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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aid），又称为“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海外援助”（overseas aid）、外国援助（foreign aid）或者“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在汉语中，一国向外国提供的援助可称之为“对外援助”，简称“援外”；来自外国的援助，简称为“外援”。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前副主任、乔治敦大学副教授卡罗尔·兰开斯特（Carol Lancaster）将外国援助（foreign aid）定义为：一国政府向另一独立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或者向国际组织等所做的自愿性公共资源转移，其额度至少含25%的赠与部分。这种资源转移的目的之一是改善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其中，教育资源的对外转移是国际援助或对外援助一种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广泛的对外援助，对非洲的援助一直是援外工作的重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也从原来重视基础设施的投入转为对受援国人民的职业技能提升上，我国职业教育在援非过程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现状：投入增加与效果争议的两难处境
21世纪以来，国际援非的力度空前加大，各国对非洲的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对改善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一定贡献。但在评估援非效果上也出现一些争议，尤其是高投入能否带来优效果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对非援助持续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致力于对非援助。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表达了与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愿望。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期间，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成为我国对非洲援助走向正式、规范的重要标志。我国对非援助也逐步由单向经济援助发展到全方位、机制化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截至2013年底，非洲接受中国援助的资金总额约为1172.6亿元人民币，约合180.4亿美元，2008-2012年，我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官方援助，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2》认为，2008-2011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54%流向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2008 -2011年为非洲培训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2012年7月，我国政府又提出2013-2015年在5个重点领域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包括实施“非洲人才计划”，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可以看出，我国对非洲援助力度一直保持平稳增加，援助形式及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对非援助效果值得考量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关于援助非洲的效果及未来援助方式也产生一些争议和思考。赞比亚学者达姆比萨·嫫约（Dambisa Moyo）在其《援助已死》（Dead Aid）一书中，从国际援助的功能作用和对非洲经济增长的作用两个方面否定了国际援助非洲的效果，并列举了影响援非效果的因素。比如，援助附加条件的副作用、发展资金难以流向正确部门以及援助依赖等。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夸提（James Shikwati）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援助资金支持了巨大的官僚机构，非洲被教育去做乞丐，而非独立。此外，援助所在之处削弱了当地市场。”对援助非洲效果的争议主要认为：援助抵消了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自身动力。各国学者逐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重新审视对非援助，积极探寻援非新形式。
据此，我们以中国商务部成立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为研究载体，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参加培训的12个非洲国家，共254名学员进行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65.8%的学员认为直接的经济援助对受援国积极作用在减小，甚至有9.6%的学员反对直接的物资援助；在调研教育援助的方式和途径上，多数学员认为，提供技能培训及开展职业教育教育是急需的，在问及是否同意中国在非洲开办职业学校时，85.4%学员表示赞同。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部分非洲国家对援非教育的方式及效果有不同见解，更加青睐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
路径选择：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援非的突破口
多年来，我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主要以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为主，不附加任何政治及经济条件，这种援助方式也得到非洲人民广泛认可。但随着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援非的形式和途径也需与时俱进。
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援非的主要形式
教育援助是援非工作的一个重点项目，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都投入巨大。但在援助领域和方式上，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主要关注教育制度及理念的渗透，经常带有附加条件；而中国更加集中于学校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随着非洲各国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西方国家这种带有附加条件的教育援助日益敏感。中国教育援助虽然能缓解非洲教育基础建设差的问题，但由于教育效果的滞后性及非洲社会的现实状况，援助的效果也在减弱。
目前，我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援建学校为主的硬件投入；另一种是免费接受非洲国家学生到中国留学，为非洲培训高层次人才。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2009-2012年促进中非合作的新“八项措施”第二条中明确提出要接受100名非洲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工作，并为其回国服务提供资助；第七条中，强调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为非洲国家援助50所中非友好学校，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到2012年向非洲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增至5500名（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但由于非洲教育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条件较低，对教育的需求具有实效性和通用性特征，多数人更加愿意接受能直接给受教育者带来收益的教育形式。通过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非洲学员的调研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75.1%的学员认为，短期内，基础教育的硬件投入对改变非洲教育现状作用有限，多数学生由于短时间内看不到因教育带来的现实受益，选择放弃学业。而职业教育因具有学制灵活、实用性强、受益快等特点，成为目前非洲人民愿意接受的教育形式。
职业教育应成为支撑非洲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摇篮
国际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受援国经济状况，以此来提高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但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及部分产业的转型升级，非洲自身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对国际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见表1。同时，由于非洲自身经济的发展，亟需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本土技能人才。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发展程度上与非洲国家具有相似性。所以，我国职业教育通过对外输出，能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培养本土化的技能人才。
推进策略：职业教育在援非过程中的可为
依托国家援非重大项目
我国对非洲的援助一直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各类援助项目数量很大，其中不乏一些影响中非合作的大项目，如2012年加纳能源部与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签署的加纳北部省电网项目、利比里亚农业部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利比里亚巴塔维农业开发合作协议等。这些大项目一般都具有影响面广、周期长、投入大、人力资源需求大等特点，但随着我国人力资源成本逐步攀升的影响，这些大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很大挑战，投入成本成倍增加，原来以我国国内人力资源输出的援助形式既增加了我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也在一定程度阻碍了非洲本土技能人才的培育。针对上述情况，我国职业教育要瞄准国家援助非洲的一些重大项目，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资源，积极寻求合作机会，主动融入，参与境外技能人才培养与培训，增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能力。
加强适合非洲实际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与研究
援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受援者自身能力，实现自我发展。职业教育在援助过程中也应遵循这一原则。非洲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课程体系不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可以借助自身课程开发优势，选择部分合作比较紧密、时间较长、效果较明显的援非项目作为切入点，开发与该项目相关的职业课程，在配合项目持续推进的同时，也能保障培养的学员能充分就业，让更多非洲居民愿意参与职业教育，有效推进非洲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和本土化发展。
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援非的体制机制建设
职业教育在援非过程中既属于教育援助的一种形式，也受商务部等多家单位的管辖。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首先，在政府层面厘清职业教育援非工作职责和意义，落实管辖属地，避免部门之间的权利交叉；其次，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援非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协调我国援非项目单位与非洲当地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为职业教育的有效推广搭建平台；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对职业教育的援非效果进行评价，推进非洲职业教育更好发展。
打造援非教育品牌
非洲职业教育比较落后，这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援助工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非洲地域辽阔，目前有53个国家，职业教育市场非常大。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丰富，且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并形成了一些鲜明特色，可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优势资源的整合，结合非洲现状，着力打造一批适应非洲本土特色、适合非洲现实需求的职业教育援助品牌，以品牌推广带动更多非洲国家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吸引更多的非洲人民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者：王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君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现状：投入增加与效果争议的两难处境
21世纪以来，国际援非的力度空前加大，各国对非洲的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对改善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一定贡献。但在评估援非效果上也出现一些争议，尤其是高投入能否带来优效果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对非援助持续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致力于对非援助。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表达了与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愿望。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期间，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成为我国对非洲援助走向正式、规范的重要标志。我国对非援助也逐步由单向经济援助发展到全方位、机制化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截至2013年底，非洲接受中国援助的资金总额约为1172.6亿元人民币，约合180.4亿美元，2008-2012年，我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官方援助，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2》认为，2008-2011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54%流向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2008 -2011年为非洲培训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2012年7月，我国政府又提出2013-2015年在5个重点领域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包括实施“非洲人才计划”，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可以看出，我国对非洲援助力度一直保持平稳增加，援助形式及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对非援助效果值得考量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关于援助非洲的效果及未来援助方式也产生一些争议和思考。赞比亚学者达姆比萨·嫫约（Dambisa Moyo）在其《援助已死》（Dead Aid）一书中，从国际援助的功能作用和对非洲经济增长的作用两个方面否定了国际援助非洲的效果，并列举了影响援非效果的因素。比如，援助附加条件的副作用、发展资金难以流向正确部门以及援助依赖等。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夸提（James Shikwati）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援助资金支持了巨大的官僚机构，非洲被教育去做乞丐，而非独立。此外，援助所在之处削弱了当地市场。”对援助非洲效果的争议主要认为：援助抵消了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自身动力。各国学者逐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重新审视对非援助，积极探寻援非新形式。
据此，我们以中国商务部成立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为研究载体，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参加培训的12个非洲国家，共254名学员进行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65.8%的学员认为直接的经济援助对受援国积极作用在减小，甚至有9.6%的学员反对直接的物资援助；在调研教育援助的方式和途径上，多数学员认为，提供技能培训及开展职业教育教育是急需的，在问及是否同意中国在非洲开办职业学校时，85.4%学员表示赞同。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部分非洲国家对援非教育的方式及效果有不同见解，更加青睐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
路径选择：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援非的突破口
多年来，我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主要以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为主，不附加任何政治及经济条件，这种援助方式也得到非洲人民广泛认可。但随着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援非的形式和途径也需与时俱进。
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援非的主要形式
教育援助是援非工作的一个重点项目，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都投入巨大。但在援助领域和方式上，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主要关注教育制度及理念的渗透，经常带有附加条件；而中国更加集中于学校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随着非洲各国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西方国家这种带有附加条件的教育援助日益敏感。中国教育援助虽然能缓解非洲教育基础建设差的问题，但由于教育效果的滞后性及非洲社会的现实状况，援助的效果也在减弱。
目前，我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援建学校为主的硬件投入；另一种是免费接受非洲国家学生到中国留学，为非洲培训高层次人才。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2009-2012年促进中非合作的新“八项措施”第二条中明确提出要接受100名非洲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工作，并为其回国服务提供资助；第七条中，强调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为非洲国家援助50所中非友好学校，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到2012年向非洲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增至5500名（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但由于非洲教育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条件较低，对教育的需求具有实效性和通用性特征，多数人更加愿意接受能直接给受教育者带来收益的教育形式。通过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非洲学员的调研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75.1%的学员认为，短期内，基础教育的硬件投入对改变非洲教育现状作用有限，多数学生由于短时间内看不到因教育带来的现实受益，选择放弃学业。而职业教育因具有学制灵活、实用性强、受益快等特点，成为目前非洲人民愿意接受的教育形式。
职业教育应成为支撑非洲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摇篮
国际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受援国经济状况，以此来提高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但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及部分产业的转型升级，非洲自身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对国际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见表1。同时，由于非洲自身经济的发展，亟需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本土技能人才。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发展程度上与非洲国家具有相似性。所以，我国职业教育通过对外输出，能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培养本土化的技能人才。
推进策略：职业教育在援非过程中的可为
依托国家援非重大项目
我国对非洲的援助一直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各类援助项目数量很大，其中不乏一些影响中非合作的大项目，如2012年加纳能源部与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签署的加纳北部省电网项目、利比里亚农业部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利比里亚巴塔维农业开发合作协议等。这些大项目一般都具有影响面广、周期长、投入大、人力资源需求大等特点，但随着我国人力资源成本逐步攀升的影响，这些大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很大挑战，投入成本成倍增加，原来以我国国内人力资源输出的援助形式既增加了我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也在一定程度阻碍了非洲本土技能人才的培育。针对上述情况，我国职业教育要瞄准国家援助非洲的一些重大项目，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资源，积极寻求合作机会，主动融入，参与境外技能人才培养与培训，增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能力。
加强适合非洲实际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与研究
援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受援者自身能力，实现自我发展。职业教育在援助过程中也应遵循这一原则。非洲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课程体系不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可以借助自身课程开发优势，选择部分合作比较紧密、时间较长、效果较明显的援非项目作为切入点，开发与该项目相关的职业课程，在配合项目持续推进的同时，也能保障培养的学员能充分就业，让更多非洲居民愿意参与职业教育，有效推进非洲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和本土化发展。
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援非的体制机制建设
职业教育在援非过程中既属于教育援助的一种形式，也受商务部等多家单位的管辖。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首先，在政府层面厘清职业教育援非工作职责和意义，落实管辖属地，避免部门之间的权利交叉；其次，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援非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协调我国援非项目单位与非洲当地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为职业教育的有效推广搭建平台；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对职业教育的援非效果进行评价，推进非洲职业教育更好发展。
打造援非教育品牌
非洲职业教育比较落后，这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援助工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非洲地域辽阔，目前有53个国家，职业教育市场非常大。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丰富，且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并形成了一些鲜明特色，可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优势资源的整合，结合非洲现状，着力打造一批适应非洲本土特色、适合非洲现实需求的职业教育援助品牌，以品牌推广带动更多非洲国家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吸引更多的非洲人民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者：王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君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