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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们的地球竟然是如此的不安。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不久，地球就又经历多次“震怒。：智利8.8级大地震、海地7.3级大地震，还有我国青海玉树的7.1级大地震。
放眼全球，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地方遭到高温炙烤，另一些地方洪水肆虐，由此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更加剧了洪灾的破坏力。
回望中国，各地的灾害也是此起彼伏，众多潜在的灾害更是成为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利剑。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之后，有专家称，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70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连发生的诸多灾难不免令人困惑：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10倍，灾害如此集中爆发，原因何在?这些地质灾害中，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人们已经确定的隐患点之外，让人防不胜防，这是为何?有些地方原本是汶川大地震时的重灾区，为何祸不单行今年又遭重创?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慢慢了解地质灾害吧。
灾难频发的原因
2010年，因洪水暴发造成的地质灾害主要是崩塌、滑坡、泥石流(业界合称其为“崩滑流”)。通常来说，这三类灾害都是突然发生、事先难以准确预料到的，我们称为突然性地质灾害。可是，这样的地质灾害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天”、“地”、“人”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天”是指天气，一般指暴雨、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它们通常起到诱发作用，并且决定了地质灾害分布的时间规律。从我国历年的统计数据看，一年12个月中都有地质灾害发生，但主要集中在5～9月，尤以27～8月频次最高，其在时间上与各地区的雨季基本吻合。
“地”是指地质地貌条件，它决定了灾害发育的程度和特点，也决定了灾害分布的空间规律：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灾害基本上都出现在山地环境中，如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市)。
“人”是指人类工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类工程活动加剧了灾害的发生，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对地质环境的扰动破坏加剧，大大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几率，也加大了引发新的地质灾害隐患的可能性。
今年的地质灾害多发频发问题，当然应首先归咎于极端的天气气候变化，暴雨、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是罪魁祸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应负一定责任。研究发现，1998年之所以出现危害巨大的洪灾，除了长江流域降雨量比较大之外，生态失衡也是重要诱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长江流域植被、湿地的破坏，降低了自然界的水源涵养调节能力，加大了地表径流，进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时湖泊、河道的不合理利用，盲目围湖造田使得大量湖泊萎缩、干涸甚至消失，结果使得自然环境的调洪能力直接下降。据调查，目前我国有近70％的城市受到各种灾害的威胁，今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激增，如果要保障城市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地质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
有报道说，截至2009年，我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威胁数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1200多亿元财产安全，其中受泥石流危害与威胁的县级及以上城镇达150余个，分布在20个省级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内，占省级行政区划总数的58. 82％。这里所说的灾害隐患指的是什么?在现实中，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什么具体意义呢?
为了减少地质灾害的危害，自2004年3月1日起，我国就颁布实施了《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水利、交通等部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并要“依据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结，果和上一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在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中，应包括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以及防治措施等内容。
实际工作中，地质工作者以“望、闻、问、切”的调查方式为主，并结合钻探、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和遥感解译等手段，所成的结果一般是比例尺为1:10万的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上面标注有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位置、类型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灾害隐患点。
以泥石流调查为倒，需要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地的冰雪融化和暴雨强度；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松散堆积物的物质组成和分布；泥石流沟谷的历史；开矿弃渣、修路切坡、砍伐森林、陡坡开荒及过度放牧等人类活动情况等等。然后根据《泥石流沟严重程度(易发程度)数量化评分表》对最后调查的结果进行打分，依据总分的多少并对照《泥石流易发程度分级表》，将某地列入高易发(严重)、中易发(中等)、低易发和不易发四者之间的一种。最后，根据灾害的分布情况对调查区进行分区，将其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三类；如果某地没有灾害发生，则被列入非易发区。
今年8月7日夜至8日凌晨发生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资料显示，此次重灾区之一的舟曲三眼峪沟过去曾三次暴发泥石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就被断定为泥石流易暴发区，2003年被地矿部门认定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可见这次灾难其实早有警示，只是发生得太突然让我们猝不及防。
既然地质灾害区划图上对地质隐患点都作了详细标注，那我们是不是拥有一张地质灾害区划图就万事大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在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中，所谓的高、中、低都是相对的，高易发区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地质灾害，低易发区也不代表灾害一定不发生，这是一种概率统计的方法，因为对地质灾害预测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虽然我们能够确定哪个地方可能发生灾害，但何时发生仍然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同时，地质灾害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发展，高、中、低易发区也会互相变化。
事实上，如果只将眼光放在危险性高的地方，而忽视了极端特殊因素可能导致的灾害发生情况的变化，往往是要吃苦头的。像今年，我国天气气候极为异常，部分地区前旱后雨，瞬时暴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突发地质灾害创造了条件，结果有三分之一的地质灾害居然都发生在隐患点之外，实在是出人意料。
截至目前，我国在地质灾害易发区部署完成了1640个县(市)的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查明24万处隐患点，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100多起，避免了23 万多人伤亡。
不过，由于我国幅员辽阅，地质地形条件复杂，再加上现有技术、资金和人员配备的限制，在地质灾害隐患的详细分布和精确程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灾害链效应
近期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使得汶川有些灾后重建成果毁于一旦。四川绵竹清平、汶川映秀、都江堰的龙池3个乡镇，都曾是地震重灾区，也是今年8月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在地震发生后，我们所关注的只是房倒屋塌引起的人员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情况，其实这只是地震灾害的一种形式，即原生灾害。除此之外，地震还有两种破坏形式，一种是次生灾害，如地震使水库大坝溃决引起的灾害：另一种就是衍生灾害。在今年汛期大暴雨诱发下，汶川地震重灾区的地质灾害集中暴发，就可以看作是地震衍生灾害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灾害还可能会持续数年时间。
这场灾难也提醒人们，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是集中于治理该种灾害本身，必须充分考虑到灾害之间的连锁反应，即灾害链效应，防止灾害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因为这种灾害链效应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还是处于潜伏状态，难以确定何时会突然暴发，造成危害。
灾害链，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灾害能够引发出一系列灾害，并从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形成一连串的反应。如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发生9.O级地震，这场地震居然引起了威力惊人的印度洋海啸，波及到世界上20多个国家，造成近30万人死亡，其中，因海啸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地震者。
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颁布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其中规定，需要在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基础上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国土资源部也明确要求，灾后重建的城镇村选址，必须切实避让地质灾害危险区；确实无法完全避让的，必须安排防治工程排危除险。
可是，一些地震灾后重建的新区竟然再次蒙难，这着实让人心痛。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前期，人们首先应该作的工作就是避灾，即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域，选择适宜区域。我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选址也必须经过这样的科学论证，即通过权威部门出具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方可进行规划建设。对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要作出评价，并提出具体的预防治理措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在为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未经评估的选址不得纳入到规划中去。
然而，灾后重建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缺乏新选城址的土地；其次，我们中国人对家乡都怀有深深的眷恋，故土难离，重土难迁。如果在世世代代生存的地方发现了地质灾害隐患，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搬迁避让，可是相对于长期自然形成的居民点来说，搬迁所需的新选城址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来知灾害。在找不到出路没地方可搬的情况下，那就只好千方百计去防灾。如我国西南有些地方，山地多平原少，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在不断发长壮大之后即使发现有灾害隐患也是难以实施移民搬迁，如若防灾不慎便有可能惨遭不幸。
舟曲，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县城，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重创，但当地建设用地严重不足，人口却在不断增长，舟曲城区东西不到2千米，南北不到1.5千米，在这个狭小空间里，人口却接近5万，城区人口密度位居全省县级城市之首，和兰州相近，只因这里山地多平地少，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极其有限。尽管汶川大地震之后有专家建议舟曲搬迁，但新选城址问题难以解决，原址新建便成了最好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想方设法提前治理灾害及隐患，将灾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方可保障一方平安。
如今，我国很多地方需要进行灾后重建，还有一些地方和舟曲一样，面临着二次重建的问题。哲人云：“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就地质灾害而言，我们可曾记得，已经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防治地质灾难，我们的目光需要更长远、更有预见性。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不久，地球就又经历多次“震怒。：智利8.8级大地震、海地7.3级大地震，还有我国青海玉树的7.1级大地震。
放眼全球，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地方遭到高温炙烤，另一些地方洪水肆虐，由此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更加剧了洪灾的破坏力。
回望中国，各地的灾害也是此起彼伏，众多潜在的灾害更是成为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利剑。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之后，有专家称，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700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连发生的诸多灾难不免令人困惑：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10倍，灾害如此集中爆发，原因何在?这些地质灾害中，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人们已经确定的隐患点之外，让人防不胜防，这是为何?有些地方原本是汶川大地震时的重灾区，为何祸不单行今年又遭重创?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慢慢了解地质灾害吧。
灾难频发的原因
2010年，因洪水暴发造成的地质灾害主要是崩塌、滑坡、泥石流(业界合称其为“崩滑流”)。通常来说，这三类灾害都是突然发生、事先难以准确预料到的，我们称为突然性地质灾害。可是，这样的地质灾害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天”、“地”、“人”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天”是指天气，一般指暴雨、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它们通常起到诱发作用，并且决定了地质灾害分布的时间规律。从我国历年的统计数据看，一年12个月中都有地质灾害发生，但主要集中在5～9月，尤以27～8月频次最高，其在时间上与各地区的雨季基本吻合。
“地”是指地质地貌条件，它决定了灾害发育的程度和特点，也决定了灾害分布的空间规律：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样的灾害基本上都出现在山地环境中，如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市)。
“人”是指人类工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类工程活动加剧了灾害的发生，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对地质环境的扰动破坏加剧，大大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几率，也加大了引发新的地质灾害隐患的可能性。
今年的地质灾害多发频发问题，当然应首先归咎于极端的天气气候变化，暴雨、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是罪魁祸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应负一定责任。研究发现，1998年之所以出现危害巨大的洪灾，除了长江流域降雨量比较大之外，生态失衡也是重要诱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长江流域植被、湿地的破坏，降低了自然界的水源涵养调节能力，加大了地表径流，进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时湖泊、河道的不合理利用，盲目围湖造田使得大量湖泊萎缩、干涸甚至消失，结果使得自然环境的调洪能力直接下降。据调查，目前我国有近70％的城市受到各种灾害的威胁，今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激增，如果要保障城市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地质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
有报道说，截至2009年，我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威胁数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1200多亿元财产安全，其中受泥石流危害与威胁的县级及以上城镇达150余个，分布在20个省级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内，占省级行政区划总数的58. 82％。这里所说的灾害隐患指的是什么?在现实中，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什么具体意义呢?
为了减少地质灾害的危害，自2004年3月1日起，我国就颁布实施了《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水利、交通等部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并要“依据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结，果和上一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在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中，应包括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以及防治措施等内容。
实际工作中，地质工作者以“望、闻、问、切”的调查方式为主，并结合钻探、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和遥感解译等手段，所成的结果一般是比例尺为1:10万的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上面标注有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位置、类型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灾害隐患点。
以泥石流调查为倒，需要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地的冰雪融化和暴雨强度；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松散堆积物的物质组成和分布；泥石流沟谷的历史；开矿弃渣、修路切坡、砍伐森林、陡坡开荒及过度放牧等人类活动情况等等。然后根据《泥石流沟严重程度(易发程度)数量化评分表》对最后调查的结果进行打分，依据总分的多少并对照《泥石流易发程度分级表》，将某地列入高易发(严重)、中易发(中等)、低易发和不易发四者之间的一种。最后，根据灾害的分布情况对调查区进行分区，将其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三类；如果某地没有灾害发生，则被列入非易发区。
今年8月7日夜至8日凌晨发生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资料显示，此次重灾区之一的舟曲三眼峪沟过去曾三次暴发泥石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就被断定为泥石流易暴发区，2003年被地矿部门认定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可见这次灾难其实早有警示，只是发生得太突然让我们猝不及防。
既然地质灾害区划图上对地质隐患点都作了详细标注，那我们是不是拥有一张地质灾害区划图就万事大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在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中，所谓的高、中、低都是相对的，高易发区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地质灾害，低易发区也不代表灾害一定不发生，这是一种概率统计的方法，因为对地质灾害预测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虽然我们能够确定哪个地方可能发生灾害，但何时发生仍然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同时，地质灾害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发展，高、中、低易发区也会互相变化。
事实上，如果只将眼光放在危险性高的地方，而忽视了极端特殊因素可能导致的灾害发生情况的变化，往往是要吃苦头的。像今年，我国天气气候极为异常，部分地区前旱后雨，瞬时暴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突发地质灾害创造了条件，结果有三分之一的地质灾害居然都发生在隐患点之外，实在是出人意料。
截至目前，我国在地质灾害易发区部署完成了1640个县(市)的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查明24万处隐患点，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100多起，避免了23 万多人伤亡。
不过，由于我国幅员辽阅，地质地形条件复杂，再加上现有技术、资金和人员配备的限制，在地质灾害隐患的详细分布和精确程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灾害链效应
近期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使得汶川有些灾后重建成果毁于一旦。四川绵竹清平、汶川映秀、都江堰的龙池3个乡镇，都曾是地震重灾区，也是今年8月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在地震发生后，我们所关注的只是房倒屋塌引起的人员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情况，其实这只是地震灾害的一种形式，即原生灾害。除此之外，地震还有两种破坏形式，一种是次生灾害，如地震使水库大坝溃决引起的灾害：另一种就是衍生灾害。在今年汛期大暴雨诱发下，汶川地震重灾区的地质灾害集中暴发，就可以看作是地震衍生灾害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灾害还可能会持续数年时间。
这场灾难也提醒人们，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是集中于治理该种灾害本身，必须充分考虑到灾害之间的连锁反应，即灾害链效应，防止灾害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因为这种灾害链效应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还是处于潜伏状态，难以确定何时会突然暴发，造成危害。
灾害链，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灾害能够引发出一系列灾害，并从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形成一连串的反应。如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发生9.O级地震，这场地震居然引起了威力惊人的印度洋海啸，波及到世界上20多个国家，造成近30万人死亡，其中，因海啸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地震者。
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颁布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其中规定，需要在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基础上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国土资源部也明确要求，灾后重建的城镇村选址，必须切实避让地质灾害危险区；确实无法完全避让的，必须安排防治工程排危除险。
可是，一些地震灾后重建的新区竟然再次蒙难，这着实让人心痛。在城市规划建设的前期，人们首先应该作的工作就是避灾，即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域，选择适宜区域。我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选址也必须经过这样的科学论证，即通过权威部门出具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方可进行规划建设。对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要作出评价，并提出具体的预防治理措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在为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未经评估的选址不得纳入到规划中去。
然而，灾后重建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缺乏新选城址的土地；其次，我们中国人对家乡都怀有深深的眷恋，故土难离，重土难迁。如果在世世代代生存的地方发现了地质灾害隐患，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搬迁避让，可是相对于长期自然形成的居民点来说，搬迁所需的新选城址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来知灾害。在找不到出路没地方可搬的情况下，那就只好千方百计去防灾。如我国西南有些地方，山地多平原少，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在不断发长壮大之后即使发现有灾害隐患也是难以实施移民搬迁，如若防灾不慎便有可能惨遭不幸。
舟曲，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县城，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重创，但当地建设用地严重不足，人口却在不断增长，舟曲城区东西不到2千米，南北不到1.5千米，在这个狭小空间里，人口却接近5万，城区人口密度位居全省县级城市之首，和兰州相近，只因这里山地多平地少，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极其有限。尽管汶川大地震之后有专家建议舟曲搬迁，但新选城址问题难以解决，原址新建便成了最好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想方设法提前治理灾害及隐患，将灾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方可保障一方平安。
如今，我国很多地方需要进行灾后重建，还有一些地方和舟曲一样，面临着二次重建的问题。哲人云：“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就地质灾害而言，我们可曾记得，已经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防治地质灾难，我们的目光需要更长远、更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