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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此文萧友梅作于抗战之初的1937年12月，原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文章不仅谈到音乐教育在抗战这一非常时期所应作出的针对性调整，同时体现出萧友梅的音乐理念、教育方针、办学主张等等，对当下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不无借鉴，其思想的光芒和过人的智慧令人折服。文章原文3000余字，本报撷其精华予以摘发，以飨读者。
该文是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编写《萧友梅生平纪年》一书过程中，广泛搜集材料时发现的一批萧友梅新史料中的一篇。据悉，对促进会的这一重要发现，有关领导十分重视。为了学习这一历史文献，继承、弘扬音乐前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将在今年适当之时联合主办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以“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为主题，以一批“新见萧友梅文献”为主要文本，联系萧友梅一贯的道德人品、办学精神、治学态度、美学思想，结合现实的音乐生活进行研讨，总结经验，以便活跃理论研究，繁荣音乐创作，提高教育质量。
4月15日的《中国音乐学》杂志将全文予以发表，并配发一组学界专家的解读文章和读后感。
教育当然要能适应目前的变动的环境，才有存在的可能。教育的制度，组织，理论和方法之应当怎样改变，来适应现下的国情，这是现阶段教育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单就音乐教育来说，高深专门人材的养成，现在不是时候了。养成一个专门人材，动辄需要五年十年的时间，而这种专门人材，在太平盛世固然是可宝贵的，在非常时期，则未必能在音乐上有所贡献于国家。但是非常时期的国家之需要音乐，未必不及太平盛世，也许过之；换一句话说，就是非常时期并不是可以忽略音乐教育，也许须更加注重音乐教育，不过非常时期的音乐教育应该和平时有点不同，或竟完全两样。
在非常时期，音乐究竟有什么貢献呢？非常时期究竟需要什么音乐呢？能解答这两个问题，便可以确定非常时期的音乐教育的方针，而音乐教育机关的制度和组织，音乐学程的理论和实施等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音乐到底有什么贡献于非常时期呢？我们不妨具体地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历史昭示我们，不只要建设一道坚固的物质上的国防，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
音乐可以说是激发情感，强调空气，维系信念，和团结人心的无上法宝。曾闻大邮船遇险将沉，全船骚动，卒由唱国歌使秩序恢复，各人从容就难的壮烈故事；亦曾读法兰西革命史，知道马赛革命歌在法兰西大革命的进展中，所担任的重大使命。举一个比较新近的史实：民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中，国民革命军歌在前敌和后方所收获的效果，是举国皆知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当时在无论农工商学兵，以至于乡愚孺子的口中都响亮着，活跃着，工作着；革命情绪能够那样迅速地普及于全民，北伐能够那样光荣地成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固然是主要的条件，而这首短短的军歌的功绩，也是万不容抹杀的。
关于音乐对于集体生活的功用，恐怕没有比海军的军人知道得更清楚的了。我国的海军，设备上可算是顶不周到了，可是每一只兵舰上，都有一队军乐队，欧美各强国的兵舰更不必说了（美国的海军军乐队在上海很闻名，常在市内开音乐会）。这并不是用音乐来点缀门面，或仅供操演时齐步之用，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军乐队是那苦涩的海上生活的救星：升降国旗的国歌，检阅时的进行曲，每天午后的演奏，那和谐而庄严的乐音，把热情，安慰，达观，信念和意志，给予了各人，他们不再因风雨波涛的不断的袭击而寒心丧志，这里面便有许多音乐的功劳。海军军人都承认这句话：“一个军乐队是一艘兵舰的灵魂。”
严格地说来，凡艺术都是实用的。打开一部世界艺术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艺术的实用表白得很清楚：埃及人造金字塔，完全为了保全佛罗的木乃伊，其被现代人称为庄重的美的金字形，当日不过藉以巩固塔基，抵抗尼罗河的泛滥；希腊的雕像起源于奥林比亚竞技会，为要给胜利的运动家们造像，雕刻术才兴盛起来；罗马人的凯旋门是为纪念战胜而造的；中世纪的哥狄克尖塔，为的不过要钟声去得远些。到了文艺复兴期，因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才有所谓“自我表现”的艺术，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主义，虽然艺术家们都相信为了“自我表现”而努力，可是他们的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表现，直接或间接在替某种思想或主义作宣传。
音乐——和别的艺术一样——无论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应该，并且的确是实用的。文艺复兴期以后的艺术家，因昧于个人主义，他们效力于人类是非意识的，我国近来的音乐之效力于国家，也是非意识的，现在既然到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音乐应该即刻从非意识的境界苏醒过来，回到意识的境界，意识地替国家服务。
从非意识到意识的醒觉，可以说是在目下的大转变里头的音乐的转变。转变后的音乐教育的方针，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大约这样定下来：
（甲）消极方面：
1、打破传统的超然观念；
2、打破技术万能观念；
3、废弃作为奢侈品的音乐；
4、废弃一切个人主义的音乐。
（乙）积极方面：
1、提倡服务的音乐；
2、提倡集团歌唱；
3、提倡军乐队；
4、实行音乐到民间去；
5、实行音乐到军队里去；
6、音乐人材普遍化；
7、实用音乐人材巨量产生；
8、音乐作品合时化；
9、救亡作品巨量产生；
10、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
11、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
总之，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作为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
该文是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编写《萧友梅生平纪年》一书过程中，广泛搜集材料时发现的一批萧友梅新史料中的一篇。据悉，对促进会的这一重要发现，有关领导十分重视。为了学习这一历史文献，继承、弘扬音乐前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将在今年适当之时联合主办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以“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为主题，以一批“新见萧友梅文献”为主要文本，联系萧友梅一贯的道德人品、办学精神、治学态度、美学思想，结合现实的音乐生活进行研讨，总结经验，以便活跃理论研究，繁荣音乐创作，提高教育质量。
4月15日的《中国音乐学》杂志将全文予以发表，并配发一组学界专家的解读文章和读后感。
教育当然要能适应目前的变动的环境，才有存在的可能。教育的制度，组织，理论和方法之应当怎样改变，来适应现下的国情，这是现阶段教育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单就音乐教育来说，高深专门人材的养成，现在不是时候了。养成一个专门人材，动辄需要五年十年的时间，而这种专门人材，在太平盛世固然是可宝贵的，在非常时期，则未必能在音乐上有所贡献于国家。但是非常时期的国家之需要音乐，未必不及太平盛世，也许过之；换一句话说，就是非常时期并不是可以忽略音乐教育，也许须更加注重音乐教育，不过非常时期的音乐教育应该和平时有点不同，或竟完全两样。
在非常时期，音乐究竟有什么貢献呢？非常时期究竟需要什么音乐呢？能解答这两个问题，便可以确定非常时期的音乐教育的方针，而音乐教育机关的制度和组织，音乐学程的理论和实施等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音乐到底有什么贡献于非常时期呢？我们不妨具体地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历史昭示我们，不只要建设一道坚固的物质上的国防，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
音乐可以说是激发情感，强调空气，维系信念，和团结人心的无上法宝。曾闻大邮船遇险将沉，全船骚动，卒由唱国歌使秩序恢复，各人从容就难的壮烈故事；亦曾读法兰西革命史，知道马赛革命歌在法兰西大革命的进展中，所担任的重大使命。举一个比较新近的史实：民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中，国民革命军歌在前敌和后方所收获的效果，是举国皆知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当时在无论农工商学兵，以至于乡愚孺子的口中都响亮着，活跃着，工作着；革命情绪能够那样迅速地普及于全民，北伐能够那样光荣地成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固然是主要的条件，而这首短短的军歌的功绩，也是万不容抹杀的。
关于音乐对于集体生活的功用，恐怕没有比海军的军人知道得更清楚的了。我国的海军，设备上可算是顶不周到了，可是每一只兵舰上，都有一队军乐队，欧美各强国的兵舰更不必说了（美国的海军军乐队在上海很闻名，常在市内开音乐会）。这并不是用音乐来点缀门面，或仅供操演时齐步之用，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军乐队是那苦涩的海上生活的救星：升降国旗的国歌，检阅时的进行曲，每天午后的演奏，那和谐而庄严的乐音，把热情，安慰，达观，信念和意志，给予了各人，他们不再因风雨波涛的不断的袭击而寒心丧志，这里面便有许多音乐的功劳。海军军人都承认这句话：“一个军乐队是一艘兵舰的灵魂。”
严格地说来，凡艺术都是实用的。打开一部世界艺术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艺术的实用表白得很清楚：埃及人造金字塔，完全为了保全佛罗的木乃伊，其被现代人称为庄重的美的金字形，当日不过藉以巩固塔基，抵抗尼罗河的泛滥；希腊的雕像起源于奥林比亚竞技会，为要给胜利的运动家们造像，雕刻术才兴盛起来；罗马人的凯旋门是为纪念战胜而造的；中世纪的哥狄克尖塔，为的不过要钟声去得远些。到了文艺复兴期，因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才有所谓“自我表现”的艺术，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主义，虽然艺术家们都相信为了“自我表现”而努力，可是他们的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表现，直接或间接在替某种思想或主义作宣传。
音乐——和别的艺术一样——无论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应该，并且的确是实用的。文艺复兴期以后的艺术家，因昧于个人主义，他们效力于人类是非意识的，我国近来的音乐之效力于国家，也是非意识的，现在既然到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音乐应该即刻从非意识的境界苏醒过来，回到意识的境界，意识地替国家服务。
从非意识到意识的醒觉，可以说是在目下的大转变里头的音乐的转变。转变后的音乐教育的方针，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大约这样定下来：
（甲）消极方面：
1、打破传统的超然观念；
2、打破技术万能观念；
3、废弃作为奢侈品的音乐；
4、废弃一切个人主义的音乐。
（乙）积极方面：
1、提倡服务的音乐；
2、提倡集团歌唱；
3、提倡军乐队；
4、实行音乐到民间去；
5、实行音乐到军队里去；
6、音乐人材普遍化；
7、实用音乐人材巨量产生；
8、音乐作品合时化；
9、救亡作品巨量产生；
10、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
11、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
总之，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作为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