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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Cite Space对“区域协调发展”跨越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学术热点进行分析，并探究其与政策热点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术热点变化与政策热点变化存在紧密联系，并且学术研究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总体趋势来看发文数量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颁布，协调发展水平呼应。在研究热点方面，通过突变检测发现学术热点突变在前政策颁布在后的规律;聚类结果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对协调发展从问题识别到政策效果整个过程的关注，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区域协调发展由初期向优化再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学术热点;政策热点;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5.017
0 引言
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在我国长期存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发展落后的地区如同“木桶效应”中的短板，阻碍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破除高质量发展障碍也就成了发展必然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看似侧重服务于政策，如区域发展五年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相关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研究;协调发展背景下特定区域战略以及政策效果评估。但实际上在区域政策甚至是任何政策中，学术研究与政策并非是不相关甚至是对立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取决于学者的理论素养加上对政策问题的敏锐和细致的研究，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创新性，使得政策变得更为科学有效;好的政策是高水平学术的体现，政策研究所提供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实证经验，又能促进理论创新升级。正如陆大道的“点-轴系统”（1984）以及“T”型结构，借鉴国外增长极、梯度转移理论，加以中国本土化创新，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依据，被写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草案，1987年），在全国大范围实施，又是学术研究对政策的贡献。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处于变动中，因此该主题下的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不同时期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同，所制定的政策也会有所变化。为了保障政策的科学合理，学术又会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两者在相互挑战、促进、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学术和政策的关系就必须要有时间上的维度，只有引入了动态视角才能更好地掌握学术与政策的历史和前沿，找到发展的规律。由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 Space软件，可以展示出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使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到某一领域研究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对以往使用Cite Space作为研究工具的文献阅读中发现三点不足：一是对一些不完全可替代的词语进行同义词替换可能会引起语义混乱，而在一些文献的聚类分析中未给出同义词合并原则就直接进行合并处理;二是一些文献存在聚类结果不达标，不给出聚类结果的问题造成研究可信度低;三是虽然展示出研究结果但缺少深入分析，没有找到图谱背后的逻辑，单纯空洞解读。虽然此前也有过使用知识图谱研究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章但是研究时间在2016年，而且本次研究与其侧重点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在2018年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发布，对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鉴于以上原因本次研究将采用Cite Space软件，分析最近20年，跨越四个“五年规划”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究热点变化，并对结果进行详细解读，探究学术与政策的相互关系。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说明
本次数据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所使用文献来自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数据库。此次检索一主题、关键词、题目为“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分别进行三次检索，来源类型为SCI、核心期刊、CSSCI、CSCD，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9年，三次检索结果合并、去重。鉴于本次研究侧重我国内地“区域协调发展”，故删除其中涉及国外，我国作为整体参与国际合作组织以及港澳台地区这三部分与本次研究主要目的不相关的文献，删除其中缺少发表时间、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摘要等文献以保证数据完整，删除其中文献综述、书评、研讨会综述等内容。经过处理最终获得文献3063条文献。
1.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Cite Space软件，通过突变检测，关键词聚类等检测学術界在“区域协调发展”20年间研究热点变化，将这些变化集中展现在网络图谱上。突变检测意思是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有很大变化，Cite Space将这种突变信息视为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的手段，通过研究词频的增长速度异于平常的词，能够动态地揭示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关键词聚类作用是把数据集中的数据按照相似属性归类，使得同一类中个体距离尽可能小，不同类别之间又尽可能剥离得更远，一般认为聚类模块值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廊值S>0.5聚类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2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本情况
从对数据的统计来看，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文献发文总体趋势第一个增长高峰出现在2003和2004年，这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时间上吻合。第二个增长高峰出现在2018年，时间上与同年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是吻合的，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始。在2011年至2017年以及2019年，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学术界对于此类内容缺少兴趣，而是因为区域不平衡得到了有效的处理。从学术界判断来看，魏后凯，高春亮（2012）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正由不平衡增长向相对均衡增长转变，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趋向缩小，覃成林，郑云峰，张华（2013）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且达到了较高水平，魏后凯（2020）也认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从政府研判来看，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也指出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出缩小态势，两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成效的研判与文献数量下降的时期也是相吻合的。从发文总体趋势上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10年为研究第一阶段，学术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达到高峰;2011年至2017年为第二阶段，这段时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成就，使得数量有所下降;第三个阶段是从2018年新政策的颁布引起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又一转折为起点。 3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热点分析
3.1 突变检测
表1列出了“区域协调发展”主题下的突变词语，并加入突变发生及持续时间所处的五年规划时期。接下来将通过分析学术热点与政策热点出现时间研究两者关系。
2001—2005年“十五”期间突变词包含区域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时间均在2000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十五”期间国家重新调整了区域发展的布局，目的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而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也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两种政策调整都是出于“十五”计划期间，但是词语的突变在尚未进入“十五”期间的2000年就已经发生。
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可持续发展也依然是研究重点，突变词中还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这段时期要求依靠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通过合理的区域规划，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协调机制等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主体功能区一词发生突变，为了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同年10月15日至21日在中共十七大被正式提出，在向“十二五”过渡的2010年12月21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十五”“十一五”两个时期是前文分析中所提到的第一阶段，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关于优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自2008年已经相继出现突变，说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前瞻性地关注到向更为优化的区域协调发展迈进的趋势，敏锐地嗅到政策调整方向。
2011-2015年“十二五”时期处于前文分析中的第二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向优化迈进。第一阶段中2010年发生突变的城市群，在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批复中也正式出现。在“十二五”期间，面对“十一五”期间所遗留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重点也就体现在怎样缩小差距上，因此用于衡量协调状况好坏的耦合协调度在2013也成了重点，并且到2019年突变仍在继续。新兴城镇化在2014年开始发生突变，2014年12月29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同样在2014年发生突变的还有关键词京津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京津冀相关研究也开始成为重点。
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京津冀热点仍在继续，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9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4月8日，《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发布，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任务。这对于优化我国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此外图中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突变尚未结束，研究也将继续。
从上文突变时间点和政策发布时间的梳理，可以看出兩者基本呈现出学术研究突变在前，政策发布在后的普遍规律，学术上的前瞻性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政策上的滞后性，这也正是高水平学术研究促进科学高效政策制定的体现。
3.2 聚类分析
3.2.1 聚类结果说明
此次聚类共生成11个聚类（图1），聚类序号越小表示其中含有文献越多。聚类分析结果（图2）中聚类模块值（Q值）为0.7978，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0.8568，此次聚类结果是可信赖。后续分析中会选取其中轮廊值较高的8个聚类（图2，表2）结合聚类中代表文献对进行分析。
3.2.2 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协调机制、区域发展、中部崛起、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聚类#6轮廊值排在第三位，其标签为“协调机制”。此聚类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协调机制的构建和政策效果评定等。孙海燕（2007）认为区域协调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质是从目标内容到实际操作的完整体系，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根本目标、协调内容、协调主体、协调手段、协调程序等。
聚类#3其标签为“区域发展”。此聚类主要内容是我国怎样实现区域发展，区域发展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区域规划上毛汉英（2005）肯定了区域规划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其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高国、李天健、孙文迁（2018）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国一致非常关注区域发展，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但是我国存在着行政分割问题阻碍协同发展，重复建设造成区域间恶性竞争等问题。
聚类#4标签为“中部崛起”。此聚类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实现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来促进区域协调以及做好空间规划等内容。2004年3月由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部地区崛起”。刘镇（2006）对中部崛起重要性做了分析，认为实现中部崛起要从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部发展进行思考，特别是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下探究促进实现中部崛起的举措。而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东部地区支持，国务院于2010年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程杰（2013）对产业转移政策的评价是认为实现区域间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聚类#8标签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与“区域协调发展”并列出现，这体现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孙久文（2013）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从不同区域来看王海峰（2018）认为区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协调，东部农村地区与城镇之间发展区别不大，然而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西部工业化程度较低，这又让城乡问题与区域问题变得密不可分。所以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乡问题与区域问题也必须同等重视。 聚类#9，标签为“转移支付”。此聚类主要内容是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政府间转移支付作用在于平衡区域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产生的政府之间收入差距，确保各地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标准提供社会服务。朱艳鑫等（2010）对转移支付效果做了测评，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目标包括调整政府间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且我国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能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更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通过CGE模型证明了增加转移支付能够缩小区域间差距而且不会影响全国水平上的产出增长。财政转移支付并未影响中国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从政策上继续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扶持力度，对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3.2.3 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化升级：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
聚类#11是轮廊值排在第二位的聚类。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初衷是希望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但在对于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当时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肖金成（2008）认为仅仅进行划分是不够的，单纯划为限制开发地区无法形成强有力约束，实际中会是千差万别的，且安虎森，薄广文（2011）认为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不严谨，配套政策和措施尚不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短时间内不会有缩小区域差距的效果，反而可能有加大区域发展差距的风险。这些评价都体现出学术对于政策评价的客观、中立。
聚类#2标签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此聚类中主要为怎样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政府的作用，产业作用，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长三角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国家间的也有国家内部的，国家间的一体化典型的代表就是欧盟，而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邹卫星，周立群（2010）认为是一个政权之下的地区经济整合，包括基础设施、市场、产业、政府职能、投资、环境等。而长三角一体化作为我国起步最早的一体化进程，从1982年的雏形开始，虽然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年的停滞时期，就当前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三个区域中仍然走在最前列，而到了2019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更是将指引长三角今后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3.2.4 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聚类#0是轮廊值最大的聚类。“新时代”一词出自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孙久文（2018）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途径。新常态是新时代的一种状态，对于新常态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张可云（2018）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不断调整的，区域经济新常态是落后区域治“穷”，膨胀区域治“堵”，萧条区域治“老”。
4 研究结论
从本次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主题发文总体趋势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颁布以及发展实际情况有着很强的联系，在2000-2010年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一阶段，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成为重点，文章数量就会出现上涨;在2011-2017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成效，研究的数量也会相对有所下降;在2018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更注重的是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从突变检测来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主体功能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京津冀等这些词语突变都是发生在政策出台之前或基本同时期，体现出学术的前瞻性，对政策的敏锐嗅觉。而聚类分析则体现出学术界从对问题精准识别以及对政策的客观中立评价，体现出学术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此外整个聚类结果也呈现出我国怎样由区域协调发展初期向更優化区域协调发展迈进以及今后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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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热点;政策热点;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5.017
0 引言
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在我国长期存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发展落后的地区如同“木桶效应”中的短板，阻碍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破除高质量发展障碍也就成了发展必然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看似侧重服务于政策，如区域发展五年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相关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研究;协调发展背景下特定区域战略以及政策效果评估。但实际上在区域政策甚至是任何政策中，学术研究与政策并非是不相关甚至是对立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取决于学者的理论素养加上对政策问题的敏锐和细致的研究，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创新性，使得政策变得更为科学有效;好的政策是高水平学术的体现，政策研究所提供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实证经验，又能促进理论创新升级。正如陆大道的“点-轴系统”（1984）以及“T”型结构，借鉴国外增长极、梯度转移理论，加以中国本土化创新，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依据，被写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草案，1987年），在全国大范围实施，又是学术研究对政策的贡献。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处于变动中，因此该主题下的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不同时期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同，所制定的政策也会有所变化。为了保障政策的科学合理，学术又会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两者在相互挑战、促进、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学术和政策的关系就必须要有时间上的维度，只有引入了动态视角才能更好地掌握学术与政策的历史和前沿，找到发展的规律。由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 Space软件，可以展示出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使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到某一领域研究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对以往使用Cite Space作为研究工具的文献阅读中发现三点不足：一是对一些不完全可替代的词语进行同义词替换可能会引起语义混乱，而在一些文献的聚类分析中未给出同义词合并原则就直接进行合并处理;二是一些文献存在聚类结果不达标，不给出聚类结果的问题造成研究可信度低;三是虽然展示出研究结果但缺少深入分析，没有找到图谱背后的逻辑，单纯空洞解读。虽然此前也有过使用知识图谱研究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章但是研究时间在2016年，而且本次研究与其侧重点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在2018年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发布，对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鉴于以上原因本次研究将采用Cite Space软件，分析最近20年，跨越四个“五年规划”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究热点变化，并对结果进行详细解读，探究学术与政策的相互关系。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说明
本次数据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所使用文献来自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数据库。此次检索一主题、关键词、题目为“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分别进行三次检索，来源类型为SCI、核心期刊、CSSCI、CSCD，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9年，三次检索结果合并、去重。鉴于本次研究侧重我国内地“区域协调发展”，故删除其中涉及国外，我国作为整体参与国际合作组织以及港澳台地区这三部分与本次研究主要目的不相关的文献，删除其中缺少发表时间、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摘要等文献以保证数据完整，删除其中文献综述、书评、研讨会综述等内容。经过处理最终获得文献3063条文献。
1.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Cite Space软件，通过突变检测，关键词聚类等检测学術界在“区域协调发展”20年间研究热点变化，将这些变化集中展现在网络图谱上。突变检测意思是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有很大变化，Cite Space将这种突变信息视为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的手段，通过研究词频的增长速度异于平常的词，能够动态地揭示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关键词聚类作用是把数据集中的数据按照相似属性归类，使得同一类中个体距离尽可能小，不同类别之间又尽可能剥离得更远，一般认为聚类模块值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廊值S>0.5聚类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2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本情况
从对数据的统计来看，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文献发文总体趋势第一个增长高峰出现在2003和2004年，这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时间上吻合。第二个增长高峰出现在2018年，时间上与同年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是吻合的，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始。在2011年至2017年以及2019年，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学术界对于此类内容缺少兴趣，而是因为区域不平衡得到了有效的处理。从学术界判断来看，魏后凯，高春亮（2012）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正由不平衡增长向相对均衡增长转变，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趋向缩小，覃成林，郑云峰，张华（2013）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且达到了较高水平，魏后凯（2020）也认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从政府研判来看，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也指出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出缩小态势，两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成效的研判与文献数量下降的时期也是相吻合的。从发文总体趋势上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10年为研究第一阶段，学术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达到高峰;2011年至2017年为第二阶段，这段时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成就，使得数量有所下降;第三个阶段是从2018年新政策的颁布引起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又一转折为起点。 3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热点分析
3.1 突变检测
表1列出了“区域协调发展”主题下的突变词语，并加入突变发生及持续时间所处的五年规划时期。接下来将通过分析学术热点与政策热点出现时间研究两者关系。
2001—2005年“十五”期间突变词包含区域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时间均在2000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十五”期间国家重新调整了区域发展的布局，目的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而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也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两种政策调整都是出于“十五”计划期间，但是词语的突变在尚未进入“十五”期间的2000年就已经发生。
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可持续发展也依然是研究重点，突变词中还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这段时期要求依靠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通过合理的区域规划，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协调机制等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主体功能区一词发生突变，为了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同年10月15日至21日在中共十七大被正式提出，在向“十二五”过渡的2010年12月21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十五”“十一五”两个时期是前文分析中所提到的第一阶段，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关于优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自2008年已经相继出现突变，说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前瞻性地关注到向更为优化的区域协调发展迈进的趋势，敏锐地嗅到政策调整方向。
2011-2015年“十二五”时期处于前文分析中的第二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向优化迈进。第一阶段中2010年发生突变的城市群，在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批复中也正式出现。在“十二五”期间，面对“十一五”期间所遗留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重点也就体现在怎样缩小差距上，因此用于衡量协调状况好坏的耦合协调度在2013也成了重点，并且到2019年突变仍在继续。新兴城镇化在2014年开始发生突变，2014年12月29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同样在2014年发生突变的还有关键词京津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京津冀相关研究也开始成为重点。
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京津冀热点仍在继续，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9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4月8日，《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发布，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任务。这对于优化我国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此外图中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突变尚未结束，研究也将继续。
从上文突变时间点和政策发布时间的梳理，可以看出兩者基本呈现出学术研究突变在前，政策发布在后的普遍规律，学术上的前瞻性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政策上的滞后性，这也正是高水平学术研究促进科学高效政策制定的体现。
3.2 聚类分析
3.2.1 聚类结果说明
此次聚类共生成11个聚类（图1），聚类序号越小表示其中含有文献越多。聚类分析结果（图2）中聚类模块值（Q值）为0.7978，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0.8568，此次聚类结果是可信赖。后续分析中会选取其中轮廊值较高的8个聚类（图2，表2）结合聚类中代表文献对进行分析。
3.2.2 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协调机制、区域发展、中部崛起、乡村振兴、转移支付
聚类#6轮廊值排在第三位，其标签为“协调机制”。此聚类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协调机制的构建和政策效果评定等。孙海燕（2007）认为区域协调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质是从目标内容到实际操作的完整体系，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根本目标、协调内容、协调主体、协调手段、协调程序等。
聚类#3其标签为“区域发展”。此聚类主要内容是我国怎样实现区域发展，区域发展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区域规划上毛汉英（2005）肯定了区域规划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其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高国、李天健、孙文迁（2018）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国一致非常关注区域发展，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但是我国存在着行政分割问题阻碍协同发展，重复建设造成区域间恶性竞争等问题。
聚类#4标签为“中部崛起”。此聚类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实现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来促进区域协调以及做好空间规划等内容。2004年3月由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部地区崛起”。刘镇（2006）对中部崛起重要性做了分析，认为实现中部崛起要从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部发展进行思考，特别是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下探究促进实现中部崛起的举措。而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东部地区支持，国务院于2010年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程杰（2013）对产业转移政策的评价是认为实现区域间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聚类#8标签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与“区域协调发展”并列出现，这体现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孙久文（2013）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从不同区域来看王海峰（2018）认为区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协调，东部农村地区与城镇之间发展区别不大，然而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西部工业化程度较低，这又让城乡问题与区域问题变得密不可分。所以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乡问题与区域问题也必须同等重视。 聚类#9，标签为“转移支付”。此聚类主要内容是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政府间转移支付作用在于平衡区域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产生的政府之间收入差距，确保各地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标准提供社会服务。朱艳鑫等（2010）对转移支付效果做了测评，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目标包括调整政府间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且我国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能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更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通过CGE模型证明了增加转移支付能够缩小区域间差距而且不会影响全国水平上的产出增长。财政转移支付并未影响中国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从政策上继续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扶持力度，对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3.2.3 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化升级：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
聚类#11是轮廊值排在第二位的聚类。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初衷是希望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但在对于主体功能区的作用当时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肖金成（2008）认为仅仅进行划分是不够的，单纯划为限制开发地区无法形成强有力约束，实际中会是千差万别的，且安虎森，薄广文（2011）认为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不严谨，配套政策和措施尚不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短时间内不会有缩小区域差距的效果，反而可能有加大区域发展差距的风险。这些评价都体现出学术对于政策评价的客观、中立。
聚类#2标签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此聚类中主要为怎样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政府的作用，产业作用，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长三角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国家间的也有国家内部的，国家间的一体化典型的代表就是欧盟，而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邹卫星，周立群（2010）认为是一个政权之下的地区经济整合，包括基础设施、市场、产业、政府职能、投资、环境等。而长三角一体化作为我国起步最早的一体化进程，从1982年的雏形开始，虽然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年的停滞时期，就当前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三个区域中仍然走在最前列，而到了2019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更是将指引长三角今后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3.2.4 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聚类#0是轮廊值最大的聚类。“新时代”一词出自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孙久文（2018）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途径。新常态是新时代的一种状态，对于新常态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张可云（2018）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不断调整的，区域经济新常态是落后区域治“穷”，膨胀区域治“堵”，萧条区域治“老”。
4 研究结论
从本次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主题发文总体趋势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颁布以及发展实际情况有着很强的联系，在2000-2010年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一阶段，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成为重点，文章数量就会出现上涨;在2011-2017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成效，研究的数量也会相对有所下降;在2018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更注重的是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从突变检测来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主体功能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京津冀等这些词语突变都是发生在政策出台之前或基本同时期，体现出学术的前瞻性，对政策的敏锐嗅觉。而聚类分析则体现出学术界从对问题精准识别以及对政策的客观中立评价，体现出学术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此外整个聚类结果也呈现出我国怎样由区域协调发展初期向更優化区域协调发展迈进以及今后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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