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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在现当代一些文学作品中时有体现。当代诗人杨键以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诗歌创作中极力推崇回归传统而备受争议和关注，其诗歌创作中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对自然生态的追怀、对传统乌托邦的退守也隐含着一种“反智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实质就是对诗歌审美现代性的追求。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 杨键 反智倾向
“反智主义”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提出的，最初只是用来描述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境况，后因其意义的普遍性而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多个领域。有学者借之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时认为：“反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贬斥、审美现代性层面上对于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的质疑以及大众文化层面上对于“精英”文化的否定与嘲弄等这几种比较典型的形态。”①
在国内学术界对“反智主义”的评判主要是负面的，即从意识形态层面和大众文化层面上对这种否定人类智性活动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事实上，“反智主义”表现在审美现代性层面上对于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的质疑是不容忽视的。学者周可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②反智主义并不是倡导泯灭智性和对启蒙理性绝对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把启蒙理性当作一定的价值标准，实现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合理抵制与制衡。这一层面的反智主义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性诉求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资源。
杨键，1967年出生，安徽马鞍山人。1986年开始写诗，90年代开始在诗歌界崭露头角，曾经获得刘丽安诗歌、宇龙诗歌奖和骆一禾诗歌奖等等，代表作品有诗集《暮晚》、《古桥头》、《哭庙》等，被一些评论家视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诗人。杨键生活在安徽马鞍山的城乡结合部，过着近乎离群索居生活，他时常将现在和过去相对比，他的诗歌写作也是高举着“回归传统”的旗帜，对现代文明毫不客气的表示拒绝和排斥。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杨键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对“知识”、“智性”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所隐含的危机。他选择了诗歌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来进行质疑和反思。
一.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排斥
杨键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我国经济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于这样一场新的变革之中，杨键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他二十岁时被分配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做工人，到三十三岁时失业在家。在这十三年里，杨键对工厂生活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热爱之情，他在这期间也没有写过一首关于工厂的诗，反而是越来越感到工业文明的压抑和自然的弥足珍贵。在杨键熟悉的长江边，杨键看到的不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自然的和谐之境，而是“无人记下，这运载废报纸的河流”（《傍晚的光芒》）、“波浪已无力再讲述一个无为的民族/不停地衰老啊，长江浩荡，/必须完成的那么多，/但能够完成的又是这样少！”（《楼上夜眺》）的满目疮痍。
“惨白的石灰池边/有一台粉碎机/在炸开的大山里/农民搬动着石块。”（《进省城》）这是杨键在1996年写的诗句，在这首诗里有一个明显触目惊心的物象就是粉碎机。现代化进程就犹如一台粉碎机，在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粉碎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使人类无法诗意地栖居。这个粉碎机不仅粉碎了人类的家园，也驱使着人。农民本来是与泥土和自然最亲近的一个群体。杨键将目光转向农民这个群体。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搬动着石块，其中的艰难和压抑可想而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变成一个很尴尬的群体。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被破坏，他们失去了土地，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被迫要走进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去工作，以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而不被时代的大潮所淘汰。自己的家园被破坏，以农民为代表的人类应该是强烈反对才是，相反他们是集体无意识的被奴役和沉默。惨败、粉碎机、炸开，把这三个词性不同的词从整首诗中拿出来，就能感到诗人杨键在表面的平淡之中隐藏的一种力量，也可以说是语言本身的一种张力。“惨白”这个词中包含着一种愤怒、拒绝和控诉之情，而到“炸开”这里就是诗人情感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这首诗整体的一个基调就是忧愤，当今世界，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被炸开的景象，这是另杨键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愤怒的。在一次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中，杨键更是毫不忌讳地表达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感和批判，“现代文明是有毒的，尤其中国的现代文明，严重危害我们的现实。”③
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杨键也持着一种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杨键说：“中国教育是泯灭人性的教育。像我侄儿，儿时心灵非常发达。送到学校，过了几年，心灵完全埋没了。学校是个大沙漠，一天到晚狂风乱卷，他回来以后已经满身尘土，不知道学了什么东西。中国的教育连谋生都不能教给你。现在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以后，什么都不会，谋生都不能掌握，不要说对内心世界的发现。”“古代的教育是教你回家之路，他教你怎样回到故乡；现在的教育让你变成异乡人，最终成为你自己家乡的一个漂泊者，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失败的。”④现代教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构建民族精神文化信仰的重要内容，而杨键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倍加推崇，对中国现代的教育却奋力抨击。杨键在这里表现的就是抽象的理论知识在感性的生活经验面前不堪一击，磨灭了人的心性，使人成为异乡人和漂泊者，这是值得反思和怀疑的。杨键的这种对现代教育的解构也是其“反智主义”倾向的体现。
二.对自然的悲悯情怀
杨键的诗歌中鲜有现代感的词汇，如冰箱、洗衣机之类，相反，他的诗歌与自然的联系却很紧密，在他的诗中，落日、芦苇、江水、树木、小鸟等意象处处可见。这些自然的物象出现在杨键的诗中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远离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原来常见的生活元素正在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慢慢退出直至消亡，这同时也喻示着中国旧有的诗学象征体系的崩塌。在诗歌意象的选取上，杨键瞄准了这些即将不复存在的自然物象，如《冬日》中孤单、稚嫩的小野鸭和正走在屠宰路上的两只绵羊、《农田间小河水》中的灰斑鸠、油菜花和老柳树、《暮晚》中踢着木桩的马儿、蹦跳的鱼儿、吠叫的狗儿……这些诗歌中体现出来的都是杨键对自然的忧虑和悲悯，以乡村的宁静消化“生活的隐痛”。 面对现代化进程推进给社会生灵和自然带来的戕害，杨键更加怀念已经消逝了自然山水。杨键小时候在山野中生活的快乐，使杨键与山水之间有一种本能的默契，无论诗歌还是绘画，描山画水总能贴近山水本身和自己孤寂的心灵。在对故乡的碎片化回忆的过程中，杨键在山水中找到了回家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寻找回归中，他形成了一直以来尊崇的自然之道——对自然事物的恩与怜。“一个山水的教师/一个伦理的教师/一个宗教的导师/我渴盼着你们的统治。”（《命运》）杨键认为人要以自然为主，去效法自然，让自然成为人类的至上的老师，在它的统治之下，人类来成就自己的生活和性命。这就是和现代化进程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近现代的中国受西方的影响，把自然看做人的附属品，“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很容易出现危机。杨键说：“现在出门在外，对山水的感动已经远远不如90年代了，到哪都是一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是西化的，对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道法自然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意识形态。”⑤杨键也自称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自然诗人，他像陶渊明、沈从文一样，恪守、重塑着关于自然的每一个细节，以表现自己对于一种即将消失的自然之美的忠实和痛惜。
弗洛伊德在晚年也曾说，“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已经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运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他们看来也已经发现，作为过去几千年人类渴望的实现，这种新近获得的控制时空的力量，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并未增加他们对生活所期待的令人愉悦的满足，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多的快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如下结论不应持有异议，征服自然的力量并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前提，正像它不是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一样。”⑥弗洛伊德这句话展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愉悦和满足。杨键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悲悯情怀与弗洛伊德观点不谋而合，这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人类必须和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要回归感性，以此来纠正理性过度畸形发展而导致的自然毁灭和人性失衡。
三.退守到传统的乌托邦中
2008年，杨键以诗集《古桥头》获得第六届华语传媒大奖诗人奖。由于当时被同时提名的两位诗人的作品呈现出极其不同的诗歌风格，杨键的最终获奖引发观点相异的诗人群体的讨论和相互抨击，对杨键诗歌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有些评论家认为杨键的诗歌正在恢复汉语诗歌平和中正的语言系统，诗人柏桦更是以“银碗里盛雪”之语对杨键的诗歌大肆褒奖。另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则认为杨键的诗歌创作不过是在走回头路，只是捡起已经死去的传统诗歌的余唾，这种“僵尸式”的诗歌创作不值得褒奖和大肆宣扬。但杨键自己对这种褒奖或者贬低都毫不在意，他仍在安徽马鞍山的一片天地之中认真经营着他内心的苦山水以及对传统道义的坚持和守护。
无论从诗歌思想还是从诗歌创作来讲，杨键都是高举着“回归传统”的旗帜。他在2007年出版的诗集《古桥头》的序中就说：“大约十几年前，我就这样想，要将这一生奉献给自己的文化母体，但有时，哪怕母亲就在身边，我也没有能力认清她的面容。这就是为什么圣贤书摆在面前，而我们完全没有读懂的原因。我们对母亲的认知有多深，我们的感恩（原动力）就有多深。中国古老文明的秩序是因为感恩而形成的，这早在《周礼》里说得就很清楚，我们所需要的是加快速度地将母亲的仪容辨认清楚。”⑦杨键对“回归传统”的这种追求的执着在《暮晚》和《古桥头》两本诗集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这里所说的传统，中国传统的思想、伦理道德、传统的诗歌理论都是包含在其中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这种变革使得传统的思想、伦理道德遭受极大的冲击，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没来得及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对接的问题，传统的这些东西就已经被弃如敝屣。学者孟繁华说：“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的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厂，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⑧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从来未有的如此和谐的把对物的追求和狂欢推向高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杨键结束了13年的工人生涯，下岗回家。在的“物的狂欢”之下，很多作家、诗人不是放弃了写作就是在随波逐流之中迷失了自我，而杨键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诗歌风格都使他走向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即往回走，在传统的旧诗意中寻找生存的快乐和幸福。杨键以一种愧疚和悲悯的情怀来面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多次出现“祠堂”、“古寺”、“古钟”、“柳树”等意象。工业文明的推进摧毁的不仅是这些建筑和自然环境，还有在这些的表层之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良知。“他们说：‘这些圣贤的书要烧掉/这些文庙要毁掉/这些出家人要赶回家’/我们就没有了道德/我们就没有了良知。”（《1967年》）杨键诗歌的血液中这种传统的东西无法抹去，他在诗歌中展现了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丧失的失落和追寻的执着。
在中国的现当代作家中，其文学创作有明显的以一种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理性的反智倾向的就是沈从文。杨键在这方面与沈从文遥相呼应，同是以审美之维来批判启蒙现代性，但与杨键对启蒙现代性激进的反对、对传统社会积极的退守不同的是，沈从文的“反智”不是一味的以传统社会的前现代生活方式来对抗现代性，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考，他的“反智”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现代性自身的修复和补救，以便寻找一条更为人性、更符合人的自然属性的现代性之路。
总之，杨键以自己的诗歌为剑直接戳破所谓“现代化”虚伪的外衣，将其千疮百孔的内在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需要有一股“冒犯世俗苍生的勇气”，柏桦说：“我更乐意称之为另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勇气，杨键已被命运所注定，仿佛冥冥之中，他被神选中了，要让他来完成一项工作，那便是见证并在绝望中呼唤着一个死去的古典江南。”⑨杨键这种勇气可嘉的“反智”，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有助于弥补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盲点，能以一种理性客观态度审视“现代文明”病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审美救赎和文化预警的意义。
我们不可能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当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产生冲突之时，如何调节和掌控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走向，这是一个世纪难题。这也对诗人的写作本身提出了一种严峻的挑战，即面对这个残酷壮观的“美丽新世界”，你作何回应？而杨键的回应和表现则是回避这种问题和纠结，一味排斥现代文明，退守在传统的乌托邦中。过于强烈的反对进化论、推崇回归传统、排斥现代文明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矫枉过正的局面。
注 释
①贺昌盛等：《“反智主义”笔谈》，《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②周可：《反智主义与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
③侯子英：《杨键：现代文明是有毒的》，《南都周刊》，2013年第33期。
④王寅：《中国人的表情在消失——专访诗人杨键》，《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
⑤徐新芳：《在山水草木中寻找“道”》，《中国文化报》，2013年11月10日。
⑥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York：Norton，1961，p.39
⑦杨键：《古桥头·自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⑧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⑨柏桦：《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演春与种梨》，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 杨键 反智倾向
“反智主义”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提出的，最初只是用来描述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境况，后因其意义的普遍性而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多个领域。有学者借之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时认为：“反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贬斥、审美现代性层面上对于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的质疑以及大众文化层面上对于“精英”文化的否定与嘲弄等这几种比较典型的形态。”①
在国内学术界对“反智主义”的评判主要是负面的，即从意识形态层面和大众文化层面上对这种否定人类智性活动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事实上，“反智主义”表现在审美现代性层面上对于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的质疑是不容忽视的。学者周可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②反智主义并不是倡导泯灭智性和对启蒙理性绝对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把启蒙理性当作一定的价值标准，实现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合理抵制与制衡。这一层面的反智主义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性诉求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资源。
杨键，1967年出生，安徽马鞍山人。1986年开始写诗，90年代开始在诗歌界崭露头角，曾经获得刘丽安诗歌、宇龙诗歌奖和骆一禾诗歌奖等等，代表作品有诗集《暮晚》、《古桥头》、《哭庙》等，被一些评论家视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诗人。杨键生活在安徽马鞍山的城乡结合部，过着近乎离群索居生活，他时常将现在和过去相对比，他的诗歌写作也是高举着“回归传统”的旗帜，对现代文明毫不客气的表示拒绝和排斥。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杨键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对“知识”、“智性”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所隐含的危机。他选择了诗歌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来进行质疑和反思。
一.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排斥
杨键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我国经济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于这样一场新的变革之中，杨键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他二十岁时被分配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做工人，到三十三岁时失业在家。在这十三年里，杨键对工厂生活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热爱之情，他在这期间也没有写过一首关于工厂的诗，反而是越来越感到工业文明的压抑和自然的弥足珍贵。在杨键熟悉的长江边，杨键看到的不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自然的和谐之境，而是“无人记下，这运载废报纸的河流”（《傍晚的光芒》）、“波浪已无力再讲述一个无为的民族/不停地衰老啊，长江浩荡，/必须完成的那么多，/但能够完成的又是这样少！”（《楼上夜眺》）的满目疮痍。
“惨白的石灰池边/有一台粉碎机/在炸开的大山里/农民搬动着石块。”（《进省城》）这是杨键在1996年写的诗句，在这首诗里有一个明显触目惊心的物象就是粉碎机。现代化进程就犹如一台粉碎机，在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粉碎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使人类无法诗意地栖居。这个粉碎机不仅粉碎了人类的家园，也驱使着人。农民本来是与泥土和自然最亲近的一个群体。杨键将目光转向农民这个群体。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搬动着石块，其中的艰难和压抑可想而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变成一个很尴尬的群体。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被破坏，他们失去了土地，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被迫要走进城市中的各行各业去工作，以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而不被时代的大潮所淘汰。自己的家园被破坏，以农民为代表的人类应该是强烈反对才是，相反他们是集体无意识的被奴役和沉默。惨败、粉碎机、炸开，把这三个词性不同的词从整首诗中拿出来，就能感到诗人杨键在表面的平淡之中隐藏的一种力量，也可以说是语言本身的一种张力。“惨白”这个词中包含着一种愤怒、拒绝和控诉之情，而到“炸开”这里就是诗人情感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这首诗整体的一个基调就是忧愤，当今世界，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被炸开的景象，这是另杨键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愤怒的。在一次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中，杨键更是毫不忌讳地表达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感和批判，“现代文明是有毒的，尤其中国的现代文明，严重危害我们的现实。”③
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杨键也持着一种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杨键说：“中国教育是泯灭人性的教育。像我侄儿，儿时心灵非常发达。送到学校，过了几年，心灵完全埋没了。学校是个大沙漠，一天到晚狂风乱卷，他回来以后已经满身尘土，不知道学了什么东西。中国的教育连谋生都不能教给你。现在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以后，什么都不会，谋生都不能掌握，不要说对内心世界的发现。”“古代的教育是教你回家之路，他教你怎样回到故乡；现在的教育让你变成异乡人，最终成为你自己家乡的一个漂泊者，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失败的。”④现代教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构建民族精神文化信仰的重要内容，而杨键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倍加推崇，对中国现代的教育却奋力抨击。杨键在这里表现的就是抽象的理论知识在感性的生活经验面前不堪一击，磨灭了人的心性，使人成为异乡人和漂泊者，这是值得反思和怀疑的。杨键的这种对现代教育的解构也是其“反智主义”倾向的体现。
二.对自然的悲悯情怀
杨键的诗歌中鲜有现代感的词汇，如冰箱、洗衣机之类，相反，他的诗歌与自然的联系却很紧密，在他的诗中，落日、芦苇、江水、树木、小鸟等意象处处可见。这些自然的物象出现在杨键的诗中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远离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原来常见的生活元素正在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慢慢退出直至消亡，这同时也喻示着中国旧有的诗学象征体系的崩塌。在诗歌意象的选取上，杨键瞄准了这些即将不复存在的自然物象，如《冬日》中孤单、稚嫩的小野鸭和正走在屠宰路上的两只绵羊、《农田间小河水》中的灰斑鸠、油菜花和老柳树、《暮晚》中踢着木桩的马儿、蹦跳的鱼儿、吠叫的狗儿……这些诗歌中体现出来的都是杨键对自然的忧虑和悲悯，以乡村的宁静消化“生活的隐痛”。 面对现代化进程推进给社会生灵和自然带来的戕害，杨键更加怀念已经消逝了自然山水。杨键小时候在山野中生活的快乐，使杨键与山水之间有一种本能的默契，无论诗歌还是绘画，描山画水总能贴近山水本身和自己孤寂的心灵。在对故乡的碎片化回忆的过程中，杨键在山水中找到了回家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寻找回归中，他形成了一直以来尊崇的自然之道——对自然事物的恩与怜。“一个山水的教师/一个伦理的教师/一个宗教的导师/我渴盼着你们的统治。”（《命运》）杨键认为人要以自然为主，去效法自然，让自然成为人类的至上的老师，在它的统治之下，人类来成就自己的生活和性命。这就是和现代化进程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近现代的中国受西方的影响，把自然看做人的附属品，“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很容易出现危机。杨键说：“现在出门在外，对山水的感动已经远远不如90年代了，到哪都是一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是西化的，对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道法自然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意识形态。”⑤杨键也自称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自然诗人，他像陶渊明、沈从文一样，恪守、重塑着关于自然的每一个细节，以表现自己对于一种即将消失的自然之美的忠实和痛惜。
弗洛伊德在晚年也曾说，“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已经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运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他们看来也已经发现，作为过去几千年人类渴望的实现，这种新近获得的控制时空的力量，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并未增加他们对生活所期待的令人愉悦的满足，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多的快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如下结论不应持有异议，征服自然的力量并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前提，正像它不是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一样。”⑥弗洛伊德这句话展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愉悦和满足。杨键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悲悯情怀与弗洛伊德观点不谋而合，这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人类必须和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要回归感性，以此来纠正理性过度畸形发展而导致的自然毁灭和人性失衡。
三.退守到传统的乌托邦中
2008年，杨键以诗集《古桥头》获得第六届华语传媒大奖诗人奖。由于当时被同时提名的两位诗人的作品呈现出极其不同的诗歌风格，杨键的最终获奖引发观点相异的诗人群体的讨论和相互抨击，对杨键诗歌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有些评论家认为杨键的诗歌正在恢复汉语诗歌平和中正的语言系统，诗人柏桦更是以“银碗里盛雪”之语对杨键的诗歌大肆褒奖。另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则认为杨键的诗歌创作不过是在走回头路，只是捡起已经死去的传统诗歌的余唾，这种“僵尸式”的诗歌创作不值得褒奖和大肆宣扬。但杨键自己对这种褒奖或者贬低都毫不在意，他仍在安徽马鞍山的一片天地之中认真经营着他内心的苦山水以及对传统道义的坚持和守护。
无论从诗歌思想还是从诗歌创作来讲，杨键都是高举着“回归传统”的旗帜。他在2007年出版的诗集《古桥头》的序中就说：“大约十几年前，我就这样想，要将这一生奉献给自己的文化母体，但有时，哪怕母亲就在身边，我也没有能力认清她的面容。这就是为什么圣贤书摆在面前，而我们完全没有读懂的原因。我们对母亲的认知有多深，我们的感恩（原动力）就有多深。中国古老文明的秩序是因为感恩而形成的，这早在《周礼》里说得就很清楚，我们所需要的是加快速度地将母亲的仪容辨认清楚。”⑦杨键对“回归传统”的这种追求的执着在《暮晚》和《古桥头》两本诗集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这里所说的传统，中国传统的思想、伦理道德、传统的诗歌理论都是包含在其中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这种变革使得传统的思想、伦理道德遭受极大的冲击，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没来得及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对接的问题，传统的这些东西就已经被弃如敝屣。学者孟繁华说：“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的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厂，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⑧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从来未有的如此和谐的把对物的追求和狂欢推向高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杨键结束了13年的工人生涯，下岗回家。在的“物的狂欢”之下，很多作家、诗人不是放弃了写作就是在随波逐流之中迷失了自我，而杨键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诗歌风格都使他走向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即往回走，在传统的旧诗意中寻找生存的快乐和幸福。杨键以一种愧疚和悲悯的情怀来面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多次出现“祠堂”、“古寺”、“古钟”、“柳树”等意象。工业文明的推进摧毁的不仅是这些建筑和自然环境，还有在这些的表层之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良知。“他们说：‘这些圣贤的书要烧掉/这些文庙要毁掉/这些出家人要赶回家’/我们就没有了道德/我们就没有了良知。”（《1967年》）杨键诗歌的血液中这种传统的东西无法抹去，他在诗歌中展现了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丧失的失落和追寻的执着。
在中国的现当代作家中，其文学创作有明显的以一种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理性的反智倾向的就是沈从文。杨键在这方面与沈从文遥相呼应，同是以审美之维来批判启蒙现代性，但与杨键对启蒙现代性激进的反对、对传统社会积极的退守不同的是，沈从文的“反智”不是一味的以传统社会的前现代生活方式来对抗现代性，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考，他的“反智”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现代性自身的修复和补救，以便寻找一条更为人性、更符合人的自然属性的现代性之路。
总之，杨键以自己的诗歌为剑直接戳破所谓“现代化”虚伪的外衣，将其千疮百孔的内在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需要有一股“冒犯世俗苍生的勇气”，柏桦说：“我更乐意称之为另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勇气，杨键已被命运所注定，仿佛冥冥之中，他被神选中了，要让他来完成一项工作，那便是见证并在绝望中呼唤着一个死去的古典江南。”⑨杨键这种勇气可嘉的“反智”，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有助于弥补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盲点，能以一种理性客观态度审视“现代文明”病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审美救赎和文化预警的意义。
我们不可能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当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产生冲突之时，如何调节和掌控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走向，这是一个世纪难题。这也对诗人的写作本身提出了一种严峻的挑战，即面对这个残酷壮观的“美丽新世界”，你作何回应？而杨键的回应和表现则是回避这种问题和纠结，一味排斥现代文明，退守在传统的乌托邦中。过于强烈的反对进化论、推崇回归传统、排斥现代文明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矫枉过正的局面。
注 释
①贺昌盛等：《“反智主义”笔谈》，《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②周可：《反智主义与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
③侯子英：《杨键：现代文明是有毒的》，《南都周刊》，2013年第33期。
④王寅：《中国人的表情在消失——专访诗人杨键》，《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
⑤徐新芳：《在山水草木中寻找“道”》，《中国文化报》，2013年11月10日。
⑥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York：Norton，1961，p.39
⑦杨键：《古桥头·自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⑧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⑨柏桦：《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演春与种梨》，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