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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西伦的对话录。施密特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1990年5月，他作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后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并同邓小平进行了私下谈话。本书中，施密特讲述他多次访问中国的经历，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1984年第二次访华。“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
西伦：1984年9月末，您应邀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仅仅14天之后，您的继任人、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带着一个经济代表团访华。您当时还参加了检阅，您第一次在中国观看他们的检阅。中国的检阅与苏联的有什么不同？
施密特：我从未经历过苏联的检阅。他们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即便请了，我也会婉拒。此外，中国和苏联的检阅，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俄国人想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有多么强大，中国人是希望增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他们的检阅也是这样安排的。邓小平简短致辞，大约七八分钟，其中提到“黄帝”。邓大声疾呼提醒老百姓，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可以为中国迄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坦克和导弹只占检阅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老百姓载歌载舞的队伍。人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有些是民族服装，手拿气球，舞动龙灯，挥舞旗帜。真正的阅兵时间很短，接踵而至的是极为绚丽多彩的各民族队伍——从维吾尔人到西藏人——望不到尽头。
西伦：就像科隆的狂欢节。
施密特：是的，不过要有纪律得多，也不像狂欢节那样大撒糖果。这次庆典传达的信息人人明白：中国人民是自己在检阅自己。邓小平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但担任着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他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然而他的致辞却是一篇文职人员的讲话。邓小平依靠军队掌权，却又能如此地让军人和军事的角色后列，或许这正是他手握大权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伦：邓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已经成功地把改革推向前进。1975年您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有列宁、斯大林两位俄国人和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人的画像。到了建国35周年，就只悬挂毛泽东的画像了。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并在毛的画像下讲话。
施密特：根据我的印象，他更多遵循的是周恩来的路子。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是出于谦逊，他要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穿同样的衣服。
西伦：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吗？
施密特：他极有可能是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因为他想以此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个阶级斗争的斗士。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許是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邓小平。因为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对我而言，他是个实干家，所以我很少读他的选集、文章和讲演。他不是一个专事理论的人。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这种品格大概会显得更为突出。毛是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的专家。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来个新开端，而邓小平讲的“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新开端的标志。让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地富起来，邓小平充其量在这件事上算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人们想总结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西伦：那么，您1984年见到的是不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邓小平？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我原先揣测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因此，1984年的谈话一开始，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过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第一次访问后不久。”带着一丝笑意，他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时，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赢得的权威。在我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之前一个月，邓小平年满80岁。
然而与1975年我访华时相比，他1984年给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体上，他给人以极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着世界形势的最新情况。他立即表明立场：“许多国家的外交努力，应当更多地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为目标。虽然西欧参加北约无可指责，但是像戴高乐那样的独立战略却值得欢迎。欧洲国家同美国应当有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我确认地说，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邓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没有改变，并且补充说，由于经济问题，欧洲联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
西伦：涉及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等细节问题，邓小平更多是回避作答。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专业知识一定使您更加感到惊奇。
施密特：在第二天的宴会上，我也向邓小平这样说过。邓说，其他一些领导人曾长期在省里工作，是在“实干”中培养出来的。而他，邓小平，没有在下面待过多长时间。
西伦：这个回答让您信服吗？一个不曾在世界上走一走的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是会对经济一窍不通的。
施密特：总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有天分。艺术界、文学界、音乐界有，政界也有。为了懂得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他们并不需要非得研修过经历过不可，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
西伦：邓小平三次被剥夺权力，却又总能重新回到权力之巅，怎么能到达这样一个高位呢？
施密特：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干练，笃信某一种事业，并坚忍不拔，这就足够了。无论是维利·勃兰特，还是我本人，都并不迷恋权力。当勃兰特应当出任联邦总理的时候，他是被大家硬推上台的。我也从来没有梦想成为联邦总理。就是在事情已经确定以后，也不是像“太阳王”那样为了置身于权力中心，而是为了掌握操纵杆，以便推动一些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经历几上几下之后，这大概也是邓小平的追求。无论如何，他在谈话中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权力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1984年第二次访华。“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
西伦：1984年9月末，您应邀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仅仅14天之后，您的继任人、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带着一个经济代表团访华。您当时还参加了检阅，您第一次在中国观看他们的检阅。中国的检阅与苏联的有什么不同？
施密特：我从未经历过苏联的检阅。他们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即便请了，我也会婉拒。此外，中国和苏联的检阅，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俄国人想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有多么强大，中国人是希望增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他们的检阅也是这样安排的。邓小平简短致辞，大约七八分钟，其中提到“黄帝”。邓大声疾呼提醒老百姓，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可以为中国迄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坦克和导弹只占检阅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老百姓载歌载舞的队伍。人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有些是民族服装，手拿气球，舞动龙灯，挥舞旗帜。真正的阅兵时间很短，接踵而至的是极为绚丽多彩的各民族队伍——从维吾尔人到西藏人——望不到尽头。
西伦：就像科隆的狂欢节。
施密特：是的，不过要有纪律得多，也不像狂欢节那样大撒糖果。这次庆典传达的信息人人明白：中国人民是自己在检阅自己。邓小平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但担任着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他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然而他的致辞却是一篇文职人员的讲话。邓小平依靠军队掌权，却又能如此地让军人和军事的角色后列，或许这正是他手握大权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伦：邓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已经成功地把改革推向前进。1975年您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有列宁、斯大林两位俄国人和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人的画像。到了建国35周年，就只悬挂毛泽东的画像了。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并在毛的画像下讲话。
施密特：根据我的印象，他更多遵循的是周恩来的路子。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是出于谦逊，他要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穿同样的衣服。
西伦：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吗？
施密特：他极有可能是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因为他想以此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个阶级斗争的斗士。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許是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邓小平。因为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对我而言，他是个实干家，所以我很少读他的选集、文章和讲演。他不是一个专事理论的人。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这种品格大概会显得更为突出。毛是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的专家。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来个新开端，而邓小平讲的“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新开端的标志。让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地富起来，邓小平充其量在这件事上算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人们想总结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西伦：那么，您1984年见到的是不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邓小平？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我原先揣测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因此，1984年的谈话一开始，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过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第一次访问后不久。”带着一丝笑意，他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时，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赢得的权威。在我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之前一个月，邓小平年满80岁。
然而与1975年我访华时相比，他1984年给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体上，他给人以极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着世界形势的最新情况。他立即表明立场：“许多国家的外交努力，应当更多地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为目标。虽然西欧参加北约无可指责，但是像戴高乐那样的独立战略却值得欢迎。欧洲国家同美国应当有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我确认地说，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邓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没有改变，并且补充说，由于经济问题，欧洲联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
西伦：涉及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等细节问题，邓小平更多是回避作答。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专业知识一定使您更加感到惊奇。
施密特：在第二天的宴会上，我也向邓小平这样说过。邓说，其他一些领导人曾长期在省里工作，是在“实干”中培养出来的。而他，邓小平，没有在下面待过多长时间。
西伦：这个回答让您信服吗？一个不曾在世界上走一走的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是会对经济一窍不通的。
施密特：总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有天分。艺术界、文学界、音乐界有，政界也有。为了懂得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他们并不需要非得研修过经历过不可，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
西伦：邓小平三次被剥夺权力，却又总能重新回到权力之巅，怎么能到达这样一个高位呢？
施密特：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干练，笃信某一种事业，并坚忍不拔，这就足够了。无论是维利·勃兰特，还是我本人，都并不迷恋权力。当勃兰特应当出任联邦总理的时候，他是被大家硬推上台的。我也从来没有梦想成为联邦总理。就是在事情已经确定以后，也不是像“太阳王”那样为了置身于权力中心，而是为了掌握操纵杆，以便推动一些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经历几上几下之后，这大概也是邓小平的追求。无论如何，他在谈话中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权力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