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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谁也不曾想到，也不愿意想到，中国家禽屠宰行业（以下简称“禽宰业”）竟然会从巅峰急速跌落。说其风雨飘摇也罢，讲它苦命挣扎也罢，不管怎样变换字眼，现实必须直面——历史包袱沉重、造血功能几丧、资金链细若游丝、风险抵抗力孱弱……
中国家禽屠宰行业的路在何方？
老把式，洋套路
尽管禽宰业纯属祖宗留下来的老把式，但迫于中国绵延千百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所限，一直处于零打碎敲的境地，成不了气候。与西方发达的同行业相比，我们属于“起了个大早，赶了趟晚集”！
中国禽宰业真正迎来大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改革的春风吹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蓬勃发展之势的时候，规模化生产便成为中国传统禽宰业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正在此时，西方的先进饲养及工业化生产模式犹如一股飓风，扑面来袭！可以说，中国禽宰业深深地打上了“洋”烙印。
如火如荼的建设大潮中，数以千计的家禽屠宰厂及养殖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甭管是宰猪的还是宰鸡的，全都一窝蜂地上马。
可悲的是：从饲料配方、家禽品种、加工设备甚至兽药组方都是从洋人那里驳来的。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肉鸡品种AA及艾维茵是美国的，罗曼是德国的，肉鸭品种樱桃谷是英国的，至于饲养设备以德国的为优，药品高精尖部分也都是由洋人把持着。而得来这些，都得花大把银子，前提是：只卖给实物，不传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这也决定了，中国禽宰业除了另辟蹊径，或者有“白求恩”突然出现，否则，永远得跟在西方诸强后面低眉顺眼。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从外国引入的家禽品种，很多都是中国本土的优良品种被外国人拿去“混血”后再输入中国的。樱桃谷肉鸭，便是英国人将行将灭绝的北京土鸭拿取改良后的新品种——拿走时，或许连一个大子儿都没花，而卖给中国时，却是大把大把地攫取票子。而现在这种“盗取”别国特有物种的行为大有疯狂之势，中国特有物种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作为新兴产业，禽宰业也确实有过极为辉煌的过去。因为迎合了购买力洪水猛兽一样爆发的佳机，肉鸡行业确实维持了长达十余年的黄金发展期——只要你能生产出东西，也不管是否优质，初兴的市场就会立刻变现成真金白银，大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势头。众企业无不是人欢马腾，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不快活。当时很多企业常常发愁保险柜里满满当当的钞钱怎么花出去！
而日进斗金的大好局面，也刺激了又一轮的重复建设潮，扩产的扩产，跟风的跟风。更新、更高标准的厂房破土动工，更先进的设备安装调试，更好的禽类品种大量引进。毫不夸张地讲，当时全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几乎都有这种厂子，而且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过，此种境况之下，真正发大财的却依然是外国人。
实际上，这也为后来的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低成本扩张打下了并不算明智的基础。
请神，迎来鬼
物极必反。当中国禽宰业的好日子持续了十余年后，苦日子来了。大概也应了“天欲让谁亡，必先让其疯狂”吧。
师从洋人的中国禽宰业，在不断地从西方引进优良禽种的同时，也将此前国人闻所未闻的以禽流感为首的种种疫病“交流”了进来。
当1997年中国香港禽流感的大爆发造成6人死亡后，让内地的国人真正见识到了禽病的骇人。这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禽宰业的春天已去，辉煌不再。
从那时起，禽病结伴来袭，横扫中国禽宰业。疫病肆虐，一年四季不曾消停。面对疫病，养殖风险陡增，养殖者无钱可赚，“要想穷，建大棚（养殖棚）”成为名言，而“家有千百万，带毛的不算”也从那时起为真理。这也直接导致了禽宰企业无米可炊。
而禽宰企业为了恒定生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分些利润给养殖者。然而这种让利却无济于事，因为在养殖风险面前，这种补贴太过寒酸，杯水车薪。现在的情形是：活禽被推进屠宰车间前都是赔钱的。而禽宰企业的负担却日益沉重，不仅花去了昔日积蓄，甚至不得不寅吃卯粮。禽宰企业所能做的只能是四处化缘。
但为了有“米”下锅，禽宰业将智谋发挥到极至，甚至是非常规办法，比如“骗”。其实这样说并非完全正确，但从结果来看，这样说并不过分。虽然企业为养殖者提供了一套合同，而根据测算肯定是挣钱的，但鉴于中国极其低下的饲养水平以及捉摸不定的疫情，赢利数据多半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养殖户常讲“好话骗咱上了船，如今想下，难上难。”不过，禽宰业也有一句行话：天下人有的是，大的“骗”怕了，小的长大了。此地不行，再换别处。
其实想用合同将养殖散户与企业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空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纸合同只能算成废纸一张：行情好时，散户可以将家禽卖向市场，屠宰企业无法找到原料，因为法不责众。家禽行情不好时，农户将它们卖给企业，公司不得不收，否则以后没人再与你合作；而收来只能增加库存。
事实上，为什么禽宰企业要开发那么多散养户？其目的并不是他们所宣传的带领农民奔小康，而是要将本应企业承担的养殖风险转嫁给养殖农户。
曾经有几家国内相当著名的家禽屠宰企业，一方面为适应国外市场日益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一方面为比拼实力，上马近百座批出栏5万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结果，事与愿违。这些所谓的现代化饲养除了为企业带来一纸亏损数字外，什么都没有。与养殖水平先进国家不同的是，在我国，养殖场规模越大，设备越先进，反而赔得越惨。
最要命的不止这些，某些不懂行的官员，为了形象工程，还将当地的养殖散户集中到一起，搞什么养殖小区，美其名曰科学管理。分散养殖尚不易出效益，集中到一起挣钱则更难。不过，倒是有利于疫情传播。
这一切，在2004年以前或许会好一些，国内尽管年年有疫情，但有赖于疫情加密制度，疫情的频发却未引起社会恐慌，中国禽宰业尚能喘一口气。然而，2004年疫情解密后，禽流感成了与非典并称的恶魔，世人谈“禽”色变，别说禽肉，就算鸡蛋也没人敢吃。全国一片杀鸡忙，雏鸡更是贱到白送也无人要的地步，这使本已步履艰难的中国禽宰业更为难堪。
困境，内忧外患
本来，中国家禽业为了抵抗风险、利润最大化，养殖、屠宰、加工一条龙化运作，上下游通吃。事实上，事与愿违，在疫病及国际贸易极易波动的情况下，一条龙，恰恰成了套在脖子上的夺命绳索。
家禽业所依赖的就是有生命的禽类，资金从源头到回收少说也得八九个月，资金流速太过缓慢，而家禽行业也绝非一个暴利的行业，这几年除了出口产品及深加工产品有微利外，其他产品基本属于赔钱赚吆喝。就算你好年景挣上三五千万（其实，所谓的好年景近10年几乎没有），也架不住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与出口限制。试看国内的家禽企业有几个敢大声说自己挣得钵满盆满的，有哪家敢说自己屁股不是坐在银行上的？
在中国的家禽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一等产品卖日本，二等产品卖快餐（肯德基、麦当劳），三等产品卖国内。
日本与洋快餐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进口基地，其实就是图便宜，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
相比国人对健康无所谓相比，外国人更注重生命。包括日本及肯德基、麦当劳洋快餐在内的客户选择中国企业的同时，也附加多如牛毛且极为苛刻的条件，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无药残、无疫病。
不过，想得到这些订单还得经过五次三番的验收，而每次验收明里暗里还得花去数量惊人的雪花白银。虽然如此，企业最后能拿到订单的也是少数。忙活半年后，除去出口中间商提取的佣金，这些订单换来的其实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矣，其实这些原本应该属于劳动者的。
然而，一旦暴发疫情或国与国间的商战风波，都会导致出口渠道的关闭，而这也成为中国家禽行业不得不承受的痛楚。
而国内市场，目前却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境况，规模越大的企业恰恰没有成本优势，难以赢得市场，毕竟，追求廉价仍是国人的第一目标。
除非退出江湖，另择他途，否则，即便是疫情来了、出口封关了，日子该过还得过。
而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密集型的中国禽宰业还将有多少优势可言？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对以出口为重要赢利点的中国禽宰业来说，还有多少利润可赚？
窘迫，骑虎难下
由于持续的收成不佳，中国家禽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老大难：交税一星半点，每每有疫情来袭，当地政府还得倒头来补贴企业。
不过，家禽行业能吸纳大量社会劳动力、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企业在自己任上垮台，从而给当地陡然带来诸多的不和谐。而另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这些企业大部分一屁股坐在银行上，且摆出一副“虱子多了不怕咬”的架势。
牌局不散，上下家都还得陪着玩下去。企业所能做的只有拆东墙补西墙，只能是坚持。如果不坚持呢？一如当初农业产业化神话“蓝田”的结局！
这些年，行内人士评价企业家优劣的最大依据就是：能否找到钱。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家禽行业甚至是畜牧行业，几乎都有一个游离于企业体制之外却由老板直接控制的神秘部门——项目部。当然称呼各有不同，但功能都是一样的：跑项目、找资金。而这些部门的人员，背景极深，且各怀神通，能量超强。
其实，这充其量只能算得缓兵之计，算不得起死回生的妙方。
内忧外困中，也使得企业内部纷争加剧：高层更迭，中层不济，基层不稳，优秀人才进不来且留不住……简直是一地鸡毛！
所以，每到过年过节举国欢庆的时候，却越是家禽企业的老板们如坐针毡的时刻——欠养殖户的钱、欠供货商的账、欠银行的贷款与利息、工人小半年的工资……钱从何来？怎一个苦字了得！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如若埋怨，只能说自己当初入错了行！
而此种局面，究竟何时才是个尽头？3年，5年，10年……
于是很多企业选择了战略转移，转向金属冶炼、乳品加工、卖地皮……唯独少见一条道走到黑的！即使转移，也还得背上沉重的包袱。
最值得敬佩的企业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太过沉重，甚至很难过。因为，此前所接触到的这个行业的企业家，无不是极其敬业与朴实的。
公司里走得最晚来得最早的是他们，每日眼睛红肿血丝遍布一身疲惫的是他们，一年难得一刻休息的是他们，为跑资金上边大口敬酒下边急打胰岛素的是他们……尽管人前光鲜夺目，但他们内心却是异常的孤苦，而这种苦更无法与外人道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最值得敬佩的企业家，却难以成就最骄人的事业。叹只叹，时也，运也，命也！
而在浮华的背后，难掩行业深处的颓势；业者的苦命打拼，是否属于无谓的挣扎？关于明天，还敢奢想吗？(编辑/峥嵘）
中国家禽屠宰行业的路在何方？
老把式，洋套路
尽管禽宰业纯属祖宗留下来的老把式，但迫于中国绵延千百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所限，一直处于零打碎敲的境地，成不了气候。与西方发达的同行业相比，我们属于“起了个大早，赶了趟晚集”！
中国禽宰业真正迎来大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改革的春风吹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蓬勃发展之势的时候，规模化生产便成为中国传统禽宰业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正在此时，西方的先进饲养及工业化生产模式犹如一股飓风，扑面来袭！可以说，中国禽宰业深深地打上了“洋”烙印。
如火如荼的建设大潮中，数以千计的家禽屠宰厂及养殖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甭管是宰猪的还是宰鸡的，全都一窝蜂地上马。
可悲的是：从饲料配方、家禽品种、加工设备甚至兽药组方都是从洋人那里驳来的。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肉鸡品种AA及艾维茵是美国的，罗曼是德国的，肉鸭品种樱桃谷是英国的，至于饲养设备以德国的为优，药品高精尖部分也都是由洋人把持着。而得来这些，都得花大把银子，前提是：只卖给实物，不传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这也决定了，中国禽宰业除了另辟蹊径，或者有“白求恩”突然出现，否则，永远得跟在西方诸强后面低眉顺眼。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从外国引入的家禽品种，很多都是中国本土的优良品种被外国人拿去“混血”后再输入中国的。樱桃谷肉鸭，便是英国人将行将灭绝的北京土鸭拿取改良后的新品种——拿走时，或许连一个大子儿都没花，而卖给中国时，却是大把大把地攫取票子。而现在这种“盗取”别国特有物种的行为大有疯狂之势，中国特有物种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作为新兴产业，禽宰业也确实有过极为辉煌的过去。因为迎合了购买力洪水猛兽一样爆发的佳机，肉鸡行业确实维持了长达十余年的黄金发展期——只要你能生产出东西，也不管是否优质，初兴的市场就会立刻变现成真金白银，大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势头。众企业无不是人欢马腾，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不快活。当时很多企业常常发愁保险柜里满满当当的钞钱怎么花出去！
而日进斗金的大好局面，也刺激了又一轮的重复建设潮，扩产的扩产，跟风的跟风。更新、更高标准的厂房破土动工，更先进的设备安装调试，更好的禽类品种大量引进。毫不夸张地讲，当时全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几乎都有这种厂子，而且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过，此种境况之下，真正发大财的却依然是外国人。
实际上，这也为后来的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及低成本扩张打下了并不算明智的基础。
请神，迎来鬼
物极必反。当中国禽宰业的好日子持续了十余年后，苦日子来了。大概也应了“天欲让谁亡，必先让其疯狂”吧。
师从洋人的中国禽宰业，在不断地从西方引进优良禽种的同时，也将此前国人闻所未闻的以禽流感为首的种种疫病“交流”了进来。
当1997年中国香港禽流感的大爆发造成6人死亡后，让内地的国人真正见识到了禽病的骇人。这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禽宰业的春天已去，辉煌不再。
从那时起，禽病结伴来袭，横扫中国禽宰业。疫病肆虐，一年四季不曾消停。面对疫病，养殖风险陡增，养殖者无钱可赚，“要想穷，建大棚（养殖棚）”成为名言，而“家有千百万，带毛的不算”也从那时起为真理。这也直接导致了禽宰企业无米可炊。
而禽宰企业为了恒定生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分些利润给养殖者。然而这种让利却无济于事，因为在养殖风险面前，这种补贴太过寒酸，杯水车薪。现在的情形是：活禽被推进屠宰车间前都是赔钱的。而禽宰企业的负担却日益沉重，不仅花去了昔日积蓄，甚至不得不寅吃卯粮。禽宰企业所能做的只能是四处化缘。
但为了有“米”下锅，禽宰业将智谋发挥到极至，甚至是非常规办法，比如“骗”。其实这样说并非完全正确，但从结果来看，这样说并不过分。虽然企业为养殖者提供了一套合同，而根据测算肯定是挣钱的，但鉴于中国极其低下的饲养水平以及捉摸不定的疫情，赢利数据多半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养殖户常讲“好话骗咱上了船，如今想下，难上难。”不过，禽宰业也有一句行话：天下人有的是，大的“骗”怕了，小的长大了。此地不行，再换别处。
其实想用合同将养殖散户与企业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空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纸合同只能算成废纸一张：行情好时，散户可以将家禽卖向市场，屠宰企业无法找到原料，因为法不责众。家禽行情不好时，农户将它们卖给企业，公司不得不收，否则以后没人再与你合作；而收来只能增加库存。
事实上，为什么禽宰企业要开发那么多散养户？其目的并不是他们所宣传的带领农民奔小康，而是要将本应企业承担的养殖风险转嫁给养殖农户。
曾经有几家国内相当著名的家禽屠宰企业，一方面为适应国外市场日益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一方面为比拼实力，上马近百座批出栏5万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结果，事与愿违。这些所谓的现代化饲养除了为企业带来一纸亏损数字外，什么都没有。与养殖水平先进国家不同的是，在我国，养殖场规模越大，设备越先进，反而赔得越惨。
最要命的不止这些，某些不懂行的官员，为了形象工程，还将当地的养殖散户集中到一起，搞什么养殖小区，美其名曰科学管理。分散养殖尚不易出效益，集中到一起挣钱则更难。不过，倒是有利于疫情传播。
这一切，在2004年以前或许会好一些，国内尽管年年有疫情，但有赖于疫情加密制度，疫情的频发却未引起社会恐慌，中国禽宰业尚能喘一口气。然而，2004年疫情解密后，禽流感成了与非典并称的恶魔，世人谈“禽”色变，别说禽肉，就算鸡蛋也没人敢吃。全国一片杀鸡忙，雏鸡更是贱到白送也无人要的地步，这使本已步履艰难的中国禽宰业更为难堪。
困境，内忧外患
本来，中国家禽业为了抵抗风险、利润最大化，养殖、屠宰、加工一条龙化运作，上下游通吃。事实上，事与愿违，在疫病及国际贸易极易波动的情况下，一条龙，恰恰成了套在脖子上的夺命绳索。
家禽业所依赖的就是有生命的禽类，资金从源头到回收少说也得八九个月，资金流速太过缓慢，而家禽行业也绝非一个暴利的行业，这几年除了出口产品及深加工产品有微利外，其他产品基本属于赔钱赚吆喝。就算你好年景挣上三五千万（其实，所谓的好年景近10年几乎没有），也架不住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与出口限制。试看国内的家禽企业有几个敢大声说自己挣得钵满盆满的，有哪家敢说自己屁股不是坐在银行上的？
在中国的家禽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一等产品卖日本，二等产品卖快餐（肯德基、麦当劳），三等产品卖国内。
日本与洋快餐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进口基地，其实就是图便宜，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
相比国人对健康无所谓相比，外国人更注重生命。包括日本及肯德基、麦当劳洋快餐在内的客户选择中国企业的同时，也附加多如牛毛且极为苛刻的条件，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无药残、无疫病。
不过，想得到这些订单还得经过五次三番的验收，而每次验收明里暗里还得花去数量惊人的雪花白银。虽然如此，企业最后能拿到订单的也是少数。忙活半年后，除去出口中间商提取的佣金，这些订单换来的其实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矣，其实这些原本应该属于劳动者的。
然而，一旦暴发疫情或国与国间的商战风波，都会导致出口渠道的关闭，而这也成为中国家禽行业不得不承受的痛楚。
而国内市场，目前却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境况，规模越大的企业恰恰没有成本优势，难以赢得市场，毕竟，追求廉价仍是国人的第一目标。
除非退出江湖，另择他途，否则，即便是疫情来了、出口封关了，日子该过还得过。
而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密集型的中国禽宰业还将有多少优势可言？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对以出口为重要赢利点的中国禽宰业来说，还有多少利润可赚？
窘迫，骑虎难下
由于持续的收成不佳，中国家禽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老大难：交税一星半点，每每有疫情来袭，当地政府还得倒头来补贴企业。
不过，家禽行业能吸纳大量社会劳动力、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企业在自己任上垮台，从而给当地陡然带来诸多的不和谐。而另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这些企业大部分一屁股坐在银行上，且摆出一副“虱子多了不怕咬”的架势。
牌局不散，上下家都还得陪着玩下去。企业所能做的只有拆东墙补西墙，只能是坚持。如果不坚持呢？一如当初农业产业化神话“蓝田”的结局！
这些年，行内人士评价企业家优劣的最大依据就是：能否找到钱。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家禽行业甚至是畜牧行业，几乎都有一个游离于企业体制之外却由老板直接控制的神秘部门——项目部。当然称呼各有不同，但功能都是一样的：跑项目、找资金。而这些部门的人员，背景极深，且各怀神通，能量超强。
其实，这充其量只能算得缓兵之计，算不得起死回生的妙方。
内忧外困中，也使得企业内部纷争加剧：高层更迭，中层不济，基层不稳，优秀人才进不来且留不住……简直是一地鸡毛！
所以，每到过年过节举国欢庆的时候，却越是家禽企业的老板们如坐针毡的时刻——欠养殖户的钱、欠供货商的账、欠银行的贷款与利息、工人小半年的工资……钱从何来？怎一个苦字了得！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如若埋怨，只能说自己当初入错了行！
而此种局面，究竟何时才是个尽头？3年，5年，10年……
于是很多企业选择了战略转移，转向金属冶炼、乳品加工、卖地皮……唯独少见一条道走到黑的！即使转移，也还得背上沉重的包袱。
最值得敬佩的企业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太过沉重，甚至很难过。因为，此前所接触到的这个行业的企业家，无不是极其敬业与朴实的。
公司里走得最晚来得最早的是他们，每日眼睛红肿血丝遍布一身疲惫的是他们，一年难得一刻休息的是他们，为跑资金上边大口敬酒下边急打胰岛素的是他们……尽管人前光鲜夺目，但他们内心却是异常的孤苦，而这种苦更无法与外人道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最值得敬佩的企业家，却难以成就最骄人的事业。叹只叹，时也，运也，命也！
而在浮华的背后，难掩行业深处的颓势；业者的苦命打拼，是否属于无谓的挣扎？关于明天，还敢奢想吗？(编辑/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