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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引领了第三轮电视节目的相亲热,成为当下一个热点话题。对《非诚勿扰》的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内容模式、节目形态、节目制作等角度切入,试图触及相亲类电视节目转型的路径,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相亲类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转型
一、前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相亲类电视节目走过了20年的历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非常男女》为标志的台湾综艺节目走进大陆,引领风潮,大陆的电视节目也开始走向娱乐化。“商业化的内容更倾向于消遣和娱乐(逃避主义),更肤浅、因袭、缺乏原创性而且属于标准化。”[1]《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电视节目一度在荧屏上掀起电视速配热。但此后由于观众审美疲劳,导致它们逐渐退出荧屏。
10年后,庞大的剩男剩女群令一批全新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卷土重来,并大有风靡之势。本文将着重从《非常男女》《玫瑰之约》到《非诚勿扰》的发展轨迹探寻相亲类电视节目的转型之道。
二、具体分析
(一)相亲类电视节目的模式、形态
以《非常男女》和《玫瑰之约》为代表的相亲类电视节目的模式主要是嘉宾、主持人模式,节目制作主要在演播室完成,也会有较少的外景活动安排。《非常男女》以超前的娱乐化攻势和对爱情两性的深度探讨,让国内观众体验到港台综艺节目的吸引人之处。胡瓜幽默机智,高怡平天真自然,两种风格在节目中浑然一体。《玫瑰之约》是内地首个重娱乐化风格的交友节目,是集谈话和娱乐为一体的“爱情沙龙”,通过多个话题展示都市男女的爱情观、生活观,设置情感故事、相互提问、表白、亲友团意见等环节,全方位展示每位嘉宾的特点,心仪男女当场牵手。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角由“星本位”向“人本位”转换,运用娱乐化的方式,给未婚男女提供一个寻找缘分的机会。凭借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内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走红,并掀起“玫瑰狂潮”。其中主持人都扮演着“月老”的角色,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二)相亲类电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
不论是《非常男女》还是《玫瑰之约》,都面临着节目内容真实性、形式老化、观众审美疲劳等诸多问题。
首先,节目内容的真实性遭到质疑。《非常男女》的配对,受迁就节目效果的限制,与平凡生活中的事实真相有所差距,许多人质疑来宾的真实身份。很多男女嘉宾把节目当成了一个走秀或是展现自我个性与魅力的舞台,导致节目原有的红娘功能大大削弱,观众群慢慢流失,节目的收视率不断下滑。
其次,节目形式老化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固定的节目模式在播出多年后,观众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加之其他省级卫视婚恋节目的一窝蜂而上,节目改版定位思路也有些太过白领都市化,与贴近大众生活的娱乐定位有些偏差等,这些都导致了收视群的严重分流。
再次,观众收视习惯的改变导致收视率下滑。速配式的电视相亲方式,和中国人内敛含蓄矜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相悖的,这也是此类节目不可能成为荧屏常青树的重要原因。
(三)转型之路及给人的启发
一方面,“剩男剩女”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甚至是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电视人的不断创新和改革为相亲类电视节目的风靡提供了可能。江苏卫视今年1月开播的《非诚勿扰》在同时段全国省级卫视综艺节目中的冠军收视率及其高关注度和高知名度,一度引发婚恋观点的激烈碰撞,使其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点。因而,探寻其节目模式、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1.新的节目模式:主持人+特邀嘉宾+单身嘉宾
现在的婚恋节目里经常会涉及很多价值观,涉及很多理念,新闻主持人出身的孟非有这样的优势资本。节目现场的表现主体是嘉宾,主持人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智慧的闪光点,理性地掌控全场节奏。孟非谦和沉稳又不失敏锐的性格特点,对提升节目品质大有裨益。特邀嘉宾乐嘉是著名的性格色彩分析专家,其言辞犀利的批判、理性客观的专业解读、鲜明的特色表达,能有效推进节目,增强节目的艺术性。节目中的单身嘉宾极富表现力,言语犀利大胆,敢说敢秀。这些都深刻关照了现实,契合了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的需求,能锁定年轻观众的眼球,赢得关注度。
2.相亲类电视节目新形态的引进
《非诚勿扰》引领了内地相亲类节目新的发展形态,从与国内外节目发展形态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相亲类节目约会的过程不同,《非诚勿扰》只是模拟约会前的准备过程,节目之后就要嘉宾之间相互了解自由发展。节目内容设计精巧,既有连续剧的连续性,也有系列剧的精彩度,使观众更加期待。节目重点在于展现男女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除了介绍男选手详细的基本资料外,还会附上好友评价的录像片段,便于女嘉宾对他进行侧面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女嘉宾面前的灯将决定男嘉宾可以“闯关”到哪一步。另外,节目中的话题也比较具有现实性和深度,“是否能和父母同住”“愿不愿意要孩子”等都成为《非诚勿扰》的重要看点。《非诚勿扰》因为这样的节目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受众的认可和追捧。
3.新的节目流程设置
《非诚勿扰》的制片人王刚注重嘉宾的“表现力”,正是由于参与嘉宾的敢秀会秀,才使节目精彩不断、话题不断,让节目极具看点和争议性。这类婚恋节目抓住了新一代人的需求和状态,节目流程的重点在于游戏和表演的冲突性,更加追求戏剧化。节目的看点并不在于配对是否成功,而是在于戏剧冲突是否强烈。
流程设置上抓住了速食时代的快节奏和时下男女的情感热点开“秀”,不论是提问与回答都尽显当下青年男女敢说敢秀、极具表现力和张力的本色。节目由一位男士面对24位女士,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三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面临选择,具有一定的悬念性。到第三个环节时,若只有一位女士亮灯,男士选择“同意”,两人则速配成功;所有女士都灭灯,男士立刻离场;如果有多位女生亮灯,则权利逆转,可由男生选择女生。每期共有4位男士相继亮相,随时递补的“新人”则保证了女士始终为24人。
4.新的节目导向:娱乐而不媚俗
《非诚勿扰》的吸引人之处首先在于亲近观众但不媚俗。《非诚勿扰》主动抓取了大众的心态,展现的是各种感情观,通过舞台上不同男女的表现把人生体验的过程和价值放大,在这点上节目的立足点很高,但草根的内容又与观众非常的亲近。在不媚俗的同时,《非诚勿扰》还保持了很高的娱乐性,不失大方之态。
《非诚勿扰》是一档具有主流价值观导向的节目,仅仅将《非诚勿扰》定义为娱乐、关怀、民生,还不够全面和中肯,其中还承载着主流价值观念。其主流价值观的真人秀,呈现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在单元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型的社会背景之下,节目中我们能看到多元价值观的现实化。《非诚勿扰》向社会传递的婚恋观念,既会影响到年轻一代也会影响老一代,使他们可能对自己子女作出的婚姻选择的宽容度提高,从而可以产生两代人之间的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解、宽容,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和谐。
三、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非诚勿扰》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拔高嘉宾人物形象,误导或扭曲价值观。炫富、商业气息过浓、雷人辈出,此外节目内容的克隆泛滥,缺乏创新,缺乏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情感困惑。综艺输出之路应多一些中国电视人的创造、智慧与诚意。相亲类节目应该既保持娱乐而不失大方之态的定位,又能把积极的、正确的取向发挥出来,实现多元价值观的融合。
只有强化制作者的创新意识,对先进节目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升文化品位和增强文化内涵,“用合理的叙事手段营造健康的情感氛围,避免故事化倾向和过度介入私人情感,倡导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2],这些才是节目积极健康发展之正途。
注释:
[1]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 郝江涛:《对情感类节目热的冷思考》,《当代电视》200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相亲类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转型
一、前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相亲类电视节目走过了20年的历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非常男女》为标志的台湾综艺节目走进大陆,引领风潮,大陆的电视节目也开始走向娱乐化。“商业化的内容更倾向于消遣和娱乐(逃避主义),更肤浅、因袭、缺乏原创性而且属于标准化。”[1]《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电视节目一度在荧屏上掀起电视速配热。但此后由于观众审美疲劳,导致它们逐渐退出荧屏。
10年后,庞大的剩男剩女群令一批全新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卷土重来,并大有风靡之势。本文将着重从《非常男女》《玫瑰之约》到《非诚勿扰》的发展轨迹探寻相亲类电视节目的转型之道。
二、具体分析
(一)相亲类电视节目的模式、形态
以《非常男女》和《玫瑰之约》为代表的相亲类电视节目的模式主要是嘉宾、主持人模式,节目制作主要在演播室完成,也会有较少的外景活动安排。《非常男女》以超前的娱乐化攻势和对爱情两性的深度探讨,让国内观众体验到港台综艺节目的吸引人之处。胡瓜幽默机智,高怡平天真自然,两种风格在节目中浑然一体。《玫瑰之约》是内地首个重娱乐化风格的交友节目,是集谈话和娱乐为一体的“爱情沙龙”,通过多个话题展示都市男女的爱情观、生活观,设置情感故事、相互提问、表白、亲友团意见等环节,全方位展示每位嘉宾的特点,心仪男女当场牵手。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角由“星本位”向“人本位”转换,运用娱乐化的方式,给未婚男女提供一个寻找缘分的机会。凭借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内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走红,并掀起“玫瑰狂潮”。其中主持人都扮演着“月老”的角色,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二)相亲类电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
不论是《非常男女》还是《玫瑰之约》,都面临着节目内容真实性、形式老化、观众审美疲劳等诸多问题。
首先,节目内容的真实性遭到质疑。《非常男女》的配对,受迁就节目效果的限制,与平凡生活中的事实真相有所差距,许多人质疑来宾的真实身份。很多男女嘉宾把节目当成了一个走秀或是展现自我个性与魅力的舞台,导致节目原有的红娘功能大大削弱,观众群慢慢流失,节目的收视率不断下滑。
其次,节目形式老化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固定的节目模式在播出多年后,观众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加之其他省级卫视婚恋节目的一窝蜂而上,节目改版定位思路也有些太过白领都市化,与贴近大众生活的娱乐定位有些偏差等,这些都导致了收视群的严重分流。
再次,观众收视习惯的改变导致收视率下滑。速配式的电视相亲方式,和中国人内敛含蓄矜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相悖的,这也是此类节目不可能成为荧屏常青树的重要原因。
(三)转型之路及给人的启发
一方面,“剩男剩女”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甚至是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电视人的不断创新和改革为相亲类电视节目的风靡提供了可能。江苏卫视今年1月开播的《非诚勿扰》在同时段全国省级卫视综艺节目中的冠军收视率及其高关注度和高知名度,一度引发婚恋观点的激烈碰撞,使其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点。因而,探寻其节目模式、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1.新的节目模式:主持人+特邀嘉宾+单身嘉宾
现在的婚恋节目里经常会涉及很多价值观,涉及很多理念,新闻主持人出身的孟非有这样的优势资本。节目现场的表现主体是嘉宾,主持人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智慧的闪光点,理性地掌控全场节奏。孟非谦和沉稳又不失敏锐的性格特点,对提升节目品质大有裨益。特邀嘉宾乐嘉是著名的性格色彩分析专家,其言辞犀利的批判、理性客观的专业解读、鲜明的特色表达,能有效推进节目,增强节目的艺术性。节目中的单身嘉宾极富表现力,言语犀利大胆,敢说敢秀。这些都深刻关照了现实,契合了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的需求,能锁定年轻观众的眼球,赢得关注度。
2.相亲类电视节目新形态的引进
《非诚勿扰》引领了内地相亲类节目新的发展形态,从与国内外节目发展形态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相亲类节目约会的过程不同,《非诚勿扰》只是模拟约会前的准备过程,节目之后就要嘉宾之间相互了解自由发展。节目内容设计精巧,既有连续剧的连续性,也有系列剧的精彩度,使观众更加期待。节目重点在于展现男女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除了介绍男选手详细的基本资料外,还会附上好友评价的录像片段,便于女嘉宾对他进行侧面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女嘉宾面前的灯将决定男嘉宾可以“闯关”到哪一步。另外,节目中的话题也比较具有现实性和深度,“是否能和父母同住”“愿不愿意要孩子”等都成为《非诚勿扰》的重要看点。《非诚勿扰》因为这样的节目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受众的认可和追捧。
3.新的节目流程设置
《非诚勿扰》的制片人王刚注重嘉宾的“表现力”,正是由于参与嘉宾的敢秀会秀,才使节目精彩不断、话题不断,让节目极具看点和争议性。这类婚恋节目抓住了新一代人的需求和状态,节目流程的重点在于游戏和表演的冲突性,更加追求戏剧化。节目的看点并不在于配对是否成功,而是在于戏剧冲突是否强烈。
流程设置上抓住了速食时代的快节奏和时下男女的情感热点开“秀”,不论是提问与回答都尽显当下青年男女敢说敢秀、极具表现力和张力的本色。节目由一位男士面对24位女士,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三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面临选择,具有一定的悬念性。到第三个环节时,若只有一位女士亮灯,男士选择“同意”,两人则速配成功;所有女士都灭灯,男士立刻离场;如果有多位女生亮灯,则权利逆转,可由男生选择女生。每期共有4位男士相继亮相,随时递补的“新人”则保证了女士始终为24人。
4.新的节目导向:娱乐而不媚俗
《非诚勿扰》的吸引人之处首先在于亲近观众但不媚俗。《非诚勿扰》主动抓取了大众的心态,展现的是各种感情观,通过舞台上不同男女的表现把人生体验的过程和价值放大,在这点上节目的立足点很高,但草根的内容又与观众非常的亲近。在不媚俗的同时,《非诚勿扰》还保持了很高的娱乐性,不失大方之态。
《非诚勿扰》是一档具有主流价值观导向的节目,仅仅将《非诚勿扰》定义为娱乐、关怀、民生,还不够全面和中肯,其中还承载着主流价值观念。其主流价值观的真人秀,呈现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在单元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型的社会背景之下,节目中我们能看到多元价值观的现实化。《非诚勿扰》向社会传递的婚恋观念,既会影响到年轻一代也会影响老一代,使他们可能对自己子女作出的婚姻选择的宽容度提高,从而可以产生两代人之间的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解、宽容,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和谐。
三、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非诚勿扰》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拔高嘉宾人物形象,误导或扭曲价值观。炫富、商业气息过浓、雷人辈出,此外节目内容的克隆泛滥,缺乏创新,缺乏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情感困惑。综艺输出之路应多一些中国电视人的创造、智慧与诚意。相亲类节目应该既保持娱乐而不失大方之态的定位,又能把积极的、正确的取向发挥出来,实现多元价值观的融合。
只有强化制作者的创新意识,对先进节目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升文化品位和增强文化内涵,“用合理的叙事手段营造健康的情感氛围,避免故事化倾向和过度介入私人情感,倡导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2],这些才是节目积极健康发展之正途。
注释:
[1]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 郝江涛:《对情感类节目热的冷思考》,《当代电视》200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