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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散文见长而“凛然自成一家”。其文风具有复杂性，性情也不拘一格，早期真率可爱、机敏热烈，直至晚年，官场的摸爬滚打以及佛老思想的长期影响使得苏辙的心境逐渐趋向沉静自省。
关键词：苏辙；散文；文风；性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就苏辙的作品来说，数量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而深刻，尤以散文见长，茅坤在论述苏辙的散文成就时，称其“西汉以来别调也”。
近年来，关于苏辙文风的研究，人们大多沿着其兄苏轼“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的评价进一步细化苏辙散文的特征，大体不脱“雅健秀澈，不为平易；藏锋沉馨，丰约合度；枝叶扶疏，百回千转；汪洋淡泊，一唱三叹”几个方面的概括，较为详赡。[1]
就其为人，《宋史·苏辙传》用一句“辙性沉静简洁”形容其为人与为文风格的一致。其实这“沉静”只是一个时期一种表面状态的显现，苏辙真正的“沉静简洁”应当是他被贬筠州、雷州之后，他那时“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2]联系苏辙对当朝政局的态度，可见其性格的“不沉静”。嘉祐六年，少年得志的苏辙在参加仁宗皇帝亲策的直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时，无所顾忌地指陈朝廷得失，对当时极为敏感的边患和女宠问题进行直言极谏。他对参与熙宁变法的吕惠卿，先后写了三封状词列数吕惠卿的过错。他在王安石准备实行青苗法时，极力反对，致书王安石，他写了《论青苗状》、《再论青苗状》、《三乞罢青苗状》、《申三省请罢青苗状》，力陈新法不可能实行之事，激怒了王安石。刚直的苏辙也自请去职，离开了京城，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服输、极为倔强的人。
再深究其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散文，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性格具有复杂性，沉静简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真率可爱、机敏热烈的性格特点，且其“沉静”的背后或许只是想“以拙养巧，以讷养辨”，[3]用笨拙和木讷去包容自己的巧智与巧辨，然而这只是作者自己所想，实行起来这灵巧、热烈之气不免有所遗漏。
一、书信中的机敏热烈
苏辙早期的书信感情充沛，充满少年斗志。如苏辙十九岁进士及第时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一封求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文章写自己已经尽览天下奇伟壮观的景象，“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接而写到自己已经拜见过文坛泰斗欧阳修，但还未见过太尉，于是感叹“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因此愿“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韩琦是执掌兵权的文官，“才略冠天下”，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当时民间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之说。这篇谒见文虽不免有点奉承之意，但与一味阿谀的文章仍有区别，其从养气治文的角度请求谒见，将奉承之意避免俗化地巧妙地隐藏起来，且以养气之说形诸全文，气势充沛而令人动容。因而金圣叹读罢此文后说：“上书大人先生，更不做喁喁细语，一落笔，便纯是一片奇气”。
《上两制诸公书》是苏辙书牍中典型的模仿汉赋的逞才之作。写于仁宗嘉祐六年，是年，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考试制科举人于秘阁，二十三岁的苏辙正准备应考天子主持的科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略带张狂的卓尔不群在文中也表现了出来。开篇直入主题，“盖尝喟然太息，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薮泽之奥，人入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馀，而无慕乎其外”，接着铺陈扬厉，以班输、共工旦操斧今以游其丛林、猎夫鱼师结网聚饵、求珠之工、求金之工自我满足的经验展示与心理揭示，得出“此数者，皆自以为能尽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终满而莫见其尽”的结论。其把短句和长句、骈偶与散行、有韵与无韵、体物写貌与铺张扬厉结合起来，写得辞采纷呈、英气逼人。明显看出是想用才华、学问打动两制中的翰林学士和文章名公，足见其内心的不“沉静”，是一种不安现状、跃跃欲试的翻腾之状。
《为兄轼下狱上书》写于神宗元丰二年。这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罪名是对皇帝及朝廷新政恶意中伤。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性格一向谨慎的苏辙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与伤痛，不惧牵连，冒死上书。此书引用缇萦以身救父，汉文帝悯之而罢肉刑的典故，希望“蒙得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其中的“死而复生，宜何以报”充满感恩戴德的激动之情，“粉骨报效，死而后已”则充满大丈夫一言九鼎、豪气冲天的坚定之意。
二、记叙文中的真率可爱
苏辙的记叙散文包含着作者自身的个性自然美，不拘泥于外物的评价，用自己的心去解读所见所感，因而读来如临现场，仿佛置身其中，真实可爱。
如《洛阳李氏园池诗记》，文章写名都名园名花，一般人都会渲染出一段花团锦簇、炫人眼目的文字，可苏辙仅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4]
不铺排，不张扬，不藻饰，一派平和，却富贵盛丽，气象万千。游览之余，苏辙生发“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的感慨，他似孩童一般任由心性飞扬，足之蹈之，尽情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如《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这篇文章曾受到苏轼的激赏，认为读之宛然如在堂中，并说“仆当书之，刻石堂上”（《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
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
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直，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5] 文中借水写石，水行于石头之间，蜿蜒流转，相互激荡，有如“千乘车行者”，浩浩荡荡，使得路遇此处的人“震掉不能自持”，心理刻画极其细腻，成人有如孩童般的惊骇之状，这水石浩大之状可想而知。这水也全然不是毫无美感的随处激荡，它“平如白练”，在“横触巨石”的时候惊涛卷雪，“汇为大车轮”，车轮由小至大，由大变小，动感与美感皆具。这里的石头也并非无情，它们个性怪异、高傲，而“翔舞于檐上”，杉松细竹似箭般凌厉执拗，横生倒直，相互纠缠盘绕。而当大风大雨来临的时候，“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真真是被他们的气场所震慑，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只有性情直率、性灵可爱之人才能写出如此文字。
苏辙写景，最似柳宗元，景、情、议俱入佳境。其写景散文《武昌九曲亭记》，无论是粗线条勾勒武昌诸山还是细笔点染西山胜景，都抓住了苍森历落、萧然绝俗的特点，且在描绘其兄苏轼的脉脉温情的文字中，充满了自然、诗意的色彩。
苏辙“幅巾迎笑”、“睥睨终日”、摘花采石，翩然若仙，与大自然亲近和谐，富有诗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辙在与苏轼的交往中一改行于官场、世俗的危迫感，表现出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状态，他能够随同苏轼徜徉山水之间，与同道中人畅聊山水。他喜于新鲜事物，奇峰怪石、废亭遗址，皆激其兴致，总是端详许久，思绪飞扬。苏轼在逍遥泉石之间时，苏辙大呼“见者以为仙也”。此时的苏辙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旁观者，欣赏仙子的一颦一笑，何不快哉！因此苏辙在文末直言，“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亲切而有味。
三、传记中的沉静自省
《栾城集》仅有三篇人物传记，分别为《孟德传》、《巣谷传》、《丐者赵生传》。这三篇传记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追忆的都是一些象征着早年苏辙的人物，他们是不合时俗，个性强烈的奇人和狂人。苏辙晚年向往佛老之学，追求有道的人生，他借这三篇传记强调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标志着他由早年的直率愤激已逐步过渡到晚年的沉静自省。
《孟德传》虽是传闻实录，却更像有寓意的传奇。孟德其人生性“好处山林”，但当兵之后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居住山林，于是抛妻弃子，遁隐山林，其在山间遇到老虎，“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将老虎从不可一世的威风降服到俯首帖耳的状态。苏辙称赞孟德的浩然之气“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6]在这里，苏辙认为孟德正像早年充满少年斗志的自己，肯定了自己在政场上的直言不讳的个性。这其中包含了苏辙对人生处世点点滴滴的感悟，他不流于世俗，只忠于自己的浩然正气。
《巣谷传》中的主人公巣谷，他是苏辙的乡亲，一位寻常百姓，但他又是一位缓急可托的义士、不随世俗的奇人。苏辙采用传奇手法，紧紧扣住一“奇”字。一写举世重文，然而巣谷却弃文学武，“畜弓箭，习骑射”，活画出拙朴可爱的豪举；二写他与泾原武夫韩存宝的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冒死授银，“即变姓名，怀银百两，往授其子”，以受株连得罪之身，凛凛志节，纸上风生；三写苏氏兄弟显达时“未尝一见”，而苏轼贬谪海南之时，巣谷却执意要去看苏轼，苏辙哀怜他已七十三岁，年老多病，不宜长途跋涉，巣谷却说，“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这跟苏辙年轻时一样的倔强执拗。苏辙在这里感叹，这如巣谷般正义凛然、慷慨无私的大义之人又有多少人，而这些人又得到了多少公正的待遇？
《丐者赵生传》描写的是一位叫做赵生的乞丐，他外形怪异，性情也是极为暴躁，喜好饮酒，喝醉酒就殴打责骂街市里的人。即使有好事的人时常召他谈话，赵生也谩骂人家，斥责他的过错和言行。苏辙起初也认为赵生极为怪异，畏而远之。后来赵生主动找到苏辙相约谈话，苏辙感慨良多，这可以看作是苏辙想要遁入道学的端倪。而这里的道学也不是一味地清心寡欲，赵生形容官场如地狱，“彼多僧与官吏。僧逾分，吏暴物”，苏辙借赵生的话语显示出对现今官场风气的厌恶之情，因此寻道也可看作是对官场失意的逃避和排遣。苏辙对于赵生如此鄙俗、拙劣、忿恨、困窘的外态给出了一个过渡性的评价，“此非道者耶？”、“自此知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而其言时有合于道”，体现出他对于道学由质疑到肯定的态度，因而这种对于道学思想的笃信使得苏辙的心境在晚年时期逐渐趋向沉静。
结语：
苏辙散文的风格难以一言尽括，在于其情感的复杂和文体的差异。在他早年宣扬少年斗志的书信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热情向上，拍案而起的苏辙；在他的游记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率可爱而充满浓郁亲情的感性人物；直至老年的流贬生活，苏辙的外部状态逐渐趋于沉静简洁，但其内心仍然氤氲着浩然之气，一以贯之。
注释：
[1]孙虹.《论苏辙和他的散文》，《江南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2]《颖滨遗老传》，《苏辙集》，第1040页.
[3]《上刘长安书》，《苏辙散文选集》，第25页.
[4]《洛阳李氏园池诗记》，《苏辙散文选集》，第53页.
[5]《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辙散文选集》，第99页.
[6]《孟德传》，《苏辙散文选集》，第183页.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苏辙传》[M].中华书局，1975.
[2]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中华书局，1997.
[3]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中华书局，1990.
[4]徐柏容、郑法清主编.《苏辙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5]郭豫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阮衷.苏辙散文批评的审视及风格论说[J].文学与文化，2011.
[7]张珊珊.别具一格 自成一家——浅论苏辙散文创作[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
关键词：苏辙；散文；文风；性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就苏辙的作品来说，数量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而深刻，尤以散文见长，茅坤在论述苏辙的散文成就时，称其“西汉以来别调也”。
近年来，关于苏辙文风的研究，人们大多沿着其兄苏轼“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的评价进一步细化苏辙散文的特征，大体不脱“雅健秀澈，不为平易；藏锋沉馨，丰约合度；枝叶扶疏，百回千转；汪洋淡泊，一唱三叹”几个方面的概括，较为详赡。[1]
就其为人，《宋史·苏辙传》用一句“辙性沉静简洁”形容其为人与为文风格的一致。其实这“沉静”只是一个时期一种表面状态的显现，苏辙真正的“沉静简洁”应当是他被贬筠州、雷州之后，他那时“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2]联系苏辙对当朝政局的态度，可见其性格的“不沉静”。嘉祐六年，少年得志的苏辙在参加仁宗皇帝亲策的直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时，无所顾忌地指陈朝廷得失，对当时极为敏感的边患和女宠问题进行直言极谏。他对参与熙宁变法的吕惠卿，先后写了三封状词列数吕惠卿的过错。他在王安石准备实行青苗法时，极力反对，致书王安石，他写了《论青苗状》、《再论青苗状》、《三乞罢青苗状》、《申三省请罢青苗状》，力陈新法不可能实行之事，激怒了王安石。刚直的苏辙也自请去职，离开了京城，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服输、极为倔强的人。
再深究其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散文，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性格具有复杂性，沉静简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真率可爱、机敏热烈的性格特点，且其“沉静”的背后或许只是想“以拙养巧，以讷养辨”，[3]用笨拙和木讷去包容自己的巧智与巧辨，然而这只是作者自己所想，实行起来这灵巧、热烈之气不免有所遗漏。
一、书信中的机敏热烈
苏辙早期的书信感情充沛，充满少年斗志。如苏辙十九岁进士及第时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一封求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文章写自己已经尽览天下奇伟壮观的景象，“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接而写到自己已经拜见过文坛泰斗欧阳修，但还未见过太尉，于是感叹“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因此愿“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韩琦是执掌兵权的文官，“才略冠天下”，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当时民间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之说。这篇谒见文虽不免有点奉承之意，但与一味阿谀的文章仍有区别，其从养气治文的角度请求谒见，将奉承之意避免俗化地巧妙地隐藏起来，且以养气之说形诸全文，气势充沛而令人动容。因而金圣叹读罢此文后说：“上书大人先生，更不做喁喁细语，一落笔，便纯是一片奇气”。
《上两制诸公书》是苏辙书牍中典型的模仿汉赋的逞才之作。写于仁宗嘉祐六年，是年，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考试制科举人于秘阁，二十三岁的苏辙正准备应考天子主持的科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略带张狂的卓尔不群在文中也表现了出来。开篇直入主题，“盖尝喟然太息，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薮泽之奥，人入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馀，而无慕乎其外”，接着铺陈扬厉，以班输、共工旦操斧今以游其丛林、猎夫鱼师结网聚饵、求珠之工、求金之工自我满足的经验展示与心理揭示，得出“此数者，皆自以为能尽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终满而莫见其尽”的结论。其把短句和长句、骈偶与散行、有韵与无韵、体物写貌与铺张扬厉结合起来，写得辞采纷呈、英气逼人。明显看出是想用才华、学问打动两制中的翰林学士和文章名公，足见其内心的不“沉静”，是一种不安现状、跃跃欲试的翻腾之状。
《为兄轼下狱上书》写于神宗元丰二年。这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罪名是对皇帝及朝廷新政恶意中伤。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性格一向谨慎的苏辙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与伤痛，不惧牵连，冒死上书。此书引用缇萦以身救父，汉文帝悯之而罢肉刑的典故，希望“蒙得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其中的“死而复生，宜何以报”充满感恩戴德的激动之情，“粉骨报效，死而后已”则充满大丈夫一言九鼎、豪气冲天的坚定之意。
二、记叙文中的真率可爱
苏辙的记叙散文包含着作者自身的个性自然美，不拘泥于外物的评价，用自己的心去解读所见所感，因而读来如临现场，仿佛置身其中，真实可爱。
如《洛阳李氏园池诗记》，文章写名都名园名花，一般人都会渲染出一段花团锦簇、炫人眼目的文字，可苏辙仅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4]
不铺排，不张扬，不藻饰，一派平和，却富贵盛丽，气象万千。游览之余，苏辙生发“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的感慨，他似孩童一般任由心性飞扬，足之蹈之，尽情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如《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这篇文章曾受到苏轼的激赏，认为读之宛然如在堂中，并说“仆当书之，刻石堂上”（《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
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
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直，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5] 文中借水写石，水行于石头之间，蜿蜒流转，相互激荡，有如“千乘车行者”，浩浩荡荡，使得路遇此处的人“震掉不能自持”，心理刻画极其细腻，成人有如孩童般的惊骇之状，这水石浩大之状可想而知。这水也全然不是毫无美感的随处激荡，它“平如白练”，在“横触巨石”的时候惊涛卷雪，“汇为大车轮”，车轮由小至大，由大变小，动感与美感皆具。这里的石头也并非无情，它们个性怪异、高傲，而“翔舞于檐上”，杉松细竹似箭般凌厉执拗，横生倒直，相互纠缠盘绕。而当大风大雨来临的时候，“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真真是被他们的气场所震慑，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只有性情直率、性灵可爱之人才能写出如此文字。
苏辙写景，最似柳宗元，景、情、议俱入佳境。其写景散文《武昌九曲亭记》，无论是粗线条勾勒武昌诸山还是细笔点染西山胜景，都抓住了苍森历落、萧然绝俗的特点，且在描绘其兄苏轼的脉脉温情的文字中，充满了自然、诗意的色彩。
苏辙“幅巾迎笑”、“睥睨终日”、摘花采石，翩然若仙，与大自然亲近和谐，富有诗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辙在与苏轼的交往中一改行于官场、世俗的危迫感，表现出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状态，他能够随同苏轼徜徉山水之间，与同道中人畅聊山水。他喜于新鲜事物，奇峰怪石、废亭遗址，皆激其兴致，总是端详许久，思绪飞扬。苏轼在逍遥泉石之间时，苏辙大呼“见者以为仙也”。此时的苏辙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旁观者，欣赏仙子的一颦一笑，何不快哉！因此苏辙在文末直言，“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亲切而有味。
三、传记中的沉静自省
《栾城集》仅有三篇人物传记，分别为《孟德传》、《巣谷传》、《丐者赵生传》。这三篇传记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追忆的都是一些象征着早年苏辙的人物，他们是不合时俗，个性强烈的奇人和狂人。苏辙晚年向往佛老之学，追求有道的人生，他借这三篇传记强调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标志着他由早年的直率愤激已逐步过渡到晚年的沉静自省。
《孟德传》虽是传闻实录，却更像有寓意的传奇。孟德其人生性“好处山林”，但当兵之后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居住山林，于是抛妻弃子，遁隐山林，其在山间遇到老虎，“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将老虎从不可一世的威风降服到俯首帖耳的状态。苏辙称赞孟德的浩然之气“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6]在这里，苏辙认为孟德正像早年充满少年斗志的自己，肯定了自己在政场上的直言不讳的个性。这其中包含了苏辙对人生处世点点滴滴的感悟，他不流于世俗，只忠于自己的浩然正气。
《巣谷传》中的主人公巣谷，他是苏辙的乡亲，一位寻常百姓，但他又是一位缓急可托的义士、不随世俗的奇人。苏辙采用传奇手法，紧紧扣住一“奇”字。一写举世重文，然而巣谷却弃文学武，“畜弓箭，习骑射”，活画出拙朴可爱的豪举；二写他与泾原武夫韩存宝的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冒死授银，“即变姓名，怀银百两，往授其子”，以受株连得罪之身，凛凛志节，纸上风生；三写苏氏兄弟显达时“未尝一见”，而苏轼贬谪海南之时，巣谷却执意要去看苏轼，苏辙哀怜他已七十三岁，年老多病，不宜长途跋涉，巣谷却说，“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这跟苏辙年轻时一样的倔强执拗。苏辙在这里感叹，这如巣谷般正义凛然、慷慨无私的大义之人又有多少人，而这些人又得到了多少公正的待遇？
《丐者赵生传》描写的是一位叫做赵生的乞丐，他外形怪异，性情也是极为暴躁，喜好饮酒，喝醉酒就殴打责骂街市里的人。即使有好事的人时常召他谈话，赵生也谩骂人家，斥责他的过错和言行。苏辙起初也认为赵生极为怪异，畏而远之。后来赵生主动找到苏辙相约谈话，苏辙感慨良多，这可以看作是苏辙想要遁入道学的端倪。而这里的道学也不是一味地清心寡欲，赵生形容官场如地狱，“彼多僧与官吏。僧逾分，吏暴物”，苏辙借赵生的话语显示出对现今官场风气的厌恶之情，因此寻道也可看作是对官场失意的逃避和排遣。苏辙对于赵生如此鄙俗、拙劣、忿恨、困窘的外态给出了一个过渡性的评价，“此非道者耶？”、“自此知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而其言时有合于道”，体现出他对于道学由质疑到肯定的态度，因而这种对于道学思想的笃信使得苏辙的心境在晚年时期逐渐趋向沉静。
结语：
苏辙散文的风格难以一言尽括，在于其情感的复杂和文体的差异。在他早年宣扬少年斗志的书信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热情向上，拍案而起的苏辙；在他的游记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率可爱而充满浓郁亲情的感性人物；直至老年的流贬生活，苏辙的外部状态逐渐趋于沉静简洁，但其内心仍然氤氲着浩然之气，一以贯之。
注释：
[1]孙虹.《论苏辙和他的散文》，《江南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2]《颖滨遗老传》，《苏辙集》，第1040页.
[3]《上刘长安书》，《苏辙散文选集》，第25页.
[4]《洛阳李氏园池诗记》，《苏辙散文选集》，第53页.
[5]《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辙散文选集》，第99页.
[6]《孟德传》，《苏辙散文选集》，第183页.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苏辙传》[M].中华书局，1975.
[2]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中华书局，1997.
[3]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中华书局，1990.
[4]徐柏容、郑法清主编.《苏辙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5]郭豫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阮衷.苏辙散文批评的审视及风格论说[J].文学与文化，2011.
[7]张珊珊.别具一格 自成一家——浅论苏辙散文创作[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