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娱乐类、批判类和责任类。但与其说是三种艺术，不如说是三种人群，三种做法，三种活法和三种结果。在现实当中，娱乐类主要服务于权力和商业，它专擅歌功颂德，抚慰受伤心灵，美化赞助人或出资方，主要形式是唯美，唯健康。唯高大，唯繁荣，主要词汇是：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一帆风顺，万寿无疆，幸福安康……创作动机上，娱乐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讨好”。从古至今，艺人们(包括画家)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娱乐主子，这主子包括上自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百姓和三教九流。娱乐得怎样(包括技巧和智慧)决定了讨得的好的大小。对这一真相，能看到的人不多，因此，从事娱乐工作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动机纯洁高尚，更有糊涂者，嘴上总挂着真善美。善和美是真的，这我相信，因为它符合“讨好”的本质，而真却不可能，真其实就是假呢。既然定位在娱乐，目的是讨好，怎样真得起来呢?如果非要说是真，那就叫真的假话吧。
　　批判类艺术的特征主要是说“坏话”。好的绝对不说，积极的绝对不说，正确的绝对不说。它像医生，专挑人的毛病，越是疑难杂症越有揭露的兴趣，还专挑要命的地方讲。不管是真病假病，病情大小，男女老少一概没有好人。一个理性的社会是欢迎和包容批判类艺术的，因为人们懂得“有病治病，无病防身”的道理。但是，在中国，这种艺术一直讨不来好，我对它的处境与命运，也用两个字来概括，叫做“讨打”。华佗为曹操治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名医华佗因为报出曹操颅内有病需要开刀，而引起曹操大怒并要杀死他。读者大都将之解读为曹操性情暴躁多疑，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曹操。因为，我们都不喜欢不好听的真话，都听不进批判和批评的话语。只有一种情况的批判和批评能被接纳，就是：充当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我欣赏但并不完全赞同批判的艺术，因为，看病不应当止于揭示和揭露，还应该给出防病和治病的方法，光批光否定不仅容易“讨打”，也容易使批判者陷入自恋狂和口淫狂的泥潭。甚至背离真实。然而，对于社会或一个族群，对批判类艺术的态度，却是可以当成民权思想、法制真伪蒙昧与开化的试金石的。我们不仅不应将其视为异己或敌人，想反，我们要感谢其至培育汶样的艺术。因为它比起娱乐(讨好)的艺术，更忠诚和更能治病防痛呢。甚至可以救我们的命。
　　责任类艺术是我最愿意提倡并奉行的，有的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没用，越没用越厉害。我惊异于最保守的传统派(以古典艺术为摹本)和最激进的先锋派(以创新为己任)也都说这句话。但是，事实又如何呢?它成了因循守旧的人拒绝进步的托辞，成了形式主义的白恋癖和自大狂的自我封闭的借口，成了胸无大志只想把日子过好的庸人的高尚牌坊，成了艺术市侩遮掩其权奴嘴脸的幌子。在中国，多么深刻的东西都会变味，对于天生的功功利主义者来说，对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所有思想观念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转换为形而下，都可以变为酸腐文化和市侩文化的养料。因此，我是主张艺术有用论的。
　　艺术之用，用在其用和不用上。意思是可以娱乐，但不是出于讨好的动机，是出于真爱。可以批判，但不是为了显摆自我，也是出于真爱。就像医生之于病人，光用美言安抚是不够的。过分了就是骗子，属于医德问题。警察之于小偷，光用道理是不够的，过分了就是失职。惩戒是其天职。假如要给一位老人祝寿，奉上美言是符合天道的，假如要给一位美人过生日，奉上鲜花就是符合天道的。假如需要贺喜某个领导升职，奉上美酒是符合天道的。但是，假如已有一位重病人，在美言，鲜花，美酒和手术刀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艺术存在的道理，与此相似。
　　我选择手术刀，即使病人不喜欢。我将此称为有责任的艺术。我常对学生和朋友说，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美言，鲜花和美酒都管用。但是，我选择攻击和批判(用手术刀)。将病人损伤了，刺痛了，肚子划开了，他还感激你，这才是本事。今天的艺术市场，鲜花和美酒卖得比药贵，这表明我们的许多藏家学费还没有交够，或者根本上这类人也是骗子。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把水搅浑了，目的是捞钱。“聪明反被聪明误”，当代艺术的地震其实正在发生，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什么是好的艺术?标准恐怕要重新制定了。我认为是：有责任的艺术。我的《被缚的奴隶》、《欲望中国》和《起来》系列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它们不是美言、鲜花和假药，它们可让人不舒服，但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