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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视医疗卫生事业，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便创建了小井红军医院。它是中共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尝试，开创了人民军队有正规医院之先河，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提议在小井建一个条件较好的红军医院
小井红军医院的前身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时，考虑到许多受伤官兵急需医治，加上部队疟疾流行，因此，前委决定在部队中成立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卫生队刚成立时只有4名医务人员，另有看护班和担架班各10余人。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后，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宁冈县茅坪设立医院和后方留守处。10月7日，在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的基础上，于茅坪的攀龙书院旧址建立了茅坪医务所，既为军用，也供民用，由曹嵘担任所长。医务所下设医务室，有中、西医各两名，还有各由10多人组成的看护排、担架排和事务排，可收容40-50个伤病员。药品主要来源于自己上山采集的中草药、作战缴获和购买的西药。据当时任职的老中医赖章达回忆：“伤员用的中药靠大陇、滩头药店供给。药空了，我们便上山挖了70多种土产草药……1928年4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缴获400多担药放在茶山源的药库。”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在茅坪建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处。留守处设在茅坪的象山庵，负责统管卫生队等后勤单位。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放下了辎重，得到了休整，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史称“茅坪安家”。随后，工农革命军以宁冈为大本营，开始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伟大斗争。
朱毛会师后，红军队伍壮大起来，打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数量也越来越多，于是部队在井冈山的大井又建立了一个医务所来缓解压力。但是，有时伤病员会突然增至数百人，原有的茅坪、大井医务所已无法满足需求。对此，当年被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到：“军中生活……买药困难，伤兵很苦……”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了红军伤病的诸多困难：“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药品及医生之缺乏，问题很大。”1928年夏，随着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中心由茅坪向茨坪的转移，茨坪成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的所在地。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军委决定在茨坪附近的大小五井建立红军后方医院，指派时任红军后方留守处处长的邓允庭负责领导医院的筹建工作，医院经费由时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兼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的王佐负责解决。医院下设4个管理组，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医疗和生活。第一、二组设在大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轻伤员和恢复期伤员；第三组设在中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干部伤员；第四组设在小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重伤员。各管理组有组长、医务主任、事务长各1人，中、西、草药医生数人，看护、事务员、理发员数人，还设有候诊处、药房、诊疗处和伤病员住房等。龙源口大捷后，毛泽东考虑到医院没有病房，伤病员都住在群众家里，给群众生活及伤病员的管理和治疗都造成了不便，提出在小井建一个条件较好的医院。计划修3栋房子，可以容纳1000人。但是，由于1928年7月湖南省委做出向湘南“冒进”的错误决定，强令红军进军湘南，小井红军医院的建设施工基本停滞，直到10月初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后才切实开始。
为了赶建医院房屋，毛泽东从宁冈、永新等地调来很多木匠、石匠、铁匠，并抽调部队人员参加。朱启正是医院建设的工程师，负责设计与施工。在医院建设者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红四军后方留守处的全体人员组成，包括病号、老人、小孩、孕妇等都参加了建设医院的劳动。建医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紧张，红四军在部队中开展了捐款活动，捐献的钱主要来自红军干部、战士平时发的零用钱和从5分钱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募捐完全出于自愿，一共捐献了大洋1000元。当时在大井的后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杉树林，杉树挺拔坚硬，是盖房子的好材料。人们就从那里将杉树砍下，剥掉树皮，然后将树抬到往返有3公里多的小井。对此，曾志在《回忆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写道：“我当时虽已怀孕7个多月，但也跟着大家一起抬木头。男同志力气大，他们抬头，我们抬尾，重量都压在他们身上。下山时两只脚踩在新砍下来的树枝上，迈一步都很艰难。后来干脆将木头放在地上顺坡溜下来，到了平地再抬着走，一直抬到小井。”开国少将龙开富，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的挑夫——专门给毛泽东挑一担四方箩（也叫皮箩，里面装的是一些文件书报），解放后写了篇《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文章，也提到了建医院之事：“我们还在山上（小井）建了红军医院，是战士们自己动手建的，我也参加过扛木头的劳动。”经过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1928年12月第一栋楼房建成。原打算再建两栋类似的楼房，中间留有一个活动大院，构成一个“门”字形，后因敌人发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而停工。
医院是一幢完全由木头架起来的两层楼房，共32间房间，约900平方米。据萧明在《回忆红军医院》中的叙述，“当时的楼板是很粗糙的，屋顶也是杉皮盖的，没有倒板，从杉皮的缝隙间能看到天”。中间走廊，南北各半，楼上楼下设有阳台，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便于伤病员休息、活动、晒太阳等。有办公室、门诊室、手术室等医务人员的工作室，能容纳伤病员几百人，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张子清、王展程等红军将领都在此住过院。
医院设立了院部，院长是曹嵘，党代表是肖光球；医院党总支成立后，曾志任书记。院部下面设医务室，有10余个医生，西医医师有资彬、徐鸽等，中医医师有谢秋月、李保山等，草药医师有伍海泉、伍文奎等；段执中任医务室主任，他医术较好，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医官。除医务室外，还设有一间药房；30余人的看护排，10余人的事务排，配有炊事班长、文书、司号员、理发员等；另有30余人的担架排。医院起初并没有挂牌命名，后有人提议取名“红光医院”。人们在白木板上用墨笔写下了“红光医院”4个大字，挂在医院大门上。经考证，红光医院就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所正规医院。 红军医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医疗救护
由于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医院里的医生、药材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连最起码的麻醉药品、碘酒、盐水与酒精也时常供应不及。伤病员在治疗过程中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当时有个战士，在新城战斗中左胸负伤，肺里生了蛆，医生只好用肥皂水洗净手，然后伸进伤口捉蛆，再用盐水冲洗。广大医护人员没有向困难妥协，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为红军医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针对医生极其缺乏的情况，医院就找来当地一些懂草药的土郎中来解燃眉之急。当时，在战士们中流行一些皮肤病，吃中药也不行，没办法治。后来，当地郎中就传授一些土办法，或擦或服，效果还真不错。医治感冒也是用土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碗放上酒，再放一节葱，用火烧，然后把衣服脱光，两手蘸着酒往身上猛擦。然后再用被子盖起来，睡一睡，让他发汗。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开国上将、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医生每天用竹片捅到伤口里，把旧纱布拿出来，换上新的，换药时痛得难忍，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起，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除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药品之外，都是自己用土办法解决。据时任小井红军医院看护班长的王云霖在《小井红军医院及其他》中回忆：“比如治疗用的凡士林，就是用猪油代替”，“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医疗器械，土法消毒”，或者是用食盐水消毒，食盐紧张，就改用金银花作为消炎的代用品。解决药品极端缺少的另一个方法是组织当地中草药医生和群众上山采药。采药时，一般由懂行的人先采集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去采，当时采集的有紫苏、黄连、鱼腥草、金银花、紫金牛、凤尾草、南天竹、钩藤、土茯苓、木通、首乌、麦冬、接骨草、车前草、土黄柏、五瓜皮、厚朴、海金纱等100余种草药。医院又组织人员将采集的草药洗净、切片、晒干，后作成煎剂或研粉做丸，如薄荷、抗疟丸、赤痢丸、感冒丸、散血丹、伤风止咳散等。医院为此还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偏方，并且还编写了药书。
医疗器械的短缺问题，也是医护人员采用土办法来代替。比如，探针是竹子做的，长的有一尺左右，一般六七寸长；消毒用的盒子是自制的，他们把大竹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中间的节疤削掉，破成两半，再把中间的一部分削掉一些，做成盒子样的用具，用来消毒。镊子也是自制的，即将竹子削成很扁的薄片，再放在火上一烤，把它一弯，就成了镊子。一块普通的绷带，他们都是洗了又用，用了又洗，从来舍不得轻易丢掉，直到最后完全不能用为止；在没有纱布时，就用土布代替纱布。曾任过北京军区251医院院长的吴树隆，后来回忆了当时红军医院在医疗器械短缺下做手术的情景：“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是那种细齿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没有手术刀，就用杀猪刀来开刀。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红军的生活雪上加霜。对此，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1929年2月25日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得非常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万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红军医院伤病员们的生活也差不多是如此，时任红四军一营一连连长、开国上将陈伯钧在《从古城会议到八月失败》中回忆道：“当时的伤病员每天只发了三分油、盐、柴、菜钱，发七天就得拖十天。”“有时三个月闻不到肉味。”“到了冬天，天气寒冷，每人只有一两件单衣，一床毯子，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晚上加上禾草，又当被子。”为了尽快解除井冈山上伤兵们的痛苦，毛泽东向上级申报几乎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说：“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地下交通极度困难，井冈山上的红军伤病员们尽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援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吉安县委一点帮助都不给。”但是红军伤病员没有什么怨言，相反，他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得很乐观，喊出了“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口号，还经常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们自己行动起来，开荒种冬瓜、南瓜、空心菜和茄子，主要是种南瓜。开国少将、有“工兵王”美誉的王耀南在《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一文中对此做了生动的回忆：“小井医院党代表曾志亲自动手种南瓜，她要求每个人种四棵。有些同志是轻伤病员，身体好些，当然可以种，有些重伤员，残废了，起不来，走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互相帮助，有的战士不是种四裸，而是种了十几棵，这就保证了平均每人种四棵。大家种南瓜的情绪很高。有的轻伤员说，我多种是为了以后给重伤病员吃，不要把他们饿倒了。”这样一来，很快地形成了种南瓜的群众性热潮。当时有位赵排长，脚被打伤了，在稍好了点后，他便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硬要去种南瓜。医务人员叫他不要去，他说：“我的腿坏了，可我还有手，干不了重活，还可以干轻活，我不能挑粪，还可以浇水，可点点籽。”
尽管当时红军医院条件极其艰苦，但是它还收治了很多俘虏兵。时任红军医院护士的肖明回忆说：“部队打仗时，医院的医生、担架排就随部队上前线救护伤员，国民党的俘虏兵受了伤的，我们也给他治疗。”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的新城之后，抓了400多个敌军俘虏，战士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怀着极大的仇恨，对这些俘虏：有的不给饭吃，有打有骂的，有伤不给药吃，甚至有的战士用石头去砸俘虏的脑袋。毛泽东知道这事后，在宁冈县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他教育红军战士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些俘虏，也是被抓来当兵抵炮灰的，要瓦解敌军，我们不仅不虐待俘虏，还应当优待俘虏。”就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了“医治白军伤病兵”政策，这成为了后来中共“优待俘虏”政策的历史渊源。 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是红军医院的一名重伤病人，他对待手术时的乐观与先人后己的风范至今仍在井冈山广为流传。张子清在一次战斗中脚中弹负伤，被安排在小井医院治病。当时，弹头深嵌在他的脚骨里，而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麻药，连碘酒都少得可怜。医生向张子清提出暂不开刀，坚持用盐水、碘酒、草药给他消炎，以后弄到麻药再说。张子清说：“你们看过三国没有？关云长手臂中了毒箭，请华佗替他刮骨去毒。华佗将他的肉割开，然后用刀子将他的骨头刮得扎扎作响，他一声痛都没叫，照样谈笑自若，与别人下棋，那时也没有麻药呀。”几天后，医生给他开了刀，一刀切开他的脚板，那腥臭的脓血就喷流出来，疼得他大汗淋漓，但他没哼一声。接着，医生用竹镊插进骨缝之中，寻找那颗子弹，找了很久，他还是始终没哼一声。由于无法麻醉，前后手术五六次，每次都疼得他大汗淋漓，子弹却始终没取出来。为了让张子清早日康复，战友们来看望他时就带来一小包盐，张子清将这些食盐收集起来，并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准备留给最需要它的伤员。有一天，医生急需给一批重伤员开刀手术，而消毒用盐早已用完。于是，张子清把医生叫到床前，掏出了那包珍贵的盐，请医生拿去尽快手术，挽救战士的生命。医生接过那包盐，看着张子清已经肿胀成黑紫的伤腿，潸然泪下。当医院决定用作战缴获的贵重药品给他治疗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让给战友。他说：“我的伤不要紧，大不了截去一条腿，变成残废还能为革命工作。”最后，因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张子清光荣牺牲，年仅29岁。
“如果没有井冈山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井冈山根本就活不成”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边界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帮助红军医院。比如，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去送盐和药品。当时为了给红军医院伤病员送盐，群众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但还是时常被敌人发现，很多送盐的群众被吊死在路旁的树上。同时敌人加紧了岗哨盘查，出入更加困难。时任宁冈县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妇女主任的聂槐妆想出一个新办法，她将盐水浸在夹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外面罩了一件蓝布扣衫，挎上一个竹篮佯装走亲戚，闯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将盐衣送给了红军。她用这个办法一连送了4次，解决了伤病员的危难。可就在她第五次为红军送盐时，被敌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聂槐妆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0岁。此外，边界党还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和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支援红军。如组织女服务队，为伤病员洗敷伤口，缝补衣服。有的伤病员没有鞋穿，她们就从家里带来布鞋、草鞋。有的重伤员不能起床吃饭，她们就一口一口地喂。逢年过节时，送慰问品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几十年后，王耀南在《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一文中深情回忆道：“在过节时，老百姓来到红军医院用江西地方戏演几个节目，慰问红军伤病员，没有群众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井冈山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井冈山根本就活不成。井冈山老百姓照护伤病员，不仅是送几个鸡蛋，而是有什么东西就给什么东西。有些老婆婆烧好鸡蛋汤端到伤病员跟前用汤匙一点一点往伤病员嘴里喂，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可以说是无私地拥军，红军伤病员都感动得流泪。”与此同时，红军医院也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在红军医院里，老百姓只要有病，当地苏维埃政府开了介绍信，就可以到红军医院里接受免费医疗，而且还让他们在医院吃饭。
红军医院也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关心。部队每打一次胜仗，朱毛等领导都会派人将缴获的医疗用品送到医院来，打土豪时没收到的物品也会派人送一些到医院来。毛泽东还经常去医院探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询问医院医药供应和伤病员等情况，嘱咐医务人员要克服困难，不管情况怎样紧张，都不能丢掉一个伤员，要与伤员共存亡；对待伤病员要有耐心，要体贴入微，让他们在医院感觉到家的温暖。当谈到困难时，毛泽东总是耐心地鼓励伤病员说：出来闹革命就不能怕困难，不要怕牺牲，现在是艰苦了点，但是等革命发展壮大起来时，情况就会好转。
医院十分重视做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大家学文化，不论是医护人员还是伤病员，每人每天都要学会写两个字，并且经常组织一些演戏、唱歌等娱乐活动，伤病员还经常出墙报，政治上互相帮助。当伤病员要出院时，还唱自己编的歌来欢送。1929年新年那天，为了让伤员们减轻痛苦高高兴兴地过好年，医院组织了演戏联欢活动。伤员们砍下木料搭上戏台，党总支书记曾志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太婆，待人凶狠，虐待媳妇，最后落得不好的下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伤病员们不怕苦，不畏难，增添了战胜困难、战胜疾病的勇气。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守山，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医院属于留守之列。月底，井冈山失守。当时，小井村还有130多名红军重伤员和医护人员住在红军医院中来不及转移，被敌人包围。面对凶神恶煞的敌人，他们用拐杖、板凳作武器，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敌人押解到稻田里。敌人放火烧毁了红军医院，又用枪托、木棒毒打，用利刀相威胁，用释放回家来引诱，但这些都没有动摇红军伤病员的革命意志，他们始终没有说出红军的去向以及埋藏武器和粮食的地方。面对着视死如归的红军伤病员，敌人向他们架起了机枪，红军伤病员们高呼：“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的机枪向红军伤病员疯狂扫射，130多名伤病员全部遇难。敌人扬言不许任何人收拾尸体，否则全家斩尽杀绝。但是，敌人的淫威没有吓倒井冈山人民。当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伤病员牺牲的稻田里，将烈士遗体分成三堆就地掩埋。这130多名烈士究竟叫什么名字？由于红军医院存放的各种资料被敌军烧成灰烬，也无处查找。新中国成立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当年红军医院工作人员、目击者董青云等人的回忆，查明当时牺牲的烈士中有名有姓的17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绝大多数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1951年，当地政府将烈士的部分遗骨迁到了茨坪，并在茨坪北山上建起了一座烈士纪念塔。1967年当地政府按原貌修复了小井红军医院。1969年在烈士牺牲地再建了一座烈士墓和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在小井医院遭难时，医院党总支书记曾志当时不在场，逃过一劫。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决定离开井冈山。前委为了做好下山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妇女组，考虑到曾志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有经验，前委任命她为妇女组组长，让她跟随红军主力一起下山。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一直难以割舍对井冈山的眷恋和对小井红军医院遇难战友的怀念。解放后，她回到井冈山，去了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在烈士们牺牲的稻田里，她不禁声泪俱下。曾志生前留下一份名叫《生命熄灭的交代》的遗书，叮嘱后人将她的骨灰掩埋在井冈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写生平……”曾志逝世后，家人根据其遗愿，在小井红军烈士墓旁边的山坡上建了一座简陋的墓地，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几个字。（题图为按原貌重建的小井医院）
（责任编辑：张文军）
毛泽东提议在小井建一个条件较好的红军医院
小井红军医院的前身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时，考虑到许多受伤官兵急需医治，加上部队疟疾流行，因此，前委决定在部队中成立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卫生队刚成立时只有4名医务人员，另有看护班和担架班各10余人。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后，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宁冈县茅坪设立医院和后方留守处。10月7日，在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卫生队的基础上，于茅坪的攀龙书院旧址建立了茅坪医务所，既为军用，也供民用，由曹嵘担任所长。医务所下设医务室，有中、西医各两名，还有各由10多人组成的看护排、担架排和事务排，可收容40-50个伤病员。药品主要来源于自己上山采集的中草药、作战缴获和购买的西药。据当时任职的老中医赖章达回忆：“伤员用的中药靠大陇、滩头药店供给。药空了，我们便上山挖了70多种土产草药……1928年4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缴获400多担药放在茶山源的药库。”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在茅坪建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处。留守处设在茅坪的象山庵，负责统管卫生队等后勤单位。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放下了辎重，得到了休整，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史称“茅坪安家”。随后，工农革命军以宁冈为大本营，开始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伟大斗争。
朱毛会师后，红军队伍壮大起来，打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数量也越来越多，于是部队在井冈山的大井又建立了一个医务所来缓解压力。但是，有时伤病员会突然增至数百人，原有的茅坪、大井医务所已无法满足需求。对此，当年被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到：“军中生活……买药困难，伤兵很苦……”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了红军伤病的诸多困难：“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药品及医生之缺乏，问题很大。”1928年夏，随着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中心由茅坪向茨坪的转移，茨坪成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的所在地。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军委决定在茨坪附近的大小五井建立红军后方医院，指派时任红军后方留守处处长的邓允庭负责领导医院的筹建工作，医院经费由时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兼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的王佐负责解决。医院下设4个管理组，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医疗和生活。第一、二组设在大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轻伤员和恢复期伤员；第三组设在中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干部伤员；第四组设在小井村群众家，主要收治重伤员。各管理组有组长、医务主任、事务长各1人，中、西、草药医生数人，看护、事务员、理发员数人，还设有候诊处、药房、诊疗处和伤病员住房等。龙源口大捷后，毛泽东考虑到医院没有病房，伤病员都住在群众家里，给群众生活及伤病员的管理和治疗都造成了不便，提出在小井建一个条件较好的医院。计划修3栋房子，可以容纳1000人。但是，由于1928年7月湖南省委做出向湘南“冒进”的错误决定，强令红军进军湘南，小井红军医院的建设施工基本停滞，直到10月初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后才切实开始。
为了赶建医院房屋，毛泽东从宁冈、永新等地调来很多木匠、石匠、铁匠，并抽调部队人员参加。朱启正是医院建设的工程师，负责设计与施工。在医院建设者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红四军后方留守处的全体人员组成，包括病号、老人、小孩、孕妇等都参加了建设医院的劳动。建医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紧张，红四军在部队中开展了捐款活动，捐献的钱主要来自红军干部、战士平时发的零用钱和从5分钱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募捐完全出于自愿，一共捐献了大洋1000元。当时在大井的后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杉树林，杉树挺拔坚硬，是盖房子的好材料。人们就从那里将杉树砍下，剥掉树皮，然后将树抬到往返有3公里多的小井。对此，曾志在《回忆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写道：“我当时虽已怀孕7个多月，但也跟着大家一起抬木头。男同志力气大，他们抬头，我们抬尾，重量都压在他们身上。下山时两只脚踩在新砍下来的树枝上，迈一步都很艰难。后来干脆将木头放在地上顺坡溜下来，到了平地再抬着走，一直抬到小井。”开国少将龙开富，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的挑夫——专门给毛泽东挑一担四方箩（也叫皮箩，里面装的是一些文件书报），解放后写了篇《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文章，也提到了建医院之事：“我们还在山上（小井）建了红军医院，是战士们自己动手建的，我也参加过扛木头的劳动。”经过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1928年12月第一栋楼房建成。原打算再建两栋类似的楼房，中间留有一个活动大院，构成一个“门”字形，后因敌人发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而停工。
医院是一幢完全由木头架起来的两层楼房，共32间房间，约900平方米。据萧明在《回忆红军医院》中的叙述，“当时的楼板是很粗糙的，屋顶也是杉皮盖的，没有倒板，从杉皮的缝隙间能看到天”。中间走廊，南北各半，楼上楼下设有阳台，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便于伤病员休息、活动、晒太阳等。有办公室、门诊室、手术室等医务人员的工作室，能容纳伤病员几百人，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张子清、王展程等红军将领都在此住过院。
医院设立了院部，院长是曹嵘，党代表是肖光球；医院党总支成立后，曾志任书记。院部下面设医务室，有10余个医生，西医医师有资彬、徐鸽等，中医医师有谢秋月、李保山等，草药医师有伍海泉、伍文奎等；段执中任医务室主任，他医术较好，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医官。除医务室外，还设有一间药房；30余人的看护排，10余人的事务排，配有炊事班长、文书、司号员、理发员等；另有30余人的担架排。医院起初并没有挂牌命名，后有人提议取名“红光医院”。人们在白木板上用墨笔写下了“红光医院”4个大字，挂在医院大门上。经考证，红光医院就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所正规医院。 红军医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医疗救护
由于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医院里的医生、药材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连最起码的麻醉药品、碘酒、盐水与酒精也时常供应不及。伤病员在治疗过程中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当时有个战士，在新城战斗中左胸负伤，肺里生了蛆，医生只好用肥皂水洗净手，然后伸进伤口捉蛆，再用盐水冲洗。广大医护人员没有向困难妥协，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为红军医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针对医生极其缺乏的情况，医院就找来当地一些懂草药的土郎中来解燃眉之急。当时，在战士们中流行一些皮肤病，吃中药也不行，没办法治。后来，当地郎中就传授一些土办法，或擦或服，效果还真不错。医治感冒也是用土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碗放上酒，再放一节葱，用火烧，然后把衣服脱光，两手蘸着酒往身上猛擦。然后再用被子盖起来，睡一睡，让他发汗。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开国上将、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医生每天用竹片捅到伤口里，把旧纱布拿出来，换上新的，换药时痛得难忍，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起，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除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药品之外，都是自己用土办法解决。据时任小井红军医院看护班长的王云霖在《小井红军医院及其他》中回忆：“比如治疗用的凡士林，就是用猪油代替”，“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医疗器械，土法消毒”，或者是用食盐水消毒，食盐紧张，就改用金银花作为消炎的代用品。解决药品极端缺少的另一个方法是组织当地中草药医生和群众上山采药。采药时，一般由懂行的人先采集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去采，当时采集的有紫苏、黄连、鱼腥草、金银花、紫金牛、凤尾草、南天竹、钩藤、土茯苓、木通、首乌、麦冬、接骨草、车前草、土黄柏、五瓜皮、厚朴、海金纱等100余种草药。医院又组织人员将采集的草药洗净、切片、晒干，后作成煎剂或研粉做丸，如薄荷、抗疟丸、赤痢丸、感冒丸、散血丹、伤风止咳散等。医院为此还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偏方，并且还编写了药书。
医疗器械的短缺问题，也是医护人员采用土办法来代替。比如，探针是竹子做的，长的有一尺左右，一般六七寸长；消毒用的盒子是自制的，他们把大竹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中间的节疤削掉，破成两半，再把中间的一部分削掉一些，做成盒子样的用具，用来消毒。镊子也是自制的，即将竹子削成很扁的薄片，再放在火上一烤，把它一弯，就成了镊子。一块普通的绷带，他们都是洗了又用，用了又洗，从来舍不得轻易丢掉，直到最后完全不能用为止；在没有纱布时，就用土布代替纱布。曾任过北京军区251医院院长的吴树隆，后来回忆了当时红军医院在医疗器械短缺下做手术的情景：“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是那种细齿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没有手术刀，就用杀猪刀来开刀。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红军的生活雪上加霜。对此，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1929年2月25日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得非常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万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红军医院伤病员们的生活也差不多是如此，时任红四军一营一连连长、开国上将陈伯钧在《从古城会议到八月失败》中回忆道：“当时的伤病员每天只发了三分油、盐、柴、菜钱，发七天就得拖十天。”“有时三个月闻不到肉味。”“到了冬天，天气寒冷，每人只有一两件单衣，一床毯子，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晚上加上禾草，又当被子。”为了尽快解除井冈山上伤兵们的痛苦，毛泽东向上级申报几乎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说：“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地下交通极度困难，井冈山上的红军伤病员们尽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援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吉安县委一点帮助都不给。”但是红军伤病员没有什么怨言，相反，他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得很乐观，喊出了“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口号，还经常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们自己行动起来，开荒种冬瓜、南瓜、空心菜和茄子，主要是种南瓜。开国少将、有“工兵王”美誉的王耀南在《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一文中对此做了生动的回忆：“小井医院党代表曾志亲自动手种南瓜，她要求每个人种四棵。有些同志是轻伤病员，身体好些，当然可以种，有些重伤员，残废了，起不来，走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互相帮助，有的战士不是种四裸，而是种了十几棵，这就保证了平均每人种四棵。大家种南瓜的情绪很高。有的轻伤员说，我多种是为了以后给重伤病员吃，不要把他们饿倒了。”这样一来，很快地形成了种南瓜的群众性热潮。当时有位赵排长，脚被打伤了，在稍好了点后，他便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硬要去种南瓜。医务人员叫他不要去，他说：“我的腿坏了，可我还有手，干不了重活，还可以干轻活，我不能挑粪，还可以浇水，可点点籽。”
尽管当时红军医院条件极其艰苦，但是它还收治了很多俘虏兵。时任红军医院护士的肖明回忆说：“部队打仗时，医院的医生、担架排就随部队上前线救护伤员，国民党的俘虏兵受了伤的，我们也给他治疗。”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的新城之后，抓了400多个敌军俘虏，战士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怀着极大的仇恨，对这些俘虏：有的不给饭吃，有打有骂的，有伤不给药吃，甚至有的战士用石头去砸俘虏的脑袋。毛泽东知道这事后，在宁冈县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他教育红军战士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些俘虏，也是被抓来当兵抵炮灰的，要瓦解敌军，我们不仅不虐待俘虏，还应当优待俘虏。”就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了“医治白军伤病兵”政策，这成为了后来中共“优待俘虏”政策的历史渊源。 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是红军医院的一名重伤病人，他对待手术时的乐观与先人后己的风范至今仍在井冈山广为流传。张子清在一次战斗中脚中弹负伤，被安排在小井医院治病。当时，弹头深嵌在他的脚骨里，而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麻药，连碘酒都少得可怜。医生向张子清提出暂不开刀，坚持用盐水、碘酒、草药给他消炎，以后弄到麻药再说。张子清说：“你们看过三国没有？关云长手臂中了毒箭，请华佗替他刮骨去毒。华佗将他的肉割开，然后用刀子将他的骨头刮得扎扎作响，他一声痛都没叫，照样谈笑自若，与别人下棋，那时也没有麻药呀。”几天后，医生给他开了刀，一刀切开他的脚板，那腥臭的脓血就喷流出来，疼得他大汗淋漓，但他没哼一声。接着，医生用竹镊插进骨缝之中，寻找那颗子弹，找了很久，他还是始终没哼一声。由于无法麻醉，前后手术五六次，每次都疼得他大汗淋漓，子弹却始终没取出来。为了让张子清早日康复，战友们来看望他时就带来一小包盐，张子清将这些食盐收集起来，并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准备留给最需要它的伤员。有一天，医生急需给一批重伤员开刀手术，而消毒用盐早已用完。于是，张子清把医生叫到床前，掏出了那包珍贵的盐，请医生拿去尽快手术，挽救战士的生命。医生接过那包盐，看着张子清已经肿胀成黑紫的伤腿，潸然泪下。当医院决定用作战缴获的贵重药品给他治疗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让给战友。他说：“我的伤不要紧，大不了截去一条腿，变成残废还能为革命工作。”最后，因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张子清光荣牺牲，年仅29岁。
“如果没有井冈山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井冈山根本就活不成”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边界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帮助红军医院。比如，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去送盐和药品。当时为了给红军医院伤病员送盐，群众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但还是时常被敌人发现，很多送盐的群众被吊死在路旁的树上。同时敌人加紧了岗哨盘查，出入更加困难。时任宁冈县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妇女主任的聂槐妆想出一个新办法，她将盐水浸在夹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外面罩了一件蓝布扣衫，挎上一个竹篮佯装走亲戚，闯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将盐衣送给了红军。她用这个办法一连送了4次，解决了伤病员的危难。可就在她第五次为红军送盐时，被敌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聂槐妆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0岁。此外，边界党还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和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支援红军。如组织女服务队，为伤病员洗敷伤口，缝补衣服。有的伤病员没有鞋穿，她们就从家里带来布鞋、草鞋。有的重伤员不能起床吃饭，她们就一口一口地喂。逢年过节时，送慰问品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几十年后，王耀南在《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一文中深情回忆道：“在过节时，老百姓来到红军医院用江西地方戏演几个节目，慰问红军伤病员，没有群众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井冈山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井冈山根本就活不成。井冈山老百姓照护伤病员，不仅是送几个鸡蛋，而是有什么东西就给什么东西。有些老婆婆烧好鸡蛋汤端到伤病员跟前用汤匙一点一点往伤病员嘴里喂，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可以说是无私地拥军，红军伤病员都感动得流泪。”与此同时，红军医院也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在红军医院里，老百姓只要有病，当地苏维埃政府开了介绍信，就可以到红军医院里接受免费医疗，而且还让他们在医院吃饭。
红军医院也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关心。部队每打一次胜仗，朱毛等领导都会派人将缴获的医疗用品送到医院来，打土豪时没收到的物品也会派人送一些到医院来。毛泽东还经常去医院探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询问医院医药供应和伤病员等情况，嘱咐医务人员要克服困难，不管情况怎样紧张，都不能丢掉一个伤员，要与伤员共存亡；对待伤病员要有耐心，要体贴入微，让他们在医院感觉到家的温暖。当谈到困难时，毛泽东总是耐心地鼓励伤病员说：出来闹革命就不能怕困难，不要怕牺牲，现在是艰苦了点，但是等革命发展壮大起来时，情况就会好转。
医院十分重视做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号召大家学文化，不论是医护人员还是伤病员，每人每天都要学会写两个字，并且经常组织一些演戏、唱歌等娱乐活动，伤病员还经常出墙报，政治上互相帮助。当伤病员要出院时，还唱自己编的歌来欢送。1929年新年那天，为了让伤员们减轻痛苦高高兴兴地过好年，医院组织了演戏联欢活动。伤员们砍下木料搭上戏台，党总支书记曾志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太婆，待人凶狠，虐待媳妇，最后落得不好的下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伤病员们不怕苦，不畏难，增添了战胜困难、战胜疾病的勇气。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守山，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医院属于留守之列。月底，井冈山失守。当时，小井村还有130多名红军重伤员和医护人员住在红军医院中来不及转移，被敌人包围。面对凶神恶煞的敌人，他们用拐杖、板凳作武器，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敌人押解到稻田里。敌人放火烧毁了红军医院，又用枪托、木棒毒打，用利刀相威胁，用释放回家来引诱，但这些都没有动摇红军伤病员的革命意志，他们始终没有说出红军的去向以及埋藏武器和粮食的地方。面对着视死如归的红军伤病员，敌人向他们架起了机枪，红军伤病员们高呼：“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的机枪向红军伤病员疯狂扫射，130多名伤病员全部遇难。敌人扬言不许任何人收拾尸体，否则全家斩尽杀绝。但是，敌人的淫威没有吓倒井冈山人民。当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伤病员牺牲的稻田里，将烈士遗体分成三堆就地掩埋。这130多名烈士究竟叫什么名字？由于红军医院存放的各种资料被敌军烧成灰烬，也无处查找。新中国成立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当年红军医院工作人员、目击者董青云等人的回忆，查明当时牺牲的烈士中有名有姓的17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绝大多数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1951年，当地政府将烈士的部分遗骨迁到了茨坪，并在茨坪北山上建起了一座烈士纪念塔。1967年当地政府按原貌修复了小井红军医院。1969年在烈士牺牲地再建了一座烈士墓和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在小井医院遭难时，医院党总支书记曾志当时不在场，逃过一劫。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决定离开井冈山。前委为了做好下山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妇女组，考虑到曾志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有经验，前委任命她为妇女组组长，让她跟随红军主力一起下山。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一直难以割舍对井冈山的眷恋和对小井红军医院遇难战友的怀念。解放后，她回到井冈山，去了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在烈士们牺牲的稻田里，她不禁声泪俱下。曾志生前留下一份名叫《生命熄灭的交代》的遗书，叮嘱后人将她的骨灰掩埋在井冈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写生平……”曾志逝世后，家人根据其遗愿，在小井红军烈士墓旁边的山坡上建了一座简陋的墓地，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几个字。（题图为按原貌重建的小井医院）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