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使日记中，驻外公使的记载固然价值更高，例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但参赞、翻译的日记亦不可小视，例如吴宗濂《随轺笔记》就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出使日记。
　　晚清中国有两部书名为《随轺笔记》。一部为高从望所著，手稿，原件藏南京图书馆，是唯一一部记录了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日记。另一部即吴宗濂所撰。
　　吴宗濂（1856—1933），字挹清，号景周，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晚清外交官。年轻时在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学习法语和俄语，毕业后在京汉铁路局任法文翻译。其后入外务部门，先后担任过多个驻外使馆翻译、参赞等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宗濂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龚照瑗的随员，专司法文翻译工作，后兼任驻英使馆参赞。光绪二十三年三月，重病的龚照瑗获准回国，吴宗濂随同回国，任职于汉皋铁路局稽查部。

重建北洋海军的努力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创建近代海军却起步很晚并且多灾多难。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海军舰艇11艘被击沉，官兵700多人殉国。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但仅过了数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便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新式舰艇几乎损失殆尽。1896年，清政府下令重建北洋海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提出了整顿部署北洋海防的问题。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建议“：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张文襄公奏稿》卷24）”

　　该书还揭露了在中国创建海军过程中，在华洋商垄断军火贸易、价格虚高、坐收渔利之弊。《龚星宪沥陈马克心罗登飞厂快炮之美并在华洋商把持渔利情形致总署总办公函》云：
　　查在华各洋行如信义、瑞生、泰来、礼和等，俱与克虏伯、伏耳铿、阿摹士庄诸厂预订合同，凡有中国采买船械等项应由彼等经手；纵使不由彼等经手，各厂仍须照数提给该商等坐费数厘，视为成例。彼等亦曾向马厂商订合同，马厂未曾应允，故无上述情弊。马厂所与立合同者只有元丰顺一行，然曾声明倘中国自向马厂购炮，元丰顺不能按索坐费；盖以西洋各国向各厂购件甚多，从无此等陋习也。因思中国现值整顿武备之时，购办船械尚须踵起，能设法破其积习，俾在华洋商不得垄断把持，则省暗耗之金钱，储自强之利器，实大有裨益也。 　　马厂即英国著名的马克心罗登飞厂。克虏伯、伏耳铿為德国著名兵工厂，阿摹士庄为英国著名兵工厂。在华洋商与这些兵工厂预订合同，垄断军火贸易，从而渔利，这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中鲜有人提及。笔者查阅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马俊杰《重读北洋海军》、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都未见记载。张黎源《泰恩河上的黄龙旗》是专门研究阿摹士庄兵工厂（通译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著作，第五章专门研究“飞霆”号鱼雷炮艇，提到了在“飞霆”号订购及运送回华过程中，在华洋商信义洋行、瑞生洋行的作用，但对于他们居间垄断、攫取暴利只字未提，参考文献也未引用吴宗濂《随轺笔记》。
　　作为驻英公使，龚照瑗虽然声望远不及其前任郭嵩焘和曾纪泽，但是他能洞察在华洋商的陋习，并在致北洋大臣的信中提醒当政者注意，其拳拳之心，令人感佩。

甲午战争前后中外重大交涉

　　龚照瑗出使英法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之后，中国国势骤弱，不免为他国所轻，英、法等国趁火打劫，无怪乎吴宗濂慨叹“我中国自有使臣驻欧以来”，龚照瑗“所遇为最不顺手”。加上其久患重病，缠绵病榻，但他依然抱病工作，“惓惓于军国大事，一切文稿皆须亲自过目，或更为之倚枕点窜，虽手颤气急，皆所勿顾”，其竭忠尽智、经营擘画之苦衷，散见于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洋大臣函件及与西方各国外交文书中。卷二《记事》，记龚照瑗出使时所办交涉之事。其中重要大事有：
　　法、英强占、勒索中国领土： 甲午战争后，法国勘界官员擅自将不在划界内的猛乌（勐乌）、乌得强行划进法属越界，英国强行索要野山、西江，卷二收录了与英、法交涉的来往电文及谈判记录，从中可见法国驻华领事的仗势欺人、法国勘界官员的蛮横无理、英国外交官的强硬态度、中国外交部门的软弱无能、中国驻法使臣的委曲求全。

　　“高升”号运兵船赔偿交涉： 甲午战争前，中国租用英国“高升”号运兵船运送官兵前往高丽途中被日军施放鱼雷击沉。战后英国以英船主拟听从日军舰“随行”之令而中国官兵不从，以致遭到日军击沉为由，向中国索赔鹰洋二十五万五千元。据吴宗濂附记，此案到其《记事》成稿时仍未结案。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公案，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中山是自己走进清朝驻英使馆还是被清朝驻英使馆从伦敦街头“绑架”进去？孙中山为何要走进清朝驻英使馆？孙中山在清朝使馆下跪了吗？孙中山是如何获救的？英国政府为何会鼎力营救一个中国革命家？诸如此类，《随轺笔记》提供了第一手史料，《记事》卷中有三份资料详细记录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分别是《龚星使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龚星使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第一份是一件公函，第二份是使馆翻译邓廷铿的报告，类似于讯问笔录，第三份则是吴宗濂于光绪二十五年追述之文。另外，随龚照瑗一起出洋考察的凤凌在其所著《游馀仅志》卷下也记载了此事，可以相互参证。
　　卷三《记闻》，不一定是亲见亲历的内容，只要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毋论其或见诸中国巨公条奏，或系西邦现行章程，辄据以备录”，包括英、法报刊上的文章，法国议院的辩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都译为中文，借资参考。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貌似“仗义执言”，实则希图“利益均沾”。吴宗濂特意摘录《法外部大臣在上议院声明遣船至德及助华索地之故》《详纪法国下议院卿以派船至德索地归华二事诘问外部大臣及外部大臣答复情形》以及法国 《晚报》发表的社论 《书<中日约章>商务各条后》，以揭示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他说：
　　甲午之役，俄、法、德三国曾貌作仗义执言，逼还辽东各地，日人慑于势，居然忍气以让，我国巨公因之甚德三国。庸讵知此三国者，为我谋正为己谋，观于法外部大臣哈诺德以此事布告议绅，其底里即已尽露。一国如此，他国可知。未几果历验不爽，谁秉国钧，尚其不忘前事。（《记闻例言》）

为驻英公使龚照瑗和海军衙门游历官代作考察日记

　　众所周知，驻英公使郭嵩焘有《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有《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但龚照瑗却没有日记，以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御史陈其璋专门上奏折《使臣日增，亟宜重订章程以示限制》云：
　　使臣宜将交涉事件及各国情形随时奏报。向来出使大臣任满回京，必有日记送呈总理衙门，藉资考证。其驻洋之时亦将交涉事件及各国情形，按月函告总署。近惟驻俄使臣许景澄随时函报，驻美使臣每年或报一二次，驻英法使臣龚照瑗则未有片牍来告者。
　　吴宗濂《随轺笔记》卷三的第一份文件《龚星宪接总署议复御史陈其璋条奏重订使章折稿》就解释了龚照瑗给总署递交报告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交涉日益繁多，变化莫测，办结后再行奏报，更为简易，另一方面“一切紧要关键改用电报传递，以期迅速，文函较前稍疏，并非无因”。至于龚照瑗前往欧洲赴任途中没有日记，是他嘱托吴宗濂记日记，《随轺笔记》卷一说得很明确，“兹乃重以宪命，勉作是编”，还说龚照瑗“不以宗濂为不文，命自启程日起，到国日止，将沿途闻见，编辑以呈”，可见吴宗濂是受龚照瑗之托，作此日记。
　　不仅如此，卷四《记游例言》说“是编本分初、续二集：初集系游历法国……续集系游历比、义（指意大利）二国……盖皆为海军衙门派往英、法、义、比之游历官代作，以呈译署者也……兹将二集合而存之者，盖志荣幸也”，可知卷四为代海军衙门游历官所作。1894年3月，海军衙门派出游历官凤凌随同出使大臣龚照瑗，游历英、法、意、比利时四国。1897年游历差满。凤凌《游馀仅志》即记其此行经历及见闻。既然凤凌随同出使大臣龚照瑗一起出洋，吴宗濂《随轺笔记》又是代海军衙门游历官所作，那么《随轺笔记》与《游馀仅志》有何关联？2016年岳麓书社将此二书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时，点校者的叙论中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笔者去年在本刊发表的《晚清海军衙门游历使眼中的西方——凤凌<游馀仅志>读后》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今将两书对照研究。

　　1897年比利时举办世界博览会。卷三《比国炫奇大会详细章程》将比利时举办博览会的章程全文照译，为我国此后参与世界博览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卷二《比国炫奇会案卷》收录了《比国炫奇会简明章程》、驻英使馆和比利时外交部以及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来往文件，可以相互参证。如今中国不仅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还独创性地率先举办了中国进口博览会和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博览会事业上，中国毫无疑问已从追赶者逐渐变为领跑者。
　　李鸿章在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细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李鸿章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作者陪同龚照瑗次子龚心钊自英国赶赴俄国参加这一庆典，记了不少有意思的细节：虽然西餐极为丰盛，但李鸿章肠胃不适应吃西餐，“故仍用所带厨子，自备华餐”；加冕典礼在1896年5月26日举行，但专程赶来的李鸿章并未出席，原因是“适抱微疴，辞不克往”；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是住在俄国茶叶商人巴劳辅家。
　　德国的先进工业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俄返程时顺道考察德国。作者考察了伏尔铿船厂，该厂1851年开办，1857年成立股份公司，1858年生产第一辆汽车，1866年开始建造兵舰，1869年建造德国最大的铁甲船“普鲁士号”，北洋舰队的五艘铁甲船定远、镇远、济远、来远、经远都出自该厂。作者还到了最负盛名的克虏伯工厂参观，“但见规模博大，布置整齐，迥非他厂所能望其项背”。
　　晚清时期曾派出众多官员出洋游历。书中收入的光绪十二年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条款，可见游历官员如何选派、出洋年限、游历费用、游历要求等。
　　中国向西方各国借债情况。《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以海关进款做抵押，向西方各国借债。《中国洋债考》等文记录了中国向西方各国借债的章程、具体数目等详情。
　　总之，由于吴宗濂谙熟法文、英文，熟悉西方各国情况，并且勤于记述，叙事力求详尽，由此编撰而成的《随轺笔记》也就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外交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