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目失明的悬念
　　陈寅恪总是穿一袭长衫，夹着用双层方布巾包好的几本书，走上讲台。顿时，教室鸦雀无声。学生们个个聚精会神，眼睛盯着他，生怕听漏半句。他喜欢把需要解释的重点、难点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用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开讲。仿佛一道时光之门从黑板乍然洞开，眼前是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汇聚山林，饮酒作乐，诗文唱和，个个放浪形骸，人人醉眼朦胧。此刻，他就是穿民国长衫的魏晋名士，习惯于双手叉腰，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密不透风。有的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的学生如坠五里云霧。脱口而出的那些考据，那些典故，足够让学生翻烂几十部书。下课铃响，他轻轻掸一掸长衫上的粉笔粉，包好书本，夹在腋下，脚步轻如蜻蜓点水，不带一点尘埃地走出教室。
　　扔在身后的学生，或惊，或痴，或喜，或愁，还在魏晋沉浮。望着一袭长衫，仙风道骨般飘然而去。才顿悟：这就是大师，这就是陈寅恪！这就是“教授中的教授”，这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所说“三百年来第一人”！
　　陈寅恪上课，别人教过的，他不教;自己教过的，他不教;没有新鲜内容的，他不教。这样的教授，现在哪里去寻找？近几十年所见的不少教授，肚腹有脂肪油的多，大脑里有知识油的太少。很多油还是“哈”的。有些教授道貌岸然，莫测高深，几十年卖的还是那又“哈”又臭的几瓢老油。面对这些称“大师”呼“泰斗”的衮衮诸公，陈寅恪的位置在哪里？他让我仰望——他在星空，他在天上！
　　抗战爆发，燕京、金陵、金女大、齐鲁、中大医学院等五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抗战后期，陈寅恪受聘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携家人走过万水千山，来到华西坝。他在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在华西校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华西坝长大的我，一直想了解陈寅恪怎么会双目失明。
　　我问过杨正予教授，她是我父亲恩师杨佑之的女儿。我从小就叫她杨四嬷。她与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是发小。以此排位，陈小彭应叫陈二婊，小彭的姐姐流求和妹妹美延，就叫陈大婊和陈小孃。
　　经杨四孃介绍，终于有机会与陈大孃和小壤见面，摆一些老龙门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陈寅恪的眼疾——他的右眼，于1937年9月20日失明;他的左眼，于1944年12月12日失明。失明是因为视网膜脱落，好比老式照相机没了底片，何至如此呢？
　　眼科医学基本知识告诉我们：视网膜脱落是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分离。两层之间有一潜在间隙，分离后间隙内所潴留的液体称为视网膜下液。脱离部分的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激，导致眼部来的图像不完整或全部缺失。
　　而高度近视眼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
　　中医认为： “悲伤胃，怒伤肝”。肝火郁积，会伤害眼睛。
　　陈小孃总结： “父亲如果是千度近视，只能眼贴书本读书，他也不会出现视网膜脱落。他大约是六七百度的近视，这个度数，最危险，最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另一个重要原因国难当头，颠沛流离，心中悲愤，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给了父亲很大的压力。我曾在香港患百日咳，肺部都咳痛了。父亲从云南回香港家中，几乎认不得我这个瘦成一把骨头的小女儿了。心中的焦虑、痛楚，只能写诗来排遣一小点，最后，病变积累起来，造成了双目失明。”
　　读他的诗“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极其敏感的诗翁，一直在为国家民族的苦难泣血！
　　泣血不止，视网膜，怎堪承受？
　　陈大婊说： “抗战期间我们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华西坝的广益学舍。”不幸的是，这种稍微安定的日子才过了一年，陈寅恪的双目就失明了。所幸的是，他最后看到的是华西坝校园的绮丽风光，这个动荡的混沌世界，总算给他留下一点美好印象。
　　2017年，在秋阳朗照的成都，说起73年前父亲双目失明的那个早晨，陈大婊仿佛历历在目。
　　二、高度近视与右眼失明
　　陈大婊说： “父亲读书太用功了，早早戴上了眼镜。”
　　陈寅恪虽然誉满天下，却是个十分务实、不图虚名的人。他13岁留学日本，后又在欧美游学14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师从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者。但他只求做一流学问，不顾及学位，往往一年半载后就另谋它途，始终没有获得一张大学文凭，更没有去拿什么博士学位。这在学历崇拜之风盛行的当今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6年，陈寅恪36岁，应聘为清华学校（1911年为清华学堂;1912年为清华学校;1928年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并称为大师。他主要是讲佛经翻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课程。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也来旁听。涉及藏语、梵语、突厥语等语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大师之中，他活动范围最小，用眼睛最狠，皆因迷醉于读书：读有趣的和无趣的书，读汉字书读汉字之外的古老文字书，读书山深处人迹罕至尘封已久的书。
　　关于高度近视，他曾对他的学生王仲翰坦言： “我之目疾非药石所能医治往返矣！因韶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入被褥之中，而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之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
　　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学习佛经翻译。20世纪80年代，被红卫兵抄家的部分物品退回，其中有一摞练习本上写满多种文字，这是陈寅恪留德期间的遗物。陈氏姐妹请季羡林整理，这就是季先生所说的“64个笔记本”！
　　季羡林认为： “这些笔记本只是一部分，肯定还有佚失。至于佚失多少，我们现在无法统计。我们能有这样多笔记本，已经很不容易。空间：从德国到中国，地跨万里;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间屡经战乱，加上十年浩劫，还能有这么多笔记本摆在我们眼前，我真想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个情景：神灵呵护。” 　　经过季羡林统计，这些笔记本共分21类：
　　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怯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1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1本;
　　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
　　季羡林认为：仅仅从留德期间的笔记本，就可见陈寅恪不仅仅是史学家，他治学之广，非常驚人。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算是他的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新疆古代语、伊朗古代语、古希伯来语，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陈寅恪治学的深度，他从常见的资料，看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刻问题。再其次，陈寅恪重视书目，每个专题，前人做到哪一步，还存在什么问题，先要心中有数。在笔记本中，有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种。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留学德国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极清苦，经常购买最便宜的面包。早上出门，吃上两片面包，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长期超负荷苦读，体质怎不赢弱？
　　陈大孃是一名优秀的内科主任医生。她从小看到父亲多病，一家担惊受怕，便立志学医，为病患者解除痛苦。她认为，父亲的体质弱，加之他生活的战乱年代，令他焦虑的国事家事接踵而来，视网膜病变，早已开始了。
　　从祖上遗传下来的忧国忧民“顽症”，不断加速视网膜的病变。
　　阅读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流求四代人的经历，笔者相信DNA，除了会将人类生物属性的品质传之后世，在一定条件下，优秀的人文精神也会血脉相传。当然，劣质的人文精神，比如阿Q精神，也会血脉相传。
　　陈宝箴在晚清名臣中，以激进的改革维新闻名于世，他的忧国忧民，传之儿孙，影响深远。特别为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痛心疾首。陈寅恪夫人唐簧，是唐景淞的嫡亲孙女。唐景淞在抗法战争中立功成名，作为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在民众拥戴下成立台湾政府，并担任了几天总统。日军进犯时，他并未浴血对抗，而逃出台湾，留下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的一生毁与誉，均与台湾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和唐簧，给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用意很深：流求，是台湾古称;台湾和澎湖列岛，都是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割让的中国领土，正如两个女儿属于我们，流求和澎湖属中国！这也是陈氏三代人的“心结”。
　　2003年，陈大孃去台湾，办完入境手续后走老人通道。官员见“陈流求”三个字，推测眼前这位老人生于台湾，立即表示“欢迎回家”！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诗作饱含忧国忧民之情。 “身有傲骨”的徐悲鸿，拒绝给蒋委员长画肖像却为陈三立精心画了素描和油画肖像，可见对他的敬重[注3]。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去杭州会见陈三立并赠以诗集。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义愤填膺，梦中大喊“杀日本人”，竞惊醒全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大动荡。8月8日，北平沦陷。住在姚家胡同的陈三立老人为什么不逃难？他明白：自己重病缠身，实为风烛残年，所以拒食流质，是怕拖累全家逃不了，只求速死。不吃不喝的三立老人于9月14日慷慨赴死，终年85岁。
　　伺候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本来就非常劳累;治丧期间，忙里忙外，难以入眠;国恨家仇，如急火攻心。陈寅恪先是眼前出飞蛾，闪光，没有去理会，直到右眼失明，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如果手术治疗加上调养，需要不少时日。权衡再三，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尽快逃离北平，否则日伪会纠缠不休。早在8月中旬，教育部就决定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迁往长沙，联合办校，定于11月1日开学。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辞世“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陈寅恪一家人搭上开往天津的早班车，离开北平。那时，小女美延不满半岁，由保姆王妈抱着，经过了日军和伪军的检查，侥幸过关，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流亡之旅。
　　三、受够了亡国之苦
　　流求、小彭分别小心拉牢父母的衣角，来到天津法租界，小住几日后再乘着海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那时的济南，听说日军已兵临城下，一片兵荒马乱，从济南开往徐州的火车，每一趟都爆满。流求、小彭是由先上车的刘清扬伯母（刘清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夫人，毛泽东曾在张申府手下任图书馆馆员）从窗口硬拖进车的，陈寅恪夫妇也是从车窗爬上车的。幸好天气阴沉，日寇飞机没有来轰炸，但为了给军用列车让路，火车走走停停，无法正点。车上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无茶水供应，上厕所都寸步难移。加上老人咳嗽，婴儿啼哭，闷热的空气污浊到极点，人人饱尝到难民的滋味。
　　到了长沙，草草安排好一家，陈寅恪在临时大学上课。但是，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长沙也在摇晃。当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离开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
　　因为唐簧素有心脏疾病，连续的旅途劳顿，使病情加重，更难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活。陈寅恪便经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只身前往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从1938年初开始，唐簧与三个女儿滞留香港。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从云南寄到香港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方便生活住所，两年之内，竞六次搬家，最后在九龙太子道一处名叫“洽庐”的出租屋住下。
　　陈寅恪在逃难之中，最为珍惜的是书籍。他习惯将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勘校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论著。1939年暑假，陈寅恪首次回香港探亲之后，从安南往蒙自途中，两只箱中的书，被窃贼用砖头调包，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廿年来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其中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 “五代史记注” “有关佛教经典的梵文、中文、藏文译校中的得失”，等。如此重大打击，无异于夺命断魂！加之到了蒙自又染上疟疾，素来消化功能很差，再加之高原反应，几度将陈寅恪击倒在病床，他又一次次顽强地挺过来。 　　在漫长的迁徙之中，船车之上，灯光昏暗，陈寅恪仍以行李箱作案，手不释卷。眼疾在不知不觉中加重。
　　1939年初，牛津大学曾聘定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8月间，陈寅恪准备乘法国轮船赴英，欧战爆发，苏德瓜分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他不得不推迟一年赴英。1940年7月，陈寅恪由滇返港后，再也没有返回昆明。他在香港再次等待，准备赴英，英国方面却迟迟未将入境许可证和旅费寄来，而返回昆明的滇越路又中断了。这时，经老友许地山周旋，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每月有三百港币的薪水，由于陈寅恪和美延经常生病，医药费是大笔支出，家用非常拮据。“洽庐”底层前面是一所私立幼稚园，条件很好，收费很高，美延常在园外眼巴巴地张望，看小朋友们做游戏，玩得欢天喜地，羡慕不已。妈妈不得不告诉美延： “我们家没有钱交学费，上不了幼稚园。”
　　1941年12月8日早上，流求准备上学，还未下楼，就听见爆炸声震天动地。原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了离家很近的启德机场。赓即，九龙和香港沦陷了。主要路口被铁丝网阻断，粮食奇缺，红薯皮都成了美味佳肴。
　　戒严的深夜， “洽庐”的住户们都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次日早上听说，离“洽庐”不远处，有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被日军强暴了。唐簧不由分说，抄起剪刀，一阵嚓嚓之声中，将流求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男童发型，并换上父亲的衬衣，装扮成男孩子。此前，唐簧含泪在一块浅色布上，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的美延罩衫大襟上，为的是，若全家出逃时万一走散，有好心人能将美延收留送还。
　　回忆当年，陈大孃说： “我才12岁，就已经受够了亡国之苦！”
　　更危急的是，陈寅恪已被日伪盯上，不断有人上门来游说，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陈寅恪均卧床称病，予以拒绝。还有壮汉送来几袋面粉，体弱力单的唐簧，居然能连人带面粉推送出门。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42年5月4日，一家人混入逃难人群，乘船从香港经澳门逃到湛江，终于回到没有日本军靴践踏的中国土地。在那里，美延记忆深刻的是“吃到了半年来的第一顿饱饭。”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凭大脑中丰厚的积累，陈寅恪写下了两部可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种族、文化做了详尽研究。《剑桥中国史》在提到他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唐代制度大的观点，远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可以想见，写书，只会使左眼近视度数加深，视网膜的病变加速，悲剧一直躲在成功背后，伺机出击。
　　四、木炭汽车在山中爬行
　　桂林，抗战中的文化重镇。陈寅恪一家经玉林北进，先后乘轿子、小火轮，木船，沿黔江、柳江溯江而上，终于到达桂林。
　　紧张后的松弛，让陈寅恪病倒了，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 “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发作。此时必有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
　　三姐妹看见了父亲： “除走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外，在山上终日伏案，笔耕不辍。这个‘案’就是个大箱子，坐着的就是一张小木凳子，双腿只有弯曲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半天不抬头，住房有时漏雨，不太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无知觉。”
　　陈寅恪非常关注战事，据他分析：日本在中途岛大败之后，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必然要打通陆上交通道，不久会进攻湘、桂。便再次携家带口，奔赴五年飘泊无定的终点站—成都。
　　他们经宜山、金城江入贵州，过独山到都匀。因为母亲唐簧染上痢疾，到贵阳后，病情加重。同时，父亲和小妹也生病，一家人在贵阳滞留一个月，才登上川黔公路的汽车。途经险要的七十二弯，看公路旁，远远近近，不少汽车残骸，锈迹斑驳的车头，如巨大的骷髅头，讲述着车祸的悲剧。
　　离开贵阳那天，车站挤满了客车，因为汽车烧木炭，清早发动时，要生柴火，浓烟如雾，呛得人不停地咳嗽，流泪。75年后的今天，陈大婊和小婊说起那时候的木炭车，还记忆犹新。
　　八年抗战，被日寇封锁的大西南，公路上跑的尽是木炭车。栽人载物，它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真是天佑中国，幸好在抗战爆发之前就有了木炭车！
　　木炭车发明人是河南人，叫汤仲明，是在陇海铁路就职的留法工程师。他眼看国家花大量银圆去进口高价石油，便萌生了用木柴代油的想法。从1928年起，他经过上千个日夜刻苦钻研，终于造出了烧木炭的汽车。其原理是：在汽车上加装一个代燃炉，炉里放木炭或木柴，炉上面挂一个储水器，木炭点燃以后，储水器里的水滴进炉子里，木炭就会不完全燃烧而产生大量的“水煤气”，即一氧化碳。将“水煤气”过滤后，引入汽缸便可替代汽油，让引擎转动。这种木炭车，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此项发明，得到全国民众的称赞。
　　只是，开木炭车的司机和副手都非常辛苦！
　　陈大婊说，车子再挤，都得带上几筐木炭。脸黑得像小鬼头，从来不洗也洗不干净的肯定是副手，往往是半拉子男孩。早起生火，发动车子，使劲摇手把，一路上添加燃料，都是他的事。
　　陈小婊说，我们拍的“抗战神剧”，没有哪一部拍到木炭车。年轻的编剧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连木炭车的道具也没有！其实，在逃难的路上，发生好多事啊。特别是在山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火了，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烈日當头，都得修车啊。师傅徒弟都得钻车底，弄得像泥猴似的。有时候，还得叫乘客们下来推车。
　　那时，挺有幽默感的四川人，将宋朝邵雍的一首“蒙学诗”，改成一首咏木炭车诗，有趣极了。
　　邵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改诗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颠沛流离6年多，绕山绕水11省，终于到了重庆。1943年12月，兵工署有卡车去成都拉货，搭载着陈寅恪一家来到成都。陈寅恪夫妇抱着美延坐驾驶室，而陈流求和陈小彭只能坐在货箱之上。相比木炭车，汽油车似乎是“享受”，但坑坑洼洼的盘山路，严冬的寒风阴雨，轻而易举就把两姐妹转晕，冻僵。
　　五、左眼失明前后
　　由于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最晚迁来成都，华西坝容纳不下，而成都的一些中小学已疏散到郊外，燕京大学便租用陕西街华美女中的校舍办学，教职工亦在附近租房而詹。
　　陈寅恪一家，先住陕西街居民楼，与李方桂为邻。由于这条街上有陕西会馆，还有茶楼、酒馆多处，非常热闹。陈大壤说： “我们家厨房对着‘不醉无归小酒馆’厨房，小酒馆不小，厨房天井里有大泡菜缸子，挂有腌腊制品。从酒馆传来的吆喝声，划拳声不绝于耳，父亲严重的神经衰弱，受不了。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闻宥教授得悉，马上告诉文学院院长方叔轩。经过协调，1944年暑期搬到华西坝的广益宿舍45号。”
　　广益宿舍，又叫广益坝，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光明路宿舍区。它北临锦江，南抵小天竺街，气势恢宏的文学院、华英宿舍楼、8座独栋小洋楼、新建的齐鲁大学男生宿舍，以及一大片果园分布其间。这里绿树成荫，鸟鸣蝶舞，道路整洁，十分幽静。从战火连天的逃难路上，来到这花香鸟语的之地，真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在三姐妹的共同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中写道：
　　“华西坝的新居，是一座二层独栋洋楼的底层，由于基础较高，不觉得潮湿。环境幽静，院门外树木葱茏，东边竖立着高大的银杏树，秋日金黄的叶片枝头摇曳，别具特色;西边几株大槐树，春天百花飘香，夏季绿荫送爽。前院有一棵大樟树，后院虽然杂草丛生，也有些花木，如茶花、蜡梅、迎春、百合及母亲喜爱的姜花等，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成为我们逃难以来最好的一处住宅。”
　　陈大壤说： “我们一家人喜欢大阳台，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在那里坐一坐，父亲在那里备课，光线又好，空气又清新。特别是离家很近的那一座大果园，苹果、梨子、桃子、柑橘，各种水果，长得非常好。进去之后，随你吃个够，若是要带走的，就要过秤，按重量计价，相当便宜。我在那里吃到过一次蟠桃。匾匾的，又甜又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蟠桃了！”
　　我补充道： “广益坝的大果园，小时候跟同学从篱笆墙下面的狗洞钻进去过，偷苹果。挑个大的，长得好看的偷。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成都能结出又甜又脆的大苹果。有一回，我钻洞的时候，碰上了一只黄鼠狼，正往外钻，吓得它一转身就逃得无影无踪。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大朋友说，果园里还有刺猬、狐狸、野猫、猫头鹰、果子狸，好多动物。”
　　原来，燕京大学的教学课堂在陕西街，后来改在广益学舍，中国文化研究所也从天竺园搬到广益学舍。这样，陈寅恪上课只需步行几分钟，非常近便。每天早上，天不见亮，就有一位看守广益学舍的年青校工把家里的大水缸洗得干干净净，挑上两挑清亮井水。还有一个姓范的保姆，帮助做些家务，一切井井有条。
　　后来，新午姑妈来看望陈寅恪一家。
　　新午是陈寅恪最疼爱的小妹，兄妹感情很深。她的夫君俞大维，曾与陈寅恪一起留学德国，学的是哲学与数学，抗战时任兵工署署长。她家在陪都，住宅条件理应不错。但被向导引到陈寅恪家门口时，以为走错地方，竟然不敢敲门。她惊叹：“我以为这是郭有守厅长的房子，嗨呀，那么大！”
　　陈寅恪曾写下一首七言律诗《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浮，电笑徽闻送远风。
　　洒困不妨胡乱舞，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再说，一住入广益宿舍，吴宓、李思纯、闻宥、徐中舒等老友便常来看望。郭有守一家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独栋小洋房。郭有守是留法博士，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夫人杨云慧是杨度的女儿。杨度这“旷世奇才”“民国第一奇人”，与陈宝箴陈三立过从甚密，对晚辈陈寅恪的才华颇为欣赏。郭有守夫妇与陈寅恪夫妇相见，谈资实在丰富。郭有守的女儿郭久亦，比陈流求低一年级，而与小彭同班，她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非常亲密。
　　杜甫草堂是陈寅恪心仪已久的诗坛圣地，1944年春节后的初七——人日，全家与朋友结伴游草堂。那时的交通工具是鸡公车，他们乘坐的长长的鸡公车队，在嘎叽嘎叽的叫声中，沿着雄伟的千年古城墙迤逦而行，终于看见一群白鹭盘旋，墨绿沉沉的一大片贞楠。林中便是挂着“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
　　因抗战而流寓成都，步入草堂，令陈寅恪怀想杜诗中翻腾的离乱之苦，忧国之情，当即赋诗记游。二十年后，1964年春节后的人日，他在广州，仍念念不忘杜甫草堂之行，写下七言绝句： “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总关情。”
　　后来，天气渐暖时，徐中舒邀请陈寅恪夫妇同游望江楼，茂林修竹中，有一薛涛井，相传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制诗笺之处。古井苔绿水深，可曾照女校书容颜？陈寅恪把元白诗研读得十分通透，想来望江楼一游，对后来他书写《元白诗笺征稿》会有些感性积累吧。
　　让蜀中学人惊叹的是，陈寅恪曾去爵版街拜望蜀中大儒、清寂翁林山腴。林山腴曾经朝廷考试，授内阁中书，是个文教翰林，在北京与陈三立结社唱和，相知甚深。进入清寂堂，面对林山腴，名满天下的陈寅恪竞行磕头大礼，让林周围的晚辈很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见到清寂翁也是深深鞠躬为礼。陈寅恪还向清寂翁献上一副对联：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贤士皆与之游。”让清寂翁连连摇头说： “过誉了，不敢当！”
　　在方叔轩引荐下，陈寅恪结识了有“成都天一阁”之称的贲园书库主人、大藏书家严谷声。贵园珍藏的三十万册善本书，让嗜书如命的陈寅恪大喜过望。严谷声表示，贲园书库随时愿为他敞开大门。
　　正当陈寅恪适应了蜀中环境，平静度日时，致命打击突如其来。 　　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流求正准备背起书包上学，忽然听到父亲平静地说着一句令人心惊的话： “我看不见了！”
　　在右眼失明七年之后，负担沉重的左眼也失明了。
　　陈寅恪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上午有课。燕大的男生从文庙前街走来，得花半个小时时间;燕大女生从陕西街走来得花40分钟时间，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尽快口头通知学生，免走冤枉路。
　　陈流求背上书包，急忙走到广益学舍。还未找到教室，就遇上一位早早来到的燕大学生，跟他一说情况。这位学生就回应说，你快去上学吧。我会通知学校的。
　　当天，唐簧便将陈寅恪送入华西医学院存仁医院。
　　当时的成都，集聚了中大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实力非同小可。存仁医院眼科的陈耀真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默眼科研究所任研究员，夫人毛文书，亦是同行。经他们诊断，陈寅恪的眼疾非常严重，12月18日做了手术，未获成功。
　　唐簧日夜守护，劳体累心，引发心脏病。研究生刘适就组织燕大学生轮流值班，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多位师友也常到病榻前慰问。经过战火与流亡的燕大师生，倍加珍惜友情。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仿佛把人间事看得更清晰，对校长梅贻宝说： “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师道犹存。”而梅校长也感慨道： “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现在看来，陈寅恪从右眼失明到左眼失明，病因在诗中写得一清二楚：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在此之前，11月中旬，陈寅恪不慎跌了一跤，感觉左眼昏花。当时，就应当立即停下一切用眼睛的活动，好好休息。可是，他依然没有停下来。桌上，还放着他为提携年轻学人，刚写完的推荐信;一大摞翻开的书。还有，一盏为经常停电备用的菜油灯。五、牧羊女童陈美延
　　1922年，丁克生（Frank.Dicknson）受加拿大英美会派遣来到华西协合大学，任生物系教授。他个子矮小，却是华西坝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父”。
　　而他另一大功劳就是引进荷斯坦血统公牛，与本地牛交配产下的改良奶牛，将产奶量从每天10～12杯增加到每天45杯。1938年，宋美龄也买来55头荷斯坦乳牛，由他指导，在华大校园附近饲养。1941年育下了首次在华西出生的纯种荷斯坦小母牛。1934年，他又引进了纯种瑞士吐肯堡奶山羊。他还引进了落地红、澳洲黑、来航鸡等优良母鸡，鸡蛋几乎比地鸡蛋大两倍，產蛋量也增加了96%。他还带来了西红柿、玉米和甜瓜等品种，德肯葡萄、爱尔波特桃、华盛顿无核脐橙和加利福尼亚阿卡柠檬，促进了四川畜产品、蔬菜、水果的发展。
　　进入抗战的艰苦时期，华西坝的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美国空军医院就是喝奶大户。五大学迁来，奶的需求量更是猛增。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南京带来的奶牛产下的那点奶，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丁克生引进的奶羊已相当普及，教职工养羊，成为解决喝奶问题的途径。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单寿父教授一家，1937年底就来到华西坝，一家就养了5只奶山羊，供五个娃娃喝奶。单寿父的女儿单明端，是陈流求的同学，说起养羊挤奶，好像很简单：华西坝青草多，饲料不成问题，不就是羊吃草我们吃奶呗。
　　在广益宿舍45号安下家之后，唐簧千方百计给陈寅恪补充营养。老朋友、成都商务印书馆黄馆长之子黄大器是一名兽医，牵来了一只便宜的跛脚黑山羊，它怀着孕，等生下小羊后，便可以挤奶。
　　因为美延半岁起就开始流亡生活，按中医说法是“从小受了惊吓”，大病小病没断过，身体一直虚弱，动辄扁桃发炎脓肿，烧到40C。至今，她还说： “高烧的滋味，我可受够了，那脑袋疼得像要开裂一样，怎么也止不住。”
　　没能上小学的美延，自然成了牧羊女重。
　　回忆.起牧羊的经历，80岁的陈小孃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 “我跟黑山羊一见面，彼此都没好印象。它拿眼睛瞪我，一副古古板板的样子，它腿上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我拽着绳子，让它往东，它偏往西。我七岁了，只有五岁的个头，拽不动，只好顺着它，它愿走哪儿走哪儿。早上，两个姐上学去了，我就牵着它在广益坝吃青草。其实，鲜嫩的青草不算它的最爱，最爱吃的是别人家院用来做隔离的刺篱笆，那种小灌丛很像北方的酸枣，我不敢让它多吃，因为这是别人家的绿色围墙。啃了个缺，算什么事儿？
　　“后来，黑山羊生下了两只小羊羔。我妈袖子一撸，当上了接生婆。因为黑山羊挺凶，要踢人，只能绑在栏杆上挤奶，除了喂两只羊羔，还能挤一碗奶。为了正常出奶，白天让它吃够了青草，晚上还给它吃点细糠碎米。日子久了，它就熟悉了我们家的每个人。躺在门外树荫下反刍的时候，也注意到路过的人。姐姐回来了，我爸回来了，它会咩咩叫上两声，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背了～个大竹篓，一边放羊，还一边拾些树枝，背回家去当柴火;我妈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蚕豆、青菜、西红柿，总可以节省一点开支。那时候，看病、买药占了很大一笔开支。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吃一次荤菜。冬天里，主菜吃紫油菜、红萝卜，总吃不厌。”
　　陈大孃说： “那年冬天，小彭来成都，买了一捆紫油菜，说想吃紫油菜，想了好久啊！紫油菜，让人回味起抗战时成都的生活。你问我记不记得，小天竺有一家很有名的西餐厅TIP TOP，我怎么不记得？无论是‘不醉无归小酒馆’还是TIPTOP，我们家人都没有进去过。
　　“我和小彭为什么读华西后坝的金大附中驻蓉分班？因为，学校不要求穿校服。若是读华英女中、华美女中这样成都著名的女子中学，每个学生冬天和夏天要各制两套校服，我们家就制不起。那时候的校服，比如协高的校服，浅灰色上布满黑芝麻点，也并不好看。再则，金大附中，沾上个金陵大学，招收华西坝上五大学的教工子女，生源相当好。我的同学之中，有名教授戚寿南的龙凤胎姐弟、有著名儿科教授杜顺德的儿子;还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同学吴敬琏。像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女儿、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儿子、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女儿等等，好多‘官宦子弟’也往这所只有茅草棚的中学挤呢，这些大官，心头明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然金大附中师资力量不强，经常请学生家长当兼职教师，拼拼凑凑，但校风好，生源好，所以让儿女读金大附中。这些大官也知道，国难当头，不管如何动荡，一定不能荒疏了教育。
　　“那时候，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五大学几千年轻人汇合在一起，歌咏会、运动会、各种报告会、坝坝电影、球类比赛不断……我们每天背着书包，走过校园，都能感受到，整个华西坝，充满了‘为中华之崛起’好好读书的风气。”
　　陈小壤说： “新午姑妈来成都那个春天，带我到乐山去看望八叔陈登格。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教书，得了一种怪病，一身软得不行。后来发现武大师生染病者不少。经华西医学院检验，是食用盐中钡未提炼干净，造成中毒。一停止食用那一种盐，身体就很快好转。去乐山，一路上是金黄的油菜花，好漂亮。我却闻不惯那股香味，一直捂着鼻子。同行的是二姐小彭和她的好友郭久亦，她俩玩得挺开心，不理我这个小屁孩，我便一个人在江滩上拣好看的石头，自娱自乐。”
　　陈大婊说： “我们去上学，妹妹一个人放羊，为了父亲的健康，她小小年纪，真是出力不小。放暑假时，华西后坝办了个小学暑期班，我就牵着她的手去报名，我们匆匆来去，她出了一身汗，又发烧了。结果还是没有上成学！”
　　陈小孃说： “大姐喜欢帮助人。我们住陕西街的时候，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是图书馆馆长，她的先生早逝，只有一个小女儿，要去弟维小学上学，梁思庄就让我大姐去后坝上学时，每天带她去弟维小学上学。那小姑娘，牵着我大姐的手，好高兴啊！”
　　听大婊和小婕讲这些生活琐事，笔者突然想到：古希腊的盲人给后世留下了《荷马史诗》;2500年前的盲人左丘明给后世留下了《左传》，陈寅恪在国家民族大灾难面前，恪守史学传统，失明之后二十多年，除了带研究生，还留下了共计百余万字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不朽巨作。他的著作，展现出史学家最可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岁月流逝，将更彰显它的价值。而作为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身体如此虚弱，却没有颓然倒下，是因为他得到贤妻孝女绵绵无尽的爱，以及几位忠实的朋友关照，让他在永恒的黑夜中，始终被一束阳光温暖着，照耀着。
　　当陈寅恪在存仁医院，第一次做左眼手术前，小女儿随母亲将羊奶及时送到。陈寅恪捧着那一碗羊奶，手在颤抖，却一句话未说，只是舔舔嘴唇，将流到嘴边的苦泪咽下。
　　决不能低估——牧羊女童陈美延那一碗碗羊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