍，当了兵，升了官。
在那个年代，由于家庭成分不同，两人想结婚，比登天还难。最终父亲在家人的威逼下，与我母亲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贫农”的纺织女工结婚成家。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见过李玉珠，两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年前，我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医院手术室门口的走廊里，忽然听到护士在喊“谁是李玉珠家属”，当“李玉珠”这个尘封在心底的名字传到我父亲耳朵里的时候，所有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父亲忐忑不安地守在手术室门口，希望护士说的“李玉珠”就是他的心上人。他一直等着，直到李玉珠被推出来。
当父亲见到那个苍老的、毫无血色的、但依然熟悉的李玉珠时，禁不住老泪纵横。
父亲后来才知道，她为了坚守那份爱情，终身未嫁。
看来，男人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即便是青梅竹马、感情笃深的恋人。当然，这不能怪父亲，但不怪他又能怪谁呢？如果当初父亲能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地跟她结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我了。我想，能做到的也只有父亲，可他没有，他逃避了。
父亲说，当初他没有坚守爱情，是为了父母的面子，为了所谓的前途，现在他什么都不是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有权利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爱情。所以当我母亲走后，父亲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娶她！即便是一个脑溢血中风、终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他想弥补，他想赎罪。
我问父亲：“这么多年，你俩没见过面？”
父亲鬼鬼地看着我：“没有，就连她住哪儿、在哪工作都不知道，后来你妈住院时在医院见了面，才知道她的情况。”
我刻意地望着父亲：“真的没有？”
“真的。”父亲明白我咄咄逼人的意思，“在与你母亲婚约（父亲没说婚姻）期间，从未越雷池一步，即便我们吵过、闹过、分居过。”
“您跟我妈分居过？”我很惊讶。
父亲苦笑了一下：“嗯，你不知道吧。有段时间，我们过着地下党那样的假夫妻生活，你母亲睡床上，我睡地上。” “爸，您和我妈真像地下党，隐藏得够深的。”我很佩服地看着父亲。其实，小时候那次深夜看到父亲睡在客厅的沙发里，就让我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他们很快以这种方式掩盖了真相。
父亲挪了挪身子说：“没办法，那时你和弟弟还小，我们不想影响你俩的成长。唉，夫妻之间，时间长了，就到了亲情的份上，能忍就忍吧。”
“爸，这么看来，您是钢铁战士咯。”我半开玩笑地说。
父亲白我一眼：“什么钢铁不钢铁，哪像你们年轻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专一的。”
我故意嬉皮笑脸：“爸，您说的专一指什么，难道这么多年来，您心里没想过李阿姨？”
父亲愣了一下：“心里想的能算数吗？比如有的男人心里一直想娶几个老婆，但他只要没有跟这几个人同时领证结婚同居，就不能说人家重婚吧。”
父亲真会诡辩。我忽然想到，上次姚医生跟我说起的父亲口袋里的那封信，趁此机会考证一下：“爸，还记得您当年在部队参加地震救援时被埋的那件事吧。”
“你怎么知道的？”父亲一脸惊讶。
我做了个鬼脸：“有此事吧。”
“有，怎么啦？”父亲很坦然。
我俨然像一名《焦点访谈》的记者：“我想问您，当初您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一封信是什么信？”
“这个，谁告诉你的？”父亲吃惊地看着我，想了想，豁然大悟：“一定是姚医生告诉你的吧。”
我不回答父亲的话，继续追问：“您告诉我，是一封什么样的信让您在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想起它？”
父亲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满：“家信啊，怎么啦？是我准备寄给你母亲的，还没来得及寄，就接到了救援命令。”
看来，父亲不会轻易承认情书这件事。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对父亲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父亲见我要走，急吼吼地说：“你还没表态呢。”
“您要我表什么态？”我一脸无奈：“您想跟李阿姨结婚我没意见，但弟弟他们怎么样，我管不了。”
“我不是要你做做他们的工作嘛。”父亲有些生气，沉默了片刻，换了一种口气说，“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们意见如何，下星期一我们就去领证。”
我稳了稳情绪，缓和道：“爸，您别急啊，几十年都等了，还怕多几天，我抽时间跟弟弟他们说。”
临了，父亲又补充一句：“只要你做通他们几个的工作，别的事都好商量。”
父亲这话的意思很明了，为了能给李阿姨一个名分，他真的什么都豁出去了。
回到自己房间，老婆正坐在床上看韩剧，边看边一个劲地抹眼泪。
她见我进去，才从电视剧的情绪里跳出来，问我：“父亲跟你谈了些什么？”
我把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说了，想先做通老婆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她也是一只猪蹄膀，看似温柔香甜，外表皮软肉嫩，里边却藏着一根硬骨头。
老婆斜着眼，望着我说：“你这样纵容父亲，是不是跟你父亲一样外面也有私生子？”
我半开玩笑道：“你别瞎说，我有了早就带回来了。”
“你敢！”老婆眼睛瞪得铜铃大。
我收住笑容，一本正经说：“没有证据的事，千万别乱讲。”
妻子得理不饶人：“谁乱说了？还不都是你说的。”
我无奈地解释道：“我也只是猜测。”
“以后猜测的事别跟我说。”妻子气呼呼地把电视关了，背对着我钻进被窝里。
我拍了拍老婆裸露在外的肉肩，苦笑道：“是我错，不该告诉你。”
老婆像个机器人，突然一个转身：“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
我一脸无辜：“你看你看，你们女人就是不讲理，告诉你不好，不告诉你也不好，你要我怎样？”
“要你说实话，不得有半点隐瞒。”老婆的口气像京城里的雾霾，呛人得很。
我吹了一夜的枕边风，总算吹散了雾霾，见到了阳光，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老婆的思想工作最终做通了，代价是，我的工资从此全额上缴。
第二天下了班，匆匆吃好晚饭，就和老婆一起去啃弟弟这块“硬骨头”。
弟弟的家，坐落在异国风情的山前湖小区，是一栋二层加阁楼的独院住宅，与我们公寓房没有可比性。当年我父亲单位分的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刚好拆迁，就把拆迁费全部补贴给了弟弟，让他交了这套独院的首付，可见父亲是多么偏袒他的小儿子。
这还是明的，父亲暗地里补贴给弟弟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也不想要父母的钱，我和老婆的工资加起来，够一家人开销了。
人最大的弱点是贪婪，贪则腐，腐则败，败则亡，所以人不能太贪，但要消除这个“贪”字，很不容易，只能靠后天艰苦卓绝的修炼。
父亲倒是经常教导我们兄弟俩。不过，似乎对我教育更多，对弟弟宠得更多，让他从小养成了任性、暴躁的坏脾气。不是我嫉妒，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他小儿子的教育。好在弟弟没有被父亲宠得太坏，只是有些小家子气，过于看重金钱。
我按响了山前湖小区58号的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侄子明明。
穿过种满花花草草的院子，进到客厅，未见弟弟和弟媳。我问明明：“你爸妈呢？”
明明说：“还没回来。”
“怎么，出去散步了？”我问。
明明挠着脑袋说：“不是的，妈妈来电话说，她和我爸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婚宴。”
弟弟家的“哈瓦那”见了我老婆就像见了久违的情人，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老婆抱着“哈瓦那”对我说：“打个电话给你弟弟吧。”
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说：“婚宴上闹得很，现在打电话不一定听得到，反正婚宴的时间不会太长，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明明为我俩各倒了一杯白开水，礼貌地说：“伯父、伯母，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做功课了。”
我挥了挥手：“去吧，我们等你爸妈回来。” 看着明明略驼的背影，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倩倩。两个孩子在同一所重点中学，一个读高一，一个念高二，学习紧张，功课繁重，回家作业几乎每天都要做到午夜12点。如今的教育与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了，学历教育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素质教育只是匆匆过场的龙套。为了让女儿顺利跨越高考这座独木桥，我跟老婆没少拌嘴。
老婆还在跟“哈瓦那”亲热，小家伙正舔着我老婆的面孔，让我顿生醋意。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决定，今晚回家不再跟老婆亲热，让她跟狗狗亲个够吧。
我一个人无所事事，便打开客厅里的电视看新闻，转了几个台，看到一则某中学高三学生从一高层建筑18楼跳下身亡的消息。这样的新闻，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几乎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上次我市一个高中生从一家医院的21层顶楼跳下而亡，也是因不堪重负而选择了自杀。现场很惨烈，头部着地，当场死亡，整个人面目全非。
我们在楼顶上找到了他的书包，发现他写的一封遗书，上面只有三个字：“我去了。”好像死者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语。从我们刑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但对家人，对社会，又传递了什么呢？
现在的电视，好节目不多，炒冷饭的多。新闻是通稿，电视剧是雷同，娱乐节目是回放。在我的等待快要接近极限的时候，弟弟和弟媳终于回来了。
他俩去参加的是原来在电台传达室看门的老张头的婚宴。想不到这个曾经上当受骗、一度倾家荡产的老张头，离开了电台传达室，去了证券公司边上的停车场看汽车，就交上了桃花运，认识了一个股市里翻云覆雨的炒股师奶。
那人的丈夫工伤死亡后留给她一笔可观的遗产，加上死亡赔偿金，又遇上今年疯狂的大牛市，让这位师奶赚得盆满钵满。
本来这两个人毫无关联，一个炒股的，一个看车的，为他俩牵线搭桥的红娘竟是一条不起眼的小狗。
那条小狗与弟弟家里的“哈瓦那”同宗同族，小名“多多”。
故事很简单，炒股师奶不小心丢了心爱的“多多”，以为被狗贩子拐走了，伤心了三天三夜。其实被老张头捡到了，养了三天都找不到狗主人，于是他想到了电台，通过他之前的人脉关系，在电台做了一则认领启事广告。
那天进行交接仪式时，炒股师奶和老张头一见钟情，她把“多多”和老张头一起带回了家。
炒股师奶不差钱，就差看得上眼的男人。从此，老张头成了炒股师奶的大“多多”，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幸福生活。
弟弟和弟媳说得开怀大笑，前倾后仰。看样子，他俩很羡慕老张头。弟弟说：“要是老爸找的也像炒股师奶那样的富婆，我坚决支持，举双手赞成。”
我和老婆也听得捧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说：“炒股师奶那样的富婆，我爸不一定喜欢。”
说完了老张头，接下来自然要说我父亲了。弟弟知道我和老婆来他家，一定是为父亲的事来的。最近父亲的婚事成了关乎我们朱家命运的“四方会谈”，再这样下去可以上中央台《今日关注》了。
弟弟问我：“父亲那边，是不是查清楚了？”
“嗯，清楚了。”我看着依然沉浸在笑声里的弟弟，点了点头。
弟弟收住笑容，急切地问：“对方是何许人？”
我调侃道：“不是老张头的炒股师奶，而是一个卧床师太。”
“什么卧床师太？”弟弟瞥我一眼，“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老婆瞋着我：“时间不早了，你还打什么哈哈。”
想起我的工资卡进了老婆的口袋再也要不回了，就回瞋了她一眼，不紧不慢道：“你们连这个都不懂，顾名思义嘛，终年卧床不起，一副失态的样子。”
弟媳很惊讶：“哥，什么时候喜欢上动漫了？你不是不喜欢动漫吗？”
我睇了一眼弟媳，做了个鬼脸说：“不喜欢，不等于不了解，这就是我们刑警的素质。”
弟弟很快明白了：“哥，你是说，老爸找的那个结婚对象是一个瘫痪在床的女人？”
我点头称是：“非但这样，她还有个儿子。”
昨晚，我已经想好了，要做通弟弟他们的工作，首先不能隐瞒事实真相，要和盘托出，然后才能坦诚相见，谈利弊讲道理，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弟弟听了，立刻暴跳如雷：“什么，这样的女人我老爸也要？”
“真是老糊涂了。”弟媳也在一旁帮腔。
弟弟的脖子上暴起了青筋：“不行，我得找那个女人谈谈，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老婆心平气和道：“人家瘫痪在床，连话都说不上，你去跟她谈什么？”
我坐在沙发里不说话，静观他们表演。
弟弟像个陀螺，在客厅里来回打转：“反正，我得制止这桩婚事。”
“你制止得了吗？”弟媳没好气地说。
“我找她儿子去！”弟弟说得义愤填膺。
弟媳白了她丈夫一眼：“照你这个脾气，找她儿子，非打起来不可。”
弟弟转身看着我：“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把手叉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我想说，插不上嘴啊，你们吵吵闹闹的能解决问题吗？父亲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最不怕什么？最不怕就是你们跟他来硬的。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动动脑子，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嗯，哥，听你的。”弟弟终于收敛下来。
弟弟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敬畏和崇拜，小时候总像跟屁虫那样跟着我，有一次我故意把他甩了，让他哭了大半天。
我看弟弟的情绪已基本稳定，就开始实施事先设计好的方案：“你们想不想听父亲的爱情故事？”
弟弟和弟媳一听可以窥探到父亲的隐私，都连连点头：“想听，想听。”
我使出了在大学期间演讲比赛练就的看家本领，把父亲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委婉动人，荡气回肠，让在座几位听得目瞪口呆，惊讶不已。
讲完父亲的爱情故事，我发现弟弟和弟媳的情绪明显温和了许多，尤其是弟媳，像一只乖乖兔，听得眼睛都红了。 我说：“好了，父亲的爱情故事跟大家分享了，想听听你们的感受。”
弟弟感慨道：“父亲真幸福，我要是遇上这么一位愿意为我守一辈子寡的女人，真是死而无憾了。”
“死鬼！你想得美。”弟媳用她白嫩的散发着玫瑰花香的纤手，恶狠狠地拍了一下她丈夫的脑袋。
看来火候已到，我递了一个眼色给老婆。
老婆看到我的暗示，就开口道：“父亲的爱情故事确实很感动，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如此感人的爱情，小宝、小芸，我倒有个建议，你俩看看，不知行不行？”
“姐，说来听听。”弟媳揉了揉兔子般的眼睛。
老婆看了我一下，立即抛出了早就想好的鬼点子：“看来父亲结婚这件事，已成了他的一个死结，谁也解不开了，如果我们硬要拆开，最怕老人走极端。我看这样，不如先让父亲把家产给分了，使朱家的资产固定、不流失。这么做，既保全了朱家的财产，又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
这是我和老婆商量好的无奈之举。反正父亲也不缺那个钱，生老病死有医保，退休工资够他花了。只有这样，弟弟才有可能不反对，才能让父亲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地把婚事办了，也算了却折磨了他一辈子的心愿。
“老婆聪明。”我先夸老婆，然后表态：“这个建议不错，虽有些无奈，但不失为明智之举。大家没意见的话，我明天就跟老爸说。”
弟媳赞成我老婆的观点：“蛮好，蛮好，先捍卫了我们的财产再说。”
弟弟想了一下，最终也无奈地表示同意。不过，他最担心还是那个老太的儿子：“要是他母亲走了，我老爸手里的钱还不是给那个臭小子拿去。”
弟弟最担心的是父亲的钱财，而我最担心的是父亲与那个臭小子的关系。但我只能对弟弟这么说：“这个你放心，他跟我爸又无血缘关系，你怕什么。”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真没底。在没有获得确切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跟弟弟、弟媳他们说的。
爱情的力量，果真伟大。
我把和弟弟他们商量的意见跟父亲说了。父亲很爽快，同意分家析产，甚至说，他的那份都可以不要，反正眼睛一闭，今后都是你们小辈的。
父亲的爽快，没让我产生丝毫的快感，反而更加郁闷。父亲不承认他跟李雷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坚定了我做DNA的想法。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不管今后发生什么，心里有底才不会慌乱。
当父亲还在为财产分割这件事奔波时，我的“采样”工作也正式展开。
采集父亲的DNA样本比较容易，但采集李雷的样本就有点难。
采集不能遥控，即便科学技术发展到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成为人们的首选，电子游戏、视频聊天成了年轻人的最爱，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从股市里哗啦啦地赚到“真金白银”，但采集DNA样本还得跟当事人接触后才能获得，即使不一定要正面接触，也必须找到当事人接触过的东西。
李雷不是不能接触，但贸然行动恐怕适得其反，非但完不成采集任务，而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我为如何获取李雷的DNA样本苦思冥想的时候，机会突然降临了。
那天，我在一个抢劫金店的案发现场，刚抓获一名蒙面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就收到了城中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我弟弟朱小宝跟市图书馆监控室的一个保安打起来了，现在双方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我一听图书馆监控室保安，就猜想是李雷，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弟弟这个草包怎么总让人不省心呢。我向支队领导请了个短假，就直奔城中派出所。换了平时，我是决不会去的，但今天不同，正好有机会接触李雷。
在派出所的待询室里，我见到了弟弟和李雷，两人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靠墙的蓝色塑料凳上。我先走到弟弟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骂了一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立即又转身来到李雷身边。
在我安抚李雷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见他的左耳朵有个血口子，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手纸，抽出一张帮他擦了一下伤口上的血。
我关切地问李雷：“疼吗？”
李雷条件反射地侧了一下身子。
我赔礼道：“真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李雷瞄我一眼，不吭声。
我继续道：“你放心，我会好好教训我弟弟的。”
离我不远的弟弟，听我这么一说，不服气地叫嚷着：“教训我，没门！他才应该教训呢。”
我把那张带血的纸攥在手里，走到弟弟跟前：“你叫什么叫，有理不在声高，听候派出所处理。”
弟弟看我攥着拳头，以为我要打他，外强中干地大声道：“你想打我？”
“打你，脏了我的手。”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想想不解恨，又回头说：“回家再收拾你！”
我从派出所处警民警那儿了解到，今天的事，完全是由我弟弟朱小宝引起的，他带了一份保证书去图书馆找李雷签字。
我带着火气问：“什么保证书？”
派出所民警从处警登记簿里抽出一张纸给我看。我一看，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纸上的内容竟要李雷作出保证，不得继承我父亲的任何财产。气得我把保证书当场撕了，狠狠地丢进办公桌旁的废纸篓里。
我刚回到队里，城中派出所就来电话，说教育了双方一下，因没什么后果，写了保证书，都放了。我谢过他们，挂了派出所的电话，就立即打电话给我老婆，把今天的情况说了。我说有案子在身，让她下了班，就去我弟弟家，把今天的事先压下来，免得让父亲知道了生气。
通完电话，我才想起那张带血的手纸。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好像是放在口袋里的，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都没有。这才回忆起，可能是和那份可恶的保证书一起丢进了派出所的废纸篓里。
这个不争气的弟弟，真把我气晕了！
弟弟大闹图书馆监控室的事，总算没再爆发。
那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说：“财产的事，这两天已经处理好，我让律师起草了一份协议，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就可以了。” 我心生愧疚：“爸，真难为您了。”
父亲反倒安慰我：“这是早晚的事，也好，现在做了，免得以后再生麻烦。”
我内心纠结，弟弟“大闹天宫”的事，要不要告诉父亲？说了，怕影响父亲的情绪；不说吧，又怕弟弟再起事端。
正犹豫中，父亲又说话了：“对了，今晚律师会拿协议书来签字。明天你请个假，陪我去趟幸福巷，我已经跟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约好了，明天上午9点在那里碰面，现场办理手续。”
“这么快？”不知为何，我的内心有些不安。
父亲不解地看着我：“什么快？为了办这些财产手续，都拖延好几天了。”
我强颜欢笑：“好的，明天我陪您去。”
父亲欣慰地看着我。我也深情地望着父亲，看到他那张刻满岁月年轮的脸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
晚上，律师准时来到我家。
在律师的见证下，对了，还有墙上沉默不语的母亲，我们全家人围坐在那张榉木的八仙桌前，每个人都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还揿上了鲜艳的红手印。
以前，我给很多人揿过这样的手印，红的、黑的、蓝的，多得已经数不胜数。今晚，当我第一次在纸上揿下自己的红手印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生活的大转盘，正努力地向前转动着。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那么难忘，那么美好。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了。我估计他昨晚兴奋了一夜。今天的日子，将是他人生最期盼、最难忘的一天。
我昨晚也没睡好，做了很多梦，本想多睡一会儿，硬是被父亲的兴奋吵醒了。昨晚的梦很奇怪，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梦见我母亲，一会儿梦见李阿姨，后来竟然还梦见她们俩手挽手，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我想，如果有来世，我母亲决计不会挽着李阿姨的手招摇过市的。
父亲换了一身平时很少穿的全毛西装，打着不标准的领带，像一个春游的孩子，拎着那只掉了门牙、漏着风的黑皮包，在客厅里不停地打转，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我刚吃完早饭，父亲就催我出发。
我看了看时间：“爸，还早呢，您急什么呀。”
父亲急不可耐：“我们办事，该早点去，不能让人家等我们。”
我说：“现在是上班高峰，现在走，也是堵在路上。”
父亲的火气又冒上来了：“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没时间观念，正因为路上堵车厉害，才要早点走。”
我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姿势：“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路上的车如蛇游，堵车是意料中的事。
我的破桑塔纳走走停停，终于游到了离幸福巷不远的一个岔路口。车到岔路口，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都是小巷子，汽车无法进入。我挑了一处凹进去的路边，把车停稳，就和父亲下车步行。
幸福巷就在风和日丽的前方。春风，轻拂着父亲银色的白发；阳光，普照着父亲修长的身躯。略显驼背的他，一脸幸福。
父亲步履轻快，走了一段路，就与我拉开了距离。我喘着粗气，有些跟不上。
快到幸福巷的时候，父亲明显加快了脚步，我一路小跑，终于跟上了他。
幸福巷是一条蛰居在城市边缘的不起眼的小巷，幽静而恬淡。今天的幸福巷尤为安静，像是在等待一场重大仪式。
这时，小巷里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破幸福巷上空的宁静，仿佛一个作恶的妖魔鬼怪降临到人间，令人惊恐万分。
只见父亲听到叫声，双脚就如安了弹簧一样，“噔噔噔”弹跳着向13号狂奔，我也条件反射似的奔跑起来。
当我气喘吁吁跑进幸福巷13号，跨进那扇掉了漆的木门时，父亲已扑倒在那张老式雕花床的洁白帐幔里。
父亲撕心裂肺的恸哭，声声如锤，重重地砸着我的胸口，让我无法呼吸。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走上前，想去扶他。此时的父亲几乎瘫软成一团泥，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站在一旁的保姆不知所措，也一个劲地哭着。刚才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正是她向我父亲发出的求救信号。但这样的求救声，显然是一种无助徒劳的呐喊。
我沮丧着脸，问保姆：“李阿姨她？”
林阿姨边哭边说：“我也不知道啊，早上起来还好好的，给她换了尿不湿，我就去菜场买菜。等我买菜回来再去看她时，见她眼睛瞪得老大，怪吓人的。我碰了碰她，不动，摸了摸她的鼻孔，已经没气。”
这时，婚姻登记处的两位工作人员也来了，但她们与我父亲一样晚了一步。父亲已无暇顾及这两位本该要热情接待的“花下月老”。
我想，在他们的婚姻档案里，再也不会有“朱德康、李玉珠”这两个人的结婚资料。这难道就是命吗？
李阿姨走了。
父亲整个人一下子垮了，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几十年来，枪林弹雨没有让他趴下，艰难险阻没能让他低头，我母亲的离世也没把他拖垮，唯独这个女人将他坚强的身躯击倒。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想，爱情亦是水的化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是所谓的旷世爱情带来的后果吧。
我不知道，李阿姨的死，与我弟弟的那场闹剧有没有关系。为此，我和弟弟大吵了一场，连父亲都劝不住，这是我俩长大成人后从没有过的。
我认为，是弟弟的间接行为，害了李阿姨，也害了父亲。也许父亲对弟弟的娇宠，让自己品尝了这一苦果，造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何时才能让家人安心？
我爱弟弟，更爱父亲。而今，父亲这棵朱家的参天大树已经叶落枝枯，即将失去生命的绿色。人，是不是一定要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去呵护，才明白要珍惜。
面对一天天消瘦的父亲，弟弟终于有了反思和检点自己行为的态度，我原谅了他。毕竟，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即使我俩长得一点都不像，但这不能成为阻隔彼此间亲情的理由。父亲常对人说，一个像妈，一个像他。这样的搭配没什么不好，虽然不能说这样的家庭最幸福，但至少是和谐的。 李阿姨出殡那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不再做那个DNA。所有的一切，就让它随风飘逝吧。当你面对心中那个佛，一切终将坦然：信则有，不信则无。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皮包骨头，几乎每天与床作伴。
说有病吧，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名堂；说老弱吧，才刚过七十，现在的人活到八九十都不算稀罕；说营养不良吧，我把原本看护李阿姨的保姆林阿姨留了下来，过来照顾我父亲，每天荤素搭配，菜肴丰盛。
我知道，父亲是经不起这次打击。人啊，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李阿姨一走，把父亲的魂都带走了。
之前几十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过的？也许年轻不懂珍惜，也许气盛有资本，但人老了，资本快耗尽，再怎么珍惜，也已经是明日黄花。
尤其是我们警察，年轻的时候，像一台永动机，摸爬滚打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其实，身体所有的零件都是超前磨损。那年“追逃”，我的记录是三天三夜没合一眼，而父亲说他的记录是六天六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胜过我，吹的牛逼。但作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警察，一两天不睡确是常有的事。
一天，我值夜班补休在家，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床头，说：“我的时日不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是他哥，多谦让他一点。”
我向父亲保证：“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不会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了。”
父亲问我：“林阿姨呢？”
我告诉父亲：“买菜去了。”
父亲转了转不再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趁家里人都不在，我有事要跟你说。”
“啥事？”我十分紧张地问父亲，想他不会是跟我交代后事吧。
父亲特别关照说：“此事目前仅限你一个人知道，不许跟任何人讲，等我走了，才可以告诉他人。”
“爸，为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父亲总喜欢把一件简单的事，弄得神神秘秘，让我觉得怪怪的。
父亲眼望天花板：“不为什么，只是不想节外生枝。”然后转头看着我：“小军，能答应吗？”
“嗯，能。”我应诺着，但心里颇有微词。
父亲沉默了许久，欠了欠身子说：“你弟弟，不是我亲生的。”
啊？我差点叫出声，脑瓜子像被什么重重砸了一下，眼前的父亲顿然变得模糊起来。
我愣了很久才开口：“爸，您说的不是胡话吧？”
“不是胡话，是真的。”父亲说得很慢，泪水已从眼角默默溢出来。
我紧盯着父亲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想穿越这扇心灵的窗户，抵达父亲最隐秘的深处。我突然变得十分平静，静如止水：“爸，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明显老了，思维有些跳跃，说得断断续续，前颠后倒。我听完了他的讲述，终于理清思路。
我弟弟朱小宝，并非随我父亲姓，他的亲生父亲也姓朱，这也许只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而已。
四十多年前，那是我父亲还在部队当侦察连连长的时候，在一次实战演习中，一位新战士由于紧张，加上操作不当，手中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没掷出去，掉在身后三四米的地方，这个距离完全在杀伤范围之内。眼看手榴弹就要爆炸，会伤及附近的战士，我父亲连忙转身扑上去，而站在他身旁的指导员反应更快，他奋力推开了我父亲强壮的身体，用他瘦弱的身躯，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飞溅的弹片，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这位为保护我父亲和身边战友而光荣献身的指导员，就是我弟弟的亲爸。临终前，他几乎没留下什么遗言，唯一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妻子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他要做爸爸了。
此时，指导员的妻子正在家中待产，组织上派我父亲把他妻子从老家接来部队料理后事。在接他妻子的路上，我父亲由于悲痛过度，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前让对方知道了自己丈夫牺牲的消息。他妻子受了刺激，途中孩子早产，送到医院时只保住了婴儿，而他妻子再没醒来。
就这样，父亲为了还战友一份情，收养了他的孩子，那孩子成了我的弟弟。难怪父亲总是这样或那样找法子偏袒我弟弟，难怪弟弟只小我一岁，难怪人家都说我和弟弟长得不像。以前每每有人问及这个问题，父亲最完美的回答是，我像母亲，弟弟像他。其实，弟弟一点也不像我父亲。
父亲住进了医院的特护病房。
弥留之际，我守在他的床头。这是我们父子俩有生以来最亲近的镜头。
他动了动嘴，想说什么。
我挨近父亲问：“爸，是不是有话要说？”
父亲目光迷离，企求地看着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他又动了动嘴，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启齿。
我凑到父亲的耳边，鼓励道：“爸，是不是还有未了的心愿，说吧，儿子替您完成。”
父亲的眼神终于亮了起来，低声说：“小军，你是家中最通情达理的人，我有一事相求，等我死了，恳请你把骨灰留一部分给李阿姨。”
“爸，什么死不死的，等过了这个坎，您一定还会健健康康的。”我半责备半回避着父亲的话。
“小军，能答应我吗？”父亲用恳切的目光盯着我。
“爸，您怎么会有这想法？”我很为难，答不答应，都会伤到人。
父亲足足沉默了六十秒钟，然后闭上眼睛，说：“她、她把最珍贵的第一次给了我。”
我望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队里的来电，我说：“爸，我接个电话。”
队里的电话总是没好事，富春苑一住户发生凶案，要我立即归队。
父亲喘着粗气，说：“小军，你有事，尽管去忙吧。”
我望着依然紧闭双眼的父亲。心想，父亲一定很想让我留下来陪他，还有好多憋在心里的话没说呢，再不说，恐怕没机会了。可我俩有过同样的追求和使命，他十分理解我现在的工作。
虽然我也舍不得离开父亲，但说实话，我是庆幸这个电话的，让我有了喘息机会，暂且逃避父亲的那个恳求。
凶案现场一片狼藉，死者倒在厨房间门口的血泊里，地上有破碎的瓷碗和一条刚被开膛破肚还没来得及清理内脏的鲢鱼，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显然，案发前，死者与凶手有过搏斗，甚至有过激烈争吵。 局里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全力侦破此案。我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案子在身，病榻上的父亲再也无法顾及。
兴许是宿命，以前父亲给家人欠下的债，如今又让我这个儿子背负，也让他老人家也尝尝，在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却不在身边的滋味。父亲出生入死几十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默默祈祷，但愿他这次也能挺过去。
专案组各路人马分头行动，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但此人已逃跑，不知去向。看到嫌疑人的照片，我差点崩溃。疑犯竟是李阿姨的儿子李雷。
相关资料立刻汇集到一起：李雷，男，三十六岁，已婚，市图书馆监控室保安。死者花小红，二十七岁，是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市图书馆阅览室临时工，李雷的妻子。
据死者邻居反映，两人结婚已有两年，夫妻感情尚好。
另查，一个月前，李雷通过电视台大型寻亲节目《等着你》栏目组，找到了当年遗弃他的亲生母亲。
目前，嫌疑人极有可能逃往亲生母亲的老家。
李雷亲生母亲的家，在离市区一百公里外的李家庄。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才摸到了李家庄派出所。
但我们的脚步慢了半拍，等我和专案组几个弟兄赶到李雷生母家时，李雷已不辞而别，只留下了一只信封。信封里除了钱，别的什么也没留。
我见到了李雷的亲生母亲，六十不到的人，一脸皱纹，一头白发，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大十岁。
不过，自从上了电视台，她一夜成了这个闭塞小山村里的大名人。听当地的村干部说，以前不敢相认的儿子，现在成了她的骄傲，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她逢人便说，儿子要接她去城里生活了。
我没看过李雷寻亲的那期节目，但从派出所一位老民警那儿了解到，李雷的母亲十八岁那年，遭人强奸，没敢报警，后来发现自己怀孕，偷偷生下孩子。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婚先孕，有伤风化，是绝对不允许的，况且自己也无力抚养。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她把孩子放在一只竹筐里，选择了人流量大的省城汽车站，希望让有钱的好心人收养。
丢掉了孩子，她回到老家就找了同村一个哑巴，匆匆把自己嫁了，从此再也没有生育。
五年前，哑巴上山采药，不慎坠崖身亡。
我听到此，眼前立刻浮现出我父亲的形象。一个荒唐的念头像一枚鱼雷，顿然游弋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那个强奸李雷母亲的人，难道是……我不敢往下想，这实在太荒谬了。
这事非同小可，我必须搞清楚。
在我的追问下，那位老民警回忆说，有一年，派出所在处理一起伤害案时，找了几个目击证人，其中一个是走村串户帮人杀猪的屠夫，那人以为警察对他进行审查，害怕了，便交代了自己多年前强奸邻村一位姑娘的犯罪事实。后来那个家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害人就是李雷的亲生母亲。
我问那位老民警，能否提供这个强奸犯的照片？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还有涉及那个人的案子。我想了想，只好点头称是。他说那人的照片只有案卷里有，但案卷不在派出所，要有也应该在法院。
我赶到法院，调阅了当年这起案子的卷宗，见到了罪犯的照片，那人叫王儿狗，长得跟我父亲十分相似，但两人的出生年月不同。因此可以断定，此人肯定不是我父亲。我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看着卷宗里的照片，我惊叹不已。世界之大，竟又如此之小，茫茫人海，却总能遇上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像生命中总有一个与你最匹配的人。
两天后，警方在李玉珠的墓地，将李雷抓捕归案。
那天，是我审的李雷。讯问过程很轻松，我说的轻松，不是心情轻松，而是没费多少口舌，他就全部交代了，供认不讳，而且对整个案发过程说得很详尽。
“李雷，你为何要杀死妻子？”这是我最关心的，必须得问。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不仅影响量刑，更重要的是关乎如何定罪。
李雷很坦然地看着我说：“我不想杀她，是她激怒了我，当时我在杀鱼，手上有刀，就随手一挥，想不到碰到了她的颈动脉。”
“她怎么激怒你了？”我正视着李雷。
李雷说：“我不是通过电视台《等着你》栏目组，找到了亲生母亲嘛，我想把她接来住。人家苦了一辈子，丈夫又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我们相认了，总不能不管吧。可我妻子死活不同意，说什么，一个瘫痪的妈刚死，又来一个累赘；还说，有你妈就没我，有我就别让你那个没良心的妈来住。你说气不气人？”
我义正辞严：“那你也不能动刀啊，你不知道动刀的后果吗？”
“当时在气头上，没考虑那么多。见她倒在地上不动了，才知道闯了大祸，害怕得不知怎么办。”李雷欠了欠身子，手铐与那张铁制的审讯椅磨擦着，发出了刺耳的金属声。
我紧咬不放：“干吗不选择报警，而选择逃跑？”
李雷辩解道：“我没有逃跑，我是去生母那儿跟她告个别，顺便给她点钱，毕竟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后来我就回来了，处理了一些事。我知道自己会坐牢，甚至会杀头，就跑到墓地，跟我母亲告别。要是真跑的话，你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我。”
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也好减轻你的罪责，为何不投案自首？”
李雷继续辩解：“朱队长，我想投案的，还没来得及，就被你们抓了。”
望着眼前这个酷似我父亲的李雷，想起父亲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罪行”，虽然很多是误会且已澄清，但总让人心里有些不快。
我没好气地说：“李雷，别跟我狡辩，你根本没有投案自首的诚意，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伤害了多少人，你知道死者家属的痛苦吗？”
“朱队长，你说得没错，但我也是死者家属，你们只知道抓人，破案立功，可有谁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失去亲人、不知道爹妈在哪里的人的痛苦？”李雷说着，嚎啕大哭起来。
我不想再跟他这么耗下去，便起身走出审讯室，舒缓一下心情。我知道，李雷的话，可能触到了我的软处。有些事，光靠法律真的无法解决。但所有的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即便无法解决，即便不公平，生活还得继续。
等我审完李雷，正纠结着去医院见父亲时，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妻子来电话了。
她在电话那头还没说话，已经泣不成声。我知道不妙，脑子“嗡”的一下，像一只被人拍晕的大头苍蝇。
我强打起精神，冲着电话那头大叫：“怎么了，说话啊！”
“你爸，他——走——了。”妻子说话的声音有点变调，感觉很遥远，仿佛来自天外。
一路上，我猛踩油门，朝着医院的方向驶去。也许是油门踩得过猛，我的那辆老爷车突然噎住了，竟趴着再也不动。点了几次火，依然无法启动。我丢下车，快速奔跑起来。
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特护病房里的父亲安详地闭着眼睛，但已是永远。我想，他一定带着许多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肯定还惦记着那个恳求，盼着我的回答。
出殡那天，张阿姨和姚医生手挽手，也来为我父亲送行。
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思绪万千，五味杂陈。我没能按照父亲的遗愿把一部分骨灰留给李阿姨，父亲的尸骨必须与我母亲安放在一起。只是、只是我不知道，父亲的灵魂会不会和母亲永远在一起。
第二天，我早早醒了。其实，我一夜未眠。趁着家人还没起床，我来到父亲的灵位前，点了一支香，想静静地跟他好好聊聊。
镜框里的父亲，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忽然觉得很对不起他。
责任编辑 姚 娟
潘 吉：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江苏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