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心知肚明——如今，想靠纯男人把一部革命题材的戏撑下来，是很难成功的。而如果再依照此前不少红色经典那样，塑造出一堆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在当前的时代精神和市场环境下，也是自绝于观众。于是，一些剧作家提出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让女性日益回归其本来面目，焕发出个体生命所应有的真实与灿烂。
　　男人斗勇，女人斗智，多样化的女性形象，让红剧越来越“好看”了。
　　
　　女人装
　　
　　女人如花。
　　但在革命文艺中，女战士尽管可以名叫琼花或者红莲，却不得不背负国仇家恨，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在外形上，过往红剧中的革命女性大都浓眉大眼，轮廓鲜明，体格强壮，性格刚烈。这种外在形象，对应的是性格上的坚毅顽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英勇无畏。血管里奔涌的仇恨与愤怒，使她们的举止言行充满了阳刚之气。而在弱化女性气质以凸显其阶级身份、革命身份的创作思想指引下，女战士不必注重穿着打扮，一头短发，一身軍装，与男性无异。
　　最经典的女战士之一，吴琼花，在南霸天家做丫鬟时，衣衫褴褛。为她赎身的洪常青，（作为党的符号的）一个男性，给了她一件崭新的红衣服，并指引她重生——琼花穿着这件红衣服去投奔了革命队伍——娘子军。革命文艺的叙事中，女性一成为战士，女性身份便要受到压制与改装，被男性化。参军后的琼花剪去了长发，穿上了灰色军装。一些作为党代表、妇女干部形象出现的女性，大的意识形态遮盖或者剔除了个体的性别。而她为了使自己能被纳入到这种集体的表述，自觉地甚至乐于放弃了性别意识。
　　对于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女性，革命文艺断言，这类思想带给她们的只能是迷茫、困惑、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身革命大潮，成为革命战士。当个体被融入革命集体时，个体的身份、性别特征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是得救的代价。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投身革命的著名案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面孔淡雅清纯，着装多为素色旗袍，唯一一次浓妆艳抹是为发传单，唯一一次扮作男装，是为了逃生。
　　至于柔弱的女性形象，代表的是善良、无力的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她们对既定的社会现状畏惧甚至留恋，包括女性性别意味十足的装扮，社会身份等。反映在革命信念上，她们通常是落后、或游移不定的，而这正是她们被迫害的原因之一。
　　如今，“脸谱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女性一下子时尚起来。
　　在电视剧《新四军女兵》中，赵子琪、刘威葳等人一身剪裁合体的军服，下半身是弹力裤配大马靴，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用美丽性感抓住了观众的视线。面对质疑，有专家对媒体表示，当年的新四军军服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参差不齐，而队伍中有很多人来自大城市，有些甚至是归国华侨，他们代表着当时的时尚潮流。
　　而无论歌剧、电影还是电视剧，所有革命女性形象中，唯有江姐出场是有“指定着装”的——红色毛线开衫、白围巾、蓝旗袍，永远一身“红白蓝”。但最近上演的一部表现江姐事迹的电视剧《烈火红岩》中，一位85后女演员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据称是“史上最美的江姐”。剧中，这位著名的红色女战士形象大变，不但长发飘飘，旗袍频频更换，件件光鲜，而且配上珍珠耳环等首饰，风姿绰约，乍一看还以为是《花样年华》的电视版呢！这位女人味十足的江姐还非常爱哭，当她的丈夫遇害、战友牺牲、儿子受苦时，几次潸然泪下。钢铁女战士的外衣之下，也可以有一颗柔弱多情的心。
　　
　　爱情杂念
　　
　　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李宗盛在《凡人歌》里这样唱道。
　　爱情，便是这世间男女最大且最危险的杂念。
　　但以往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革命者的爱情一向都是隐隐约约，闪烁其词。《红色指挥》中，洪常青送给琼花四枚银币，颇有信物的意味。但是，一切戛然而止，二人至终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据说，原著中是有爱情戏的，但是面对剧组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导演最后决定删掉。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语境下，只有作为同志之间的情谊才是“政治正确”并且伟大崇高的，革命者的男女之爱是不被认可的。洪常青与琼花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引向前一种解释。值得玩味的是，剧组里要求压抑爱情的意见，恰恰证明了当年文艺工作者已经熟知这种意识形态调调。
　　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革命同志卢嘉川之间的朦胧爱情，却只能深埋在彼此内心，从未表白。对于斩去原著中爱情纠葛的做法，导演崔嵬曾解释道，这种互相爱慕，宣泄出的是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有损于卢嘉川的共产党员形象……
　　戴锦华教授认为，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差异成了取代、阐释、度量一切差异的唯一社会存在；欲望、欲望的目光、身体语言，乃至性别被确定为“阶级敌人”的特征与标志；而在革命的或人民的营垒之内，则只有同一阶级间的同志情。因此，琼花要逃离椰林寨的部分原因，是南霸天及其走狗们“淫邪下流的目光”。而觊觎林道静的小学校长余敬唐毫无爱国之心，企图霸占她的党部委员胡梦安是国民党反动派，与她结婚的“胡适之的大弟子”、“反动文人”余永泽，婚后不久即暴露出自私反动的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阶级敌人”，“革命”的对象。
　　革命文艺中的意识形态，遮蔽男女之间的爱情和欲望，是革命叙述的文化策略之一，其终极目的，在于维护个体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贞，维护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
　　然而，青春，革命，热血沸腾，怎么少得了爱情呢？随着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益变化，红剧中的革命女性有了多角度多样化的面目。
　　在《开天辟地》、《中国1921》、《风华正茂》等电视剧中，都把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作为重头戏，许多让人感动的台词，听起来好像当今时代的爱情宣言。在战争的惨烈、革命艰难之中，融入儿女情长，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表现，伟人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真实了。
　　在女追男的爱情戏码中，有许多细节是过往红剧在表现伟人爱情时不敢尝试的，比如，杨开慧想送毛泽东一双鞋，又不好意思开口要他的尺码，于是她在毛泽东来她家做客时，把墨迹未干的画纸放在地上，结果毛泽东一不小心踩了上去，留下了尺码。杨开慧的扮演者李沁评价道，她“是那个时代的90后，思想很前卫，主动追求毛泽东，敢爱敢恨”。而90年前，革命者的诗文、逸事也可以证明，张扬个性、向往爱情，并非21世纪青年的专利。
　　《新四军女兵》表现的也不是一群没有七情六欲的铁姑娘，即使性格刚烈乃至有时不近人情，女战士也会在夜半思念英勇牺牲的丈夫，泪流满面。可见，烽火硝烟在孕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根本不必抹杀女性柔情，一个拥有美好情感世界的女性，才会真正令人感动。
　　都说女人是弱者，但战争还是把女人推到了硝烟弥漫的生死前沿。而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让人们在真实中，读懂了人性；在个体绽放的那一刻，领略了生命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