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代的边塞诗是从题材的角度分类的。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唐代的边塞诗有2000余首,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创作过此类作品。边塞诗被誉为“更能代表盛唐精神和诗风”;“这些慷慨豪迈的诗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昂扬开展的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李益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学史上称他们为“边塞诗派”,个人为“边塞诗人”。笔者就古代边塞诗的发展,谈一下个人的认识。
一、先秦军歌源头。
边塞诗虽然在盛唐发展到顶峰,但它的渊源却非常久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在先秦集体歌唱的时代,由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诗经》、《楚辞》中保存不少征战之歌如《无衣》、《东山》、《采薇》、《伯兮》、《国殇》等,可以说,它们就是先秦时的边塞诗,或至少是边塞诗的直接源头。这些早期的边塞诗,基本还属于集体歌唱的性质,民歌味较浓,写实性很强,显得古朴、自然,与“风人”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雄壮豪放与悲慨苍凉的风格特征已较明显。
二、汉乐魏晋序幕。
到武帝时,国家到达空前强盛的阶段,汉武帝凭借这强盛的国力,再加上他雄才大略的本性和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掀开了和匈奴决战的大幕,在长城一线上演了一幕幕最雄壮悲怆的英雄活剧,汉民族以巨大的牺牲,彻底击败了匈奴,一洗上千年中原农耕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使汉王朝一度登上了历史辉煌的顶点。 汉乐府中,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汉民族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以上十八曲中,至少有十一曲是边塞乐府,其题多为后人所沿用。六朝时还出现了对边塞诗创作的一些理论探讨,如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钟嵘曾列举非用诗不足以表达思想情感的数件强烈感人之情事,边塞题材就是其中的代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这里钟嵘不仅强调了人们的边塞生活经历非得借助诗歌不能表达,同时对边塞诗的内容亦作了明显的概括,这是六朝人对边塞诗内容界定的一大进步。
三、唐代边塞高潮。
边塞诗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长期积累与发展,到了唐代,人们吸取了先秦两汉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悲壮质朴的诗风和魏晋六朝长于抒情、讲究辞藻、声律等形式美,与唐代特定的时代风云相际会,厚积薄发,才产生了风骨声律极佳,文质彬彬的唐代边塞诗,并使之登上了辉煌的顶峰。第一个阶段为中唐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用语简洁,以凄清寒苍的边地景色描写见长。卢照邻的《陇头水》写道:“陇阪高无极,征人望故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初唐四杰,以其低调、沉着的诗风,开唐代诗歌之先河。哀婉的诗风中略带些许苍劲的笔调,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 第二个阶段是中唐后期,这一阶段是整个中晚唐时期乐府题边塞诗创作的高潮。安史之乱是唐代边塞诗风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弱、边疆内缩、经济凋敝、军事处于劣势,唐代诗人的诗歌气势也随着唐王朝的没落而失去了盛唐时的雄壮豪迈。此时的边塞诗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哀婉的基调。王昌龄的《从军行》中有:“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盛唐时唐王朝国力强盛,军人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诗人更是充满胜利的自豪。盛唐诗人在歌颂战争、赞美英雄的同时,也毫不隐瞒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对战争表现了厌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白《关山月》中有:“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战争的残酷、边地的荒寒,还是将士从军征战的艰辛、久役远戍的悲凉,或是統治者的赏罚不公、边策失当,军中的腐败,诗人内心对时局的忧虑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生动展现了当时祖国边地丰富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画面。第三个阶段是晚唐时期,这一阶段的乐府题边塞诗情调凄苦,呈现出低沉黯淡的氛围。
四、宋明清时的尾声。
宋明时边塞诗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一直不太景气。清时边塞诗又枯木逢春,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景象。特别是歌颂大统一的题材,张问陶的《西征曲》中有:“更闻猛将趋康卫,神箭人人说海侯。”施补华的《马上闲吟》中有:“老人犹说胡将军,跃马生擒张格尔。”但“学人之诗”、“学者之诗”的特征比较鲜明。
“边塞诗”绝非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远非一种狭义的内容界定所能包容,它的内容(包括题材主题)相当广泛而深刻,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先秦军歌源头。
边塞诗虽然在盛唐发展到顶峰,但它的渊源却非常久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在先秦集体歌唱的时代,由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诗经》、《楚辞》中保存不少征战之歌如《无衣》、《东山》、《采薇》、《伯兮》、《国殇》等,可以说,它们就是先秦时的边塞诗,或至少是边塞诗的直接源头。这些早期的边塞诗,基本还属于集体歌唱的性质,民歌味较浓,写实性很强,显得古朴、自然,与“风人”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雄壮豪放与悲慨苍凉的风格特征已较明显。
二、汉乐魏晋序幕。
到武帝时,国家到达空前强盛的阶段,汉武帝凭借这强盛的国力,再加上他雄才大略的本性和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掀开了和匈奴决战的大幕,在长城一线上演了一幕幕最雄壮悲怆的英雄活剧,汉民族以巨大的牺牲,彻底击败了匈奴,一洗上千年中原农耕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使汉王朝一度登上了历史辉煌的顶点。 汉乐府中,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汉民族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以上十八曲中,至少有十一曲是边塞乐府,其题多为后人所沿用。六朝时还出现了对边塞诗创作的一些理论探讨,如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钟嵘曾列举非用诗不足以表达思想情感的数件强烈感人之情事,边塞题材就是其中的代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这里钟嵘不仅强调了人们的边塞生活经历非得借助诗歌不能表达,同时对边塞诗的内容亦作了明显的概括,这是六朝人对边塞诗内容界定的一大进步。
三、唐代边塞高潮。
边塞诗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长期积累与发展,到了唐代,人们吸取了先秦两汉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悲壮质朴的诗风和魏晋六朝长于抒情、讲究辞藻、声律等形式美,与唐代特定的时代风云相际会,厚积薄发,才产生了风骨声律极佳,文质彬彬的唐代边塞诗,并使之登上了辉煌的顶峰。第一个阶段为中唐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用语简洁,以凄清寒苍的边地景色描写见长。卢照邻的《陇头水》写道:“陇阪高无极,征人望故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初唐四杰,以其低调、沉着的诗风,开唐代诗歌之先河。哀婉的诗风中略带些许苍劲的笔调,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 第二个阶段是中唐后期,这一阶段是整个中晚唐时期乐府题边塞诗创作的高潮。安史之乱是唐代边塞诗风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弱、边疆内缩、经济凋敝、军事处于劣势,唐代诗人的诗歌气势也随着唐王朝的没落而失去了盛唐时的雄壮豪迈。此时的边塞诗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哀婉的基调。王昌龄的《从军行》中有:“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盛唐时唐王朝国力强盛,军人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诗人更是充满胜利的自豪。盛唐诗人在歌颂战争、赞美英雄的同时,也毫不隐瞒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对战争表现了厌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白《关山月》中有:“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战争的残酷、边地的荒寒,还是将士从军征战的艰辛、久役远戍的悲凉,或是統治者的赏罚不公、边策失当,军中的腐败,诗人内心对时局的忧虑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生动展现了当时祖国边地丰富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画面。第三个阶段是晚唐时期,这一阶段的乐府题边塞诗情调凄苦,呈现出低沉黯淡的氛围。
四、宋明清时的尾声。
宋明时边塞诗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一直不太景气。清时边塞诗又枯木逢春,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景象。特别是歌颂大统一的题材,张问陶的《西征曲》中有:“更闻猛将趋康卫,神箭人人说海侯。”施补华的《马上闲吟》中有:“老人犹说胡将军,跃马生擒张格尔。”但“学人之诗”、“学者之诗”的特征比较鲜明。
“边塞诗”绝非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远非一种狭义的内容界定所能包容,它的内容(包括题材主题)相当广泛而深刻,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