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因为“行云流水一孤僧”那些清新的诗句，以后看到他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那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处处都吸引并影响过我的少年时光。他的诗和小说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我把它们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在以后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
　　1898年，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少年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人横滨大同学校、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反清之路，为此不惜与资助他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就是与表兄决裂。当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在他身上，既有“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一面，又有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的一面，“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可证。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其中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也有他身世的原因，比如童年的遭遇，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使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等不同，当他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他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他的血其实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说到底，他还是那个时代一腔热血的少年志士。他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的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着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35岁的苏曼殊在上海离世。他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写过许多有关西湖的美丽诗篇，《住西湖白云禅院》是其中之一：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时的主持叫意周和尚，这是个革命志士，小小的白云庵因此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白天老是睡觉，到了午夜披了短褂，赤足，木屣，在苏堤、白堤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常常手头窘迫，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黑枪击中，倒在血泊之中，三天后离世，普天共愤，举国同悲，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痛苦，孙中山他们选择了武力抗议，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也称《讨袁宣言》）：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