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疫气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译文
　　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家家户户都回荡着失去亲人的哀痛之音，有的全家死亡，有的全族丧生。有人认为疫病是鬼神所为。但那些患病的人，都是身穿粗布短衣、吃豆叶、住草屋的贫家子弟罢了！至于那些住华屋、列鼎而食、穿貂裘、铺垫褥的豪门贵族，得疫病的很少！发生疫病是因为阴阳失去应有的位置次序，冷热无常。但未经教化的人们却悬挂符箓来镇压疫鬼，也是挺可笑的。
　　在中国古代，民间普遍流行的、导致人死亡的恶性传染病，被人称为“瘟疫”或“疫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疫病给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带来过很多的苦难。
　　短文《说疫气》，出于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之手，他在文中记录的，就是发生于建安年间的一场大型疫病。
　　三国时期，天下三分，烽烟四起，几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赤壁之战后，雄主曹操并未气馁，积极地操练水军、广开屯田、求才纳贤。这套措施收效甚好，曹操走出战败阴云，接连战胜马超、孙权、张鲁，士气颇为旺盛。
　　公元217年，曹操再次出征孙权，屯兵于今天的安徽省巢湖市东北。激战后，孙权败走，曹操带领大军北归，命令夏侯惇、曹仁、张辽、司马朗等将领率领剩下的士兵留守。
　　没想到，就在此时，一场可怕的疫病在留守军士中迅速蔓延开来。司马朗亲自巡视，却不幸染上疫病，不治身亡。
　　这之后，疫情如同烈火一般四处蔓延，收割着无辜的生命，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如同曹植在短文中描写的那样，痛失亲人的哭嚎声回荡在苍凉的大地上，全家甚至全族染病身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建安七子，除了早年殒逝的孔融和阮瑀，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五人皆死于这场疫病，造成了文学史上的极大损失。
　　同样，明末清初那场牵连甚广的疫病，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公元1618年，广东下起了大雪，第四次“小冰河期”的序幕拉开。这之后，持续的低温和干旱侵袭着千里土地，粮食大规模减产，无论人或老鼠，都陷入缺粮、缺水的境地，流徙的难民数量急剧增加。
　　带着鼠疫杆菌的老鼠也集体迁移，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之后，鼠疫杆菌通过寄居于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给难民，而难民的流动又将疫病传播到更多的地方。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在全国蔓延。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京城一地，死亡人数就多到无人收尸的地步——“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这样惨痛的损失，给了明朝沉重的打击。有明史学家计算，从疫病开始到李自成攻破京城，至少有二十万人因疫病殒命，占当时京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驻守京城的明朝守军，人数从十万人锐减至五万人，因此士氣大减，溃不成军。
　　所以，当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入京城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鬼城”。李自成也没能逃过疫病的阴影，他盘踞京城不过短短四十二天，就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打击下，仓皇退出。有历史学家认为，李自成败亡得如此迅速，和他的军队也感染了疫病不无关系。
　　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一旦发生大规模疫情，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古人没有口罩，没有防护服，也没有酒精和消毒液，在狡猾的病毒面前，他们似乎不堪一击。
　　但智慧而质朴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放弃过，不管是精于医道的优秀医者，还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抗可怕的疫病。
　　他们的聪慧首先体现在，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预防疫情的思想观念。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周易》曾叙述：疫病突发，造成大面积死亡，人心惶惶，四处逃避，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是“不出户庭”，只要不到处走动，疫病不四处传播，感染人数就会相应减少;二是“井泥不食”“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注意饮食卫生，不乱吃药，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些叮嘱和我们今天熟知的防疫注意事项，是不是很相似？
　　明代晚期，吴有性所著的《温疫论》对疫病的分析更详尽。他认为，疫病与伤寒不同，产生于天地间的一种“戾气”。这种“戾气”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自然环境感染，二是通过接触患者感染，虽然传播方式不同，但“戾气”都经由口鼻进入人体，危害人类健康。这种“戾气”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很难防范。你瞧，吴有性虽然不知道病毒的存在，但对传播途径和感染途径的分析，已经很接近现代医学的理论了。
　　除了观念和理论之外，古人的智慧还体现在对疫病的重视上。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对疫病十分重视。在遇到疫病时，大多数帝王会发诏书安抚官员和百姓。除此之外，有的帝王会下令官员节省支出，救济染病的平民;有的帝王会下令朝廷组织义诊，将医药费用纳为朝廷的开支;有的帝王还会拿出宫中的珍贵药材来救治病患。据《宋史》记载，有一年，京城爆发了大规模疫病，皇宫里收藏有治疗疫病的关键药材——通天犀，皇帝宋仁宗下令将这珍贵的药材发放到民间，帮百姓治病。内侍劝他不要这样做，把药材留给自己服用。宋仁宗严词拒绝，认为自己不能私藏珍贵药材而不顾百姓，并下令精通医术的太医去县官处了解病情，给予药材，不要让它被庸医浪费了。
　　帝王重视，朝廷自然不敢轻慢，对于疫情，朝廷严令地方官员及时上报。无论是《明史》还是《清史稿》，都有对疫情数据的详细记录。
　　地方官员不仅重视疫情，也努力开动脑筋对付疫病。
　　公元1089年，人口稠密的杭州地区因为连年灾害，造成疫病流行。病患出现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肿疼等症状，许多人不治身亡。正当此时，苏轼调任杭州知州，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病痛的杭州地区。苏轼表现出一个高尚、强干的士大夫官员应有的品质，他身先士卒，拿出自己的积蓄，号召富人捐赠，用所得资金建造一座名为“安乐坊”的病坊，类似于现在的医院。随后，苏轼拿出挚友所赠的家传秘方《圣散子方》，将它交给前来坐诊的名医，医好了不少病患。据记载，苏轼在杭州地区的两年间，医治贫者，施舍粥药，拯救了千余条性命。
　　除了态度上重视疫情外，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智慧，也让人们成功摸索出一些对抗疫病的有效措施。
　　比如隔离治疗。人们认识到疫病具有传染性后，会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根据考古发现，汉朝时设立的“病迁坊”和唐朝时设立的“病人坊”都用来隔离治疗麻风病患者，而武则天时期设立的“悲田养病坊”则由朝廷直接管理，可见人们对于切断传染源的重视程度之高。
　　比如建立防疫管理系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对外交流非常频繁的国家，许多传染病会从国外传进国内。这时，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尤为重要。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一的《封诊式》能证明，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逐级报告传染病例和对可疑病例进行调查的制度。清朝的《海录》则记载，凡是去过国外的船只到港，必须先派遣官员查看船上人员的健康状况，如果身体有异状，这个人是不被允许入港的。
　　比如药物消毒。在古代，人们也找到了一些简单可行的消毒方式。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战国时，凡是进入秦国的宾客，所乘坐的车马用具都要经过烟熏，以达到消毒和防疫的效果。
　　漫漫历史长河中，这片古老的土地承受了许多病痛，但永不放弃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惧怕过、退缩过，以自己朴素的智慧和坚强的精神，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来自疫病的威胁，将伟大的文明和不朽的精神传续下来。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退缩。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们一人点一颗星火，最终，暗夜的灯塔将被点亮，黎明的光芒会唤起新生。
　　你瞧，灯塔正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