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诚（1863年-1917年），中国近代史重要人物，大清留美幼童杰出代表之一。作为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最黑暗时期的外交官，他曾促成美国退回一半 “庚子赔款”，用于兴办中国近代教育，并始建了清华大学。
　　1875年，广东省番禺县一位未满12岁的少年，考取了第四批大清留美幼童团，他就是后来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梁诚。
　　梁诚留美在安多佛菲利普斯学院就读。1881年，清政府突然下诏撤回留美学生，梁诚回国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差使，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黑暗时期，他冥冥中肩负着历史使命，踏上晚清外交舞台。
　　1886年，梁诚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失陷，紫禁城被占。1901年9月，清政府与参战的11个列强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支付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摊一两银子，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9亿8千多万两，这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总收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勒索，中华民族屈辱达到顶峰。这就是庚子赔款。
　　1903年梁诚担任大清驻美公使，授三品卿衔。
　　交涉退款
　　庚子赔款使中国人民承受了无以复加的经济压迫。1905年，梁诚任美国公使期间忽然得知，美国政府经过专项调查，发现本国向大清国索赔额度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所余1200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这相当于白银1600万两，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5倍。
　　梁诚立即抓住机会，多次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交涉，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提出：“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在梁诚真情的感召下，海约翰表示了对梁诚倡议的支持。并令美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建议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得到海约翰的首肯后，梁诚遂电告外务部。
　　至此，退还赔款似乎已经顺理成章，但风云突变，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和广东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也同时爆发了排华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使得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退还赔款事宜面临泡汤的危险。
　　这时梁诚没有放弃，他本着“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之信念，顶住压力，频繁地前往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各种档案，进一步证实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所提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与事实确有很大出入。
　　梁诚深知美国政治运行模式，他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频频召见记者，四处奔走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退款要求，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和老罗斯福总统施压。他还绕过顽固的國务卿鲁特，通过同学关系，直接向老罗斯福陈述重核美国损失的必要，并申明退款用途为“兴学”。老罗斯福终于让步，退款数目核定为1196万美元，用于兴学。
　　庚款兴学
　　梁诚作为“留美幼童”的一员和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见证人，他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大趋势。从1895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引发了国人深深的思考。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至此，出国留学成为很多中国青年救国图存的一条重要途径。从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1911辛亥革命，留日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2.2万人。
　　在梁诚的努力下，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退款提议迅速被美国政界所接受。中美双方很快达成协定，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中国每年将派送100名学生，到第四年时，中国派4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会派送50名学生。
　　1908年12月28日，老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将多余庚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款数共计1196万美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庚款兴学”。
　　资建清华
　　为选派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于1909年10月在北京西郊设立游美肄业馆，并定咸丰时期的“清华园”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学校的建设费用几乎全部来自庚款退款。
　　游美肄业馆创立之后，留美教育逐渐系统化。1911年2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科，每科学制为四年。次年，清华学堂改由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不再参与，留学色彩更趋浓厚，学堂本身则直接听命于美国驻华使馆，由美国对董事会及校务进行控制。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
　　梁诚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用庚款退款为清华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从而使系统化、大规模的留学教育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