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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构形和意义之间联系紧密。在造字之初，汉字的构形往往是它所记录的词义的形象化、具体化，人们用近似简笔画的方式把词义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些“简笔画”大多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对某种生活场景的描绘建立起字与词之间的联系。这样，汉字构形便与古代的社会文化具有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后人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汉字的构形成为可能。再加上汉字的悠久历史及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较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为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且，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得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就作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著名论断，把文字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许慎对“六书”的阐述，更是从理论上对汉字形义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在一般认为，“六书”当中，属于造字方法的有四个，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这四种造字方法所造的汉字，都能体现表意文字形义关系紧密的特点。如：
第一个字形是“女”字，象形字，像双臂交叉于身前、十分柔顺地跪坐的女子之形。这一形象反映了古代女子柔弱顺从的性格和较低下的社会地位。汉代辞书《释名》解释说：“女，如也，妇人外成如人也。故三从之义，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白虎通义》对此做了较通俗的解释：“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可见，顺从是古代女子的最大特点，造字者十分形象地将这一文化特征蕴含在“女”字的构形之中。第二个字形“母”字是指事字，指事字一般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添指事符号而成，“母”字就是在象形字“女”的基础上，增添了两个象征乳房的符号。“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是因为“母”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造字者便抓住这一特征作为“母”字构形的关键，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母”字和“女”字的不同。第三个字形“身”字也是指事字，是在人的大肚子中加一点，表示怀孕的意思。而第四个字形“孕”字，肚子里面的一点变成了“子”字，说明婴儿已经成形了，由于肚子里面已不再是指事符号，而是像婴儿之形，所以“孕”字也就成了由两个象形部件构成的会意字。第五个字形“毓”字是生育的“育”的古字，由女子、头朝下的小孩和像羊水的点儿组合而成，画的就是女人生小孩的情景，是个典型的会意字。通过以上几个字形的分析，我们既可以了解到古代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由年轻女子到生孩子做母亲这一生动形象的变化过程。
不仅古文字字形可以映射出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后来所造的表意字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例如，唐代女皇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把自己的“照”字改造成了“曌”，由“日”、“月”、“空”三个部件组合而成，取意日、月当空，作为自己名字的专用字。骆宾王在写《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一文时，却故意把“曌”写成了“瞾”，以后又有不少人沿用，最终被收入字典，作为“曌”的异体字。骆宾王改“曌”为“瞾”，就是将“曌”字上面的“明”写成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意在告诉人们：当时临朝“当空”的，不是光明灿烂的“日”、“月”，而是一双特别凶狠恶毒的眼睛。《说文》说：“，左右视也。从二目。”是什么东西在“左右视”?许慎在“”下虽未说明，但在“瞿”下则有这样的说解：“瞿，鹰隼之视也。从隹从。”（“隹”本来是短尾鸟的象形字，凡是以“隹”为意符的字，其意义都与鸟有关。）原来，由两个“目”字组成的“”，表示的是鹰隼之类的猛禽在攫取食物时那一双凶狠贪婪的眼睛，字的形体在体现字义时多么形象!再看以“”作参构部件的字：“攫”本义为猛禽用爪抓取食物，本作“矍”，上面是瞪圆双眼搜寻猎物的猛禽，下面的“又”（人手或鸟爪的象形字）表示伸开的利爪，生动描绘出猛禽猎取弱小动物的画面。何止是弱小动物，就连老人小孩它们也不放过，《山海经.大荒西经》：“鸷鸟攫老弱。”这样凶残的鸟类，叫人见了如何不胆战心惊！所以，恐惧的“惧”的繁体字“懼”正是从心从瞿，或作“愳”，其造字意图，就是通过人见到鹰隼那双凶恶的眼睛就心惊来体现害怕之义。至此，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骆宾王将“曌”改得多么巧妙!武则天用日月当空照来喻指自己如高悬空中、光耀天下的日月，但实际上，她却是“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的“鹰隼”，于是骆宾王便写《檄》进行讨伐，用“瞾”字的构形喻指武后就像凶恶的鹰隼一样，用那双狠毒、贪婪的眼睛监视着天下，依靠这样一个字形，把武则天的险恶凶残表现得既形象又生动。如果不从文化角度对“曌”、“瞾”的构造意图进行解析，就无法领会骆宾王改字的深意。
形声字同样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因为形声字的意符可以显示该字的意义类属，选取哪个部件充当意符，往往可以透露出一定的文化信息。如“针”字本作“箴”，《说文》：“箴，缀衣箴也，从竹咸声。”“箴”字以“竹”为意符，说明当时的针是用竹子制成的。《礼记.内则》：“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其中的针就写作“箴”。青铜时代以后，针多为金属制成，故“箴”字改从“金”旁，写作“鍼”。《说文》：“鍼，所以缝也，从金咸声。”后来“鍼”简化为“针”。“针”字意符的前后变化，正体现了针的制造材料的变迁。再如，医生的“医”原作“毉”，从巫殹声，这种字形结构，反映了古代社会巫、医不分的状况。《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里将“巫”、“医”连称，说明二者的职责还没有分开。古代传说中著名的神医就叫巫彭。《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楚辞.天问》：“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王逸注：“言鲧死后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岂巫医所能复生活也？”《广雅》则更为明确的说：“巫，医也。”可见，当初巫就是医，医就是巫。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汉书.艺文志》即把医类归入“方技略”，而把卜巫归入“术数略”。这时候，“医”字如果再写作“毉”，就显得字形与医学的实际相脱节了，为了适应医学的新变化，“毉”的字形便改为“醫”，去掉了意符“巫”，而改用意符“酉”，“酉”就是早期的“酒”字。之所以改用“酉”作意符，是因为当时医生经常用药酒给人治病，这正如《说文》所说：“醫，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酒。”是医学文化的发展，促成了“医”字构形的改变。
由此可见，汉字构形和社会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近年来，人们对汉字的文化价值越来越重视，不少学科都把汉字构形分析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至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汉字文化热。但是，我们在重视利用汉字构形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汉字构形的分析是一项非常专门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全面了解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广泛涉猎与汉字构形有关的文化知识，熟练掌握对汉字构形进行文化解读的具体方法。在利用汉字构形去研究文化时，千万不要把这种复杂的工作简单化、庸俗化，甚至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对汉字字形随意猜测，妄加考证，从而抹杀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给汉字文化研究带来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就作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著名论断，把文字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许慎对“六书”的阐述，更是从理论上对汉字形义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在一般认为，“六书”当中，属于造字方法的有四个，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这四种造字方法所造的汉字，都能体现表意文字形义关系紧密的特点。如：
第一个字形是“女”字，象形字，像双臂交叉于身前、十分柔顺地跪坐的女子之形。这一形象反映了古代女子柔弱顺从的性格和较低下的社会地位。汉代辞书《释名》解释说：“女，如也，妇人外成如人也。故三从之义，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白虎通义》对此做了较通俗的解释：“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可见，顺从是古代女子的最大特点，造字者十分形象地将这一文化特征蕴含在“女”字的构形之中。第二个字形“母”字是指事字，指事字一般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添指事符号而成，“母”字就是在象形字“女”的基础上，增添了两个象征乳房的符号。“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是因为“母”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造字者便抓住这一特征作为“母”字构形的关键，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母”字和“女”字的不同。第三个字形“身”字也是指事字，是在人的大肚子中加一点，表示怀孕的意思。而第四个字形“孕”字，肚子里面的一点变成了“子”字，说明婴儿已经成形了，由于肚子里面已不再是指事符号，而是像婴儿之形，所以“孕”字也就成了由两个象形部件构成的会意字。第五个字形“毓”字是生育的“育”的古字，由女子、头朝下的小孩和像羊水的点儿组合而成，画的就是女人生小孩的情景，是个典型的会意字。通过以上几个字形的分析，我们既可以了解到古代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由年轻女子到生孩子做母亲这一生动形象的变化过程。
不仅古文字字形可以映射出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后来所造的表意字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例如，唐代女皇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把自己的“照”字改造成了“曌”，由“日”、“月”、“空”三个部件组合而成，取意日、月当空，作为自己名字的专用字。骆宾王在写《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一文时，却故意把“曌”写成了“瞾”，以后又有不少人沿用，最终被收入字典，作为“曌”的异体字。骆宾王改“曌”为“瞾”，就是将“曌”字上面的“明”写成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意在告诉人们：当时临朝“当空”的，不是光明灿烂的“日”、“月”，而是一双特别凶狠恶毒的眼睛。《说文》说：“，左右视也。从二目。”是什么东西在“左右视”?许慎在“”下虽未说明，但在“瞿”下则有这样的说解：“瞿，鹰隼之视也。从隹从。”（“隹”本来是短尾鸟的象形字，凡是以“隹”为意符的字，其意义都与鸟有关。）原来，由两个“目”字组成的“”，表示的是鹰隼之类的猛禽在攫取食物时那一双凶狠贪婪的眼睛，字的形体在体现字义时多么形象!再看以“”作参构部件的字：“攫”本义为猛禽用爪抓取食物，本作“矍”，上面是瞪圆双眼搜寻猎物的猛禽，下面的“又”（人手或鸟爪的象形字）表示伸开的利爪，生动描绘出猛禽猎取弱小动物的画面。何止是弱小动物，就连老人小孩它们也不放过，《山海经.大荒西经》：“鸷鸟攫老弱。”这样凶残的鸟类，叫人见了如何不胆战心惊！所以，恐惧的“惧”的繁体字“懼”正是从心从瞿，或作“愳”，其造字意图，就是通过人见到鹰隼那双凶恶的眼睛就心惊来体现害怕之义。至此，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骆宾王将“曌”改得多么巧妙!武则天用日月当空照来喻指自己如高悬空中、光耀天下的日月，但实际上，她却是“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的“鹰隼”，于是骆宾王便写《檄》进行讨伐，用“瞾”字的构形喻指武后就像凶恶的鹰隼一样，用那双狠毒、贪婪的眼睛监视着天下，依靠这样一个字形，把武则天的险恶凶残表现得既形象又生动。如果不从文化角度对“曌”、“瞾”的构造意图进行解析，就无法领会骆宾王改字的深意。
形声字同样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因为形声字的意符可以显示该字的意义类属，选取哪个部件充当意符，往往可以透露出一定的文化信息。如“针”字本作“箴”，《说文》：“箴，缀衣箴也，从竹咸声。”“箴”字以“竹”为意符，说明当时的针是用竹子制成的。《礼记.内则》：“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其中的针就写作“箴”。青铜时代以后，针多为金属制成，故“箴”字改从“金”旁，写作“鍼”。《说文》：“鍼，所以缝也，从金咸声。”后来“鍼”简化为“针”。“针”字意符的前后变化，正体现了针的制造材料的变迁。再如，医生的“医”原作“毉”，从巫殹声，这种字形结构，反映了古代社会巫、医不分的状况。《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里将“巫”、“医”连称，说明二者的职责还没有分开。古代传说中著名的神医就叫巫彭。《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楚辞.天问》：“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王逸注：“言鲧死后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岂巫医所能复生活也？”《广雅》则更为明确的说：“巫，医也。”可见，当初巫就是医，医就是巫。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汉书.艺文志》即把医类归入“方技略”，而把卜巫归入“术数略”。这时候，“医”字如果再写作“毉”，就显得字形与医学的实际相脱节了，为了适应医学的新变化，“毉”的字形便改为“醫”，去掉了意符“巫”，而改用意符“酉”，“酉”就是早期的“酒”字。之所以改用“酉”作意符，是因为当时医生经常用药酒给人治病，这正如《说文》所说：“醫，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酒。”是医学文化的发展，促成了“医”字构形的改变。
由此可见，汉字构形和社会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近年来，人们对汉字的文化价值越来越重视，不少学科都把汉字构形分析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至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汉字文化热。但是，我们在重视利用汉字构形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汉字构形的分析是一项非常专门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全面了解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广泛涉猎与汉字构形有关的文化知识，熟练掌握对汉字构形进行文化解读的具体方法。在利用汉字构形去研究文化时，千万不要把这种复杂的工作简单化、庸俗化，甚至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对汉字字形随意猜测，妄加考证，从而抹杀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给汉字文化研究带来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