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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写作课”在美国大学本科校园里渊源已久。在耶鲁大学，这一传统习惯得到保留，其中，安·法迪曼开设的名为“书写自我”的写作课总能引起一种特殊的尊重和憧憬。身为知名作家的安·法迪曼曾获美国国家图书评委协会奖，她的课每年仅收12名学生。我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安·法迪曼的第12个“门徒”，从此开始了迥异于以往的写作经历。
大卫之石
写作应该怎么教？老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在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心中充满了疑问，在国内的应试写作教育中，更多的是模板化写作、按照得分点写作的作文，更多讲究考试技巧。而在古人眼里，写作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事，也就是讲究灵感和天资。
安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天赋，不过这种天赋靠着对文章精心、耐心的雕琢实现，因为浑然天成便是这种雕琢的最高境界。
她时常向全班讲起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人问一位雕塑大师：“我该怎样雕刻一尊大卫的塑像？”“这很简单，”雕塑大师回答道：“拿一块大理石，然后凿掉其中不像大卫的部分。”
安相信她的每个学生心中已有棱角分明的“大卫”。她将自己的责任视作帮助学生一钉一锤地让心中的大卫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在没有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个过程的真正含义。直到从她手中拿回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两页的作文加上字里行间的修改变成了五页，加上其后密密麻麻的评语变成了八页。
自从离开小学后，我再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如此的审视，然而安却坚信字斟句酌的重要，她尝试启发我對文字应用的想象力。
“蒸鱼的时间永远取决于鱼的大小和新鲜度——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的计时器，而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直觉。”“你需要后半句吗？”安在评语中问道。“或许这样说更有趣，‘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计时器。’”
安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倾注思考，不轻视任何细节。
在给我的评语里，她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写作节奏，既能有足够的注意力遣词造句，又能超脱于烦恼之外，从担心“该怎么写”变成感受“想怎么写”。
枫浆与泡菜
功利的模板化写作常常伴随着无病呻吟或者炫技的成分，安告诫学生在写作中避开这一点。她在第一堂课上写过一句话：“初生牛犊的诗人笔下，若不是翻腾着的湿漉漉的情感，便是写作技巧的空洞炫耀。他们之中但凡小有所成的，一定是在成熟的过程中学会慢慢探出身子，抓住了对面的枝桠。”她不希望学生的文章充满“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学生不该让作品被“湿漉漉的情感”所侵占。为此，她举了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
在安居住的新英格兰，那里的人喜欢边吃枫浆边吃泡菜，对此她很奇怪。那里的人告诉她，枫浆太甜了需要用泡菜的咸味来中和衬托，这样才更加好吃。
安对此总结说，写文章如同吃枫浆一样，也需要“泡菜”的衬托——“悲伤的描述要用些许幽默来调剂，而喜悦的故事需要一点伤感来收敛，不然强烈而单一的感情会让读者难以消化”。
“你的‘泡菜’是什么？”是安在当堂分析学生作品时向作者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直至现在，我在写完一篇文章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句子坟墓
安布置的作文字数限制在一千字。她说，要“从一格窗户框中透视整个世界”。
说实话，这样的规定让我有些痛苦。我常常在写完一篇作文后看看字数，不得不从头开始复读，对刚刚搜肠刮肚想出的精妙词句和新颖比喻做截肢手术，边删除边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种心情自然逃不过安的眼睛。
一天，在上课时，她宣布有了一个好主意。“从今天起，请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后面附上一个‘句子坟墓’，”她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是句子坟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写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句子，然而为了使文章保持精炼，又不得不把它删掉，那么请把它转移到句子坟墓里。这样，我和你的同学都可以读到它，让那些不甘心被埋没掉的妙句得以见天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她挤挤眼，“很有用。”
安的点子把大家都逗乐了，然而笑声中又透着感激与感动。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动一位声名赫赫的作家能够对一群初出茅庐的小毛头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从那以后，我交给安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拖着一个长长的“句子坟墓”。在她的点拨下，其中一些“壮烈牺牲”的成员们偶尔还能“光荣复活”。
写作——直面内心
安的结课作业是一篇三千字、题目为“身份”的作文。通过一学期学习，能够词如泉涌的我却感到寸步难行。阻碍我的，并不是安的苛刻标准。
我希望用这三千字来回顾在美国高中的两年经历。那是盛满挑战和收获，也布满孤单与挫折的两年：每当回忆起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校园的偏僻、语言的障碍、同学冷漠的态度等等一起涌上心头。我想起妈妈说的话：“你的挫折算什么？想想看，几十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生活多么艰苦，一切从刷盘子洗碗开始。你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比他们小多了。”
从就读美国私立高中，到考取耶鲁，我的人生充满幸运。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通知书，回忆起上面激励人心的语句和慷慨的数额。是的，除了感激，还有别的正确答案吗？
当我把初稿交给安的时候，安沉吟：“你的文章想表达的感情似乎更加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欲说还休，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说清楚？”
我只能如实告诉安，告诉她学校苛刻的录取标准以及奖学金的慷慨数额，告诉她每次中国的学生家长听说我的经历，总会感叹我有多么幸运。“我的高中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感到不应该对我在那里的两年抱有任何不满，那会显得忘恩负义。”
安听完我的讲述，点了点头。“Helen，这种顾虑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说，“不过感情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如果你在高中的经历并不全部阳光灿烂、一帆风顺，这并没有什么错。请诚实地将他它们写下来，这是有勇气、而不是忘恩负义的表现。”
“但是我经历的挫折又算什么呢？”我道出了另一个顾虑，向她复述了妈妈的话，“和许多更艰难的经历比起来，这似乎微不足道。”
“假设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安缓缓说道，“那么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到悲伤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应当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吗？”
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惊，因为安的笑意更深了。
“我很高兴你为这篇作文选择了这个话题，”她把面前的草稿推过来。“这背后似乎有许多故事。我相信你会把它们讲得很好。”
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自己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
安的写作课让我明白，真正的写作是为了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它必须触及内心最深处。
大卫之石
写作应该怎么教？老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在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心中充满了疑问，在国内的应试写作教育中，更多的是模板化写作、按照得分点写作的作文，更多讲究考试技巧。而在古人眼里，写作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事，也就是讲究灵感和天资。
安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天赋，不过这种天赋靠着对文章精心、耐心的雕琢实现，因为浑然天成便是这种雕琢的最高境界。
她时常向全班讲起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人问一位雕塑大师：“我该怎样雕刻一尊大卫的塑像？”“这很简单，”雕塑大师回答道：“拿一块大理石，然后凿掉其中不像大卫的部分。”
安相信她的每个学生心中已有棱角分明的“大卫”。她将自己的责任视作帮助学生一钉一锤地让心中的大卫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在没有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个过程的真正含义。直到从她手中拿回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两页的作文加上字里行间的修改变成了五页，加上其后密密麻麻的评语变成了八页。
自从离开小学后，我再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如此的审视，然而安却坚信字斟句酌的重要，她尝试启发我對文字应用的想象力。
“蒸鱼的时间永远取决于鱼的大小和新鲜度——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的计时器，而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直觉。”“你需要后半句吗？”安在评语中问道。“或许这样说更有趣，‘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计时器。’”
安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倾注思考，不轻视任何细节。
在给我的评语里，她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写作节奏，既能有足够的注意力遣词造句，又能超脱于烦恼之外，从担心“该怎么写”变成感受“想怎么写”。
枫浆与泡菜
功利的模板化写作常常伴随着无病呻吟或者炫技的成分，安告诫学生在写作中避开这一点。她在第一堂课上写过一句话：“初生牛犊的诗人笔下，若不是翻腾着的湿漉漉的情感，便是写作技巧的空洞炫耀。他们之中但凡小有所成的，一定是在成熟的过程中学会慢慢探出身子，抓住了对面的枝桠。”她不希望学生的文章充满“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学生不该让作品被“湿漉漉的情感”所侵占。为此，她举了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
在安居住的新英格兰，那里的人喜欢边吃枫浆边吃泡菜，对此她很奇怪。那里的人告诉她，枫浆太甜了需要用泡菜的咸味来中和衬托，这样才更加好吃。
安对此总结说，写文章如同吃枫浆一样，也需要“泡菜”的衬托——“悲伤的描述要用些许幽默来调剂，而喜悦的故事需要一点伤感来收敛，不然强烈而单一的感情会让读者难以消化”。
“你的‘泡菜’是什么？”是安在当堂分析学生作品时向作者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直至现在，我在写完一篇文章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句子坟墓
安布置的作文字数限制在一千字。她说，要“从一格窗户框中透视整个世界”。
说实话，这样的规定让我有些痛苦。我常常在写完一篇作文后看看字数，不得不从头开始复读，对刚刚搜肠刮肚想出的精妙词句和新颖比喻做截肢手术，边删除边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种心情自然逃不过安的眼睛。
一天，在上课时，她宣布有了一个好主意。“从今天起，请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后面附上一个‘句子坟墓’，”她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是句子坟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写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句子，然而为了使文章保持精炼，又不得不把它删掉，那么请把它转移到句子坟墓里。这样，我和你的同学都可以读到它，让那些不甘心被埋没掉的妙句得以见天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她挤挤眼，“很有用。”
安的点子把大家都逗乐了，然而笑声中又透着感激与感动。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动一位声名赫赫的作家能够对一群初出茅庐的小毛头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从那以后，我交给安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拖着一个长长的“句子坟墓”。在她的点拨下，其中一些“壮烈牺牲”的成员们偶尔还能“光荣复活”。
写作——直面内心
安的结课作业是一篇三千字、题目为“身份”的作文。通过一学期学习，能够词如泉涌的我却感到寸步难行。阻碍我的，并不是安的苛刻标准。
我希望用这三千字来回顾在美国高中的两年经历。那是盛满挑战和收获，也布满孤单与挫折的两年：每当回忆起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校园的偏僻、语言的障碍、同学冷漠的态度等等一起涌上心头。我想起妈妈说的话：“你的挫折算什么？想想看，几十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生活多么艰苦，一切从刷盘子洗碗开始。你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比他们小多了。”
从就读美国私立高中，到考取耶鲁，我的人生充满幸运。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通知书，回忆起上面激励人心的语句和慷慨的数额。是的，除了感激，还有别的正确答案吗？
当我把初稿交给安的时候，安沉吟：“你的文章想表达的感情似乎更加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欲说还休，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说清楚？”
我只能如实告诉安，告诉她学校苛刻的录取标准以及奖学金的慷慨数额，告诉她每次中国的学生家长听说我的经历，总会感叹我有多么幸运。“我的高中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感到不应该对我在那里的两年抱有任何不满，那会显得忘恩负义。”
安听完我的讲述，点了点头。“Helen，这种顾虑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说，“不过感情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如果你在高中的经历并不全部阳光灿烂、一帆风顺，这并没有什么错。请诚实地将他它们写下来，这是有勇气、而不是忘恩负义的表现。”
“但是我经历的挫折又算什么呢？”我道出了另一个顾虑，向她复述了妈妈的话，“和许多更艰难的经历比起来，这似乎微不足道。”
“假设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安缓缓说道，“那么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到悲伤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应当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吗？”
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惊，因为安的笑意更深了。
“我很高兴你为这篇作文选择了这个话题，”她把面前的草稿推过来。“这背后似乎有许多故事。我相信你会把它们讲得很好。”
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自己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
安的写作课让我明白，真正的写作是为了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它必须触及内心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