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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一名湘西道台和一名盐运使，面对他们即将临盆的妻子立下契约：若生女，此生为姐妹;若生男，此生做兄弟;若是一男一女，此生就是夫妻。他们是至交好友，希望两家的友谊可以世代传下去。
这一年，他和她呱呱坠地。男孩以出生地命名为朱湘，女孩取名刘采云。
朱湘七岁进私塾改良小学， 少年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十三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只鹦鹉》。1919 年秋，十五岁的他转入清华学堂深造。
他远赴北平求学， 不单单是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性格固执的他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的束缚， 他想离开那个让他没有感觉的女子。
在清华校园里，少年朱湘迅速成长。他与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三名学生因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被并称为“清华四子”。而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十八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陆续发表出作品。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
那年冬天，大哥来到北京，山水重重，带着朱湘最不愿意见到的女子。那时，朱湘的父亲已经去世，大哥此行，是以家长的身份让朱湘回家同刘采云成亲的。
在一间很窄小的旅馆里， 少男少女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刘采云可以说是他诗歌的粉丝，她很热烈地谈论着他的新诗，眉宇间是抑制不住的欢喜与崇拜。但他极为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她说，她听父母的，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定他了。他闻听此言，拂袖而去，丝毫不顾及大哥的在场，不顾及那位青春女子的尊严。
最终， 大哥无奈地带着刘采云返回安徽老家。面对这个倔强的小弟，年长他许多的大哥也是束手无策。
此时的朱湘可谓少年英才， 孤高的他如何会将那么卑微的一个女子放在眼里！他感兴趣的是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写新诗。此时是1924年，离他毕业已经为时不远了， 却发生了一件令全校师生为之惊骇的事情———他因抵制学校总务处在学生早餐时点名的制度被开除学籍。
书读不成了，他不得不离开。他在给清华文学社的好友顾一樵的信中说， 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 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 他之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严格的校园生活， 不免使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感到拘囿，但清华的自然人文环境，也毕竟给过他熏染和陶冶。
离开北平， 他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谋生，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初到上海，没有亲友的资助，没有工作，所有收入的来源就是他呕心沥血写就的诗稿， 有时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一首诗换不回半袋充饥的米。然而他拒绝所有善意的资助，坚持鬻文为生。空腹中饥饿难当， 诗情却喷薄迸发。当时上海的《文学周刊》越来越多地出现“朱湘”这个名字，他的收入也开始变得丰盈起来。
朱湘想不到自己还会再遇到刘采云，更想不到彼时她的处境竟是艰难如斯———父亲去世，所有家产被兄长独吞，一个青春柔弱女子， 离乡背井到上海一家小纱厂里做小纱工。朱湘按照大哥告诉的地址，在一间雾气腾腾的洗衣房里找到了她。粗布衣，被水泡得腫胀发白的双手，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子哪里还有当初北京小旅馆里的模样？ 朱湘心里泛起隐隐的痛和内疚。
不久， 当朱湘第二次踏进刘采云工作的洗衣厂时，刘采云正病倒在床上。潮湿发霉的小屋里，刘采云烧得满脸通红。他轻轻伸出手，替她抹去腮边的泪———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
由讨厌到同情，由同情到爱情。这一段路，他们走了好久，却又似乎只在旦夕之间。
1925年3月，朱湘同刘采云在南京三哥家结婚。婚礼上，兄长要他行跪拜礼，他只肯三鞠躬。为此，兄弟俩发生了口角，当晚，朱湘夫妇离开了兄长家。同年夏，朱湘回到北平，在适存中学教书。与此同时，朱湘还参加了清华文学研究会，加入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行列。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在《诗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这一段是他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朱湘的处女诗集《夏天》在商务印行，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三本诗集《石门集》亦在商务出版。他生前仅有这三本薄薄的诗集问世， 依同时代女作家苏雪林的说法，是诗人“拿性命换的”。
婚后第二年， 经友人向清华大学当局请求，朱湘被允许回校复读。他才智过人，1927年，学校公费送他赴美留学。天各一方的日子里， 他给妻子写下了九十余封家书， 这些文字印证了他那份炽热的爱：“霓君，我如今凭了最深的良心告诉你，你有爱情，你对我有最深最厚的爱情，这爱情就是无价之宝。”他不再叫她采云，而呼她霓君，因为在他的心里， 她堪比最美丽多彩的霓虹。这九十余封家书每一封都有编号，后来被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新文学史上的四大情书经典，除了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就是这一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漂泊海外的三年， 是朱湘与霓君爱情之花开得最盛的三年， 但他的留学生涯并不顺利。他先在劳伦斯大学插入四年级，攻读拉西文、古英文和法语。一次，法语班教师念法国作家都德的游记。读到“中国人像猴子”一句时，美国学生哄堂大笑，朱湘愤慨异常，立即退出课堂。尽管教员向他表示了歉意，他仍然气愤地离开了劳伦斯，转入芝加哥大学。他在美国只读了两年多就提前回国， 他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像我这诗却很少有人作出来。”
回国后，朱湘于1929年9月到安徽大学任教，他教学认真，深得学生敬佩。但他生性孤傲，与同事相交甚少。他要设“英文文学系”， 讲授用英语翻译的世界各国文学，而校方却坚持设“英文学系”，教英国本国的文学。朱湘想邀请好友来安徽大学任教，也被校方拒绝。因为安徽大学时常拖欠薪水，朱湘的生活非常拮据，与妻子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孩子因为没有奶吃， 还未满周岁就被活活地饿死。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种种考虑之下，他终于辞职。 他发誓再不教书，此后南北奔波，没有固定职业， 以向《申报》《自由谈》《谈书杂志》《新中华》等刊投稿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曾因付不起房租被旅馆扣留，只得找朋友解围：“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可以问心无愧了。”而此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而又耻辱的道路？”蘇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 ———时人回忆，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傲岸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 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任性而纷纷隐去。有人赠他“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崇洋之风，他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当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抱着患病的幼子敲开医生的门深深地跪下去， 当因无力支付诊费而被生生地赶出门外， 当那个幼小的孩子等不及心力交瘁的母亲再去敲开另一家诊所的门便遗憾地奔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刘采云把所有的怒气与怨气都发泄到了朱湘———这个在她眼中已百无一用的书生身上。
1933 年12月4日， 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一个比平日更加凄冷的夜晚。朱湘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由上海到南京的船票， 还有一瓶酒、一包妻子最爱吃的饴糖。他又准备出门了。临行前，他给妻子剥了一颗糖，问她：“甜不甜？ ”
“不甜！ ”
那么苦的日子， 再甜也甜不到心里去了。如果刘采云知道，就是这轻微却薄凉的两个字， 竟能化作一股冷硬至极的力量击碎了丈夫最后的希望，含着那块糖的时候，她会说出什么呢？
朱湘走出了家门，左手拎着那瓶酒，右手握着《海涅诗选》和自己的一本诗集，踏上了那艘从上海开往汉口的“吉和”号。刘采云没去为他送行， 只当他是和往常一样去南京找工作。
船到南京时，他没有下船，继续溯江而上。
5日凌晨六点， 他喝了半瓶酒， 手捧《海涅诗选》朗读。安徽采石矶，传说中李白逐月的地方。12月的江面，寒风凛冽，朱湘望向和霓君分别的方向， 然后一脚跨过船舷，纵身一跃……
玄冰仿佛功课，
压住本性活泼的小河，
月光只映他滞重的面色，
再不见风中的笑窝。
（《冬夜歌》）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这一年，他和她呱呱坠地。男孩以出生地命名为朱湘，女孩取名刘采云。
朱湘七岁进私塾改良小学， 少年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十三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只鹦鹉》。1919 年秋，十五岁的他转入清华学堂深造。
他远赴北平求学， 不单单是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性格固执的他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的束缚， 他想离开那个让他没有感觉的女子。
在清华校园里，少年朱湘迅速成长。他与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三名学生因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被并称为“清华四子”。而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十八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陆续发表出作品。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
那年冬天，大哥来到北京，山水重重，带着朱湘最不愿意见到的女子。那时，朱湘的父亲已经去世，大哥此行，是以家长的身份让朱湘回家同刘采云成亲的。
在一间很窄小的旅馆里， 少男少女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刘采云可以说是他诗歌的粉丝，她很热烈地谈论着他的新诗，眉宇间是抑制不住的欢喜与崇拜。但他极为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她说，她听父母的，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定他了。他闻听此言，拂袖而去，丝毫不顾及大哥的在场，不顾及那位青春女子的尊严。
最终， 大哥无奈地带着刘采云返回安徽老家。面对这个倔强的小弟，年长他许多的大哥也是束手无策。
此时的朱湘可谓少年英才， 孤高的他如何会将那么卑微的一个女子放在眼里！他感兴趣的是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写新诗。此时是1924年，离他毕业已经为时不远了， 却发生了一件令全校师生为之惊骇的事情———他因抵制学校总务处在学生早餐时点名的制度被开除学籍。
书读不成了，他不得不离开。他在给清华文学社的好友顾一樵的信中说， 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这种两面为难的心情是最难堪的了， 反不如清华一点令人留恋的地方也无倒好些。” 他之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严格的校园生活， 不免使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感到拘囿，但清华的自然人文环境，也毕竟给过他熏染和陶冶。
离开北平， 他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谋生，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初到上海，没有亲友的资助，没有工作，所有收入的来源就是他呕心沥血写就的诗稿， 有时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一首诗换不回半袋充饥的米。然而他拒绝所有善意的资助，坚持鬻文为生。空腹中饥饿难当， 诗情却喷薄迸发。当时上海的《文学周刊》越来越多地出现“朱湘”这个名字，他的收入也开始变得丰盈起来。
朱湘想不到自己还会再遇到刘采云，更想不到彼时她的处境竟是艰难如斯———父亲去世，所有家产被兄长独吞，一个青春柔弱女子， 离乡背井到上海一家小纱厂里做小纱工。朱湘按照大哥告诉的地址，在一间雾气腾腾的洗衣房里找到了她。粗布衣，被水泡得腫胀发白的双手，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子哪里还有当初北京小旅馆里的模样？ 朱湘心里泛起隐隐的痛和内疚。
不久， 当朱湘第二次踏进刘采云工作的洗衣厂时，刘采云正病倒在床上。潮湿发霉的小屋里，刘采云烧得满脸通红。他轻轻伸出手，替她抹去腮边的泪———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
由讨厌到同情，由同情到爱情。这一段路，他们走了好久，却又似乎只在旦夕之间。
1925年3月，朱湘同刘采云在南京三哥家结婚。婚礼上，兄长要他行跪拜礼，他只肯三鞠躬。为此，兄弟俩发生了口角，当晚，朱湘夫妇离开了兄长家。同年夏，朱湘回到北平，在适存中学教书。与此同时，朱湘还参加了清华文学研究会，加入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行列。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在《诗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这一段是他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朱湘的处女诗集《夏天》在商务印行，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三本诗集《石门集》亦在商务出版。他生前仅有这三本薄薄的诗集问世， 依同时代女作家苏雪林的说法，是诗人“拿性命换的”。
婚后第二年， 经友人向清华大学当局请求，朱湘被允许回校复读。他才智过人，1927年，学校公费送他赴美留学。天各一方的日子里， 他给妻子写下了九十余封家书， 这些文字印证了他那份炽热的爱：“霓君，我如今凭了最深的良心告诉你，你有爱情，你对我有最深最厚的爱情，这爱情就是无价之宝。”他不再叫她采云，而呼她霓君，因为在他的心里， 她堪比最美丽多彩的霓虹。这九十余封家书每一封都有编号，后来被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新文学史上的四大情书经典，除了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就是这一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漂泊海外的三年， 是朱湘与霓君爱情之花开得最盛的三年， 但他的留学生涯并不顺利。他先在劳伦斯大学插入四年级，攻读拉西文、古英文和法语。一次，法语班教师念法国作家都德的游记。读到“中国人像猴子”一句时，美国学生哄堂大笑，朱湘愤慨异常，立即退出课堂。尽管教员向他表示了歉意，他仍然气愤地离开了劳伦斯，转入芝加哥大学。他在美国只读了两年多就提前回国， 他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像我这诗却很少有人作出来。”
回国后，朱湘于1929年9月到安徽大学任教，他教学认真，深得学生敬佩。但他生性孤傲，与同事相交甚少。他要设“英文文学系”， 讲授用英语翻译的世界各国文学，而校方却坚持设“英文学系”，教英国本国的文学。朱湘想邀请好友来安徽大学任教，也被校方拒绝。因为安徽大学时常拖欠薪水，朱湘的生活非常拮据，与妻子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孩子因为没有奶吃， 还未满周岁就被活活地饿死。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种种考虑之下，他终于辞职。 他发誓再不教书，此后南北奔波，没有固定职业， 以向《申报》《自由谈》《谈书杂志》《新中华》等刊投稿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曾因付不起房租被旅馆扣留，只得找朋友解围：“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可以问心无愧了。”而此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而又耻辱的道路？”蘇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 ———时人回忆，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傲岸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 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任性而纷纷隐去。有人赠他“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崇洋之风，他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当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抱着患病的幼子敲开医生的门深深地跪下去， 当因无力支付诊费而被生生地赶出门外， 当那个幼小的孩子等不及心力交瘁的母亲再去敲开另一家诊所的门便遗憾地奔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刘采云把所有的怒气与怨气都发泄到了朱湘———这个在她眼中已百无一用的书生身上。
1933 年12月4日， 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一个比平日更加凄冷的夜晚。朱湘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由上海到南京的船票， 还有一瓶酒、一包妻子最爱吃的饴糖。他又准备出门了。临行前，他给妻子剥了一颗糖，问她：“甜不甜？ ”
“不甜！ ”
那么苦的日子， 再甜也甜不到心里去了。如果刘采云知道，就是这轻微却薄凉的两个字， 竟能化作一股冷硬至极的力量击碎了丈夫最后的希望，含着那块糖的时候，她会说出什么呢？
朱湘走出了家门，左手拎着那瓶酒，右手握着《海涅诗选》和自己的一本诗集，踏上了那艘从上海开往汉口的“吉和”号。刘采云没去为他送行， 只当他是和往常一样去南京找工作。
船到南京时，他没有下船，继续溯江而上。
5日凌晨六点， 他喝了半瓶酒， 手捧《海涅诗选》朗读。安徽采石矶，传说中李白逐月的地方。12月的江面，寒风凛冽，朱湘望向和霓君分别的方向， 然后一脚跨过船舷，纵身一跃……
玄冰仿佛功课，
压住本性活泼的小河，
月光只映他滞重的面色，
再不见风中的笑窝。
（《冬夜歌》）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