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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抢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越过深圳河，侵犯九龙半岛。18天后，英军以弹尽水绝战败，港英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十分焦急，他估计日军要变香港为殖民地，不仅是为了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而且虎视眈眈在香港散居的200多名中国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高士其等，妄图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爱国人士知名度高，原本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由于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为免遭迫害，这批人士纷纷先后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要把被困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出来，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首先要设法联络所有的人士立即作转移准备。可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况且，南粤省委和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对许多人士还不认识。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十分机灵。他跑了几户认识的人士家，都是人去楼空，不知去向。他听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位大学者，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平时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遇有便宜称心的文物，就买下来收藏。他计上心来，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叫八仙紫金钵，当然这是赝品。八仙紫金钵本是朱元璋的镇库之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被迫沦为乞僧，捧着一只破瓦钵化缘度日，后来做了开国皇帝，为了不忘那段讨乞的经历，特命能工巧匠用纯金打造一只小钵子，上面塑着八仙的图像。
杨康华打扮作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了个地摊，果然，第二天上午，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来到地摊前，仔细看了一阵八仙紫金钵并问价，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瘦高个子笑着说：“这是件赝品，不过仿制得很不错，有鉴赏价值。”
根据口音和外貌特征，杨康华估计此人就是徐伯昕，轻声说：“先生，我有真品，你随我走吧。”到了僻静处，杨康华见四下无人，当他证实了徐伯昕的身份后，便拿出市委的介绍信，对徐伯昕说：“日寇的情报部门早已得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鬼子必然会对你们下毒手，必须趁敌立足未稳，迅速逃出虎口！”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啊！”
杨康华忙着安慰道：“徐先生不要惊慌，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已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定要使你们百分之百地安全地离开香港。目前最紧的是设法找到所有的人，一个不漏，这是关系到能否救出被困人士最关键的一着。因此请你马上先找一部分人，再通过这些人分头去寻找。”
徐伯昕连连点头，说：“张友渔是《华商报》主笔，凤子主持过生活书店，这两处本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通过他俩能迅速接上联系。”
杨康华以“滚雪球”的方法，很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寻找爱国人士的任务。
斗智斗勇
200多名爱国人士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迅速取得联系呢？这就必须找个联络点。可是香港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岗哨和便衣特务，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气氛森严，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这真让廖承志伤透了脑筋。他马上召集在港的有关负责人在挂着“粤华公司”招牌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研究。
南粤省委书记梁广提出：“港仔道有一幢宽大的楼房，原是日军前进司令部的驻地，大门口还贴着一张盖了朱红大印的日军通知：‘香港占领之夕，前进司令部在此，不得擅进’。这个司令部搬走时，忘记把通告撕下来。我看不如把此处作为受困人士的联络点，最危险的地方反倒安全。那些汉奸密探见通告在贴，是不敢来滋扰的。”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一致认为此计甚妙。
接着，香港几家大米行都挂出“今日无米”的牌子，许多难民拖儿带女挤在米行前吵着闹着要买米，交通阻塞，秩序混乱，这是香港市委策划的，米行老板把粮食全部转移了。日本鬼子见仓库空空，粮食紧缺，民心难安，只好下令疏散人口，赶往内地。于是，大营救的时机成熟了。
1942年1月11日下午，柳亚子父女、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凤子等年龄大体质较弱和有家小同行的近200人，陆续到联络点集合，换上东江纵队为他们筹集购买的广东人惯穿的唐装，有的背着一只小包袱，有的拎着一只旧箱子，打扮成难民模样。待到夜幕降临后，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在小巷子拐来转去，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拐入铜锣湾。
这时已是凌晨2点，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早已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潜伏在草丛里。他见第一批撤离人员已经到达，忙带领他们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内，蹑手蹑脚上了3条大木船。片刻，林平发出几声清脆的夜猫子的尖叫声，相隔几十米远的码头上，东江纵队另外几个战士把牵来的十几头水牛同时赶下河里，前头的4条水牛预先在牛角上绑了一只手电，按亮了电光。“嗵！嗵！嗵！”一阵河水声陡地响起。这天正好大雾茫茫，相隔两米远便看不清人影，早已摸清敌情的战士又赶紧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日军的巡逻艇闻声急忙驶过来，鬼子们以为有人偷渡，立刻，几挺机枪吐着一串串火舌，子弹呼啸着飞向河中的牛群。
这边，林平轻轻一声令下：“快！划到对岸去！”木船在浓重的夜雾掩护下，船工们用力撑篙划浆，飞快地向九龙红勘划去。
第一批撤离人士进入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后，紧跟着下一站的交通员，混入熙熙攘攘的难民人流中，往西北进发。
通往宝安的青山道、港湾、元朗都是敌占区，为防止与敌人遭遇，他们只有夜行晓宿。这些文弱书生们加上家小，扶老携幼，行走速度很慢，有时一小时只行三四里，那些无法避开的山口、渡口，则必须接受日军或汉奸的检查。
当他们来到宝安山口时，已是13日晚上11时。这里地势险峻，非通过岗哨不可。岗哨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队长叫黑田三郎，另外还有一个排的伪军。游击队的战士悄悄地爬上岗哨左侧的山坡，布了疑兵阵。黑田得到密探的情报，说游击队在虎形山的森林里煮饭吃，他们饿极了。黑田一听，心花怒放，连忙带领鬼子兵和伪军向山上爬去，果然见森林里有一堆火，还隐约传来碗碰碗的响声。黑田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堆射击。只见那火堆瞬间化作数十只熊熊的火把，边走边放枪，在森林里一闪一闪。打了好一阵，森林里的火光全都打灭了。黑田心想，这次游击队完蛋了，他同伪军排长带领士兵到森林里一看，立时傻了眼，森林里一具尸体也没有，原来游击队在森林里故意烧了一堆火，让战士发出碗碰碗的声音，假装在吃饭，然后把灌了煤油的楠竹筒挂在树枝上，放了一阵枪，再撤到悬崖下躲避。
游击队巧妙地调虎离山，岗哨里只留下几个伪兵，他们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知道是被虎形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香港市委早已准备在先，为受困人士全以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伪兵见无破绽，一挥手，让“难民”顺利通过。
整整跋涉了两天，第一批撤离人员终于到达了白石龙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忱接待。第二天，他们被转送惠阳，再从惠阳送往内地。
远走高飞
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已发布通告，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四处搜捕，却一个不见。于是警戒更加森严，层层封锁了水上陆上的交通。
这天，香港长洲岛码头停泊的“安庆”号货轮，正在装货卸货，将直达海丰马宫港。日本鬼子连货轮也不放过，码头上军警遍布，虎视眈眈；便衣暗探神出鬼没，凶神恶煞。白天，货轮卸完货，晚上10时开始装货，只见许多搬运工人在日寇的刺刀下忙忙碌碌，他们头上披着垫衣，勾着腰背，“吭唷吭唷”地喊着号子，扛着一袋袋货物，步履蹒跚，接连不断地往货舱里走。鬼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化装成搬运工，戴着眼镜的摘掉眼镜，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再没有下来，东江纵队为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和饮水。
“安庆”号货轮由长洲岛入海，绕过港岛南部，驶往马宫港。不料，途中遇上大风，在海上漂流了5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方才转危为安。
至此，在香港的200多名知名人士及家属近300人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也被救出。
日本港督府正为铁桶般的封锁，连一个中国知名人士也未抓着而大惑不解，却得悉他们安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鬼子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国人玩的是什么魔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越过深圳河，侵犯九龙半岛。18天后，英军以弹尽水绝战败，港英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十分焦急，他估计日军要变香港为殖民地，不仅是为了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而且虎视眈眈在香港散居的200多名中国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高士其等，妄图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爱国人士知名度高，原本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由于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为免遭迫害，这批人士纷纷先后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要把被困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出来，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首先要设法联络所有的人士立即作转移准备。可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况且，南粤省委和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对许多人士还不认识。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这位年近30岁的年轻人，十分机灵。他跑了几户认识的人士家，都是人去楼空，不知去向。他听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位大学者，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平时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遇有便宜称心的文物，就买下来收藏。他计上心来，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叫八仙紫金钵，当然这是赝品。八仙紫金钵本是朱元璋的镇库之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被迫沦为乞僧，捧着一只破瓦钵化缘度日，后来做了开国皇帝，为了不忘那段讨乞的经历，特命能工巧匠用纯金打造一只小钵子，上面塑着八仙的图像。
杨康华打扮作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了个地摊，果然，第二天上午，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来到地摊前，仔细看了一阵八仙紫金钵并问价，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瘦高个子笑着说：“这是件赝品，不过仿制得很不错，有鉴赏价值。”
根据口音和外貌特征，杨康华估计此人就是徐伯昕，轻声说：“先生，我有真品，你随我走吧。”到了僻静处，杨康华见四下无人，当他证实了徐伯昕的身份后，便拿出市委的介绍信，对徐伯昕说：“日寇的情报部门早已得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鬼子必然会对你们下毒手，必须趁敌立足未稳，迅速逃出虎口！”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啊！”
杨康华忙着安慰道：“徐先生不要惊慌，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已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定要使你们百分之百地安全地离开香港。目前最紧的是设法找到所有的人，一个不漏，这是关系到能否救出被困人士最关键的一着。因此请你马上先找一部分人，再通过这些人分头去寻找。”
徐伯昕连连点头，说：“张友渔是《华商报》主笔，凤子主持过生活书店，这两处本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通过他俩能迅速接上联系。”
杨康华以“滚雪球”的方法，很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寻找爱国人士的任务。
斗智斗勇
200多名爱国人士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迅速取得联系呢？这就必须找个联络点。可是香港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岗哨和便衣特务，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气氛森严，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这真让廖承志伤透了脑筋。他马上召集在港的有关负责人在挂着“粤华公司”招牌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研究。
南粤省委书记梁广提出：“港仔道有一幢宽大的楼房，原是日军前进司令部的驻地，大门口还贴着一张盖了朱红大印的日军通知：‘香港占领之夕，前进司令部在此，不得擅进’。这个司令部搬走时，忘记把通告撕下来。我看不如把此处作为受困人士的联络点，最危险的地方反倒安全。那些汉奸密探见通告在贴，是不敢来滋扰的。”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一致认为此计甚妙。
接着，香港几家大米行都挂出“今日无米”的牌子，许多难民拖儿带女挤在米行前吵着闹着要买米，交通阻塞，秩序混乱，这是香港市委策划的，米行老板把粮食全部转移了。日本鬼子见仓库空空，粮食紧缺，民心难安，只好下令疏散人口，赶往内地。于是，大营救的时机成熟了。
1942年1月11日下午，柳亚子父女、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凤子等年龄大体质较弱和有家小同行的近200人，陆续到联络点集合，换上东江纵队为他们筹集购买的广东人惯穿的唐装，有的背着一只小包袱，有的拎着一只旧箱子，打扮成难民模样。待到夜幕降临后，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在小巷子拐来转去，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拐入铜锣湾。
这时已是凌晨2点，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早已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潜伏在草丛里。他见第一批撤离人员已经到达，忙带领他们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内，蹑手蹑脚上了3条大木船。片刻，林平发出几声清脆的夜猫子的尖叫声，相隔几十米远的码头上，东江纵队另外几个战士把牵来的十几头水牛同时赶下河里，前头的4条水牛预先在牛角上绑了一只手电，按亮了电光。“嗵！嗵！嗵！”一阵河水声陡地响起。这天正好大雾茫茫，相隔两米远便看不清人影，早已摸清敌情的战士又赶紧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日军的巡逻艇闻声急忙驶过来，鬼子们以为有人偷渡，立刻，几挺机枪吐着一串串火舌，子弹呼啸着飞向河中的牛群。
这边，林平轻轻一声令下：“快！划到对岸去！”木船在浓重的夜雾掩护下，船工们用力撑篙划浆，飞快地向九龙红勘划去。
第一批撤离人士进入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后，紧跟着下一站的交通员，混入熙熙攘攘的难民人流中，往西北进发。
通往宝安的青山道、港湾、元朗都是敌占区，为防止与敌人遭遇，他们只有夜行晓宿。这些文弱书生们加上家小，扶老携幼，行走速度很慢，有时一小时只行三四里，那些无法避开的山口、渡口，则必须接受日军或汉奸的检查。
当他们来到宝安山口时，已是13日晚上11时。这里地势险峻，非通过岗哨不可。岗哨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队长叫黑田三郎，另外还有一个排的伪军。游击队的战士悄悄地爬上岗哨左侧的山坡，布了疑兵阵。黑田得到密探的情报，说游击队在虎形山的森林里煮饭吃，他们饿极了。黑田一听，心花怒放，连忙带领鬼子兵和伪军向山上爬去，果然见森林里有一堆火，还隐约传来碗碰碗的响声。黑田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堆射击。只见那火堆瞬间化作数十只熊熊的火把，边走边放枪，在森林里一闪一闪。打了好一阵，森林里的火光全都打灭了。黑田心想，这次游击队完蛋了，他同伪军排长带领士兵到森林里一看，立时傻了眼，森林里一具尸体也没有，原来游击队在森林里故意烧了一堆火，让战士发出碗碰碗的声音，假装在吃饭，然后把灌了煤油的楠竹筒挂在树枝上，放了一阵枪，再撤到悬崖下躲避。
游击队巧妙地调虎离山，岗哨里只留下几个伪兵，他们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知道是被虎形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香港市委早已准备在先，为受困人士全以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伪兵见无破绽，一挥手，让“难民”顺利通过。
整整跋涉了两天，第一批撤离人员终于到达了白石龙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忱接待。第二天，他们被转送惠阳，再从惠阳送往内地。
远走高飞
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已发布通告，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四处搜捕，却一个不见。于是警戒更加森严，层层封锁了水上陆上的交通。
这天，香港长洲岛码头停泊的“安庆”号货轮，正在装货卸货，将直达海丰马宫港。日本鬼子连货轮也不放过，码头上军警遍布，虎视眈眈；便衣暗探神出鬼没，凶神恶煞。白天，货轮卸完货，晚上10时开始装货，只见许多搬运工人在日寇的刺刀下忙忙碌碌，他们头上披着垫衣，勾着腰背，“吭唷吭唷”地喊着号子，扛着一袋袋货物，步履蹒跚，接连不断地往货舱里走。鬼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化装成搬运工，戴着眼镜的摘掉眼镜，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再没有下来，东江纵队为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和饮水。
“安庆”号货轮由长洲岛入海，绕过港岛南部，驶往马宫港。不料，途中遇上大风，在海上漂流了5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方才转危为安。
至此，在香港的200多名知名人士及家属近300人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也被救出。
日本港督府正为铁桶般的封锁，连一个中国知名人士也未抓着而大惑不解，却得悉他们安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鬼子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国人玩的是什么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