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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同意离职,为前一晚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突然解职自己引发的公开“对峙”画上句号。当时,司法部长说“你被总统解雇了”;总统说“与我无关,是司法部把他解雇了”。
伯曼一直在调查特朗普的小伙伴,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认罪就是他搞出来的;现在他又在调查特朗普的现任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将伯曼踢走,就是在替总统挡枪。
威廉·巴尔是谁?为什么特朗普现在总依赖他?比如,针对前国安顾问博尔顿“违法出书”,司法部在总统要求下起诉了博尔顿;早前在巴尔要求下,一名联邦法官驳回已认罪的前国安顾问弗林的案子;去年在引起争议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特朗普也提到要让巴尔与乌克兰方面接洽。
一张摄于今年6月1日的照片中,威廉·巴尔陪同特朗普到白宮附近的圣约翰教堂外走秀,同行的还有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巴尔曾在驱散沿途抗议者的催泪弹发射前,走到警戒线的前端,观察示威人群。据称这次行动,就是巴尔的主意。
自从巴尔2018年“回锅”担任司法部长,在新闻媒体中,他一直是特朗普的左膀右臂。
派系斗争中崛起
2017年5月,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被特朗普解雇8天后,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跟俄罗斯“串通”。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回避过问该调查,令特朗普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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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推特上扮演起受害人的角色,说“我因为解雇了FBI局长而被人调查,这真是一场‘猎巫行动’”。猎巫行动,原指12-16世纪屠杀约4万疑似巫师者的激进运动。
巴尔还笃信:行政权力不应被另外两权横加干涉。
特朗普阵营还挖出了科米和穆勒的友谊关系。2003年,小布什任期内,穆勒是FBI局长,科米是司法部副部长,两人私交甚笃。在穆勒重新出山之前,科米曾故意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泄露了自己和特朗普会面的细节,以刺激司法部启用穆勒对特朗普进行调查。
穆勒的调查历时2年,其间拔掉了特朗普7个心腹。他们或被定罪,或还在候审。虽然其中三人科恩、弗林和盖茨已有反骨,协助穆勒调查,却没有一个人的证词真正损害到特朗普。其间,特朗普有意解雇穆勒,但未成功。
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最后出现,并且帮助特朗普一锤定音的就是巴尔。
巴尔2017年6月跟特朗普会面,当时就表示想在穆勒调查中帮特朗普辩护。同月,他在接受《国会山报》访问时称,穆勒的调查是愚蠢的,因为司法部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不能起诉在任总统。他在2018年将这个观点扩充为一份长达19页的备忘录,上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该备忘录被外界解读为是巴尔写给特朗普的“求职信”。
特朗普有穆勒这一个“燃眉之急”,而巴尔无疑是在告诉特朗普他有解决办法。
2017年年末,巴尔写信给《纽约时报》,支持特朗普对前政敌希拉里进行调查。同年,巴尔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支持特朗普解雇调查他身边人的FBI局长科米。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金科普夫说,巴尔的立场已经不是主流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而是意欲使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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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巴尔被特朗普任命为司法部长,继任被特朗普趁中期选举不利解雇掉的塞申斯。
纽约南区前联邦检察官普列特·巴拉拉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用人,取决于你站在特朗普哪一边。”2017年3月,巴拉拉在调查特朗普公司和特朗普私人律师科恩的案子时,特朗普打电话过来,他没有接听也没有回拨。48小时后,他被解雇了。之后,他做法律和政治相关的Podcast,在推特上有逾100万粉丝。
2019年3月,穆勒将调查报告提交给司法部长巴尔。关于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和俄罗斯的串通,报告并没有发现明显证据。但穆勒发现了10个事件跟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有关,这被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极其不利的证据”。但是穆勒没有在报告中下结论,而是把定夺权交给了巴尔。
巴尔随后将穆勒近400页的报告,总结为4页,认定“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不存在,并且表示“这份报告损害了总统的权威,这(里面描述的事实)是非法披露”。非法披露是指政府官员跟媒体披露不该被披露的政府内幕,甚至可以被定罪。英国《卫报》指巴尔有意扭曲和截取事实。前联邦检察官罗奇发推评价:“巴尔好像是特朗普的辩护律师。”
特朗普帝国的执行者
“巴尔远比特朗普聪明得多。”巴尔前同事、克林顿政府期间的代理司法部长斯图尔特·格尔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特朗普给巴尔提供了一个画布,巴尔终于可以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结构了。社会需要怎样构建,巴尔有成熟的思考。”他说,巴尔是一个“注重阶级”和“政府威权”的人,而且认为“从上至下的权力体制能够加强社会道德”。 道德感、秩序、威权,都是保守党的核心理念,只不过巴尔做到了极致。巴尔还笃信:行政权力不应被另外两权横加干涉。
和同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一样,巴尔也很讨厌骚乱;20世纪90年代,他在老布什任内同样担任司法部长时,威胁要起诉洛杉矶骚乱中的暴徒。整顿非法移民是特朗普当选以后大力推进的政策,巴尔也对非法移民态度强硬,并在老布什任内增设了数百名新的国境线守卫人员。巴尔还支持死刑,认为死刑能有效降低犯罪率。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一事后,抗议蔓延到750个美国城市。许多人打砸抢烧,其中一些是白人。城市陷入硝烟与火光中,光是报道抗议事件的记者,就累计被警方用催泪瓦斯、橡皮弹和警棒攻击了300多次。
除开“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还有极右组织与极左组织参与,甚至基地组织都试图在其中寻求机会—他们在网上放饵,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反对压迫、反对警察暴政、反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典范,而似乎全然忘记正是他们在“9·11事件”中杀死了接近3000名美国人。
尼克松对“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使得民主党8%的白人选民倒戈到共和党。
特朗普在推特上将“反法西斯行动”(Antifa)这一极左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巴尔也提及了Antifa组织及其他类似组织,称它们的暴力属于国内恐怖主义。由于巴尔的命令,在纽约,警察用车冲撞示威者;在亚特兰大,警察将违反宵禁的学生从车中拖出来,用泰瑟枪击打;在曼哈顿,有录像显示3名警察在用警棍揍一个示威者,即便该示威者已经趴在地上。巴尔和美国警方的这波行动,极大地展示了警察作为暴力执法机构的进攻性,与美国政府的威权。
1968年美国骚乱跟这次的颇为类似。那时,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形势变糟,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阳台上遭枪杀,接着是前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香港流感”夺走了10万美国人性命,黑人骚乱蔓延至100余城市。
那个时候也正值美国大选,在野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对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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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初,特朗普站在白宫玫瑰园前重复了尼克松说过的话,宣布自己要做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总统,发誓将用所有联邦资源—包括军队—对抗骚乱。随后他站在圣约翰教堂前,手持《圣经》拍照。这些都被媒体解读为他在效仿尼克松。
尼克松对骚乱采取强硬态度,随后在1968年的大选中获胜,取代了原来的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份历史研究显示,尼克松对“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使得民主党8%的白人选民倒戈到共和党。而特朗普此举也是为了刺激白人票仓。
也许特朗普想要的是投票,但巴尔想要的正是秩序,并且在这件事上从一而终,态度坚决。
是巴尔在特朗普于圣约翰教堂拍照前驱散人群,是巴尔率队瓦解抗议活动,逮捕骚乱中的犯罪者和极左/极右组织成员。在巴尔和司法部高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极端组织时,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地堡中躲过了整个周末,以避开抗议人群的威胁。
特朗普跟自己的内阁成员说:“巴尔是一个强硬的人,如果有谁可以重建秩序,那么一定是巴尔。”
家庭、际遇与宗教信仰
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美国军人家庭,巴尔在动荡的1970年代挥洒了自己的青春。巴尔的长兄在越南战争时服务于美国海军,巴尔的父亲参与过二战,且隶属于美国中情局(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跟当时流行的反战思潮相反,巴尔支持越战。
巴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曾有一群左派抗议者(如伯克利左派运动家马里奥·萨维奥)宣称要跟政府机器对立,试图攻占学校图书馆。巴尔和一群反对抗议的人包围了他们,然后双方拳斗。巴尔一方赢了。后来那群左派去了美国学界、报界、文化界。巴尔这个传统的保守派进入CIA,在那里遇到了他的上司老布什。
1991-1993年,巴尔在老布什手下担任司法部长。一份当时的报道称,巴尔“看起来书卷气,纽约腔浓,办事雷厉风行”。
1992年,美国黑人罗德尼·金事件(金超速拒捕且袭警,警方将其暴力制服,法院判决逮捕他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引发洛杉矶骚乱,巴尔站出来讲话,称“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是非常公平的”。洛杉矶骚乱两天后,老布什和巴尔调动联邦军队—国民警卫队、陆军和海军平息了骚乱。
这次特朗普和巴尔的联手,无非是一次“抄作业”。
就连上次巴尔替特朗普摆平穆勒调查,也有前例可循。在巴尔第一任司法部长即将解任之际,他建议老布什豁免里根时期的高级官员在“军售伊朗”丑闻中的罪行。该丑闻是指里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当时美国对伊朗有贸易禁令。老布什后来赦免了这6个涉事的高级官员,此举被认为触碰到了总统权力的底线。
2001年,巴尔回顾海湾战争及他在老布什时期的任职时说:“我相信(老布什)总统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授权,宪法已经赋予了他权力去攻打伊拉克。”
2019年10月,巴尔在圣母大学法学院发表了演讲,其中有一段提及“宗教式微,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社会病态”,以及他认为“一个自由的政府只适用于信仰宗教、懂得自律的人”。
吸毒、非婚生子女、家庭观念没落、无政府主义、宗教式微、骚乱、性开放,这些都被美国保守派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带来的。巴尔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天主教徒。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娜,在周围是教堂、学校、俱乐部的天主教社区,养大了自己的3个女儿。女儿去的学校都是天主教会的学校,克里斯蒂娜则在天主教的学校做图书管理员。3个女儿后来都成为律师。
2012年,巴尔得知自己最小的女儿,时年27岁的梅格,罹患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而且仅有20%存活概率。他停止了自己的工作来照顾女儿。梅格在波士顿治疗,巴尔和妻子则搬到女儿附近。在梅格接受化疗和干细胞移植之后,巴尔在医院外租了房子,以便女儿能跟其他病人隔离开来,避免交叉感染。那段日子里,他跟女儿一起读书,去海滩散步,聊未来计划。
梅格后来幸存下来。
一个曾站在权力高峰的男人,这才意识到人类面对生死时的纤弱。巴尔说:“梅格的病改变了我。”曾跟巴尔在里根时期共事过的诉讼人库伯说:“他开始感激人生,并且觉得一丝一毫对人生的浪费都是不可饶恕的。”
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巴尔宁愿牺牲司法部的独立性,宁愿被大众和媒体诟病,也要走向特朗普。
或許,他是有想要实现的更大宏图—无论是为了他这一代,还是他的后代的美国梦。只是,这个梦可能只属于上层阶级,而不是那些被他铁血镇压的示威者,和那些被跪死、被枪杀的美国黑人。
又或许,弱者的生命并不纤弱,而是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