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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八次三中全会。这八次全会都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举行的，讨论的主要议题一以贯之都是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每次全会作出的决策部署都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历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演进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中国35年改革开放史。
1978：拉开“改革开放”帷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中国必变，已是沛然莫之能御之历史大势——人们所不能确定的只是这个变化的走向和结果何时最终明朗而已。1978年12月18日至 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一系列重大转变的实现，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30多年来，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期虽然只有短短的5天，但会议作出的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要持续50年、几个50年以至几百年。
1984：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改革先是在农村进行，收效十分显著。短短数年，农村巨变，各业兴旺，气象一新。农村的变化有力地证明：只有坚决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才能把经济搞活，把生产搞上去，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繁荣。农村之外，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并深入研究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强调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这次全会要“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起到伟大历史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在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就是为几年来一直受到批判的“商品经济”平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新表述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也是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中间站”和过渡环节。总起来看，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伴随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理论上的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
1988：提出“治理整顿”方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初步告捷；但与此同时，在这十年的后半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由价格改革“闯关”引发的“抢购”风潮，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全会确定，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以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以“治理整顿”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治理整顿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又一次大调整。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1993：勾画市场经济“工程化蓝图”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重大创造。
根据十四大的部署、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的基础上，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等等。《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实际上是一张关于在中国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程化蓝图”。此后十年，我国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就是按照这张“施工图”组织施工、构筑框架、不断向纵深拓展的。 1998：确定“新农村”奋斗目标的十五届三中全会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改革的最终成败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农村。1998年10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审议并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并按照十五大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总体部署，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这次会议及作出的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3：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转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部署。
《决定》在理论上的突破和重大创新表现在： 一是第一次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是继十五大后在公有制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思想解放。
二是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种对非公有资本“非禁即入”的态度，也是首次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三是第一次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决定》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
四是依据科学发展理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新的统筹兼顾理论。
《决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为进一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新的动力，是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新起点。
2008：规划农村改革“再出发”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30年间，中央先后发布了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取消沿袭数千年的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充分表明了“三农”这个“重中之重”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分量以及我们党“强农惠农”的巨大决心。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开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下一个新时代，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战略部署。
《决定》根据当前城乡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一是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二是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三是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并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部署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下一步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2013：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部署。按照全会的要求和部署，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我们一定能够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打碎改革深化中遇到的“硬骨头”，越过“激流险滩”，突破种种利益固化的“藩篱”，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胜利，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1978：拉开“改革开放”帷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中国必变，已是沛然莫之能御之历史大势——人们所不能确定的只是这个变化的走向和结果何时最终明朗而已。1978年12月18日至 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一系列重大转变的实现，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30多年来，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期虽然只有短短的5天，但会议作出的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要持续50年、几个50年以至几百年。
1984：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改革先是在农村进行，收效十分显著。短短数年，农村巨变，各业兴旺，气象一新。农村的变化有力地证明：只有坚决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才能把经济搞活，把生产搞上去，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繁荣。农村之外，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并深入研究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强调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这次全会要“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起到伟大历史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在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就是为几年来一直受到批判的“商品经济”平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新表述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也是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中间站”和过渡环节。总起来看，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伴随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理论上的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
1988：提出“治理整顿”方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我国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初步告捷；但与此同时，在这十年的后半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由价格改革“闯关”引发的“抢购”风潮，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全会确定，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以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以“治理整顿”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治理整顿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又一次大调整。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1993：勾画市场经济“工程化蓝图”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重大创造。
根据十四大的部署、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的基础上，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等等。《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实际上是一张关于在中国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程化蓝图”。此后十年，我国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就是按照这张“施工图”组织施工、构筑框架、不断向纵深拓展的。 1998：确定“新农村”奋斗目标的十五届三中全会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改革的最终成败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农村。1998年10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审议并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并按照十五大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总体部署，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这次会议及作出的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3：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转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部署。
《决定》在理论上的突破和重大创新表现在： 一是第一次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是继十五大后在公有制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思想解放。
二是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种对非公有资本“非禁即入”的态度，也是首次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三是第一次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决定》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
四是依据科学发展理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新的统筹兼顾理论。
《决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为进一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新的动力，是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新起点。
2008：规划农村改革“再出发”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30年间，中央先后发布了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取消沿袭数千年的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充分表明了“三农”这个“重中之重”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分量以及我们党“强农惠农”的巨大决心。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开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下一个新时代，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战略部署。
《决定》根据当前城乡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一是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二是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三是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并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部署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下一步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2013：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部署。按照全会的要求和部署，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我们一定能够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打碎改革深化中遇到的“硬骨头”，越过“激流险滩”，突破种种利益固化的“藩篱”，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胜利，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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