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會服务产业发展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以及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再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关于家政业的政策法规文件频频出台。东风频吹之下，法治赋能下的家政业能否迎来转型发展的春天？

革旧鼎新的朝阳行业

　　家政业可以说是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熟悉的是，传统行业中的保姆、用人作为家政业雏形为民众广泛知晓，只是其服务的范围相对笼统，并且雇佣关系的背后往往还有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熟人社会急剧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以往基于熟人介绍的雇佣关系占比越来越少，作为服务载体和平台，家政企业和中介型企业不断涌现，家政服务业的市场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二孩的全面放开，家政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市场规模增长角度来看，从2015年的2776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5540亿元，2019年仍保持高速增长。从就业人员数量来看，从业人数从2015年的2326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2602万人。
　　市场规模扩大、从业人口增加的背后，是日益提升生活品质所带来的新需要，传统打包式的家政需求被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的需求所替代，这给家政业带来了质的飞跃，推动家政服务走上精细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家政服务业最重要的母婴护理和养老看护两块业务，逐渐出现了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等职业人员。另一方面，围绕家政服务，不少新兴职业不断涌现，比如家庭整理师、宠物托管师等等，形成了一定的从业群体。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家政行业的商业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线上家政服务平台丰富了当前家政服务企业的商业模式，诸如GPS定位寻找周边家政服务员，以及大数据智能匹配客户和家政人员等技术完善了家政服务功能。同时，一些家政服务平台还兼容了业务拓展，如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家政服务配套产品销售等。
　　可以说，社会变化带来了新的用人需求，行业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生活的变迁。但革旧鼎新并不能一蹴而就。一方面，2600余万从业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低学历、高年龄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家政服务业的社会认同感不高，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年轻人从事家政服务业的意愿不强。
　　以养老数据为例。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近2.5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是600万人，但目前实际从业人员只有30多万人，可以说缺口巨大。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养老机构中，比如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数目前有12.6万张，但养老护理员的数量仅7000多人，呈现出招工难、留人难、所招人达不到标准的“技工荒”情况。
　　可见，家政行业虽然是朝阳行业，但要真正实现革旧鼎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混杂状态下，带来的法治挑战也是多方面的。

职业化进程中的挑战

　　近日，大连某法院对一起家政服务侵权案件进行了判决。该案中，保姆宋某没有考虑所照料老人吞咽功能不佳，连续多口喂食致使老人发生噎食，经抢救无效身亡。基于该侵权行为，法院一审判决由宋某赔偿老人家属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0万元。
　　案件除了暴出看护人员职业技能短板外，背后的法律纠纷也具有代表性。在这起诉讼中，家属将中介公司和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10万元。中介公司的辩解是雇主与公司所签家政合同为居间合同，公司只收取了中介费用，宋某并非公司员工，公司亦不负责对宋某进行培训，对宋某并没有监督管理义务，因此公司对致死事件不负责任。最终法院采纳了中介公司意见，认定由宋某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实际上就体现出家政员工型企业和中介型企业运营模式的区别。从法律责任角度来说，中介型承担的法律责任少，但对家政服务员的家政服务能力、身份状况、健康状况等都缺乏了解，让雇主面临诸如家政服务员能力欠缺带来的用工风险。鱼龙混杂之下，有些家政服务员服务态度不好，故意磨洋工;有些表里不一，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甚至存在背地里虐待老人、幼儿等情况，此外还可能发生诸如盗窃、拿工资后不辞而别等情况。
　　站在家政服务员的角度看，中介型公司不能为其提供五险一金等保障，没有从业安全感，倘若雇主出现拖欠工资等情况，其自身权益往往难以得到维护。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雇主刻意挑刺克扣、拖欠工钱;要求服务内容超出合同规定，并且要求苛刻刁钻;还有一些雇主将家政服务员视为奴仆，不给予足够尊重……这些往往容易引发纠纷，有些家政服务员敢怒不敢言，则以窃取财物、虐待、破坏物品等暗地里报复的方式来获得“心理平衡”。
　　用通俗的话来说家政业就是陷入了一个“雇主用得不放心，保姆干得不开心”的困境。诸多困境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城市化背景下陌生人社会带来的诚信缺失等问题，城乡文化和消费理念的差距，职业培训短板以及社会管理机制缺失，等等。
　　然而，相应的挑战不止于此。中高端保姆极度匮缺的现状让很多中介瞄准了菲佣等“洋保姆”，在没有取得相关资质和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非法行为。2019年8月，在深圳开家政公司的刘某和吴某，因组织5名菲律宾籍女性人员以旅游为借口骗取签证并从事非法家政服务，被萧山区检察院依法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提起公诉。据悉，5年来，刘某等人获利80余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当年1月10日，中国·菲律宾专业服务人员合作中心就在广州南沙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向“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敞开大门，30万菲佣借此具有合法的劳务身份。据统计，在菲律宾佣工中，40%拥有大专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其中不乏教育、心理学、财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部分菲佣还持有护士、医师或教师执照。这些菲佣的进入，在满足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高端保姆需求的同时，也必然给当地家政业带来冲击。但无论应对也好，应急也罢，更为重要的还是提高家政从业人员自身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家政行业发展的法治推力

　　相对家政业的职业化进程，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规定的制定可谓蹄疾步稳。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认为家政业既满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需求，也满足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要把这个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同时，将家政业列为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产业。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对家政行业发展提出了宏观的指导意见。
　　该意见从采取院校增设家政服务专业、培育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政府支持家政企业职业教育、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进行政策支持、加大岗前培训和“回炉”培训等角度提出要求，推动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同时，还从参加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会保险、企业稳岗返还和免费培训等角度，着力发展家政行业，推动家政行业整体转型升级。不仅如此，还在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公共服务政策、改善家政服务人员从业环境、健全体检服务体系、推动家政进社区、拓展贫困地区人员就业渠道、提升家政服务规范化水平等方面提出意见，可以说在宏观层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作为培训方面的落实政策，教育部、发改委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等13个具体任务举措，提出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提高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从改进公共服务、健全质量监管等角度，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更突出服务业市场机制、市场环境、市场监管等机制建设，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制约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共性问题部署任务，分行业由行业主管部门部署实施。虽然家政行业只是服务业的一部分，但相应的深化产业融合、标准化建设、提升就业能力、增强质量监管、塑造服务品牌等，也都将对家政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动家政行业立法，引发民众广泛关注。作为2019年民生领域唯一的正式立法项目，该法规立足于满足家庭服务消费需求，维护家庭服务消费者、家庭服务人员和家庭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行为，有助于形成供需各方相互信赖、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虽然该法规还属于基础性法规，但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也具有借鑒意义。
　　当然，法治化建设最终营造的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最终还是要靠市场不断完善、企业不断发展，满足民众更规范、更精细、更高质量的家政服务需求。但另外一方面，公众对家政业和从业人员的看法显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当一个行业真正得到了尊重，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人士乐意从事并推动其发展，才能使行业发展更健康、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