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同意离职，为前一晚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突然解职自己引发的公开“对峙”画上句号。当时，司法部长说“你被总统解雇了”;总统说“与我无关，是司法部把他解雇了”。
　　伯曼一直在调查特朗普的小伙伴，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认罪就是他搞出来的;现在他又在调查特朗普的现任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将伯曼踢走，就是在替总统挡枪。
　　威廉·巴尔是谁？为什么特朗普现在总依赖他？比如，针对前国安顾问博尔顿“违法出书”，司法部在总统要求下起诉了博尔顿;早前在巴尔要求下，一名联邦法官驳回已认罪的前国安顾问弗林的案子;去年在引起争议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特朗普也提到要让巴尔与乌克兰方面接洽。
　　一张摄于今年6月1日的照片中，威廉·巴尔陪同特朗普到白宮附近的圣约翰教堂外走秀，同行的还有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巴尔曾在驱散沿途抗议者的催泪弹发射前，走到警戒线的前端，观察示威人群。据称这次行动，就是巴尔的主意。
　　自从巴尔2018年“回锅”担任司法部长，在新闻媒体中，他一直是特朗普的左膀右臂。

派系斗争中崛起

　　2017年5月，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被特朗普解雇8天后，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跟俄罗斯“串通”。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回避过问该调查，令特朗普如坐针毡。

　　特朗普在推特上扮演起受害人的角色，说“我因为解雇了FBI局长而被人调查，这真是一场‘猎巫行动’”。猎巫行动，原指12-16世纪屠杀约4万疑似巫师者的激进运动。

　　巴尔还笃信：行政权力不应被另外两权横加干涉。

　　特朗普阵营还挖出了科米和穆勒的友谊关系。2003年，小布什任期内，穆勒是FBI局长，科米是司法部副部长，两人私交甚笃。在穆勒重新出山之前，科米曾故意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泄露了自己和特朗普会面的细节，以刺激司法部启用穆勒对特朗普进行调查。
　　穆勒的调查历时2年，其间拔掉了特朗普7个心腹。他们或被定罪，或还在候审。虽然其中三人科恩、弗林和盖茨已有反骨，协助穆勒调查，却没有一个人的证词真正损害到特朗普。其间，特朗普有意解雇穆勒，但未成功。
　　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最后出现，并且帮助特朗普一锤定音的就是巴尔。
　　巴尔2017年6月跟特朗普会面，当时就表示想在穆勒调查中帮特朗普辩护。同月，他在接受《国会山报》访问时称，穆勒的调查是愚蠢的，因为司法部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不能起诉在任总统。他在2018年将这个观点扩充为一份长达19页的备忘录，上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该备忘录被外界解读为是巴尔写给特朗普的“求职信”。
　　特朗普有穆勒这一个“燃眉之急”，而巴尔无疑是在告诉特朗普他有解决办法。
　　2017年年末，巴尔写信给《纽约时报》，支持特朗普对前政敌希拉里进行调查。同年，巴尔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支持特朗普解雇调查他身边人的FBI局长科米。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金科普夫说，巴尔的立场已经不是主流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而是意欲使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

　　2018年12月，巴尔被特朗普任命为司法部长，继任被特朗普趁中期选举不利解雇掉的塞申斯。
　　纽约南区前联邦检察官普列特·巴拉拉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用人，取决于你站在特朗普哪一边。”2017年3月，巴拉拉在调查特朗普公司和特朗普私人律师科恩的案子时，特朗普打电话过来，他没有接听也没有回拨。48小时后，他被解雇了。之后，他做法律和政治相关的Podcast，在推特上有逾100万粉丝。
　　2019年3月，穆勒将调查报告提交给司法部长巴尔。关于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和俄罗斯的串通，报告并没有发现明显证据。但穆勒发现了10个事件跟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有关，这被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极其不利的证据”。但是穆勒没有在报告中下结论，而是把定夺权交给了巴尔。
　　巴尔随后将穆勒近400页的报告，总结为4页，认定“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不存在，并且表示“这份报告损害了总统的权威，这（里面描述的事实）是非法披露”。非法披露是指政府官员跟媒体披露不该被披露的政府内幕，甚至可以被定罪。英国《卫报》指巴尔有意扭曲和截取事实。前联邦检察官罗奇发推评价：“巴尔好像是特朗普的辩护律师。”

特朗普帝国的执行者

　　“巴尔远比特朗普聪明得多。”巴尔前同事、克林顿政府期间的代理司法部长斯图尔特·格尔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特朗普给巴尔提供了一个画布，巴尔终于可以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结构了。社会需要怎样构建，巴尔有成熟的思考。”他说，巴尔是一个“注重阶级”和“政府威权”的人，而且认为“从上至下的权力体制能够加强社会道德”。 　　道德感、秩序、威权，都是保守党的核心理念，只不过巴尔做到了极致。巴尔还笃信：行政权力不应被另外两权横加干涉。
　　和同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一样，巴尔也很讨厌骚乱;20世纪90年代，他在老布什任内同样担任司法部长时，威胁要起诉洛杉矶骚乱中的暴徒。整顿非法移民是特朗普当选以后大力推进的政策，巴尔也对非法移民态度强硬，并在老布什任内增设了数百名新的国境线守卫人员。巴尔还支持死刑，认为死刑能有效降低犯罪率。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一事后，抗议蔓延到750个美国城市。许多人打砸抢烧，其中一些是白人。城市陷入硝烟与火光中，光是报道抗议事件的记者，就累计被警方用催泪瓦斯、橡皮弹和警棒攻击了300多次。
　　除开“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还有极右组织与极左组织参与，甚至基地组织都试图在其中寻求机会—他们在网上放饵，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反对压迫、反对警察暴政、反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典范，而似乎全然忘记正是他们在“9·11事件”中杀死了接近3000名美国人。

　　尼克松对“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使得民主党8%的白人选民倒戈到共和党。

　　特朗普在推特上将“反法西斯行动”（Antifa）这一极左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巴尔也提及了Antifa组织及其他类似组织，称它们的暴力属于国内恐怖主义。由于巴尔的命令，在纽约，警察用车冲撞示威者;在亚特兰大，警察将违反宵禁的学生从车中拖出来，用泰瑟枪击打;在曼哈顿，有录像显示3名警察在用警棍揍一个示威者，即便该示威者已经趴在地上。巴尔和美国警方的这波行动，极大地展示了警察作为暴力执法机构的进攻性，与美国政府的威权。
　　1968年美国骚乱跟这次的颇为类似。那时，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形势变糟，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阳台上遭枪杀，接着是前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香港流感”夺走了10万美国人性命，黑人骚乱蔓延至100余城市。
　　那个时候也正值美国大选，在野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对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020年6月初，特朗普站在白宫玫瑰园前重复了尼克松说过的话，宣布自己要做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总统，发誓将用所有联邦资源—包括军队—对抗骚乱。随后他站在圣约翰教堂前，手持《圣经》拍照。这些都被媒体解读为他在效仿尼克松。
　　尼克松对骚乱采取强硬态度，随后在1968年的大选中获胜，取代了原来的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份历史研究显示，尼克松对“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使得民主党8%的白人选民倒戈到共和党。而特朗普此举也是为了刺激白人票仓。
　　也许特朗普想要的是投票，但巴尔想要的正是秩序，并且在这件事上从一而终，态度坚决。
　　是巴尔在特朗普于圣约翰教堂拍照前驱散人群，是巴尔率队瓦解抗议活动，逮捕骚乱中的犯罪者和极左/极右组织成员。在巴尔和司法部高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极端组织时，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地堡中躲过了整个周末，以避开抗议人群的威胁。
　　特朗普跟自己的内阁成员说：“巴尔是一个强硬的人，如果有谁可以重建秩序，那么一定是巴尔。”

家庭、际遇与宗教信仰

　　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美国军人家庭，巴尔在动荡的1970年代挥洒了自己的青春。巴尔的长兄在越南战争时服务于美国海军，巴尔的父亲参与过二战，且隶属于美国中情局（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跟当时流行的反战思潮相反，巴尔支持越战。
　　巴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曾有一群左派抗议者（如伯克利左派运动家马里奥·萨维奥）宣称要跟政府机器对立，试图攻占学校图书馆。巴尔和一群反对抗议的人包围了他们，然后双方拳斗。巴尔一方赢了。后来那群左派去了美国学界、报界、文化界。巴尔这个传统的保守派进入CIA，在那里遇到了他的上司老布什。
　　1991-1993年，巴尔在老布什手下担任司法部长。一份当时的报道称，巴尔“看起来书卷气，纽约腔浓，办事雷厉风行”。
　　1992年，美国黑人罗德尼·金事件（金超速拒捕且袭警，警方将其暴力制服，法院判决逮捕他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引发洛杉矶骚乱，巴尔站出来讲话，称“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是非常公平的”。洛杉矶骚乱两天后，老布什和巴尔调动联邦军队—国民警卫队、陆军和海军平息了骚乱。
　　这次特朗普和巴尔的联手，无非是一次“抄作业”。
　　就连上次巴尔替特朗普摆平穆勒调查，也有前例可循。在巴尔第一任司法部长即将解任之际，他建议老布什豁免里根时期的高级官员在“军售伊朗”丑闻中的罪行。该丑闻是指里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当时美国对伊朗有贸易禁令。老布什后来赦免了这6个涉事的高级官员，此举被认为触碰到了总统权力的底线。
　　2001年，巴尔回顾海湾战争及他在老布什时期的任职时说：“我相信（老布什）总统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授权，宪法已经赋予了他权力去攻打伊拉克。”
　　2019年10月，巴尔在圣母大学法学院发表了演讲，其中有一段提及“宗教式微，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社会病态”，以及他认为“一个自由的政府只适用于信仰宗教、懂得自律的人”。
　　吸毒、非婚生子女、家庭观念没落、无政府主义、宗教式微、骚乱、性开放，这些都被美国保守派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带来的。巴尔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天主教徒。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娜，在周围是教堂、学校、俱乐部的天主教社区，养大了自己的3个女儿。女儿去的学校都是天主教会的学校，克里斯蒂娜则在天主教的学校做图书管理员。3个女儿后来都成为律师。
　　2012年，巴尔得知自己最小的女儿，时年27岁的梅格，罹患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而且仅有20%存活概率。他停止了自己的工作来照顾女儿。梅格在波士顿治疗，巴尔和妻子则搬到女儿附近。在梅格接受化疗和干细胞移植之后，巴尔在医院外租了房子，以便女儿能跟其他病人隔离开来，避免交叉感染。那段日子里，他跟女儿一起读书，去海滩散步，聊未来计划。
　　梅格后来幸存下来。
　　一个曾站在权力高峰的男人，这才意识到人类面对生死时的纤弱。巴尔说：“梅格的病改变了我。”曾跟巴尔在里根时期共事过的诉讼人库伯说：“他开始感激人生，并且觉得一丝一毫对人生的浪费都是不可饶恕的。”
　　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巴尔宁愿牺牲司法部的独立性，宁愿被大众和媒体诟病，也要走向特朗普。
　　或許，他是有想要实现的更大宏图—无论是为了他这一代，还是他的后代的美国梦。只是，这个梦可能只属于上层阶级，而不是那些被他铁血镇压的示威者，和那些被跪死、被枪杀的美国黑人。
　　又或许，弱者的生命并不纤弱，而是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