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戴魁的水墨画，我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春恨成。深知春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种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情感关切及吾心与宇宙间的那种发不容己，血肉相联的情感关系既是众多水墨画家，也是戴魁坚持把荷塘秋韵，四时荷花作为自己进行视觉表达和视觉追问的缘由吧！
　　熟悉戴魁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有着一个曲折的从艺经历，而且是位以水墨人物见长的艺术家，也许是水墨人物难以抒发自己的艺术情怀，也许是想在艺术上对自我进行一场颠覆和超越。他在不知不觉中已把自己的艺术方向锁定在了花鸟画领域，而且在花鸟画领域一出手即语惊四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苍茫浑厚的艺术气象。细品之，我们不难发现戴魁的水墨荷塘秋韵系列打动观者的重要原因：


　　一是戴魁由水墨人物转向花鸟，也使他的花鸟画有一种人物的结构和笔墨结构的双重性格，他以人物画的笔势笔态墨韵而入花鸟，必然使自己的花鸟画洋溢着人的气息、性格与精神，彰显着消费时代和都市化进程中人被异化后的一种无所归依、彷徨迷茫，寻找失去家园的那种无助与无奈。当然，戴魁并没有直接讲述给我们，但我们从《野塘荷韵》、《秋雨》中还是读出了这种感怀。那一株株密密麻麻的莲蓬，似一排排的人群，或张望、或顾盼、或拥挤、或倾轧，似乎各个想挣脱，又难以摆脱羁绊，纵横交错的枝蔓、荷叶就像一部完整的社会机器，任凭你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依然难以逃脱被束缚的命运。无论是社会的大环境，还是荷塘这种小生态，你所能做的或者所希望坚持的也只能是“随波逐流”。要想出污泥而不染又是何其的难。在点点滴滴的笔情墨趣间，一种强烈的主体至上的人格意识中的人生经验及其生命历程中的苦闷和压抑、伤感和悲悯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真可谓胸中造化尽情吐露于笔端。




　　二是他作模式的改變必然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觉经验和视觉体验。应该说，如何赋予传统的花鸟画以时代精神是当代水墨艺术家的一项艰难选择。要么在传统的程式化的笔墨游戏中去讨生活，要么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戴魁显然是属于后者。他没有像传统的花鸟画创作那样崇尚写生，而是充分调动记忆的潜能，以记忆去复活那生动的生活场景，这也使得戴魁的花鸟画少了那些程式化的呆滞无生气，多了些从传统花鸟画的一招一式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放任恣纵与洒脱，而他的那种通过人物与景物的分离自然转向对纯粹景物描述的方式，也意味着戴魁不仅在水墨图式上完成了自我的对以往的突破，也奠定了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花鸟画家的基础，这其实反映出了当代艺术中的一种创作状态，既对当代图像资源的利用。很多艺术家早已摆脱了那种“艺术源于生活”的认知，也摆脱了照相机的功能束缚，而是充分利用高科技、多媒体等虚拟技术，通过虚拟的图像来制造一个虚拟的现实和超时空、跨地域的图景，以此来完成自我在艺术上的一种思考和文化想象。传统意义上的对景写生，精心的草图已悄然被虚拟的图像世界替换，由此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品鉴标准，但戴魁的荷塘系列并没有被这股当代风潮所吞噬，而是在坚持当代创作方法的同时，透过笔墨结构趣味，看似回归的是传统，实则彰显的是一种对当代文化的迷恋与思考及一种对久已逝去的精神家园的寻找。其间，不能不让人回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当下与过去、此在与彼在、现实与非现实等诸多宏大命题及那些看似思考清晰实则难以解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诸般文化困惑。


　　记得戴魁在创作札记中说“就我而言，我喜欢在‘生疏’的状态，用‘生疏’的笔墨语言去作画。因为，画家每天的心境，每时每刻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当你要用笔墨去塑造形象时，倘若笔墨和心境真正自然融合，势必会对以往的表达方式诸如章法、笔墨节律变化等等，加以‘颠覆’。但是，因为各种外在因素的袭扰，比如审美习惯的烙印，比如对熟知‘技巧’的依赖，都会使艺术家偏离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陌生状态，最大限度地忠诚自己的情感。把已知的熟练、笔墨技法，控制在无法度的‘生疏’感中。”
　　保持“生疏”的状态不仅激活了戴魁的艺术创作方式，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注入了一股股清新的活力，这其实是当代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