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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３月，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历时２年零７个月，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轰动了文化界，引发了艺术家、史学家对发掘敦煌宝藏的兴趣。但是，两幅壁画被剥落，与张大千有关，此举颇遭非议。艺术大师张大千为何要毁画？
１９３８年，张大千从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逃出，经天津、上海、香港，辗转回到家乡四川。回川不久，即得到消息，他最敬爱的二哥、画虎名家张善子，为抗战募捐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两个月之后，其长子张心亮又在西安病殁。接连的打击，令张大千痛不欲生。为了消减心中的悲情，张大千决定前往敦煌，埋首艺术。
１９４１年３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兰州。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２７６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呢？如果有毁画之举，那么他为何要干如此这般的蠢事呢？对此，有以下几种解说。
第一种说法，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２０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
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第二种说法，张大千陪于右任观赏壁画时，随行人员不慎毁画。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在敦煌留恋忘返，由张大千陪着观赏壁画。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土著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的解释大同小异：
１９４１年初春至１９４３年秋，我曾随先父赴敦煌临摹壁画，前后约两年七个月。在此期间自始至终从未见父亲作过任何破坏壁画的事。关于剥损两面壁画一事，也不是父亲所为。记得是在１９４１年中秋节前后，父亲陪同于右任先生及地方人士约２０余人，参观各窟壁画，发现有一洞窟的两面壁画年久风蚀脱落，壁画底层的泥土已呈分离状态，画面被烟熏得乌黑，看不清原貌，但从破损部分可见底下尚有一层壁画。此时有随行人员上前手拉着上面欲裂的坏壁想让大家看清下面的壁画，不料稍一用劲，坏壁随之破碎脱落。当时父亲虽然在场，但既未动口，更未动手，何罪之有？
第三种说法：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５年后，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但是没有查到张大千盗宝和破坏壁画的真凭实据。窦景椿在文章中为张大千辩护道因：
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对于敦煌壁画被毁，张大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一种看法认为：张大千为一己之私，漠视珍贵的古文物，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
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论张大千是否破坏壁画，我们首先要搞清敦煌这两幅壁画是否应该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墙壁，是由戈壁滩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画画，先要在石墙表面涂上泥巴、石灰，铺成墙壁。敦煌壁画，由北魏到宋，历代前来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墙壁表层画满了，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石灰，继续画，经历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墙厚厚的，其中有好几层壁画。
１９８１年《旅游天府》第２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１０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９日香港《新晚报》发表了记者夏令的采访记《谢稚柳谈张大千及敦煌》，谢稚柳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墨离军”（唐代一大军镇）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公元７４６年）后，成于十四载（公元７５５年）前”。谢稚柳在香港回答记者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道：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８６６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显然，张大千对“破壁”的行为并无负罪感。相反，他认为果断地“破壁”，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
（据《读书文摘》）
１９３８年，张大千从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逃出，经天津、上海、香港，辗转回到家乡四川。回川不久，即得到消息，他最敬爱的二哥、画虎名家张善子，为抗战募捐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两个月之后，其长子张心亮又在西安病殁。接连的打击，令张大千痛不欲生。为了消减心中的悲情，张大千决定前往敦煌，埋首艺术。
１９４１年３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兰州。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２７６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呢？如果有毁画之举，那么他为何要干如此这般的蠢事呢？对此，有以下几种解说。
第一种说法，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２０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
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第二种说法，张大千陪于右任观赏壁画时，随行人员不慎毁画。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在敦煌留恋忘返，由张大千陪着观赏壁画。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土著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的解释大同小异：
１９４１年初春至１９４３年秋，我曾随先父赴敦煌临摹壁画，前后约两年七个月。在此期间自始至终从未见父亲作过任何破坏壁画的事。关于剥损两面壁画一事，也不是父亲所为。记得是在１９４１年中秋节前后，父亲陪同于右任先生及地方人士约２０余人，参观各窟壁画，发现有一洞窟的两面壁画年久风蚀脱落，壁画底层的泥土已呈分离状态，画面被烟熏得乌黑，看不清原貌，但从破损部分可见底下尚有一层壁画。此时有随行人员上前手拉着上面欲裂的坏壁想让大家看清下面的壁画，不料稍一用劲，坏壁随之破碎脱落。当时父亲虽然在场，但既未动口，更未动手，何罪之有？
第三种说法：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５年后，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但是没有查到张大千盗宝和破坏壁画的真凭实据。窦景椿在文章中为张大千辩护道因：
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对于敦煌壁画被毁，张大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一种看法认为：张大千为一己之私，漠视珍贵的古文物，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
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论张大千是否破坏壁画，我们首先要搞清敦煌这两幅壁画是否应该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墙壁，是由戈壁滩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画画，先要在石墙表面涂上泥巴、石灰，铺成墙壁。敦煌壁画，由北魏到宋，历代前来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墙壁表层画满了，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石灰，继续画，经历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墙厚厚的，其中有好几层壁画。
１９８１年《旅游天府》第２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１０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９日香港《新晚报》发表了记者夏令的采访记《谢稚柳谈张大千及敦煌》，谢稚柳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墨离军”（唐代一大军镇）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公元７４６年）后，成于十四载（公元７５５年）前”。谢稚柳在香港回答记者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叙述道：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８６６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显然，张大千对“破壁”的行为并无负罪感。相反，他认为果断地“破壁”，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
（据《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