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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洁在2014年6月20日《郑州晚报》撰文指出:高考阅卷是高考的一部分,也是高考公平正义的一部分,其严肃性和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学生、家长和老师而言,希望老师阅卷时慎之又慎,公平对待,不弄错每个考生1分。因为,在千军万马的竞争之中,即使1分的差距可能甩掉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关键时刻的1分,可能决定上不上线或者能不能录取。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阅卷老师的态度决定着一个学生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然而,面对这么重要的阅卷工作,“赶工期”居然成了主要目标,程序正义和公平成了次要的问题,这着实令人吃惊。比如,有参与阅卷的语文老师计算了一下,4个小题7个得分点的阅读主观题,不少老师平均用时9秒判完,也就是说,每个小题只花2秒多一点时间,而且,这是理想数字,不包括他休息、上厕所等。主观题阅卷速度这么快,能保证不出错吗?能保证“双评阅卷”不发生失误吗?又如,对于作文的评判,速度之快、时间之短,同样令人惊讶。据悉,作文组一天要求评完600份。一个小时评70多份,大概不到一分钟评一篇。一篇800字的作文,有的作文在1000字左右,一分钟能阅读完吗?作为高考的最大主观题,如此草菅“文”命,能保证评判的客观性、正确性吗?是对高考尤其是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吗?能保证高考公平吗?这些问题值得组织高考阅卷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认真思考。
据专家透露,阅卷“赶工期”是“为了节约成本”。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比如,到底是成本太紧,高考阅卷不得不压缩成本,还是为了节余更多的高考阅卷成本用在其它方面?这些问题要厘清,否则,明白阅卷“赶工期”的真正原因,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高考一直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制度,但是,面对阅卷“瑕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不但伤害阅卷程序正义,也伤害高考程序正义和高考公平,引发公众对高考公平的焦虑,不能不引起重视。
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刘昌海在201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撰文指出:有媒体评论:幼升小要考试、小升初要派位、中考竞争激烈、高考成了独木桥……孩子的每一步成长,似乎都面临激烈竞争,这也让家长的焦虑与日俱增。人民网强国论坛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被调查者中,92.8%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而在全部被调查者中,98.6%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
家长们为什么焦虑?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望子成龙的心理驱使,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而更本质的原因,是缘于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让孩子抢占更多的资源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最直观的当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之间虽然没有完全的线性对应关系,但显然好的平台更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开发出最大的潜力,使其在人生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优质教育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情况下,求学的每一步都进行激烈竞争也就不可避免。
而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总体资源的不足。资源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在商店里,凡是顾客排队抢购的地方,都是因为商品紧俏或打折而限购。去晚了就没了,不托关系就买不到,人们不焦虑才怪!如果商品足量供应,买多少有多少,肯定没有人去排队,没有谁心里会着急。想缓解人们的焦虑,办法有二:一是资源分配做到公平,二是让资源足够丰富。
对于家长们的焦虑,也需要从分配好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社会资源蛋糕这两方面入手。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如果包括重点学校等资源不再是社会的“紧俏商品”、做什么职业都能够让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家长们才不会让孩子们累死在起跑线上,才会把孩子的健康和兴趣放到第一位,即使孩子愿意“挖土豆”也无所谓。
别让戒网瘾学校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龙敏飞在2014年6月20日《重庆晨报》撰文指出:近日,有报道称,少女玲玲在郑州一所“戒网瘾”学校内加训惨死,这令人愤慨。目前,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已被刑拘。近年来,网瘾矫治机构中发生类似悲剧并不鲜见。记者梳理了媒体近年来报道的12例类似事件,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体罚学生情况,最终造成了包括玲玲在内的7名学生死亡。
花季少女玲玲生命的陨落,让戒网瘾一事再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戒网瘾学校也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中。如今,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被刑拘,这些都是必须之举,但这远不是此事的终点。对于玲玲之死,这背后有太多值得拷问的地方。如一所问题重重的戒网瘾学校,为何能够连续7年通过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何在?谁该为花季少女之死负责?这些问题无解,类似玲玲一般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对于戒网瘾学校而言,其一直在“折返跑”:出事了,戒网瘾学校就会收敛一点、低调一点;没出事,戒网瘾学校就红红火火,生源不断。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一方面,家长的观念有待纠正。不少家长认为:要治疗网瘾,适当的体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戒网瘾学校无论正规与否,都不差生源,家长们也愿意将孩子送往“魔鬼学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处于真空地带。据了解,我国的网瘾矫治机构多数是挂靠在医院、学校、工商管理部门的咨询培训机构,来历不明,身份模糊,这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监管。
让见义勇为者免试入学更公平
戎国强在2014年6月10日《钱江晚报》撰文指出:是保送“夺刀考生”柳艳兵免试入学,还是让其参加补考?在教育部作出了为柳艳兵和他的同学易政勇安排单独考试的决定后,争议仍在持续。哪一种做法更符合公平原则?近日有报道说,柳艳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20岁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考不好,他不考虑复读,外出打工。此言一出,争议更趋激烈。
主张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的一方,主要着眼于柳艳兵见义勇为在道德上的贡献,但不怎么谈及高考公平问题;而反对保送的一方,认为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因此,有人主张,把见义勇为和高考分开对待,不要用高考优待做见义勇为的奖品。 公平首先是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不是纯理论问题。离开现实,离开特定事件的特定因素去要求公平,是把公平绝对化、抽象化,对提升现实社会的公平度并无益处。就柳艳兵而言,高考与见义勇为无法分开。因为他就是因见义勇为而失去高考机会的,如果在高考上不对他有所补偿,既不利于弘扬道德,同样有悖于高考公平。
当然,如何处置柳艳兵入学这样的个例,有示范作用,会影响将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这又要求在处置个例时考虑普遍性原则,处置个例的具体方法、具体原则应该与普遍性原则相衔接,在大方向上相一致,比如,优先录取柳艳兵时要考虑他的平时成绩和真实水平。坚持这一原则,一是为了保证高考的自身价值,即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得到体现,二是杜绝高考优待政策被恶意利用,从而保证高考公平这一普遍性原则在个例中得到体现。我们只能在诸多选项中选择相对来说更公平的做法,在各种主张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积累公平,一点点接近理想中的公平。
能引发学生兴趣就是好教材
廖保平在2014年6月20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教材修订历来备受瞩目。此前,不同版本的教材修订屡屡有“名篇”被拿下,或新作增添而引发争议,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被拿下及时尚元素的增加,总能掀起一波讨论的热潮。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人们将教材看得太重了,仿佛会决定一代人的前途命运似的。我承认,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可能是一个人较早接触的“汉语训练”和“文学阅读”,会对一个人阅读兴趣、审美情趣、作文方法、思维能力、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有影响。如何选择贴近中小学生生活,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课文及延伸阅读材料,不仅显出编者的水平、对语文教育的理解,更是市场竞争所迫。
过去,中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写;如今,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一纲多本,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自主选择。也就是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已经不是“一本通吃”,而是“多本供应”。过去是人教社的教材一统天下,现在是诸侯争雄,十几家出版社都在抢这块蛋糕。据我了解,现在不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有的学校自己也编写语文教材,这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竞争市场。在这样一个竞争状态下,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于操心语文教材“越来越差”,因为一家出版社编出一本好的、受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喜欢的教材,等于拿下一个大市场,可以吃上多年,这种好利谁不想要呢?
在这种情况下,编教材就不只是按照“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你觉得民国大师的文章好,就选上去;但学生读不懂、不喜欢,中学老师教着费劲吃力;这本教材就不会有学校愿意用,就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卖不出钱,做亏本生意。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学生的认知心理,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触摸他们的心灵世界,而不是闭门造车,把自己认为好的、其实学生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强塞给他们。
这次语文出版社新版的小学三年级语文,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收录进去作为延伸阅读,并非无缘无故。一方面,课本中原来就有一篇文章叫《蜗牛》,这次放几篇跟蜗牛相关的延伸阅读材料,有利于形成立体阅读空间,给学生多维的视角,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有帮助。另一方面,《蜗牛》并非首次入选教材,早在2001年《蜗牛》就和《好大一棵树》《水手》《真心英雄》一同被选入了上海“二期课改”初中一年级上学期使用的《音乐》教材,被收入励志歌曲单元。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蜗牛》深受学生的喜爱,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我们期望语文教育对一个人有如何大的好影响,这个好影响都要从学生对语文的兴趣爱好开始。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无数的事实证明,兴趣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是学好、学透、学精并导向学习成功的有力保证。
因此,相比于成人所认为某位大师的文章多么深刻有思想,学生的兴趣才更重要。指望一本教材面面俱到,囊括学生的所有阅读需求是不可能的,必然有取有舍。选取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又能引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内容才是正道。
据专家透露,阅卷“赶工期”是“为了节约成本”。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比如,到底是成本太紧,高考阅卷不得不压缩成本,还是为了节余更多的高考阅卷成本用在其它方面?这些问题要厘清,否则,明白阅卷“赶工期”的真正原因,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高考一直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制度,但是,面对阅卷“瑕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不但伤害阅卷程序正义,也伤害高考程序正义和高考公平,引发公众对高考公平的焦虑,不能不引起重视。
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刘昌海在201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撰文指出:有媒体评论:幼升小要考试、小升初要派位、中考竞争激烈、高考成了独木桥……孩子的每一步成长,似乎都面临激烈竞争,这也让家长的焦虑与日俱增。人民网强国论坛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被调查者中,92.8%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而在全部被调查者中,98.6%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
家长们为什么焦虑?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望子成龙的心理驱使,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而更本质的原因,是缘于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让孩子抢占更多的资源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最直观的当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之间虽然没有完全的线性对应关系,但显然好的平台更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开发出最大的潜力,使其在人生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优质教育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情况下,求学的每一步都进行激烈竞争也就不可避免。
而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总体资源的不足。资源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在商店里,凡是顾客排队抢购的地方,都是因为商品紧俏或打折而限购。去晚了就没了,不托关系就买不到,人们不焦虑才怪!如果商品足量供应,买多少有多少,肯定没有人去排队,没有谁心里会着急。想缓解人们的焦虑,办法有二:一是资源分配做到公平,二是让资源足够丰富。
对于家长们的焦虑,也需要从分配好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社会资源蛋糕这两方面入手。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如果包括重点学校等资源不再是社会的“紧俏商品”、做什么职业都能够让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家长们才不会让孩子们累死在起跑线上,才会把孩子的健康和兴趣放到第一位,即使孩子愿意“挖土豆”也无所谓。
别让戒网瘾学校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龙敏飞在2014年6月20日《重庆晨报》撰文指出:近日,有报道称,少女玲玲在郑州一所“戒网瘾”学校内加训惨死,这令人愤慨。目前,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已被刑拘。近年来,网瘾矫治机构中发生类似悲剧并不鲜见。记者梳理了媒体近年来报道的12例类似事件,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体罚学生情况,最终造成了包括玲玲在内的7名学生死亡。
花季少女玲玲生命的陨落,让戒网瘾一事再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戒网瘾学校也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中。如今,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被刑拘,这些都是必须之举,但这远不是此事的终点。对于玲玲之死,这背后有太多值得拷问的地方。如一所问题重重的戒网瘾学校,为何能够连续7年通过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何在?谁该为花季少女之死负责?这些问题无解,类似玲玲一般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对于戒网瘾学校而言,其一直在“折返跑”:出事了,戒网瘾学校就会收敛一点、低调一点;没出事,戒网瘾学校就红红火火,生源不断。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一方面,家长的观念有待纠正。不少家长认为:要治疗网瘾,适当的体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戒网瘾学校无论正规与否,都不差生源,家长们也愿意将孩子送往“魔鬼学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处于真空地带。据了解,我国的网瘾矫治机构多数是挂靠在医院、学校、工商管理部门的咨询培训机构,来历不明,身份模糊,这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监管。
让见义勇为者免试入学更公平
戎国强在2014年6月10日《钱江晚报》撰文指出:是保送“夺刀考生”柳艳兵免试入学,还是让其参加补考?在教育部作出了为柳艳兵和他的同学易政勇安排单独考试的决定后,争议仍在持续。哪一种做法更符合公平原则?近日有报道说,柳艳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20岁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考不好,他不考虑复读,外出打工。此言一出,争议更趋激烈。
主张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的一方,主要着眼于柳艳兵见义勇为在道德上的贡献,但不怎么谈及高考公平问题;而反对保送的一方,认为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因此,有人主张,把见义勇为和高考分开对待,不要用高考优待做见义勇为的奖品。 公平首先是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不是纯理论问题。离开现实,离开特定事件的特定因素去要求公平,是把公平绝对化、抽象化,对提升现实社会的公平度并无益处。就柳艳兵而言,高考与见义勇为无法分开。因为他就是因见义勇为而失去高考机会的,如果在高考上不对他有所补偿,既不利于弘扬道德,同样有悖于高考公平。
当然,如何处置柳艳兵入学这样的个例,有示范作用,会影响将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这又要求在处置个例时考虑普遍性原则,处置个例的具体方法、具体原则应该与普遍性原则相衔接,在大方向上相一致,比如,优先录取柳艳兵时要考虑他的平时成绩和真实水平。坚持这一原则,一是为了保证高考的自身价值,即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得到体现,二是杜绝高考优待政策被恶意利用,从而保证高考公平这一普遍性原则在个例中得到体现。我们只能在诸多选项中选择相对来说更公平的做法,在各种主张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积累公平,一点点接近理想中的公平。
能引发学生兴趣就是好教材
廖保平在2014年6月20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教材修订历来备受瞩目。此前,不同版本的教材修订屡屡有“名篇”被拿下,或新作增添而引发争议,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被拿下及时尚元素的增加,总能掀起一波讨论的热潮。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人们将教材看得太重了,仿佛会决定一代人的前途命运似的。我承认,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可能是一个人较早接触的“汉语训练”和“文学阅读”,会对一个人阅读兴趣、审美情趣、作文方法、思维能力、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有影响。如何选择贴近中小学生生活,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课文及延伸阅读材料,不仅显出编者的水平、对语文教育的理解,更是市场竞争所迫。
过去,中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写;如今,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一纲多本,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自主选择。也就是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已经不是“一本通吃”,而是“多本供应”。过去是人教社的教材一统天下,现在是诸侯争雄,十几家出版社都在抢这块蛋糕。据我了解,现在不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有的学校自己也编写语文教材,这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竞争市场。在这样一个竞争状态下,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于操心语文教材“越来越差”,因为一家出版社编出一本好的、受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喜欢的教材,等于拿下一个大市场,可以吃上多年,这种好利谁不想要呢?
在这种情况下,编教材就不只是按照“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你觉得民国大师的文章好,就选上去;但学生读不懂、不喜欢,中学老师教着费劲吃力;这本教材就不会有学校愿意用,就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卖不出钱,做亏本生意。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学生的认知心理,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触摸他们的心灵世界,而不是闭门造车,把自己认为好的、其实学生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强塞给他们。
这次语文出版社新版的小学三年级语文,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收录进去作为延伸阅读,并非无缘无故。一方面,课本中原来就有一篇文章叫《蜗牛》,这次放几篇跟蜗牛相关的延伸阅读材料,有利于形成立体阅读空间,给学生多维的视角,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有帮助。另一方面,《蜗牛》并非首次入选教材,早在2001年《蜗牛》就和《好大一棵树》《水手》《真心英雄》一同被选入了上海“二期课改”初中一年级上学期使用的《音乐》教材,被收入励志歌曲单元。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蜗牛》深受学生的喜爱,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我们期望语文教育对一个人有如何大的好影响,这个好影响都要从学生对语文的兴趣爱好开始。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无数的事实证明,兴趣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是学好、学透、学精并导向学习成功的有力保证。
因此,相比于成人所认为某位大师的文章多么深刻有思想,学生的兴趣才更重要。指望一本教材面面俱到,囊括学生的所有阅读需求是不可能的,必然有取有舍。选取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又能引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内容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