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朱启平谢绝了省会重点学校的邀请，选择了回到离自己家乡更近的毕节市第一中学执教。他说，与贵阳相比，毕节离大山更近一些，这里更需要他，而他也愿意永远做支教“编外队员”。2009年，朱启平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大一暑假，他组织支教队回到贵州省毕节市岩口村，在当地唯一的民办小学义务授课。此后，每年他们都如期而至，还把“北京师范大学暑期实践基地”建在了这所仅有一名老师、60多个学生的村小。他说，“每次20多天课程，我们能给孩子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爱，是信念，还有希望。”
　　勤工俭学圆师范梦
　　朱启平早已习惯了贫穷，家里根本无力负担他的学费。面对困境，即将升初中的他下定决心：绝不辍学。即使自己赚钱，也要继续读书！经过三次高考，他终于进了北师大，成了梦想中的师范大学生。
　　一座低矮破败的泥草屋，默默蹲守在小径尽头。直到2010年，这仍是朱启平一家人的居所。直到乡里进行危房改造，他家才搬进了砖房。村里没有公办小学。他一、二年级在“私塾”度过，此后便每天往返十几公里去邻村读书。2007年前全村没通电，作业只能在油灯下完成。挣扎到小学毕业，家里再也负担不起三个孩子的学费了。执拗的小启平只身来到乡中学，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日子。住不起宿舍，就以帮干农活、做家事为代价，借住在远房亲戚家。刻苦攻读之余，他上山采野菜、摘杨梅、挖药材，一分一角地攒学费。初中毕业，他考取毕节一中，却因学费太高不得不转读毕节地区民族中学。又是一段更苦的打工生涯：寒暑假和周末，他常饿着肚子四处奔波，刷盘子、挖土方、做搬运、发传单、卖玫瑰花……然而，学习一刻也不曾放松。深夜灯下，他一道道解题、一页页背诵，顾不得浑身酸痛，忘记了辘辘饥肠。他时常畅想自己的人生路。当一名私塾先生，是朱启平儿时的梦想，多年的艰难求学路，使他做一名老师的信念更加坚定。
　　2007年，国家将实施免费师范生政策给家境困难的他带来了光明。即将高考的他立即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期望将来做一名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没想到，他一考便是3年。尽管连续3年他都把北师大历史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但头两年他都没能如愿。第一年，他被贵州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录取；第二年，他被黑龙江大学日语系录取。他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很快他就申请了退学。此外，难以割舍的教师梦，始终在他心头萦绕。他决心最后一搏，继续参加高考。可是，常年超负荷打工，影响了学业，唯有刻苦奋斗，才有望成功。幸好，毕节兰苑中学知道了他的故事，愿意接纳他免费复读。2009年7月，朱启平终于以全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师大历史学院录取。
　　从困境中再次站起
　　到了北师大之后，虽然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照，朱启平的学业和人际交流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英语、计算机、游泳、普通话，这些在常人看来很容易通过的科目，对于朱启平来说，都异常困难。由于浓重的贵州口音，朱启平的普通话考试8次才过。一口浓重的贵州方言，使他无法和别人顺畅交流。他高一才真正接触英语，没上过正规的听力、口语课，大一英语分班考试，他的听力只考了8分。虽然大一他刻苦学习，买来幼儿英语、音标卡片、听力磁带，从头学起，起早贪黑，但期末考试听力仍未能过关。学习之余，朱启平仍然要打工，因为他还要负担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挣钱，他多次在建材城做搬运工，早晨4点起床，搬运七八个小时建材，每天能挣到150元。
　　他自卑过，一度想放弃从教，转而从商。他曾和几个同学创办一个团购网站，可由于没有经验，很快便倒闭了。朱启平辛苦积攒的3000多元也没获得任何回报。跌入谷底的他，绝望得无法自拔，曾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到医院检查，诊断为抑郁症。住院治疗期间，他不断想起支教时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站在讲台上的我，跟平时的我完全不同。那是一种由衷的快乐，也是我渴求的生活。”由于认清了自己，朱启平也渐渐走出阴霾。
　　支教的探索之路
　　朱启平来自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2008年才修通了第一条乡村小马路。一张黑板，几条板凳，一位初中文化的老师，这就是当地“私塾”小学的基本状况。近三十年来，村里的小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会了识字和最基本的算术。虽然淳朴的村民很尊敬老师，将“私塾”老师视为当地的文化代表，但无可否认，“私塾”老师仍然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他们游离于国家的体制之外，仅靠学生半年85元的学费生活。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私塾”的现任老师梁正雄，已经坚持了14年之久。也正是因为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才对支教投注了更多的热情。于是，一个回家乡去支教的想法悄然萌生！他希望为家乡的孩子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成立支教队，事先没有任何经验，朱启平决定自己探索。2010年夏天，他第一次组织支教。为保万无一失，他花一周时间自费回乡调研，把路线、食宿等事项摸得清清楚楚，还和毕节市城关区教委、大河乡政府、梁正雄老师进行了充分沟通。他牵头建章立制，招募队员时严格考核，组建队伍后，定期培训、试讲、修改教案，还要求队员们随时总结交流：怎样讲课孩子爱听？教些什么作用最大？他一次次和队员们探讨，恳切地阐述观点：关键是让孩子们爱上学习。我们不仅要帮他们插上知识的羽翼，更要唤醒他们渴望飞翔的雄心。
　　学校的支教政策出台后，为了争取到项目资金，朱启平硬着头皮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答辩。虽然答辩的经验不足，他的普通话还夹杂乡音，但所有的评审老师都认可了他的真诚：除了提供计划内的6000元经费，学生处还额外批准了2000元。支教成功与否，队伍非常关键。为了招募队员，朱启平将考察时拍摄的“私塾”小学简陋的教室与可爱的孩子们的照片，做成展板展出。照片冲击力很大，给人印象深刻，不少人前来应招。面试时，他将支教动机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内容，将许多想顺便旅行或者单纯体验生活的人排除在外。他明确提出，队员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小学生，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最终，抱着共同理想与信念的7个人成为了他的第一批队员。 　　让支教在山区继续
　　贵州省毕节县岩口村——这一支教地点对朱启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故乡。朱启平带领的支教队伍第一次来到村子时，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出力，帮忙扛行李，运器材，仿佛是在迎接久违的亲友。队员们踏着一条尘土飞扬的曲折小道到了支教学校。走进教室，眼前的一切令队员们不禁深吸一口气：土墙，泥地，有的小孩甚至坐在煤堆上听课。正在修建的学校因为交通不便，迟迟未能竣工，孤零零地立在路边，显得有些凄凉。然而，虽然没有像样的教室，这里的孩子却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伶俐，聪慧。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朱启平坚持将趣味性知识放在了支教内容的第一位。
　　他知道，孩子们渴望的是一扇通向外面更广阔世界的窗口，而绝不是知识的炫耀，刻意的表演。他希望能和家乡的孩子一起，度过一个愉快又有意义的假期。说故事，唱《童年》，赠送书籍，讲解唐诗……虽然条件艰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与队员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支教期间，为开阔山里娃的视野，他们多次为岩口小学募捐图书，朱启平就自掏2000多元购书。在他们的感召下，北京银行等爱心单位答应为学校捐建图书室。家访和调研必不可少。朱启平带着队员们挨家挨户地走访，摸清了岩口村教育的状况，还成功地打消了几位家长让孩子辍学的念头。
　　带队伍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朱启平从一个当初因普通话不标准而有些自卑的人，成长为一个自信的领队。说起自己的带队经验，朱启平总结说，主要得益于自己在社会上打工的经历，使他明白事情该如何协调，如何运转。他的态度总是那么谦逊。他相信，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真诚的微笑。
　　对朱启平来说，支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严格细致的安全规定，详细周全的沟通协调，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学过程，使他们的支教行动开展起来格外踏实。朱启平的严格曾经让一些队员不满，私下“批”他独断。但后来，他们说，正是因为这份责任心，队伍才能健康运转，才能成为一支“靠谱”的支教队。关于这一支寄托着自己理想与热情的队伍，朱启平考虑得很长远。他想把它建设得更加规范。为此，朱启平早早地着手培养新生。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支教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让爱心和智慧继续传递下去，让山村的孩子门看到大山外的世界。
　　朱启平说，“让我深深爱上教师这个神圣职业的，是那些可爱的孩子。在岩口，每次我们去支教，孩子们总是那么兴奋；平时上课，他们会偷偷把舍不得吃的山里红、野草莓塞给我们，还问我们很多大山外的事情。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我感觉到成为一名老师是多么光荣。”
　　朱启平连续大学三年支教成效渐显。毕业后，他没有去接省会重点中学伸出的橄榄枝，而是把求职申请投给了毕节市第一中学。因为毕节离大山近些，毕节有岩口小学，有他亲手开辟的支教基地。在毕节一中，他可以常回岩口，为大山里的孩子们当永远的“编外老师”。谈及未来，朱启平语气中充满了澎湃的激情，“立志终身在家乡从事中小学教育，不断完善自我的知识体系，计划在10年之内修读完在职硕士和博士，条件成熟时能筹集社会资金，再办两所公益性高中。”从他的眼神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教育事业坚定的追求。也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漫漫长路，从遥远的贵州山村到了北师大，又促使他从北师大回归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