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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原籍山东，生于辽宁。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后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华夏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日韩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执行理事。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授予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情系红楼
1964年，年仅22岁的刘梦溪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红学论文《探春新论》，引起巨大反响。自此，梦溪先生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就是茅盾先生应梦溪先生之请题写的。1980年《文艺研究》上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红学三十年》。也许是对红学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切理解，刘先生一度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学派，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死结。”“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红学界当前面临的形势同《红楼梦》所说的一样，就是“食尽鸟投林”。同时，刘先生认为研究“红学”者甚众，观点相左实属司空见惯，红学领域常常上演的“几挥老拳”、水火不容的种种情状就吓退了不少研究者。但是，梦溪先生终究还是没有离开红学研究的领域——“我多次声明洗手不干了，想要逃离红学，可总是在劫难逃。”近年来，梦溪先生相继出版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寅恪与红楼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等一系列重要的红学专著。在他的拥有200多万访问量的博客中，《元春给宝黛爱情投下的阴影》、《<红楼梦>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宝黛爱情的升华之乐》、《宝黛爱情遭遇舆论反弹》等文章层出不穷、随时更新。其中仍不乏精彩论断，例如在比较《牡丹亭》和《红楼梦》怎样写“情”这个问题上，梦溪先生的答案是：《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笔者深以为确论。邓云乡先生曾赠梦溪先生一联曰：佛云不可说，子曰如之何。梦溪先生的红楼情结，或许只有这联中语可以阐释得了吧！
国学之辩
近年来，关于国学的种种论述甚嚣尘上，其中殊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和冷静的思考。梦溪先生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讲国学，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书法就属于传统文化，可是不能简单讲书法是国学。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梦溪先生比较认可的是马一浮先生的论述。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之本。在认同“国学”是“六经”的基础上，梦溪先生建议将其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慢慢再选读“六经”。梦溪先生认为，这样的国学是不可能热的。他始终认为国学热是好事，但不能太热，不应将国学搞得过虚，也不要把它搞得过热，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学热结出好的果实。
心忧天下
梦溪先生著作等身，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他始终是一位心忧天下的学者。2010年10月16日，在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的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上，梦溪先生题为《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的发言，就明确阐述了先生的心中之“忧”：“我近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颇感忧虑。我觉得世俗的利益力势蒙住了人类的眼睛。也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利令智昏”，竟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自然已经不耐烦了，正在对人类的不智做出激烈的回应……可是人类自己呢？似乎没有读懂大自然发出的信号。还在沾沾自喜，制造恐怖，倚强凌弱，兵戎相见。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人类的深层问题，是人类最大的不智。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大自然的反弹和人类本身残暴的杀戮，使危机带有双重变奏的性质。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头脑，应该站出来，唤醒人类的理性与智慧，让人类不盲目浑噩的走向自绝之路。在国内，梦溪先生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忧思。例如，对于近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地“精神”，梦溪先生就颇有微词。他认为想用几个简单语词概括一个城市的“精神”，是很难的。如果每个城市都提出“城市精神”的口号，并以几个语词概而括之，中国城市的“精神”要么彼此重复，譬如都会有“创新”等等，要么就花样百出，最后难免“精神”紊乱。梦溪先生认为我国城市的首要之务，是要把城市建成宜居之所，发展特色经济之外，环保、安全、舒适、清洁、健康，人人都愿意住在这里，以自己的城市为荣，这是最该着意的，而不是争先恐后征集“精神”的表述语。
书生之狂
梦溪先生认为，书生不妨“狂”一点。他觉得清末民初有点像明末清初，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过“狂士”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新的“狂士”也涌现不少。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作现代中国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也兴奋地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梦溪先生不无惋惜地指出，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为现代狂士预留多少地盘，二三十年代以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已经再没有让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了，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黄侃在讲堂上即兴的“骂学”、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和学术独立的礼仪称谓、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领袖吵架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狂士之为，在梦溪先生看来，其实都不能看作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而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近现代以降，“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这就是梦溪先生对“夹着尾巴作人”的无狂时代的精神素描。梦溪先生曾经郑重其事地记录下了吴于廑先生的一首词：“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梦溪先生最欣赏的当数最后一句，并将之作为自己一本散文集的书名。笔者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梦溪先生对当代“狂士”的某种期待。因为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如果在先秦诸子、魏晋名士、汉唐高人、明清义士之后，再无孔子尊崇的“狂狷”之士，我们的时代定会黯然失色。况且梦溪先生的要求并不高，他“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呵，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要打折扣。”可见，梦溪先生希望见到的“狂”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之“狂”，是“狂”得见法度、有分寸、并与其他德性有机配合之“狂”，而非孔子所谓的“狂而不直”之“狂”。
最近刘梦溪先生的专门研究“狂狷”的专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全书十二章，对孔子的狂狷思想，对汉唐高人、魏晋名士、明清义士的狂狷思想作了系统探讨。明代对狂者精神期许最高，袁宏道称之为“龙德”，心学领袖王阳明则提出“圣狂”的概念。如果缺少了勇于进取的“狂”和有所不为的“狷”，即一个人的独立精神和对立人格，一个时代便会黯然失色。
多面梦溪
梦溪先生是头衔颇多、影响颇大的著名学者，与当代诸多文化大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梦溪先生不是一位单一的学者，他是多面的、立体的。在著名画家丁聪为梦溪先生所绘的像后，季羡林先生为之题语曰：“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王蒙先生为其撰联曰：“古今商之，阅经史子集，颇悟微言妙谛；天下念也，观暑寒晴雨，但求大概明白。”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女士附语曰：“小孩总想装大人。”梦溪先生的自述则为“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而始终挂在梦溪先生书房的，是赵朴初先生亲笔书写的两幅对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梦溪先生一生之学术造诣、道德文章、处世心境，都可由此窥得些许堂奥。
责任编辑 陈晰
情系红楼
1964年，年仅22岁的刘梦溪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红学论文《探春新论》，引起巨大反响。自此，梦溪先生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就是茅盾先生应梦溪先生之请题写的。1980年《文艺研究》上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红学三十年》。也许是对红学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切理解，刘先生一度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学派，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死结。”“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红学界当前面临的形势同《红楼梦》所说的一样，就是“食尽鸟投林”。同时，刘先生认为研究“红学”者甚众，观点相左实属司空见惯，红学领域常常上演的“几挥老拳”、水火不容的种种情状就吓退了不少研究者。但是，梦溪先生终究还是没有离开红学研究的领域——“我多次声明洗手不干了，想要逃离红学，可总是在劫难逃。”近年来，梦溪先生相继出版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寅恪与红楼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等一系列重要的红学专著。在他的拥有200多万访问量的博客中，《元春给宝黛爱情投下的阴影》、《<红楼梦>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宝黛爱情的升华之乐》、《宝黛爱情遭遇舆论反弹》等文章层出不穷、随时更新。其中仍不乏精彩论断，例如在比较《牡丹亭》和《红楼梦》怎样写“情”这个问题上，梦溪先生的答案是：《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笔者深以为确论。邓云乡先生曾赠梦溪先生一联曰：佛云不可说，子曰如之何。梦溪先生的红楼情结，或许只有这联中语可以阐释得了吧！
国学之辩
近年来，关于国学的种种论述甚嚣尘上，其中殊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和冷静的思考。梦溪先生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讲国学，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书法就属于传统文化，可是不能简单讲书法是国学。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梦溪先生比较认可的是马一浮先生的论述。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之本。在认同“国学”是“六经”的基础上，梦溪先生建议将其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慢慢再选读“六经”。梦溪先生认为，这样的国学是不可能热的。他始终认为国学热是好事，但不能太热，不应将国学搞得过虚，也不要把它搞得过热，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学热结出好的果实。
心忧天下
梦溪先生著作等身，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他始终是一位心忧天下的学者。2010年10月16日，在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的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上，梦溪先生题为《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的发言，就明确阐述了先生的心中之“忧”：“我近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颇感忧虑。我觉得世俗的利益力势蒙住了人类的眼睛。也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利令智昏”，竟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自然已经不耐烦了，正在对人类的不智做出激烈的回应……可是人类自己呢？似乎没有读懂大自然发出的信号。还在沾沾自喜，制造恐怖，倚强凌弱，兵戎相见。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人类的深层问题，是人类最大的不智。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大自然的反弹和人类本身残暴的杀戮，使危机带有双重变奏的性质。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头脑，应该站出来，唤醒人类的理性与智慧，让人类不盲目浑噩的走向自绝之路。在国内，梦溪先生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忧思。例如，对于近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地“精神”，梦溪先生就颇有微词。他认为想用几个简单语词概括一个城市的“精神”，是很难的。如果每个城市都提出“城市精神”的口号，并以几个语词概而括之，中国城市的“精神”要么彼此重复，譬如都会有“创新”等等，要么就花样百出，最后难免“精神”紊乱。梦溪先生认为我国城市的首要之务，是要把城市建成宜居之所，发展特色经济之外，环保、安全、舒适、清洁、健康，人人都愿意住在这里，以自己的城市为荣，这是最该着意的，而不是争先恐后征集“精神”的表述语。
书生之狂
梦溪先生认为，书生不妨“狂”一点。他觉得清末民初有点像明末清初，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过“狂士”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新的“狂士”也涌现不少。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作现代中国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也兴奋地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梦溪先生不无惋惜地指出，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为现代狂士预留多少地盘，二三十年代以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已经再没有让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了，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黄侃在讲堂上即兴的“骂学”、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和学术独立的礼仪称谓、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领袖吵架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狂士之为，在梦溪先生看来，其实都不能看作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而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近现代以降，“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这就是梦溪先生对“夹着尾巴作人”的无狂时代的精神素描。梦溪先生曾经郑重其事地记录下了吴于廑先生的一首词：“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梦溪先生最欣赏的当数最后一句，并将之作为自己一本散文集的书名。笔者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梦溪先生对当代“狂士”的某种期待。因为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如果在先秦诸子、魏晋名士、汉唐高人、明清义士之后，再无孔子尊崇的“狂狷”之士，我们的时代定会黯然失色。况且梦溪先生的要求并不高，他“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呵，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要打折扣。”可见，梦溪先生希望见到的“狂”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之“狂”，是“狂”得见法度、有分寸、并与其他德性有机配合之“狂”，而非孔子所谓的“狂而不直”之“狂”。
最近刘梦溪先生的专门研究“狂狷”的专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全书十二章，对孔子的狂狷思想，对汉唐高人、魏晋名士、明清义士的狂狷思想作了系统探讨。明代对狂者精神期许最高，袁宏道称之为“龙德”，心学领袖王阳明则提出“圣狂”的概念。如果缺少了勇于进取的“狂”和有所不为的“狷”，即一个人的独立精神和对立人格，一个时代便会黯然失色。
多面梦溪
梦溪先生是头衔颇多、影响颇大的著名学者，与当代诸多文化大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梦溪先生不是一位单一的学者，他是多面的、立体的。在著名画家丁聪为梦溪先生所绘的像后，季羡林先生为之题语曰：“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王蒙先生为其撰联曰：“古今商之，阅经史子集，颇悟微言妙谛；天下念也，观暑寒晴雨，但求大概明白。”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女士附语曰：“小孩总想装大人。”梦溪先生的自述则为“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而始终挂在梦溪先生书房的，是赵朴初先生亲笔书写的两幅对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梦溪先生一生之学术造诣、道德文章、处世心境，都可由此窥得些许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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