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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称，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
“稳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12年乃至更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以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需要调控者增加推力，“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
压力来自于4月份热钱再度外流：在外贸顺差184.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84.01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却减少6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时，4月份银行贷款增加仅6818亿元，同比少增612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已经公布的4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0.4，较上月53.3有明显收缩。未来经济下滑趋势亦很明显。
很多时候，经济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为求发展质量，GDP增速放缓，不意味着就是坏事。但是，如果是急剧下滑，那就大有问题。比如，一旦经济下滑对就业产生严重影响，就会很麻烦。
世界银行5月23日将其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由先前的8.4%调低到8.2%。这其实差别不大。8%左右是高增长还是低增长？比过去10%以上的增长确实是低增长，但比欧美，即使比目前世界上经济状态最好的东亚地区的7.6%（世界银行预期值）来说还是高增长。但是10%以上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就会是经济过热，是过热增长，是一个质量并不好的增长，非正常增长。以过去20年的统计数据看，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就会产生通货膨胀，超过10%就一定会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或者是房地产泡沫，或者是股市泡沫同时发生。过低了，7%以下也不好，7%以下会出现通货紧缩。所以说8%左右，至少在这个阶段，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增长速度，一种正常的增长。所谓“稳增长”，就是要经济增速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其实，理解“稳增长”不难，难的是如何去稳。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再说明，中国经济过多依赖投资拉动，已产生了很多弊端，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有些重大项目，到了最后成了重大浪费，这种例子实在不是个别。从目前的动向来看，很多人还是习惯于重走老路，喜欢用轻省的办法解决危机。比如，最好是加速项目审批，大上快上各种投资项目。最近，各大媒体以“吻增长”为名，报道了湛江市市长在国家发改委门前“亲吻”钢铁项目上马批文的照片，看后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高兴得起来。中国企业眼下为什么亏损面会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就在于库存太大，而这个问题在钢铁行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5月，中国钢铁日产量超过了200万吨，实际产能则超过了300万吨，目前在建的产能还有一亿吨（年产产能），客观的说，实际产能与当前实体经济能够消化的产能之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过剩（产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审批大上钢铁项目，如何让人能高兴得起来？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恐怕和“跑部‘钱’进”的模式及产生这种模式的体制有关。
湛江市市长可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今天的情况与2008年底、2009年初已大不一样。那时候有了发改委批文，银行会争相贷款，资金与项目同时落实。而现在的情况则是，虽有发改委批文，商业银行却可能拒绝贷款，因为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已从2009年的投资热潮中吸取了极大的教训，不可能明知钢铁行业已经严重产能过剩，还争先恐后地为这些项目发中长期贷款。上项目是必须的，但重点应放在短期能够见效的项目上，尤其是能够消化过剩产能、去库存的建设项目上。如果继续走2009年的老路，上一大堆过剩产能项目，这不会是化解危机之路，而只能会制造出以后更大的危机。从表面成绩看，投资拉动的增长见效快，地方官员也有成绩可以列入考评报告中。但要提醒的是，快上项目也好，加快审批也罢，还得警惕“非常力度”下，可能伴随着的诸多乱象。项目审批提速时，尤其要担心高污染、高耗能项目混入其中。“稳增长”绝不能再是依靠质量低下的经济增长。
从长远来说，要确保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必须调整，这早已是共识。未来的“稳增长”应当主要依靠扩内需和稳定外需来保证。
稳定外需，主动权不完全在自己手上。整个世界经济是一盘棋，要想稳定外需，还得期待外部环境尽快好起来。现在西方经济很不景气。美国的情况好于欧洲，不至于出现2009年那样的衰退，今年会有2%的增长。日本的增长预期是2.2%。意大利、西班牙和“欧洲五国”的国家问题比较大，尽管欧元区17国其它国家都在实行财政紧缩，应当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欧债危机比美国等其它国家的危机更严重。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很可能出现所谓的短板效应，最终是最差的国家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从危机的规模来看，欧债危机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去年初相比扩大了十多倍。去年初，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三国的GDP加起来，占欧元区GDP的5%，现在把那三国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加起来，则达到50%以上。就是说，当时95%的欧洲去救5%的欧洲或许是容易的，现在要用这一半去救那一半，而且是较大的那一半，可行性肯定下降了。欧债危机将以什么方式来演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幸好的一点是，现在世界上50%的世界GDP增长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80%的GDP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基本估计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有5%点的增长，世界经济就会有超过3%的增长，世界经济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总体而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正在进一步显现，复苏基础还很脆弱，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需方面的工作必须努力，但对外需稳定难以确保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实的政策和措施准备亦是不可大意的。
扩大内需，则要想方设法增加民众收入，也要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就必须依赖改革的深化。欲增加民众收入，应在落实保就业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性的减税举措等，让利于民，并逐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让渡给中低收入阶层，进而刺激基本消费需求。在尊重市场机制、尊重效率的前提下，强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意味着将有一场深刻而系统的社会变革。直接明了地说，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深化改革。没有改革的突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话。比如，目前较为突出的一个现实是，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依旧是一些特权过多地不当地占有社会资源，这样的状况若得不到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提供必然落空，又怎么能言及提振内需呢？这其中许多问题从2009年起，就一直为全社会所关注，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改委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改革方案也早已在讨论了，现在应当说是适时出台的时机了。“稳增长”需要改革，推动改革才能实现“稳增长”。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一说到“把稳增长放在更要位置”，便“唯增长马首是瞻”，一大批项目匆忙间获批，银行势必被裹挟进去，政府追着去配套贷款，前面的平台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热潮又至。过去在投资拉动的惯性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是通胀的推手。经过两年多的货币紧缩，虽然CPI下来了一些，但物价总水平仍处于高位，物价形势并不乐观，这时如果货币闸门重又放水，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再起，通胀必然再度抬头。到时候再出台政策打压，政策急速摇摆，会加剧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结果使中国经济陷入不管是出现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受害的不利局面。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在投融资领域、居民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改革的关键步伐，把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真正依靠内需增长来驱动，注重增长质量，稳步前进。“稳增长”的目标，应在推动改革中逐步实现。
“稳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12年乃至更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以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需要调控者增加推力，“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
压力来自于4月份热钱再度外流：在外贸顺差184.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84.01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却减少6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时，4月份银行贷款增加仅6818亿元，同比少增612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已经公布的4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0.4，较上月53.3有明显收缩。未来经济下滑趋势亦很明显。
很多时候，经济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为求发展质量，GDP增速放缓，不意味着就是坏事。但是，如果是急剧下滑，那就大有问题。比如，一旦经济下滑对就业产生严重影响，就会很麻烦。
世界银行5月23日将其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由先前的8.4%调低到8.2%。这其实差别不大。8%左右是高增长还是低增长？比过去10%以上的增长确实是低增长，但比欧美，即使比目前世界上经济状态最好的东亚地区的7.6%（世界银行预期值）来说还是高增长。但是10%以上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就会是经济过热，是过热增长，是一个质量并不好的增长，非正常增长。以过去20年的统计数据看，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就会产生通货膨胀，超过10%就一定会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或者是房地产泡沫，或者是股市泡沫同时发生。过低了，7%以下也不好，7%以下会出现通货紧缩。所以说8%左右，至少在这个阶段，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增长速度，一种正常的增长。所谓“稳增长”，就是要经济增速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其实，理解“稳增长”不难，难的是如何去稳。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再说明，中国经济过多依赖投资拉动，已产生了很多弊端，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有些重大项目，到了最后成了重大浪费，这种例子实在不是个别。从目前的动向来看，很多人还是习惯于重走老路，喜欢用轻省的办法解决危机。比如，最好是加速项目审批，大上快上各种投资项目。最近，各大媒体以“吻增长”为名，报道了湛江市市长在国家发改委门前“亲吻”钢铁项目上马批文的照片，看后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高兴得起来。中国企业眼下为什么亏损面会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就在于库存太大，而这个问题在钢铁行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5月，中国钢铁日产量超过了200万吨，实际产能则超过了300万吨，目前在建的产能还有一亿吨（年产产能），客观的说，实际产能与当前实体经济能够消化的产能之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过剩（产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审批大上钢铁项目，如何让人能高兴得起来？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恐怕和“跑部‘钱’进”的模式及产生这种模式的体制有关。
湛江市市长可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今天的情况与2008年底、2009年初已大不一样。那时候有了发改委批文，银行会争相贷款，资金与项目同时落实。而现在的情况则是，虽有发改委批文，商业银行却可能拒绝贷款，因为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已从2009年的投资热潮中吸取了极大的教训，不可能明知钢铁行业已经严重产能过剩，还争先恐后地为这些项目发中长期贷款。上项目是必须的，但重点应放在短期能够见效的项目上，尤其是能够消化过剩产能、去库存的建设项目上。如果继续走2009年的老路，上一大堆过剩产能项目，这不会是化解危机之路，而只能会制造出以后更大的危机。从表面成绩看，投资拉动的增长见效快，地方官员也有成绩可以列入考评报告中。但要提醒的是，快上项目也好，加快审批也罢，还得警惕“非常力度”下，可能伴随着的诸多乱象。项目审批提速时，尤其要担心高污染、高耗能项目混入其中。“稳增长”绝不能再是依靠质量低下的经济增长。
从长远来说，要确保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必须调整，这早已是共识。未来的“稳增长”应当主要依靠扩内需和稳定外需来保证。
稳定外需，主动权不完全在自己手上。整个世界经济是一盘棋，要想稳定外需，还得期待外部环境尽快好起来。现在西方经济很不景气。美国的情况好于欧洲，不至于出现2009年那样的衰退，今年会有2%的增长。日本的增长预期是2.2%。意大利、西班牙和“欧洲五国”的国家问题比较大，尽管欧元区17国其它国家都在实行财政紧缩，应当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欧债危机比美国等其它国家的危机更严重。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很可能出现所谓的短板效应，最终是最差的国家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从危机的规模来看，欧债危机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去年初相比扩大了十多倍。去年初，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三国的GDP加起来，占欧元区GDP的5%，现在把那三国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加起来，则达到50%以上。就是说，当时95%的欧洲去救5%的欧洲或许是容易的，现在要用这一半去救那一半，而且是较大的那一半，可行性肯定下降了。欧债危机将以什么方式来演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幸好的一点是，现在世界上50%的世界GDP增长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80%的GDP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基本估计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有5%点的增长，世界经济就会有超过3%的增长，世界经济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总体而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正在进一步显现，复苏基础还很脆弱，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需方面的工作必须努力，但对外需稳定难以确保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实的政策和措施准备亦是不可大意的。
扩大内需，则要想方设法增加民众收入，也要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就必须依赖改革的深化。欲增加民众收入，应在落实保就业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性的减税举措等，让利于民，并逐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让渡给中低收入阶层，进而刺激基本消费需求。在尊重市场机制、尊重效率的前提下，强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意味着将有一场深刻而系统的社会变革。直接明了地说，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深化改革。没有改革的突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话。比如，目前较为突出的一个现实是，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依旧是一些特权过多地不当地占有社会资源，这样的状况若得不到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提供必然落空，又怎么能言及提振内需呢？这其中许多问题从2009年起，就一直为全社会所关注，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改委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改革方案也早已在讨论了，现在应当说是适时出台的时机了。“稳增长”需要改革，推动改革才能实现“稳增长”。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一说到“把稳增长放在更要位置”，便“唯增长马首是瞻”，一大批项目匆忙间获批，银行势必被裹挟进去，政府追着去配套贷款，前面的平台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热潮又至。过去在投资拉动的惯性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是通胀的推手。经过两年多的货币紧缩，虽然CPI下来了一些，但物价总水平仍处于高位，物价形势并不乐观，这时如果货币闸门重又放水，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再起，通胀必然再度抬头。到时候再出台政策打压，政策急速摇摆，会加剧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结果使中国经济陷入不管是出现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受害的不利局面。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在投融资领域、居民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改革的关键步伐，把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真正依靠内需增长来驱动，注重增长质量，稳步前进。“稳增长”的目标，应在推动改革中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