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罗伦斯岛和白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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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洛佩兹

   


  远处的那座山叫塞沃库克山(Sevuokuk)。它是白令海圣劳伦斯岛西北角的标志。从我们在海冰上所站的地方向东看,这座山是所看到的最远景观,海面止于它的脚下,东边的天空也被它遮住了一小部分。该山的西侧是陡峭的玄武岩山壁,部分地方被条带状积雪覆盖,山壁下的海滩布满了大鹅卵石;这些鹅卵石本是山体的一部分,后来从山壁上脱落,在海边反复滚动,被海冰磨光。甘贝尔村就位于那一山壁下,我和尤皮可人一起从那个村庄出来,在春季的海冰上捕猎海象。
  我相信,我们此刻处在俄国海域中;而且,对这片水域来说显得更加武断的是,我们处于“明天”的区域,在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东侧。国家之间无论有何种不恰当的限制政策,对尤皮克人来说都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在捕猎时尤其如此。鲜血染红了海冰上的白雪,成堆的海象肉、大块大块的象脂、一张张海象皮越积越多,海象牙像奇异的引火物一样被收集到一起——我站在这样的地方,向俄国高高的海岸凝望。我想,就心智类型、具体渴望和对历史的理解而言,住在那里的人的情况同我自己的有所不同,我和我的尤皮克人同伴之间的不同也大抵如此。
  像这样在海冰上屠杀海象,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眼前的景象不堪入目,捕猎海象用的小船很脆弱,被捕猎的动物体大有力,所有这些增强了我的不安全感。尽管我尊重本地人简单的生存方式,杀戮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装完了船。一个船员救了两条狗,它们要么是从俄国的一个村庄跑出来的,要么是被人遗弃在附近海冰上的。数只小船聚拢过来,船员们争相观看这两只狗。它们的毛极短,块头不大,似乎拉不了雪橇,比西伯利亚爱斯基摩犬小。但船员们深信不疑地对我说,这些狗是典型的俄罗斯雪橇狗。
  我们以远处的塞沃库克山为参展点,测了所在位置的方位,然后调头回家,装载的东西包括海象肉,海象皮和一些海豹,冠毛小海雀和厚喙海鸦,以及海象牙和俄罗斯狗。小船靠岸后,我们中的四人用肩膀顶着船,把它推上海滩。我客居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年轻男子,把我们运回来的东西装到一个雪橇上。他把雪橇挂在他的“丰田”三轮汽车后面,开车穿过雪地向家驶去。该吃饭了。枪和设备,鱼叉、浮标和细绳,额外的衣服和便携式收音机,都被收起来带走了。我是最后离开海滩的人之一,仍在默想着海上捕獵的情景。
  无论你以多么世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捕猎事件,无论你的人类学知识有多么宽泛,无论你对相关食物有多么喜爱,无论你多么渴望参与捕猎——无论如何,你还是看到动物被杀了。周围弥漫着海象的冰面生息处散发出的、类似畜栏里的恶臭味,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目睹海象流血、急促喘息、猛烈荡水等惊心场面,你想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动物是什么?死亡是什么?这些场面触目惊心,很不和谐,但也很平静。猎人们嘴里咕哝着祈祷语,把一些碎肉丢进暗绿色的海水中——在我脑海中,这一景象与庞大动物受惊时突然睁大眼睛的情景一样恐怖。
  我循着一组雪橇轨迹,越过海滩的隆起部分,向村里走去。雪橇滑板在雪地上留下的滑痕中间,有一条细细的鲜血痕迹。这条血迹通向一簇用以晾晒动物的肉与皮的支架。雪地上的鲜血是生命在延续的标志——另一种生命在延续的标志。人们常常把鲜血和残忍相混淆。
  我把戴着手套的手指放在浮木做的晒肉架上。你很容易对尤皮克人产生好感,尤其是当你被邀请参加基本上是按他们的传统从事的活动时。这次活动的整个过程——动身前去捕猎,猎捕过程,回家,在家里共享食物——让人感觉到一起分享幸福并不难。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似乎是很能干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可厚非。 你和他们一起旅行时,他们丰富而准确的知识,他们在精神上和技能上的自信,使你清醒地意识到你自己文化中的平庸之处的和不合理之处。
  我经常思索狩猎活动。它是爱斯基摩人和大地的关系之最引人瞩目和最简洁明了的体现,然而在局外人看来,这却是最令人困惑和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之一。因为要应对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的压力,又因为能很容易买到现代武器,打猎方式改变了。许多爱斯基摩家庭仍旧从这片土地上获取很多食物,但他们现在获取这些食物的方式变了。对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最常见的批评措词是“不是本真的”,好像许多年前,时间对尤皮克人来说就已经停滞了。
  但是,我为狩猎担忧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希望,雅各代表的农牧文明和他的兄弟以扫代表的原始狩猎文明必须永远和解。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和解并成为朋友,他为恩奇都的死亡感到极度痛苦。我们不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弥合文明人和狩猎社会之间的鸿沟。喀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部族是我们的偏见的典型受害者,荷裔南非作家劳伦斯·凡·德·波斯特对此非常熟悉,他把我们与狩猎文明之间的鸿沟称做我们所创造的“欺骗和谋杀的深渊。”这种社会的存在是我们的警世钟。在某种程度上,狩猎文明是我们书写我们历史时遇到的棘手问题。为了彰显我们优于周围的其他民族,我们调整我们的历史;我们剪断自己同狩猎祖先的关系,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不自在。他们看起来与粗野、狂暴的食肉动物太接近。狩猎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野蛮了。在谴责他们时,我们将其生活方式的衰落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对这些狩猎部族的造访者中不乏思维敏锐的人,这些人包括凡·德·波斯特和我在北极提到的其他人;他们提供的证据使我们明白,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保存在猎人那里。
  我满怀同情心,把爱斯基摩人看作hibakusha(“被爆者”)——这是个日语词,意思是“核爆炸幸存者”,也就是继续遭受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影响的人。爱斯基摩人被困在一个漫长、缓慢的爆炸过程中。他们所熟悉的健康生活方式正在瓦解。老于世故的文明人以讽刺的口气坚称,爱斯基摩人的见识微不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记得那天自己观察着海里的一群海象并默想:人类使海象变得更通人性是为了让它更易于理解,还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孤独?在这片土地上被疏离意味着什么呢?
  我曾想,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努力探寻并最终发现了美。这种深刻、罕见的美的一个特色,是首先要接受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景象,并且要宽恕他者。这意味着你已与万物融为一体。


  我长时间凝视着雪地上的血迹,然后走出村子。我向北走,走向村里房子建在其上的砂砾岬延伸并没入海冰的地方。在北极旅行,有可能只关注实体景观——动物,明暗景象,以及一些运动形式,这些运动形式能激发我们思索自己看待相关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包括时空、历史、地图和艺术。例如,人们可以只去观察北极熊错综复杂的生存方式。但这片土地看不见的永恒力量,其美丽与恐怖并存的模式,却是永存的。它深刻地影响了从远古到现代的所有文化。土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如何对待土地。
  我们与爱斯基摩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个文化差异,是接受土地的固有状态呢,还是发挥人的意志力把它变成其他状态。传统爱斯基摩人的生活重任依然是顺应已存在的现实。这已存在的现实,这本真的景观,用阿尔伯特·史怀泽的话说,就是“壮丽中有恐惧,可知中有荒谬,愉悦中有苦楚。”我们并非高度赞赏这些自相矛盾的警句。我们更看重土地的可塑性和可变性。我们认为,地球的状态可以被改变,以保证人类的幸福,为人类提供工作,创造出物质财富和舒适。然后,每一种文化在土地上可发现不同种类的崇拜对象,不同种类的感悟和慰藉。
  对我们来说,爱斯基摩人的所有潜在智慧都被我们改变土地的非凡能力遮蔽了。然而,长期存在的、纯粹是针对生物的进化范式强烈暗示,人类的意愿同自然秩序不变的那些方面产生深刻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土著文化中探索一些问题,这本身就好像很有道理,这些问题包括:时间和空间以及其他的一些二元对立(杜撰出来的)的本质;期望和发挥意志力之间的关系;梦想和神话在人生中的作用;和大地保持长期密切关系对健康的影响。
  我们往往把北极、南极、戈壁沙漠、撒哈拉沙漠和莫哈韦沙漠等地方,看做是原始景观,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始的、或远古的景观。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景观。没有空无一物或未充分发展的地方。景观是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改良的。土地充满活力,是有生命的,它是包含所有其他动物的一个大动物。触及有关土地的事情时,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接受宇宙论者不断创造的理念,接受物理学家空间和时间自相矛盾的理念,以便看到不同景观的细微之处和易变特性。景观都是神秘的熔炉,酷似它们所包含的各个小部分——诸如北极狐,矮桦树,π介子;也酷似包含着它们的更大的存在物——與猎户座看似不变的马头星云等存在物并驾齐驱的太阳系。景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不与景观进行有根本改观的对话,认识不到人与景观之间的相互性,而是试图驾驭景观,或贬抑景观中不如人意的状态,这些都显示了人类有些缺乏勇气,显示了人类过分偏爱自己的策划。
  走得距塞沃库克山下的村庄越远,我感觉到风越大。我把脸又往派克大衣里缩了缩。积雪在我的靴子下发出吱吱的响声。当我跨过数处被风吹积的厚雪层,走到浅黑色的鹅卵石上时,我的身躯禁不住踉跄了一下。海滩上的鹅卵石在潮湿的寒气中“咔哒”“咔哒”直响。天空上的紫罗兰色和橙黄色条状晚霞早已开始变暗淡了。它们已变成淡而柔和的色彩,就像潺潺流水,或者星际气流,在缓缓移动。它们已变成了朝霞的颜色。啊,北极上空的天光。
  我平稳地站在海冰边缘的卵石上,向北眺望白令海峡,那是真正的亚尼安海峡。它的东边是美国的苏厄德半岛;西边是西伯利亚马加丹地区的楚克奇半岛。两个地方都有古代白令海文化时期居民的墓地,附近的文化遗迹是所有史前北极文化遗迹中最丰富的。1976年夏天,由M·A·奇列诺夫率领的俄国考察队,在楚克奇东南海岸谢尼亚文海峡伊特格兰岛的北岸,发现了一处有500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这处遗迹包含一系列弓头鲸头盖骨和颌骨,它们在海滩上被排成2500英尺长的一列。这处遗迹同数个石头和陶土建筑结构以及藏肉坑遗迹有关。许多头盖骨现在还笔直地竖在地上,呈现出准确的几何图形。奇列诺夫及其同事认为这个地区是个“神圣的地方”,并把它和一批挑选出来的、技艺熟练的捕鲸人的礼仪生活联系起来,这些捕鲸人代表的文化影响所及,从北面的杰日尼奥夫角一直到普罗维登斯湾,并包括圣劳伦斯岛,这一文化阶段被命名为普努克文化。


  众所周知,也许鲸骨巷的一些普努克猎人过着一种堪称典范的生活。也许他们很清楚该给鲸鱼说什么话,以便他们在走开时不会感到沮丧,或不会感到鲸鱼的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想起了我们杀死的海象的面孔,但不知道该对它们说什么话。
  还没有哪种文化解决了随着人类意识的增强所要面临的困境:当人们充分意识到所有生命现象中固有的血腥和恐怖时,当人们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而且他们自身也存在黑暗面时,人们如何过一种有道德、有同情心的生活?如果个人生活存在一个真正的成熟期,这时这个人肯定能领会生活过程中的尴尬之处,并接受自相矛盾的生活过程中的责任。人必须生活在矛盾之中,原因是,如果所有矛盾马上都被消除了,生活也将不可持续。一些紧迫的大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面对矛盾,你继续生活下去,让你的生活变得有价值,走向光明。
  我在圣劳伦斯岛的西北角站了很久,注视着海冰和远处冰间水道里浅黑色的海水。在暮光下,寒风中,和潮冷天气里,白天的景象像挥之不去的气息围绕着我,这些景象不断地困扰着我,其他相关的记忆像强烈的光线在我周围到处闪烁。我眼前浮现了不同层次的景象——垂死的海象穿过冰冷的绿色海水,这种景象掠过在场的各个猎手的脑海,也掠过一个旁观者的脑海。我想到了这样的观念:即使我在吃海象肉时,这头海象的生命仍在继续。我还想到书中关于海象的文字;想到系在鱼叉上的海象皮绳,在海上拖着用海象皮做的皮划艇。我脑海中浮现重重的弧形海象獠牙,这些象牙来自一个头骨密集的脑袋,该头骨如卵石一样坚实。在村里的房子中,海象肉已经炖熟,热气腾腾的,正等着我回去吃,可我却站在这越来越强的寒风中。在塞沃库克山山脚下,拉布兰铁爪鸟把它们的巢穴建在被弃置的海象头盖骨里。   蓝绿色的海鸥飞了过去。在近岸的冰间水道中可以看到瓣蹼鹬,它的腿犹如树枝。远处,天空中飞翔着数群长尾鸭,还有几只鸬鹚。远方的天空中还可以看到一片阴影,那可能是数千只冠毛小海雀——太远了,很难说清楚。那儿还有鲸鱼——这个傍晚漫步时,我看到了6到8头灰鲸。海冰宛如灰白色的天空。风在水面掀起了波浪。在近岸冰间水道中,一只海豹的尾迹渐渐消逝了。我鞠躬,我向不知道深思熟虑的立法机构或议会、宗教、争辩不休的经济学理论等为何物的那些存在物鞠躬,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神秘之处的高度认同。
  我眺望白令海,然后双手合一,放在穿着派克大衣的胸前,弯下腰向北方深深地鞠躬,向那個充满生命、海冰和海水的伟大海峡鞠躬。我的头低至大地北部边沿上方的那片淡黄色天空。我保持这一鞠躬姿势直到感到背疼,我的脑海里的范畴和意向、计划和思索全被清空了。在我的生命的一个瞬间,我处在地球上一个能给人以丰富体验的美丽地方,我为此鞠躬,以示感激之情。
  站在这里,我感到我瞥见了自己的愿望。这片景观和有关动物就像在一场梦的结尾出现的一些景象。真实景观的边沿和我梦到的一些景象的边沿融合了。但我梦见的仅仅是一种模式化景象,某种充满亮光的美丽景象。我想,想象的持续作用使现实和梦想得以结合,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表现。人们有意识的愿望是达到一种状态,即使是暂时达到亦可,这种状态像光一样不受约束、可滋养万物,洋溢着智慧和创造力,在这一状态下,人们包容了以前被视为失败的永久性标志的那种黑暗面。
  无论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世界,它就在前方。那一世界的轮廓,它的蓝图,在大地上清晰可见。基于这一蓝图,我们真的可以期望找到出路。
  我再次鞠躬,朝着北方深深地鞠躬,然后转身向南,穿过浅黑色的鹅卵石海滩,向我客居的那一家走去。我对自己看到的所有景象充满感激之情。
张建国,河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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