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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史节目持续红火，主讲的学者也一个个成了拥有许多“粉丝”追捧的学术明星。其实，早在60多年前，就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租借会场，卖票开讲历史。他虽无电视媒体的依托，也未大张旗鼓地宣传，却在山城引起了轰动。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这位以讲三国、讲武则天吸引了无数听众的讲史人就是洞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当时讲史的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据黎东方先生自述，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年在重庆听过他讲演而其时在台湾的人，“人数不在五千以下”。事隔三四十年，除去去世者和居住别处的人，在台湾尚有五千人之众，则当时听者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为生计而卖票讲史
黎东方谱名智廉，“东方”是他留学法国护照上用的名字，以后就一直未改。他说，以“东方”为名，含有对东方文化好好研究，努力保存的意思。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他髫龄随母居江都，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教授。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九·一八”事变后，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37年任东北大学教授。1939年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战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与顾颉刚、傅斯年、缪凤林等同为中国史学会在渝发起人。
其时日机在我国西南大后方狂轰滥炸，后方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大学教授的生活也极为困难。黎东方先生说：“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为了维持温饱，当时荟萃重庆的精英才俊之士，便各展所长，另谋生计，如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教授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卖票讲史，首先要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制入场的门票。这几件事都需要钱，囊中羞涩的黎东方却因交游广阔而全部顺利解决。首先，他的好友、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不收场租。其次，他在《中央日报》社的朋友特许他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让他先印门票，后收印刷费。万事俱备，黎东方便于1944年9月24日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开讲《三国》。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虽然黎先生讲史的门票价格不菲，一张门票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然而照样观众踊跃，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人。接着连讲十天，天天爆满。
为什么他的讲史如此受欢迎?因为黎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人，而且也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演讲风趣诙谐，妙语如珠，常令听者捧腹，有“现代东方朔”之誉。难怪后来林语堂要把别人赠予自己的“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东方。余天民有诗赞曰：“风流大雅驾曹刘，彩笔光耀五凤楼。谐谑巧将三国述，抑扬能使六朝愁。中原气旺生才子，蜀道天高纪胜游。额手奚囊多锦句，归来许我细搜否?”
黎东方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但他所说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邓广铭先生说：“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源，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他用十天讲完了三国九十六年的事，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二天讲“董卓”，第十天讲“分久必合”……为什么要选三国这段历史?黎先生自有他的考虑：第一，在空间上，既在四川，所以特别细说在四川的蜀汉史事；第二，在时间上，既正处于中日殊死决战的时刻，所以特别细说三国的战史。讲史的缘起虽则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讲史的内容却是为了抗战鼓舞民心，这正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可敬可佩之处!十天讲史的结果是“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卖票所得相当于黎先生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
雅俗共赏的“学术明星”
黎东方讲史出了名，听众欲罢不能。于是，他又应邀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和重庆下半城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分别讲了五天。再其后，他又到昆明、泸州去讲，而且又添了唐朝和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专讲太平天国时，就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也听过黎东方先生讲史。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西南联大学术报告会》一文中回忆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演讲，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听说他在重庆的讲座也很受欢迎。我只听过他一次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我们学不了。”当时还有一些学者在重庆的报纸上为邀请黎先生讲史而刊登启事：“黎东方先生，专精史事，如数家珍；解析枯朽，顿成神奇。有循循善诱之心，擅深入浅出之技……”由此可见，黎先生的讲史，不仅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而且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若非集才、德、学、识于一身的史学通才，是很难得到这样评价的。 由于听众热情高涨，黎东方先生讲史的兴致也越来越高。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安顺、贵阳等地又讲了几次，到处都出现一票难求的热烈场面，其他地区也闻名前来邀请。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媒体的传播和覆盖，他本人更没有刻意炒作的想法，否则，黎先生这位“学术明星”的“粉丝”一定还会多上千万倍，今天的电视讲史也不会令如此多的人感到新奇了。
黎先生还有一件趣事：他在卸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时，要从贵阳去香港。当时飞机票相当紧张，航空公司的职员对他说：“票是肯定没有了，除非你个人包一架飞机。”一架最小的飞机也有24个座位，包机就要付来回48个座位的费用，那人其实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黎先生却当了真。他回去后连续讲了几天三国，终于用960张门票的钱，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包机的费用。一位教授用讲史的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这项创举空前绝后。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先生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三国讲辞大纲，连续六天，每天印一张报纸，折成六本十六开的分册，题为《新三国》，每分册卖银圆五分。这就是日后“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其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各重印了一次。
创造“细说体”写史新体裁
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63年他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
黎东方旅居美国后，由于与祖国大陆学术界较少交往，所以，尽管这一阶段是他史学著作丰收的时期，他在国际上声誉卓著，但在祖国大陆却渐渐被许多人淡忘，他的讲史盛举也随之湮没无闻。
1995年，通过一本台湾出版的《细说清朝》，我认识了时已89岁高龄的黎东方先生。原来，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应台湾媒体之邀，将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报纸上连载，大受读者欢迎。接着，他又扩充内容，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第一本“细说体”史著《细说清朝》出版后，得到许多学者鸿儒的赞赏。钱穆先生认为：“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唐君毅先生赞其“史笔清丽，为当今所罕见”。胡适先生读后则力劝黎先生把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这五本“细说”在台湾出版后，一再加印，读者踊跃。此后，为与大陆史学界切磋文字、以文会友，黎先生托朋友持《细说清朝》一书在上海联系出版社，辗转找到了我。
我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了多年编辑，对历史读物的优劣自然特别敏感。<细说清朝>既有真实生动的故事，又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有妙趣横生的点评，若非兼有史才、史识的史学大师，怎能如此挥洒自如地驾驭生花妙笔，将一朝历史演绎得如此精彩?在欣喜之余，我立即与远在美国的黎先生取得联系，签下了这五本“细说”的出版合同。
请邓广铭、唐振常、顾毓琇作序
黎先生考虑到自己已经离开故乡50年，祖国大陆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必然对他感到陌生，于是便要求由我出面，先后恳请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和唐振常先生为其大陆简体字版的四本“细说”作序(《细说三国》出版时间稍后)。邓先生是黎先生的老友，其时已年登九秩，但感于黎先生以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却乐此不疲地为普及历史而辛勤耕耘，他欣然命笔，写出了六千字的长序，详细介绍了黎东方当年的讲史盛况和这几本“细说体”史著的特色，洋洋洒洒、情文并茂，更为“细说”的大陆简体字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其时邓先生虽然听力不好，且写字手抖，但他为了序言一事和我通了多次信，指出了台湾版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对古地名的有些注释，所用还是解放前的老地名；有些少数民族人名写法不规范，等等。邓先生细致到连第几页、第几行都在信中一一标明，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动万分。然而，当这四本书出版时，邓先生已与世长辞，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唐振常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即已闻黎东方大名，看到我送去请他写序的台湾版“细说”诸书时，欣喜异常。他比黎先生年轻十多岁，自谦为后生晚辈，不敢为长者作序，逊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精神，为之写序《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对四本“细说”的特色和黎先生的治史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褒扬。由此，黎、唐二位订下文字之交，多次书信往还。后来，《细说三国》出版时，唐先生又应黎先生之请，写了序言《说三分》。为与唐先生见面晤谈，黎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决定回国访友，切磋文字，后因医生坚阻而未能成行。接着，他又写信邀请唐先生和我访美，但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两位先生虽互相仰慕，但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细说三国》出版时，黎先生除请唐振常先生再次写序外，又嘱我写信至美国费城，恳请他称之为“二哥”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顾毓琇先生以诗代序。顾先生其时高龄九十有六，虽于1992年以后已不再写诗，但因老友所请，特意抄录旧作《满江红(长江赤壁)》、《临江仙(文艺复兴)》、《南乡子(用辛稼轩韵)》、《和李白(忆东山)》、《和杜甫(蜀相)》、《和杨慎(升庵)(武侯祠)》等十首诗词寄到出版社，以贺《细说三国》简体字本出版。
这几本“细说”在上海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很快就再版加印。黎先生得知后十分高兴，他一方面托我将样书遍赠国内亲友，另一方面则立下宏愿壮志，要在有生之年，把所缺的朝代全部补写完毕，藉以“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黎先生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立即开始了勤奋的写作，并不断告知我写作的进度，与我商讨出版日程。这位九旬老人，竟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奋笔疾书，令我既敬佩，又担心，屡屡劝他放慢节奏，保重身体。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人依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其知识和学养更非常人可比。
孰料天不假时，1998年12月30日，笔耕不辍的黎先生竟然夜睡不起，无疾而终，享年92岁。唐振常先生得知噩耗后，十分悲痛，立即撰文《长留风范教后生——悼黎东方先生》刊于《文汇报》上。他说黎先生“是一个倒在书案上的学者”，“用通俗体裁告读者以真实的历史，使人立，教人奋，促人兴，其于世道人心，厥功伟焉。”“黎东方先生不愧是中国历史的有心人，有功于中国史学的人”。
为完成黎东方先生补齐所缺各书的心愿，我受黎夫人委托，多方物色作者，终于在2002年补齐了《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诸书，完成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今年上半年，该丛书又经重新设计并增补内容和插图后，以“黎东方讲史”系列面世。愿以此告慰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以及为丛书作序，并已先后仙逝的邓广铭和唐振常、顾毓琇三位学界长者。
为生计而卖票讲史
黎东方谱名智廉，“东方”是他留学法国护照上用的名字，以后就一直未改。他说，以“东方”为名，含有对东方文化好好研究，努力保存的意思。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他髫龄随母居江都，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教授。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九·一八”事变后，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37年任东北大学教授。1939年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战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与顾颉刚、傅斯年、缪凤林等同为中国史学会在渝发起人。
其时日机在我国西南大后方狂轰滥炸，后方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大学教授的生活也极为困难。黎东方先生说：“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为了维持温饱，当时荟萃重庆的精英才俊之士，便各展所长，另谋生计，如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教授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卖票讲史，首先要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制入场的门票。这几件事都需要钱，囊中羞涩的黎东方却因交游广阔而全部顺利解决。首先，他的好友、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不收场租。其次，他在《中央日报》社的朋友特许他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让他先印门票，后收印刷费。万事俱备，黎东方便于1944年9月24日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开讲《三国》。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虽然黎先生讲史的门票价格不菲，一张门票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然而照样观众踊跃，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人。接着连讲十天，天天爆满。
为什么他的讲史如此受欢迎?因为黎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人，而且也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演讲风趣诙谐，妙语如珠，常令听者捧腹，有“现代东方朔”之誉。难怪后来林语堂要把别人赠予自己的“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东方。余天民有诗赞曰：“风流大雅驾曹刘，彩笔光耀五凤楼。谐谑巧将三国述，抑扬能使六朝愁。中原气旺生才子，蜀道天高纪胜游。额手奚囊多锦句，归来许我细搜否?”
黎东方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但他所说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邓广铭先生说：“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源，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他用十天讲完了三国九十六年的事，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二天讲“董卓”，第十天讲“分久必合”……为什么要选三国这段历史?黎先生自有他的考虑：第一，在空间上，既在四川，所以特别细说在四川的蜀汉史事；第二，在时间上，既正处于中日殊死决战的时刻，所以特别细说三国的战史。讲史的缘起虽则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讲史的内容却是为了抗战鼓舞民心，这正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可敬可佩之处!十天讲史的结果是“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卖票所得相当于黎先生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
雅俗共赏的“学术明星”
黎东方讲史出了名，听众欲罢不能。于是，他又应邀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和重庆下半城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分别讲了五天。再其后，他又到昆明、泸州去讲，而且又添了唐朝和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专讲太平天国时，就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也听过黎东方先生讲史。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西南联大学术报告会》一文中回忆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演讲，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听说他在重庆的讲座也很受欢迎。我只听过他一次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我们学不了。”当时还有一些学者在重庆的报纸上为邀请黎先生讲史而刊登启事：“黎东方先生，专精史事，如数家珍；解析枯朽，顿成神奇。有循循善诱之心，擅深入浅出之技……”由此可见，黎先生的讲史，不仅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而且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若非集才、德、学、识于一身的史学通才，是很难得到这样评价的。 由于听众热情高涨，黎东方先生讲史的兴致也越来越高。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安顺、贵阳等地又讲了几次，到处都出现一票难求的热烈场面，其他地区也闻名前来邀请。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媒体的传播和覆盖，他本人更没有刻意炒作的想法，否则，黎先生这位“学术明星”的“粉丝”一定还会多上千万倍，今天的电视讲史也不会令如此多的人感到新奇了。
黎先生还有一件趣事：他在卸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时，要从贵阳去香港。当时飞机票相当紧张，航空公司的职员对他说：“票是肯定没有了，除非你个人包一架飞机。”一架最小的飞机也有24个座位，包机就要付来回48个座位的费用，那人其实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黎先生却当了真。他回去后连续讲了几天三国，终于用960张门票的钱，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包机的费用。一位教授用讲史的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这项创举空前绝后。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先生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三国讲辞大纲，连续六天，每天印一张报纸，折成六本十六开的分册，题为《新三国》，每分册卖银圆五分。这就是日后“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其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各重印了一次。
创造“细说体”写史新体裁
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63年他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
黎东方旅居美国后，由于与祖国大陆学术界较少交往，所以，尽管这一阶段是他史学著作丰收的时期，他在国际上声誉卓著，但在祖国大陆却渐渐被许多人淡忘，他的讲史盛举也随之湮没无闻。
1995年，通过一本台湾出版的《细说清朝》，我认识了时已89岁高龄的黎东方先生。原来，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应台湾媒体之邀，将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报纸上连载，大受读者欢迎。接着，他又扩充内容，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第一本“细说体”史著《细说清朝》出版后，得到许多学者鸿儒的赞赏。钱穆先生认为：“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唐君毅先生赞其“史笔清丽，为当今所罕见”。胡适先生读后则力劝黎先生把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这五本“细说”在台湾出版后，一再加印，读者踊跃。此后，为与大陆史学界切磋文字、以文会友，黎先生托朋友持《细说清朝》一书在上海联系出版社，辗转找到了我。
我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了多年编辑，对历史读物的优劣自然特别敏感。<细说清朝>既有真实生动的故事，又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有妙趣横生的点评，若非兼有史才、史识的史学大师，怎能如此挥洒自如地驾驭生花妙笔，将一朝历史演绎得如此精彩?在欣喜之余，我立即与远在美国的黎先生取得联系，签下了这五本“细说”的出版合同。
请邓广铭、唐振常、顾毓琇作序
黎先生考虑到自己已经离开故乡50年，祖国大陆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必然对他感到陌生，于是便要求由我出面，先后恳请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和唐振常先生为其大陆简体字版的四本“细说”作序(《细说三国》出版时间稍后)。邓先生是黎先生的老友，其时已年登九秩，但感于黎先生以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却乐此不疲地为普及历史而辛勤耕耘，他欣然命笔，写出了六千字的长序，详细介绍了黎东方当年的讲史盛况和这几本“细说体”史著的特色，洋洋洒洒、情文并茂，更为“细说”的大陆简体字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其时邓先生虽然听力不好，且写字手抖，但他为了序言一事和我通了多次信，指出了台湾版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对古地名的有些注释，所用还是解放前的老地名；有些少数民族人名写法不规范，等等。邓先生细致到连第几页、第几行都在信中一一标明，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动万分。然而，当这四本书出版时，邓先生已与世长辞，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唐振常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即已闻黎东方大名，看到我送去请他写序的台湾版“细说”诸书时，欣喜异常。他比黎先生年轻十多岁，自谦为后生晚辈，不敢为长者作序，逊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精神，为之写序《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对四本“细说”的特色和黎先生的治史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褒扬。由此，黎、唐二位订下文字之交，多次书信往还。后来，《细说三国》出版时，唐先生又应黎先生之请，写了序言《说三分》。为与唐先生见面晤谈，黎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决定回国访友，切磋文字，后因医生坚阻而未能成行。接着，他又写信邀请唐先生和我访美，但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两位先生虽互相仰慕，但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细说三国》出版时，黎先生除请唐振常先生再次写序外，又嘱我写信至美国费城，恳请他称之为“二哥”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顾毓琇先生以诗代序。顾先生其时高龄九十有六，虽于1992年以后已不再写诗，但因老友所请，特意抄录旧作《满江红(长江赤壁)》、《临江仙(文艺复兴)》、《南乡子(用辛稼轩韵)》、《和李白(忆东山)》、《和杜甫(蜀相)》、《和杨慎(升庵)(武侯祠)》等十首诗词寄到出版社，以贺《细说三国》简体字本出版。
这几本“细说”在上海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很快就再版加印。黎先生得知后十分高兴，他一方面托我将样书遍赠国内亲友，另一方面则立下宏愿壮志，要在有生之年，把所缺的朝代全部补写完毕，藉以“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黎先生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立即开始了勤奋的写作，并不断告知我写作的进度，与我商讨出版日程。这位九旬老人，竟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奋笔疾书，令我既敬佩，又担心，屡屡劝他放慢节奏，保重身体。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人依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其知识和学养更非常人可比。
孰料天不假时，1998年12月30日，笔耕不辍的黎先生竟然夜睡不起，无疾而终，享年92岁。唐振常先生得知噩耗后，十分悲痛，立即撰文《长留风范教后生——悼黎东方先生》刊于《文汇报》上。他说黎先生“是一个倒在书案上的学者”，“用通俗体裁告读者以真实的历史，使人立，教人奋，促人兴，其于世道人心，厥功伟焉。”“黎东方先生不愧是中国历史的有心人，有功于中国史学的人”。
为完成黎东方先生补齐所缺各书的心愿，我受黎夫人委托，多方物色作者，终于在2002年补齐了《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诸书，完成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今年上半年，该丛书又经重新设计并增补内容和插图后，以“黎东方讲史”系列面世。愿以此告慰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以及为丛书作序，并已先后仙逝的邓广铭和唐振常、顾毓琇三位学界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