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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洁在2014年6月20日《郑州晚报》撰文指出：高考阅卷是高考的一部分，也是高考公平正义的一部分，其严肃性和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学生、家长和老师而言，希望老师阅卷时慎之又慎，公平对待，不弄错每个考生1分。因为，在千军万马的竞争之中，即使1分的差距可能甩掉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关键时刻的1分，可能决定上不上线或者能不能录取。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阅卷老师的态度决定着一个学生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然而，面对这么重要的阅卷工作，“赶工期”居然成了主要目标，程序正义和公平成了次要的问题，这着实令人吃惊。比如，有参与阅卷的语文老师计算了一下，4个小题7个得分点的阅读主观题，不少老师平均用时9秒判完，也就是说，每个小题只花2秒多一点时间，而且，这是理想数字，不包括他休息、上厕所等。主观题阅卷速度这么快，能保证不出错吗？能保证“双评阅卷”不发生失误吗？又如，对于作文的评判，速度之快、时间之短，同样令人惊讶。据悉，作文组一天要求评完600份。一个小时评70多份，大概不到一分钟评一篇。一篇800字的作文，有的作文在1000字左右，一分钟能阅读完吗？作为高考的最大主观题，如此草菅“文”命，能保证评判的客观性、正确性吗？是对高考尤其是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吗？能保证高考公平吗？这些问题值得组织高考阅卷的相关部门和负责人认真思考。
据专家透露，阅卷“赶工期”是“为了节约成本”。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比如，到底是成本太紧，高考阅卷不得不压缩成本，还是为了节余更多的高考阅卷成本用在其它方面？这些问题要厘清，否则，明白阅卷“赶工期”的真正原因，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高考一直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制度，但是，面对阅卷“瑕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不但伤害阅卷程序正义，也伤害高考程序正义和高考公平，引发公众对高考公平的焦虑，不能不引起重视。
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刘昌海在201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撰文指出：有媒体评论：幼升小要考试、小升初要派位、中考竞争激烈、高考成了独木桥……孩子的每一步成长，似乎都面临激烈竞争，这也让家长的焦虑与日俱增。人民网强国论坛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被调查者中，92.8%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而在全部被调查者中，98.6%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
家长们为什么焦虑？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望子成龙的心理驱使，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而更本质的原因，是缘于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让孩子抢占更多的资源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最直观的当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之间虽然没有完全的线性对应关系，但显然好的平台更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开发出最大的潜力，使其在人生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优质教育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情况下，求学的每一步都进行激烈竞争也就不可避免。
而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总体资源的不足。资源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在商店里，凡是顾客排队抢购的地方，都是因为商品紧俏或打折而限购。去晚了就没了，不托关系就买不到，人们不焦虑才怪！如果商品足量供应，买多少有多少，肯定没有人去排队，没有谁心里会着急。想缓解人们的焦虑，办法有二：一是资源分配做到公平，二是让资源足够丰富。
对于家长们的焦虑，也需要从分配好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社会资源蛋糕这两方面入手。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如果包括重点学校等资源不再是社会的“紧俏商品”、做什么职业都能够让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家长们才不会让孩子们累死在起跑线上，才会把孩子的健康和兴趣放到第一位，即使孩子愿意“挖土豆”也无所谓。
别让戒网瘾学校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龙敏飞在2014年6月20日《重庆晨报》撰文指出：近日，有报道称，少女玲玲在郑州一所“戒网瘾”学校内加训惨死，这令人愤慨。目前，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已被刑拘。近年来，网瘾矫治机构中发生类似悲剧并不鲜见。记者梳理了媒体近年来报道的12例类似事件，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体罚学生情况，最终造成了包括玲玲在内的7名学生死亡。
花季少女玲玲生命的陨落，让戒网瘾一事再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戒网瘾学校也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中。如今，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被刑拘，这些都是必须之举，但这远不是此事的终点。对于玲玲之死，这背后有太多值得拷问的地方。如一所问题重重的戒网瘾学校，为何能够连续7年通过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何在？谁该为花季少女之死负责？这些问题无解，类似玲玲一般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对于戒网瘾学校而言，其一直在“折返跑”：出事了，戒网瘾学校就会收敛一点、低调一点；没出事，戒网瘾学校就红红火火，生源不断。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一方面，家长的观念有待纠正。不少家长认为：要治疗网瘾，适当的体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戒网瘾学校无论正规与否，都不差生源，家长们也愿意将孩子送往“魔鬼学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处于真空地带。据了解，我国的网瘾矫治机构多数是挂靠在医院、学校、工商管理部门的咨询培训机构，来历不明，身份模糊，这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监管。
让见义勇为者免试入学更公平
戎国强在2014年6月10日《钱江晚报》撰文指出：是保送“夺刀考生”柳艳兵免试入学，还是让其参加补考？在教育部作出了为柳艳兵和他的同学易政勇安排单独考试的决定后，争议仍在持续。哪一种做法更符合公平原则？近日有报道说，柳艳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20岁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考不好，他不考虑复读，外出打工。此言一出，争议更趋激烈。
主张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的一方，主要着眼于柳艳兵见义勇为在道德上的贡献，但不怎么谈及高考公平问题；而反对保送的一方，认为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因此，有人主张，把见义勇为和高考分开对待，不要用高考优待做见义勇为的奖品。 公平首先是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不是纯理论问题。离开现实，离开特定事件的特定因素去要求公平，是把公平绝对化、抽象化，对提升现实社会的公平度并无益处。就柳艳兵而言，高考与见义勇为无法分开。因为他就是因见义勇为而失去高考机会的，如果在高考上不对他有所补偿，既不利于弘扬道德，同样有悖于高考公平。
当然，如何处置柳艳兵入学这样的个例，有示范作用，会影响将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这又要求在处置个例时考虑普遍性原则，处置个例的具体方法、具体原则应该与普遍性原则相衔接，在大方向上相一致，比如，优先录取柳艳兵时要考虑他的平时成绩和真实水平。坚持这一原则，一是为了保证高考的自身价值，即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得到体现，二是杜绝高考优待政策被恶意利用，从而保证高考公平这一普遍性原则在个例中得到体现。我们只能在诸多选项中选择相对来说更公平的做法，在各种主张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积累公平，一点点接近理想中的公平。
能引发学生兴趣就是好教材
廖保平在2014年6月20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教材修订历来备受瞩目。此前，不同版本的教材修订屡屡有“名篇”被拿下，或新作增添而引发争议，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被拿下及时尚元素的增加，总能掀起一波讨论的热潮。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人们将教材看得太重了，仿佛会决定一代人的前途命运似的。我承认，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可能是一个人较早接触的“汉语训练”和“文学阅读”，会对一个人阅读兴趣、审美情趣、作文方法、思维能力、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有影响。如何选择贴近中小学生生活，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课文及延伸阅读材料，不仅显出编者的水平、对语文教育的理解，更是市场竞争所迫。
过去，中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写；如今，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一纲多本，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自主选择。也就是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已经不是“一本通吃”，而是“多本供应”。过去是人教社的教材一统天下，现在是诸侯争雄，十几家出版社都在抢这块蛋糕。据我了解，现在不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有的学校自己也编写语文教材，这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竞争市场。在这样一个竞争状态下，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于操心语文教材“越来越差”，因为一家出版社编出一本好的、受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喜欢的教材，等于拿下一个大市场，可以吃上多年，这种好利谁不想要呢？
在这种情况下，编教材就不只是按照“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你觉得民国大师的文章好，就选上去；但学生读不懂、不喜欢，中学老师教着费劲吃力；这本教材就不会有学校愿意用，就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卖不出钱，做亏本生意。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学生的认知心理，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触摸他们的心灵世界，而不是闭门造车，把自己认为好的、其实学生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强塞给他们。
这次语文出版社新版的小学三年级语文，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收录进去作为延伸阅读，并非无缘无故。一方面，课本中原来就有一篇文章叫《蜗牛》，这次放几篇跟蜗牛相关的延伸阅读材料，有利于形成立体阅读空间，给学生多维的视角，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有帮助。另一方面，《蜗牛》并非首次入选教材，早在2001年《蜗牛》就和《好大一棵树》《水手》《真心英雄》一同被选入了上海“二期课改”初中一年级上学期使用的《音乐》教材，被收入励志歌曲单元。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蜗牛》深受学生的喜爱，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我们期望语文教育对一个人有如何大的好影响，这个好影响都要从学生对语文的兴趣爱好开始。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无数的事实证明，兴趣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是学好、学透、学精并导向学习成功的有力保证。
因此，相比于成人所认为某位大师的文章多么深刻有思想，学生的兴趣才更重要。指望一本教材面面俱到，囊括学生的所有阅读需求是不可能的，必然有取有舍。选取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又能引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内容才是正道。
据专家透露，阅卷“赶工期”是“为了节约成本”。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比如，到底是成本太紧，高考阅卷不得不压缩成本，还是为了节余更多的高考阅卷成本用在其它方面？这些问题要厘清，否则，明白阅卷“赶工期”的真正原因，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高考一直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制度，但是，面对阅卷“瑕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不但伤害阅卷程序正义，也伤害高考程序正义和高考公平，引发公众对高考公平的焦虑，不能不引起重视。
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刘昌海在201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撰文指出：有媒体评论：幼升小要考试、小升初要派位、中考竞争激烈、高考成了独木桥……孩子的每一步成长，似乎都面临激烈竞争，这也让家长的焦虑与日俱增。人民网强国论坛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被调查者中，92.8%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而在全部被调查者中，98.6%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
家长们为什么焦虑？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望子成龙的心理驱使，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而更本质的原因，是缘于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让孩子抢占更多的资源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
最直观的当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之间虽然没有完全的线性对应关系，但显然好的平台更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开发出最大的潜力，使其在人生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优质教育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情况下，求学的每一步都进行激烈竞争也就不可避免。
而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总体资源的不足。资源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在商店里，凡是顾客排队抢购的地方，都是因为商品紧俏或打折而限购。去晚了就没了，不托关系就买不到，人们不焦虑才怪！如果商品足量供应，买多少有多少，肯定没有人去排队，没有谁心里会着急。想缓解人们的焦虑，办法有二：一是资源分配做到公平，二是让资源足够丰富。
对于家长们的焦虑，也需要从分配好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社会资源蛋糕这两方面入手。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如果包括重点学校等资源不再是社会的“紧俏商品”、做什么职业都能够让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家长们才不会让孩子们累死在起跑线上，才会把孩子的健康和兴趣放到第一位，即使孩子愿意“挖土豆”也无所谓。
别让戒网瘾学校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龙敏飞在2014年6月20日《重庆晨报》撰文指出：近日，有报道称，少女玲玲在郑州一所“戒网瘾”学校内加训惨死，这令人愤慨。目前，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已被刑拘。近年来，网瘾矫治机构中发生类似悲剧并不鲜见。记者梳理了媒体近年来报道的12例类似事件，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体罚学生情况，最终造成了包括玲玲在内的7名学生死亡。
花季少女玲玲生命的陨落，让戒网瘾一事再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而戒网瘾学校也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中。如今，该学校已被撤销办学资质，5名相关人员也被刑拘，这些都是必须之举，但这远不是此事的终点。对于玲玲之死，这背后有太多值得拷问的地方。如一所问题重重的戒网瘾学校，为何能够连续7年通过审核？教育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何在？谁该为花季少女之死负责？这些问题无解，类似玲玲一般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对于戒网瘾学校而言，其一直在“折返跑”：出事了，戒网瘾学校就会收敛一点、低调一点；没出事，戒网瘾学校就红红火火，生源不断。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一方面，家长的观念有待纠正。不少家长认为：要治疗网瘾，适当的体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戒网瘾学校无论正规与否，都不差生源，家长们也愿意将孩子送往“魔鬼学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处于真空地带。据了解，我国的网瘾矫治机构多数是挂靠在医院、学校、工商管理部门的咨询培训机构，来历不明，身份模糊，这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监管。
让见义勇为者免试入学更公平
戎国强在2014年6月10日《钱江晚报》撰文指出：是保送“夺刀考生”柳艳兵免试入学，还是让其参加补考？在教育部作出了为柳艳兵和他的同学易政勇安排单独考试的决定后，争议仍在持续。哪一种做法更符合公平原则？近日有报道说，柳艳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20岁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考不好，他不考虑复读，外出打工。此言一出，争议更趋激烈。
主张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的一方，主要着眼于柳艳兵见义勇为在道德上的贡献，但不怎么谈及高考公平问题；而反对保送的一方，认为保送柳艳兵免试入学，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因此，有人主张，把见义勇为和高考分开对待，不要用高考优待做见义勇为的奖品。 公平首先是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不是纯理论问题。离开现实，离开特定事件的特定因素去要求公平，是把公平绝对化、抽象化，对提升现实社会的公平度并无益处。就柳艳兵而言，高考与见义勇为无法分开。因为他就是因见义勇为而失去高考机会的，如果在高考上不对他有所补偿，既不利于弘扬道德，同样有悖于高考公平。
当然，如何处置柳艳兵入学这样的个例，有示范作用，会影响将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这又要求在处置个例时考虑普遍性原则，处置个例的具体方法、具体原则应该与普遍性原则相衔接，在大方向上相一致，比如，优先录取柳艳兵时要考虑他的平时成绩和真实水平。坚持这一原则，一是为了保证高考的自身价值，即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得到体现，二是杜绝高考优待政策被恶意利用，从而保证高考公平这一普遍性原则在个例中得到体现。我们只能在诸多选项中选择相对来说更公平的做法，在各种主张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积累公平，一点点接近理想中的公平。
能引发学生兴趣就是好教材
廖保平在2014年6月20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教材修订历来备受瞩目。此前，不同版本的教材修订屡屡有“名篇”被拿下，或新作增添而引发争议，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被拿下及时尚元素的增加，总能掀起一波讨论的热潮。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人们将教材看得太重了，仿佛会决定一代人的前途命运似的。我承认，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可能是一个人较早接触的“汉语训练”和“文学阅读”，会对一个人阅读兴趣、审美情趣、作文方法、思维能力、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有影响。如何选择贴近中小学生生活，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课文及延伸阅读材料，不仅显出编者的水平、对语文教育的理解，更是市场竞争所迫。
过去，中小学语文教材全国统一编写；如今，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一纲多本，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自主选择。也就是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已经不是“一本通吃”，而是“多本供应”。过去是人教社的教材一统天下，现在是诸侯争雄，十几家出版社都在抢这块蛋糕。据我了解，现在不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有的学校自己也编写语文教材，这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竞争市场。在这样一个竞争状态下，我们大可不必太过于操心语文教材“越来越差”，因为一家出版社编出一本好的、受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喜欢的教材，等于拿下一个大市场，可以吃上多年，这种好利谁不想要呢？
在这种情况下，编教材就不只是按照“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你觉得民国大师的文章好，就选上去；但学生读不懂、不喜欢，中学老师教着费劲吃力；这本教材就不会有学校愿意用，就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卖不出钱，做亏本生意。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学生的认知心理，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触摸他们的心灵世界，而不是闭门造车，把自己认为好的、其实学生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强塞给他们。
这次语文出版社新版的小学三年级语文，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收录进去作为延伸阅读，并非无缘无故。一方面，课本中原来就有一篇文章叫《蜗牛》，这次放几篇跟蜗牛相关的延伸阅读材料，有利于形成立体阅读空间，给学生多维的视角，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有帮助。另一方面，《蜗牛》并非首次入选教材，早在2001年《蜗牛》就和《好大一棵树》《水手》《真心英雄》一同被选入了上海“二期课改”初中一年级上学期使用的《音乐》教材，被收入励志歌曲单元。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蜗牛》深受学生的喜爱，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我们期望语文教育对一个人有如何大的好影响，这个好影响都要从学生对语文的兴趣爱好开始。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无数的事实证明，兴趣是一种持续的动力，是学好、学透、学精并导向学习成功的有力保证。
因此，相比于成人所认为某位大师的文章多么深刻有思想，学生的兴趣才更重要。指望一本教材面面俱到，囊括学生的所有阅读需求是不可能的，必然有取有舍。选取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又能引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内容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