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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目失明的悬念
陈寅恪总是穿一袭长衫,夹着用双层方布巾包好的几本书,走上讲台。顿时,教室鸦雀无声。学生们个个聚精会神,眼睛盯着他,生怕听漏半句。他喜欢把需要解释的重点、难点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用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开讲。仿佛一道时光之门从黑板乍然洞开,眼前是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汇聚山林,饮酒作乐,诗文唱和,个个放浪形骸,人人醉眼朦胧。此刻,他就是穿民国长衫的魏晋名士,习惯于双手叉腰,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密不透风。有的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的学生如坠五里云霧。脱口而出的那些考据,那些典故,足够让学生翻烂几十部书。下课铃响,他轻轻掸一掸长衫上的粉笔粉,包好书本,夹在腋下,脚步轻如蜻蜓点水,不带一点尘埃地走出教室。
扔在身后的学生,或惊,或痴,或喜,或愁,还在魏晋沉浮。望着一袭长衫,仙风道骨般飘然而去。才顿悟:这就是大师,这就是陈寅恪!这就是“教授中的教授”,这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所说“三百年来第一人”!
陈寅恪上课,别人教过的,他不教;自己教过的,他不教;没有新鲜内容的,他不教。这样的教授,现在哪里去寻找?近几十年所见的不少教授,肚腹有脂肪油的多,大脑里有知识油的太少。很多油还是“哈”的。有些教授道貌岸然,莫测高深,几十年卖的还是那又“哈”又臭的几瓢老油。面对这些称“大师”呼“泰斗”的衮衮诸公,陈寅恪的位置在哪里?他让我仰望——他在星空,他在天上!
抗战爆发,燕京、金陵、金女大、齐鲁、中大医学院等五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抗战后期,陈寅恪受聘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携家人走过万水千山,来到华西坝。他在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在华西校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华西坝长大的我,一直想了解陈寅恪怎么会双目失明。
我问过杨正予教授,她是我父亲恩师杨佑之的女儿。我从小就叫她杨四嬷。她与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是发小。以此排位,陈小彭应叫陈二婊,小彭的姐姐流求和妹妹美延,就叫陈大婊和陈小孃。
经杨四孃介绍,终于有机会与陈大孃和小壤见面,摆一些老龙门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陈寅恪的眼疾——他的右眼,于1937年9月20日失明;他的左眼,于1944年12月12日失明。失明是因为视网膜脱落,好比老式照相机没了底片,何至如此呢?
眼科医学基本知识告诉我们:视网膜脱落是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分离。两层之间有一潜在间隙,分离后间隙内所潴留的液体称为视网膜下液。脱离部分的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激,导致眼部来的图像不完整或全部缺失。
而高度近视眼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
中医认为: “悲伤胃,怒伤肝”。肝火郁积,会伤害眼睛。
陈小孃总结: “父亲如果是千度近视,只能眼贴书本读书,他也不会出现视网膜脱落。他大约是六七百度的近视,这个度数,最危险,最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另一个重要原因国难当头,颠沛流离,心中悲愤,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给了父亲很大的压力。我曾在香港患百日咳,肺部都咳痛了。父亲从云南回香港家中,几乎认不得我这个瘦成一把骨头的小女儿了。心中的焦虑、痛楚,只能写诗来排遣一小点,最后,病变积累起来,造成了双目失明。”
读他的诗“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极其敏感的诗翁,一直在为国家民族的苦难泣血!
泣血不止,视网膜,怎堪承受?
陈大婊说: “抗战期间我们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华西坝的广益学舍。”不幸的是,这种稍微安定的日子才过了一年,陈寅恪的双目就失明了。所幸的是,他最后看到的是华西坝校园的绮丽风光,这个动荡的混沌世界,总算给他留下一点美好印象。
2017年,在秋阳朗照的成都,说起73年前父亲双目失明的那个早晨,陈大婊仿佛历历在目。
二、高度近视与右眼失明
陈大婊说: “父亲读书太用功了,早早戴上了眼镜。”
陈寅恪虽然誉满天下,却是个十分务实、不图虚名的人。他13岁留学日本,后又在欧美游学14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师从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者。但他只求做一流学问,不顾及学位,往往一年半载后就另谋它途,始终没有获得一张大学文凭,更没有去拿什么博士学位。这在学历崇拜之风盛行的当今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6年,陈寅恪36岁,应聘为清华学校(1911年为清华学堂;1912年为清华学校;1928年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并称为大师。他主要是讲佛经翻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课程。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也来旁听。涉及藏语、梵语、突厥语等语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大师之中,他活动范围最小,用眼睛最狠,皆因迷醉于读书:读有趣的和无趣的书,读汉字书读汉字之外的古老文字书,读书山深处人迹罕至尘封已久的书。
关于高度近视,他曾对他的学生王仲翰坦言: “我之目疾非药石所能医治往返矣!因韶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入被褥之中,而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之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
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学习佛经翻译。20世纪80年代,被红卫兵抄家的部分物品退回,其中有一摞练习本上写满多种文字,这是陈寅恪留德期间的遗物。陈氏姐妹请季羡林整理,这就是季先生所说的“64个笔记本”!
季羡林认为: “这些笔记本只是一部分,肯定还有佚失。至于佚失多少,我们现在无法统计。我们能有这样多笔记本,已经很不容易。空间:从德国到中国,地跨万里;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间屡经战乱,加上十年浩劫,还能有这么多笔记本摆在我们眼前,我真想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个情景:神灵呵护。” 经过季羡林统计,这些笔记本共分21类:
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怯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1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1本;
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
季羡林认为:仅仅从留德期间的笔记本,就可见陈寅恪不仅仅是史学家,他治学之广,非常驚人。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算是他的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新疆古代语、伊朗古代语、古希伯来语,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陈寅恪治学的深度,他从常见的资料,看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刻问题。再其次,陈寅恪重视书目,每个专题,前人做到哪一步,还存在什么问题,先要心中有数。在笔记本中,有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种。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留学德国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极清苦,经常购买最便宜的面包。早上出门,吃上两片面包,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长期超负荷苦读,体质怎不赢弱?
陈大孃是一名优秀的内科主任医生。她从小看到父亲多病,一家担惊受怕,便立志学医,为病患者解除痛苦。她认为,父亲的体质弱,加之他生活的战乱年代,令他焦虑的国事家事接踵而来,视网膜病变,早已开始了。
从祖上遗传下来的忧国忧民“顽症”,不断加速视网膜的病变。
阅读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流求四代人的经历,笔者相信DNA,除了会将人类生物属性的品质传之后世,在一定条件下,优秀的人文精神也会血脉相传。当然,劣质的人文精神,比如阿Q精神,也会血脉相传。
陈宝箴在晚清名臣中,以激进的改革维新闻名于世,他的忧国忧民,传之儿孙,影响深远。特别为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痛心疾首。陈寅恪夫人唐簧,是唐景淞的嫡亲孙女。唐景淞在抗法战争中立功成名,作为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在民众拥戴下成立台湾政府,并担任了几天总统。日军进犯时,他并未浴血对抗,而逃出台湾,留下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的一生毁与誉,均与台湾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和唐簧,给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用意很深:流求,是台湾古称;台湾和澎湖列岛,都是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割让的中国领土,正如两个女儿属于我们,流求和澎湖属中国!这也是陈氏三代人的“心结”。
2003年,陈大孃去台湾,办完入境手续后走老人通道。官员见“陈流求”三个字,推测眼前这位老人生于台湾,立即表示“欢迎回家”!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诗作饱含忧国忧民之情。 “身有傲骨”的徐悲鸿,拒绝给蒋委员长画肖像却为陈三立精心画了素描和油画肖像,可见对他的敬重[注3]。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去杭州会见陈三立并赠以诗集。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义愤填膺,梦中大喊“杀日本人”,竞惊醒全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大动荡。8月8日,北平沦陷。住在姚家胡同的陈三立老人为什么不逃难?他明白:自己重病缠身,实为风烛残年,所以拒食流质,是怕拖累全家逃不了,只求速死。不吃不喝的三立老人于9月14日慷慨赴死,终年85岁。
伺候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本来就非常劳累;治丧期间,忙里忙外,难以入眠;国恨家仇,如急火攻心。陈寅恪先是眼前出飞蛾,闪光,没有去理会,直到右眼失明,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如果手术治疗加上调养,需要不少时日。权衡再三,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尽快逃离北平,否则日伪会纠缠不休。早在8月中旬,教育部就决定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迁往长沙,联合办校,定于11月1日开学。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辞世“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陈寅恪一家人搭上开往天津的早班车,离开北平。那时,小女美延不满半岁,由保姆王妈抱着,经过了日军和伪军的检查,侥幸过关,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流亡之旅。
三、受够了亡国之苦
流求、小彭分别小心拉牢父母的衣角,来到天津法租界,小住几日后再乘着海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那时的济南,听说日军已兵临城下,一片兵荒马乱,从济南开往徐州的火车,每一趟都爆满。流求、小彭是由先上车的刘清扬伯母(刘清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夫人,毛泽东曾在张申府手下任图书馆馆员)从窗口硬拖进车的,陈寅恪夫妇也是从车窗爬上车的。幸好天气阴沉,日寇飞机没有来轰炸,但为了给军用列车让路,火车走走停停,无法正点。车上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无茶水供应,上厕所都寸步难移。加上老人咳嗽,婴儿啼哭,闷热的空气污浊到极点,人人饱尝到难民的滋味。
到了长沙,草草安排好一家,陈寅恪在临时大学上课。但是,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长沙也在摇晃。当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离开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
因为唐簧素有心脏疾病,连续的旅途劳顿,使病情加重,更难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活。陈寅恪便经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只身前往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从1938年初开始,唐簧与三个女儿滞留香港。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从云南寄到香港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方便生活住所,两年之内,竞六次搬家,最后在九龙太子道一处名叫“洽庐”的出租屋住下。
陈寅恪在逃难之中,最为珍惜的是书籍。他习惯将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勘校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论著。1939年暑假,陈寅恪首次回香港探亲之后,从安南往蒙自途中,两只箱中的书,被窃贼用砖头调包,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廿年来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其中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 “五代史记注” “有关佛教经典的梵文、中文、藏文译校中的得失”,等。如此重大打击,无异于夺命断魂!加之到了蒙自又染上疟疾,素来消化功能很差,再加之高原反应,几度将陈寅恪击倒在病床,他又一次次顽强地挺过来。 在漫长的迁徙之中,船车之上,灯光昏暗,陈寅恪仍以行李箱作案,手不释卷。眼疾在不知不觉中加重。
1939年初,牛津大学曾聘定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8月间,陈寅恪准备乘法国轮船赴英,欧战爆发,苏德瓜分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他不得不推迟一年赴英。1940年7月,陈寅恪由滇返港后,再也没有返回昆明。他在香港再次等待,准备赴英,英国方面却迟迟未将入境许可证和旅费寄来,而返回昆明的滇越路又中断了。这时,经老友许地山周旋,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每月有三百港币的薪水,由于陈寅恪和美延经常生病,医药费是大笔支出,家用非常拮据。“洽庐”底层前面是一所私立幼稚园,条件很好,收费很高,美延常在园外眼巴巴地张望,看小朋友们做游戏,玩得欢天喜地,羡慕不已。妈妈不得不告诉美延: “我们家没有钱交学费,上不了幼稚园。”
1941年12月8日早上,流求准备上学,还未下楼,就听见爆炸声震天动地。原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了离家很近的启德机场。赓即,九龙和香港沦陷了。主要路口被铁丝网阻断,粮食奇缺,红薯皮都成了美味佳肴。
戒严的深夜, “洽庐”的住户们都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次日早上听说,离“洽庐”不远处,有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被日军强暴了。唐簧不由分说,抄起剪刀,一阵嚓嚓之声中,将流求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男童发型,并换上父亲的衬衣,装扮成男孩子。此前,唐簧含泪在一块浅色布上,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的美延罩衫大襟上,为的是,若全家出逃时万一走散,有好心人能将美延收留送还。
回忆当年,陈大孃说: “我才12岁,就已经受够了亡国之苦!”
更危急的是,陈寅恪已被日伪盯上,不断有人上门来游说,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陈寅恪均卧床称病,予以拒绝。还有壮汉送来几袋面粉,体弱力单的唐簧,居然能连人带面粉推送出门。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42年5月4日,一家人混入逃难人群,乘船从香港经澳门逃到湛江,终于回到没有日本军靴践踏的中国土地。在那里,美延记忆深刻的是“吃到了半年来的第一顿饱饭。”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凭大脑中丰厚的积累,陈寅恪写下了两部可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种族、文化做了详尽研究。《剑桥中国史》在提到他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唐代制度大的观点,远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可以想见,写书,只会使左眼近视度数加深,视网膜的病变加速,悲剧一直躲在成功背后,伺机出击。
四、木炭汽车在山中爬行
桂林,抗战中的文化重镇。陈寅恪一家经玉林北进,先后乘轿子、小火轮,木船,沿黔江、柳江溯江而上,终于到达桂林。
紧张后的松弛,让陈寅恪病倒了,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 “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发作。此时必有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
三姐妹看见了父亲: “除走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外,在山上终日伏案,笔耕不辍。这个‘案’就是个大箱子,坐着的就是一张小木凳子,双腿只有弯曲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半天不抬头,住房有时漏雨,不太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无知觉。”
陈寅恪非常关注战事,据他分析:日本在中途岛大败之后,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必然要打通陆上交通道,不久会进攻湘、桂。便再次携家带口,奔赴五年飘泊无定的终点站—成都。
他们经宜山、金城江入贵州,过独山到都匀。因为母亲唐簧染上痢疾,到贵阳后,病情加重。同时,父亲和小妹也生病,一家人在贵阳滞留一个月,才登上川黔公路的汽车。途经险要的七十二弯,看公路旁,远远近近,不少汽车残骸,锈迹斑驳的车头,如巨大的骷髅头,讲述着车祸的悲剧。
离开贵阳那天,车站挤满了客车,因为汽车烧木炭,清早发动时,要生柴火,浓烟如雾,呛得人不停地咳嗽,流泪。75年后的今天,陈大婊和小婊说起那时候的木炭车,还记忆犹新。
八年抗战,被日寇封锁的大西南,公路上跑的尽是木炭车。栽人载物,它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真是天佑中国,幸好在抗战爆发之前就有了木炭车!
木炭车发明人是河南人,叫汤仲明,是在陇海铁路就职的留法工程师。他眼看国家花大量银圆去进口高价石油,便萌生了用木柴代油的想法。从1928年起,他经过上千个日夜刻苦钻研,终于造出了烧木炭的汽车。其原理是:在汽车上加装一个代燃炉,炉里放木炭或木柴,炉上面挂一个储水器,木炭点燃以后,储水器里的水滴进炉子里,木炭就会不完全燃烧而产生大量的“水煤气”,即一氧化碳。将“水煤气”过滤后,引入汽缸便可替代汽油,让引擎转动。这种木炭车,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此项发明,得到全国民众的称赞。
只是,开木炭车的司机和副手都非常辛苦!
陈大婊说,车子再挤,都得带上几筐木炭。脸黑得像小鬼头,从来不洗也洗不干净的肯定是副手,往往是半拉子男孩。早起生火,发动车子,使劲摇手把,一路上添加燃料,都是他的事。
陈小婊说,我们拍的“抗战神剧”,没有哪一部拍到木炭车。年轻的编剧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连木炭车的道具也没有!其实,在逃难的路上,发生好多事啊。特别是在山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火了,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烈日當头,都得修车啊。师傅徒弟都得钻车底,弄得像泥猴似的。有时候,还得叫乘客们下来推车。
那时,挺有幽默感的四川人,将宋朝邵雍的一首“蒙学诗”,改成一首咏木炭车诗,有趣极了。
邵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改诗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颠沛流离6年多,绕山绕水11省,终于到了重庆。1943年12月,兵工署有卡车去成都拉货,搭载着陈寅恪一家来到成都。陈寅恪夫妇抱着美延坐驾驶室,而陈流求和陈小彭只能坐在货箱之上。相比木炭车,汽油车似乎是“享受”,但坑坑洼洼的盘山路,严冬的寒风阴雨,轻而易举就把两姐妹转晕,冻僵。
五、左眼失明前后
由于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最晚迁来成都,华西坝容纳不下,而成都的一些中小学已疏散到郊外,燕京大学便租用陕西街华美女中的校舍办学,教职工亦在附近租房而詹。
陈寅恪一家,先住陕西街居民楼,与李方桂为邻。由于这条街上有陕西会馆,还有茶楼、酒馆多处,非常热闹。陈大壤说: “我们家厨房对着‘不醉无归小酒馆’厨房,小酒馆不小,厨房天井里有大泡菜缸子,挂有腌腊制品。从酒馆传来的吆喝声,划拳声不绝于耳,父亲严重的神经衰弱,受不了。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闻宥教授得悉,马上告诉文学院院长方叔轩。经过协调,1944年暑期搬到华西坝的广益宿舍45号。”
广益宿舍,又叫广益坝,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光明路宿舍区。它北临锦江,南抵小天竺街,气势恢宏的文学院、华英宿舍楼、8座独栋小洋楼、新建的齐鲁大学男生宿舍,以及一大片果园分布其间。这里绿树成荫,鸟鸣蝶舞,道路整洁,十分幽静。从战火连天的逃难路上,来到这花香鸟语的之地,真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在三姐妹的共同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中写道:
“华西坝的新居,是一座二层独栋洋楼的底层,由于基础较高,不觉得潮湿。环境幽静,院门外树木葱茏,东边竖立着高大的银杏树,秋日金黄的叶片枝头摇曳,别具特色;西边几株大槐树,春天百花飘香,夏季绿荫送爽。前院有一棵大樟树,后院虽然杂草丛生,也有些花木,如茶花、蜡梅、迎春、百合及母亲喜爱的姜花等,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成为我们逃难以来最好的一处住宅。”
陈大壤说: “我们一家人喜欢大阳台,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在那里坐一坐,父亲在那里备课,光线又好,空气又清新。特别是离家很近的那一座大果园,苹果、梨子、桃子、柑橘,各种水果,长得非常好。进去之后,随你吃个够,若是要带走的,就要过秤,按重量计价,相当便宜。我在那里吃到过一次蟠桃。匾匾的,又甜又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蟠桃了!”
我补充道: “广益坝的大果园,小时候跟同学从篱笆墙下面的狗洞钻进去过,偷苹果。挑个大的,长得好看的偷。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成都能结出又甜又脆的大苹果。有一回,我钻洞的时候,碰上了一只黄鼠狼,正往外钻,吓得它一转身就逃得无影无踪。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大朋友说,果园里还有刺猬、狐狸、野猫、猫头鹰、果子狸,好多动物。”
原来,燕京大学的教学课堂在陕西街,后来改在广益学舍,中国文化研究所也从天竺园搬到广益学舍。这样,陈寅恪上课只需步行几分钟,非常近便。每天早上,天不见亮,就有一位看守广益学舍的年青校工把家里的大水缸洗得干干净净,挑上两挑清亮井水。还有一个姓范的保姆,帮助做些家务,一切井井有条。
后来,新午姑妈来看望陈寅恪一家。
新午是陈寅恪最疼爱的小妹,兄妹感情很深。她的夫君俞大维,曾与陈寅恪一起留学德国,学的是哲学与数学,抗战时任兵工署署长。她家在陪都,住宅条件理应不错。但被向导引到陈寅恪家门口时,以为走错地方,竟然不敢敲门。她惊叹:“我以为这是郭有守厅长的房子,嗨呀,那么大!”
陈寅恪曾写下一首七言律诗《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浮,电笑徽闻送远风。
洒困不妨胡乱舞,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再说,一住入广益宿舍,吴宓、李思纯、闻宥、徐中舒等老友便常来看望。郭有守一家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独栋小洋房。郭有守是留法博士,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夫人杨云慧是杨度的女儿。杨度这“旷世奇才”“民国第一奇人”,与陈宝箴陈三立过从甚密,对晚辈陈寅恪的才华颇为欣赏。郭有守夫妇与陈寅恪夫妇相见,谈资实在丰富。郭有守的女儿郭久亦,比陈流求低一年级,而与小彭同班,她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非常亲密。
杜甫草堂是陈寅恪心仪已久的诗坛圣地,1944年春节后的初七——人日,全家与朋友结伴游草堂。那时的交通工具是鸡公车,他们乘坐的长长的鸡公车队,在嘎叽嘎叽的叫声中,沿着雄伟的千年古城墙迤逦而行,终于看见一群白鹭盘旋,墨绿沉沉的一大片贞楠。林中便是挂着“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
因抗战而流寓成都,步入草堂,令陈寅恪怀想杜诗中翻腾的离乱之苦,忧国之情,当即赋诗记游。二十年后,1964年春节后的人日,他在广州,仍念念不忘杜甫草堂之行,写下七言绝句: “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总关情。”
后来,天气渐暖时,徐中舒邀请陈寅恪夫妇同游望江楼,茂林修竹中,有一薛涛井,相传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制诗笺之处。古井苔绿水深,可曾照女校书容颜?陈寅恪把元白诗研读得十分通透,想来望江楼一游,对后来他书写《元白诗笺征稿》会有些感性积累吧。
让蜀中学人惊叹的是,陈寅恪曾去爵版街拜望蜀中大儒、清寂翁林山腴。林山腴曾经朝廷考试,授内阁中书,是个文教翰林,在北京与陈三立结社唱和,相知甚深。进入清寂堂,面对林山腴,名满天下的陈寅恪竞行磕头大礼,让林周围的晚辈很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见到清寂翁也是深深鞠躬为礼。陈寅恪还向清寂翁献上一副对联: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贤士皆与之游。”让清寂翁连连摇头说: “过誉了,不敢当!”
在方叔轩引荐下,陈寅恪结识了有“成都天一阁”之称的贲园书库主人、大藏书家严谷声。贵园珍藏的三十万册善本书,让嗜书如命的陈寅恪大喜过望。严谷声表示,贲园书库随时愿为他敞开大门。
正当陈寅恪适应了蜀中环境,平静度日时,致命打击突如其来。 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流求正准备背起书包上学,忽然听到父亲平静地说着一句令人心惊的话: “我看不见了!”
在右眼失明七年之后,负担沉重的左眼也失明了。
陈寅恪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上午有课。燕大的男生从文庙前街走来,得花半个小时时间;燕大女生从陕西街走来得花40分钟时间,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尽快口头通知学生,免走冤枉路。
陈流求背上书包,急忙走到广益学舍。还未找到教室,就遇上一位早早来到的燕大学生,跟他一说情况。这位学生就回应说,你快去上学吧。我会通知学校的。
当天,唐簧便将陈寅恪送入华西医学院存仁医院。
当时的成都,集聚了中大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实力非同小可。存仁医院眼科的陈耀真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默眼科研究所任研究员,夫人毛文书,亦是同行。经他们诊断,陈寅恪的眼疾非常严重,12月18日做了手术,未获成功。
唐簧日夜守护,劳体累心,引发心脏病。研究生刘适就组织燕大学生轮流值班,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多位师友也常到病榻前慰问。经过战火与流亡的燕大师生,倍加珍惜友情。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仿佛把人间事看得更清晰,对校长梅贻宝说: “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师道犹存。”而梅校长也感慨道: “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现在看来,陈寅恪从右眼失明到左眼失明,病因在诗中写得一清二楚: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在此之前,11月中旬,陈寅恪不慎跌了一跤,感觉左眼昏花。当时,就应当立即停下一切用眼睛的活动,好好休息。可是,他依然没有停下来。桌上,还放着他为提携年轻学人,刚写完的推荐信;一大摞翻开的书。还有,一盏为经常停电备用的菜油灯。五、牧羊女童陈美延
1922年,丁克生(Frank.Dicknson)受加拿大英美会派遣来到华西协合大学,任生物系教授。他个子矮小,却是华西坝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父”。
而他另一大功劳就是引进荷斯坦血统公牛,与本地牛交配产下的改良奶牛,将产奶量从每天10~12杯增加到每天45杯。1938年,宋美龄也买来55头荷斯坦乳牛,由他指导,在华大校园附近饲养。1941年育下了首次在华西出生的纯种荷斯坦小母牛。1934年,他又引进了纯种瑞士吐肯堡奶山羊。他还引进了落地红、澳洲黑、来航鸡等优良母鸡,鸡蛋几乎比地鸡蛋大两倍,產蛋量也增加了96%。他还带来了西红柿、玉米和甜瓜等品种,德肯葡萄、爱尔波特桃、华盛顿无核脐橙和加利福尼亚阿卡柠檬,促进了四川畜产品、蔬菜、水果的发展。
进入抗战的艰苦时期,华西坝的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美国空军医院就是喝奶大户。五大学迁来,奶的需求量更是猛增。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南京带来的奶牛产下的那点奶,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丁克生引进的奶羊已相当普及,教职工养羊,成为解决喝奶问题的途径。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单寿父教授一家,1937年底就来到华西坝,一家就养了5只奶山羊,供五个娃娃喝奶。单寿父的女儿单明端,是陈流求的同学,说起养羊挤奶,好像很简单:华西坝青草多,饲料不成问题,不就是羊吃草我们吃奶呗。
在广益宿舍45号安下家之后,唐簧千方百计给陈寅恪补充营养。老朋友、成都商务印书馆黄馆长之子黄大器是一名兽医,牵来了一只便宜的跛脚黑山羊,它怀着孕,等生下小羊后,便可以挤奶。
因为美延半岁起就开始流亡生活,按中医说法是“从小受了惊吓”,大病小病没断过,身体一直虚弱,动辄扁桃发炎脓肿,烧到40C。至今,她还说: “高烧的滋味,我可受够了,那脑袋疼得像要开裂一样,怎么也止不住。”
没能上小学的美延,自然成了牧羊女重。
回忆.起牧羊的经历,80岁的陈小孃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 “我跟黑山羊一见面,彼此都没好印象。它拿眼睛瞪我,一副古古板板的样子,它腿上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我拽着绳子,让它往东,它偏往西。我七岁了,只有五岁的个头,拽不动,只好顺着它,它愿走哪儿走哪儿。早上,两个姐上学去了,我就牵着它在广益坝吃青草。其实,鲜嫩的青草不算它的最爱,最爱吃的是别人家院用来做隔离的刺篱笆,那种小灌丛很像北方的酸枣,我不敢让它多吃,因为这是别人家的绿色围墙。啃了个缺,算什么事儿?
“后来,黑山羊生下了两只小羊羔。我妈袖子一撸,当上了接生婆。因为黑山羊挺凶,要踢人,只能绑在栏杆上挤奶,除了喂两只羊羔,还能挤一碗奶。为了正常出奶,白天让它吃够了青草,晚上还给它吃点细糠碎米。日子久了,它就熟悉了我们家的每个人。躺在门外树荫下反刍的时候,也注意到路过的人。姐姐回来了,我爸回来了,它会咩咩叫上两声,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背了~个大竹篓,一边放羊,还一边拾些树枝,背回家去当柴火;我妈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蚕豆、青菜、西红柿,总可以节省一点开支。那时候,看病、买药占了很大一笔开支。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吃一次荤菜。冬天里,主菜吃紫油菜、红萝卜,总吃不厌。”
陈大孃说: “那年冬天,小彭来成都,买了一捆紫油菜,说想吃紫油菜,想了好久啊!紫油菜,让人回味起抗战时成都的生活。你问我记不记得,小天竺有一家很有名的西餐厅TIP TOP,我怎么不记得?无论是‘不醉无归小酒馆’还是TIPTOP,我们家人都没有进去过。
“我和小彭为什么读华西后坝的金大附中驻蓉分班?因为,学校不要求穿校服。若是读华英女中、华美女中这样成都著名的女子中学,每个学生冬天和夏天要各制两套校服,我们家就制不起。那时候的校服,比如协高的校服,浅灰色上布满黑芝麻点,也并不好看。再则,金大附中,沾上个金陵大学,招收华西坝上五大学的教工子女,生源相当好。我的同学之中,有名教授戚寿南的龙凤胎姐弟、有著名儿科教授杜顺德的儿子;还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同学吴敬琏。像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女儿、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儿子、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女儿等等,好多‘官宦子弟’也往这所只有茅草棚的中学挤呢,这些大官,心头明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然金大附中师资力量不强,经常请学生家长当兼职教师,拼拼凑凑,但校风好,生源好,所以让儿女读金大附中。这些大官也知道,国难当头,不管如何动荡,一定不能荒疏了教育。
“那时候,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五大学几千年轻人汇合在一起,歌咏会、运动会、各种报告会、坝坝电影、球类比赛不断……我们每天背着书包,走过校园,都能感受到,整个华西坝,充满了‘为中华之崛起’好好读书的风气。”
陈小壤说: “新午姑妈来成都那个春天,带我到乐山去看望八叔陈登格。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教书,得了一种怪病,一身软得不行。后来发现武大师生染病者不少。经华西医学院检验,是食用盐中钡未提炼干净,造成中毒。一停止食用那一种盐,身体就很快好转。去乐山,一路上是金黄的油菜花,好漂亮。我却闻不惯那股香味,一直捂着鼻子。同行的是二姐小彭和她的好友郭久亦,她俩玩得挺开心,不理我这个小屁孩,我便一个人在江滩上拣好看的石头,自娱自乐。”
陈大婊说: “我们去上学,妹妹一个人放羊,为了父亲的健康,她小小年纪,真是出力不小。放暑假时,华西后坝办了个小学暑期班,我就牵着她的手去报名,我们匆匆来去,她出了一身汗,又发烧了。结果还是没有上成学!”
陈小孃说: “大姐喜欢帮助人。我们住陕西街的时候,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是图书馆馆长,她的先生早逝,只有一个小女儿,要去弟维小学上学,梁思庄就让我大姐去后坝上学时,每天带她去弟维小学上学。那小姑娘,牵着我大姐的手,好高兴啊!”
听大婊和小婕讲这些生活琐事,笔者突然想到:古希腊的盲人给后世留下了《荷马史诗》;2500年前的盲人左丘明给后世留下了《左传》,陈寅恪在国家民族大灾难面前,恪守史学传统,失明之后二十多年,除了带研究生,还留下了共计百余万字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不朽巨作。他的著作,展现出史学家最可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岁月流逝,将更彰显它的价值。而作为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身体如此虚弱,却没有颓然倒下,是因为他得到贤妻孝女绵绵无尽的爱,以及几位忠实的朋友关照,让他在永恒的黑夜中,始终被一束阳光温暖着,照耀着。
当陈寅恪在存仁医院,第一次做左眼手术前,小女儿随母亲将羊奶及时送到。陈寅恪捧着那一碗羊奶,手在颤抖,却一句话未说,只是舔舔嘴唇,将流到嘴边的苦泪咽下。
决不能低估——牧羊女童陈美延那一碗碗羊奶的价值!
陈寅恪总是穿一袭长衫,夹着用双层方布巾包好的几本书,走上讲台。顿时,教室鸦雀无声。学生们个个聚精会神,眼睛盯着他,生怕听漏半句。他喜欢把需要解释的重点、难点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用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开讲。仿佛一道时光之门从黑板乍然洞开,眼前是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汇聚山林,饮酒作乐,诗文唱和,个个放浪形骸,人人醉眼朦胧。此刻,他就是穿民国长衫的魏晋名士,习惯于双手叉腰,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密不透风。有的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的学生如坠五里云霧。脱口而出的那些考据,那些典故,足够让学生翻烂几十部书。下课铃响,他轻轻掸一掸长衫上的粉笔粉,包好书本,夹在腋下,脚步轻如蜻蜓点水,不带一点尘埃地走出教室。
扔在身后的学生,或惊,或痴,或喜,或愁,还在魏晋沉浮。望着一袭长衫,仙风道骨般飘然而去。才顿悟:这就是大师,这就是陈寅恪!这就是“教授中的教授”,这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所说“三百年来第一人”!
陈寅恪上课,别人教过的,他不教;自己教过的,他不教;没有新鲜内容的,他不教。这样的教授,现在哪里去寻找?近几十年所见的不少教授,肚腹有脂肪油的多,大脑里有知识油的太少。很多油还是“哈”的。有些教授道貌岸然,莫测高深,几十年卖的还是那又“哈”又臭的几瓢老油。面对这些称“大师”呼“泰斗”的衮衮诸公,陈寅恪的位置在哪里?他让我仰望——他在星空,他在天上!
抗战爆发,燕京、金陵、金女大、齐鲁、中大医学院等五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抗战后期,陈寅恪受聘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携家人走过万水千山,来到华西坝。他在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在华西校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华西坝长大的我,一直想了解陈寅恪怎么会双目失明。
我问过杨正予教授,她是我父亲恩师杨佑之的女儿。我从小就叫她杨四嬷。她与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是发小。以此排位,陈小彭应叫陈二婊,小彭的姐姐流求和妹妹美延,就叫陈大婊和陈小孃。
经杨四孃介绍,终于有机会与陈大孃和小壤见面,摆一些老龙门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陈寅恪的眼疾——他的右眼,于1937年9月20日失明;他的左眼,于1944年12月12日失明。失明是因为视网膜脱落,好比老式照相机没了底片,何至如此呢?
眼科医学基本知识告诉我们:视网膜脱落是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分离。两层之间有一潜在间隙,分离后间隙内所潴留的液体称为视网膜下液。脱离部分的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激,导致眼部来的图像不完整或全部缺失。
而高度近视眼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
中医认为: “悲伤胃,怒伤肝”。肝火郁积,会伤害眼睛。
陈小孃总结: “父亲如果是千度近视,只能眼贴书本读书,他也不会出现视网膜脱落。他大约是六七百度的近视,这个度数,最危险,最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另一个重要原因国难当头,颠沛流离,心中悲愤,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给了父亲很大的压力。我曾在香港患百日咳,肺部都咳痛了。父亲从云南回香港家中,几乎认不得我这个瘦成一把骨头的小女儿了。心中的焦虑、痛楚,只能写诗来排遣一小点,最后,病变积累起来,造成了双目失明。”
读他的诗“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极其敏感的诗翁,一直在为国家民族的苦难泣血!
泣血不止,视网膜,怎堪承受?
陈大婊说: “抗战期间我们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华西坝的广益学舍。”不幸的是,这种稍微安定的日子才过了一年,陈寅恪的双目就失明了。所幸的是,他最后看到的是华西坝校园的绮丽风光,这个动荡的混沌世界,总算给他留下一点美好印象。
2017年,在秋阳朗照的成都,说起73年前父亲双目失明的那个早晨,陈大婊仿佛历历在目。
二、高度近视与右眼失明
陈大婊说: “父亲读书太用功了,早早戴上了眼镜。”
陈寅恪虽然誉满天下,却是个十分务实、不图虚名的人。他13岁留学日本,后又在欧美游学14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师从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者。但他只求做一流学问,不顾及学位,往往一年半载后就另谋它途,始终没有获得一张大学文凭,更没有去拿什么博士学位。这在学历崇拜之风盛行的当今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6年,陈寅恪36岁,应聘为清华学校(1911年为清华学堂;1912年为清华学校;1928年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并称为大师。他主要是讲佛经翻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课程。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也来旁听。涉及藏语、梵语、突厥语等语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大师之中,他活动范围最小,用眼睛最狠,皆因迷醉于读书:读有趣的和无趣的书,读汉字书读汉字之外的古老文字书,读书山深处人迹罕至尘封已久的书。
关于高度近视,他曾对他的学生王仲翰坦言: “我之目疾非药石所能医治往返矣!因韶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入被褥之中,而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之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
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学习佛经翻译。20世纪80年代,被红卫兵抄家的部分物品退回,其中有一摞练习本上写满多种文字,这是陈寅恪留德期间的遗物。陈氏姐妹请季羡林整理,这就是季先生所说的“64个笔记本”!
季羡林认为: “这些笔记本只是一部分,肯定还有佚失。至于佚失多少,我们现在无法统计。我们能有这样多笔记本,已经很不容易。空间:从德国到中国,地跨万里;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间屡经战乱,加上十年浩劫,还能有这么多笔记本摆在我们眼前,我真想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个情景:神灵呵护。” 经过季羡林统计,这些笔记本共分21类:
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怯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1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1本;
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
季羡林认为:仅仅从留德期间的笔记本,就可见陈寅恪不仅仅是史学家,他治学之广,非常驚人。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算是他的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新疆古代语、伊朗古代语、古希伯来语,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陈寅恪治学的深度,他从常见的资料,看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刻问题。再其次,陈寅恪重视书目,每个专题,前人做到哪一步,还存在什么问题,先要心中有数。在笔记本中,有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种。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留学德国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极清苦,经常购买最便宜的面包。早上出门,吃上两片面包,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长期超负荷苦读,体质怎不赢弱?
陈大孃是一名优秀的内科主任医生。她从小看到父亲多病,一家担惊受怕,便立志学医,为病患者解除痛苦。她认为,父亲的体质弱,加之他生活的战乱年代,令他焦虑的国事家事接踵而来,视网膜病变,早已开始了。
从祖上遗传下来的忧国忧民“顽症”,不断加速视网膜的病变。
阅读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流求四代人的经历,笔者相信DNA,除了会将人类生物属性的品质传之后世,在一定条件下,优秀的人文精神也会血脉相传。当然,劣质的人文精神,比如阿Q精神,也会血脉相传。
陈宝箴在晚清名臣中,以激进的改革维新闻名于世,他的忧国忧民,传之儿孙,影响深远。特别为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痛心疾首。陈寅恪夫人唐簧,是唐景淞的嫡亲孙女。唐景淞在抗法战争中立功成名,作为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在民众拥戴下成立台湾政府,并担任了几天总统。日军进犯时,他并未浴血对抗,而逃出台湾,留下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的一生毁与誉,均与台湾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和唐簧,给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用意很深:流求,是台湾古称;台湾和澎湖列岛,都是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割让的中国领土,正如两个女儿属于我们,流求和澎湖属中国!这也是陈氏三代人的“心结”。
2003年,陈大孃去台湾,办完入境手续后走老人通道。官员见“陈流求”三个字,推测眼前这位老人生于台湾,立即表示“欢迎回家”!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诗作饱含忧国忧民之情。 “身有傲骨”的徐悲鸿,拒绝给蒋委员长画肖像却为陈三立精心画了素描和油画肖像,可见对他的敬重[注3]。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去杭州会见陈三立并赠以诗集。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义愤填膺,梦中大喊“杀日本人”,竞惊醒全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大动荡。8月8日,北平沦陷。住在姚家胡同的陈三立老人为什么不逃难?他明白:自己重病缠身,实为风烛残年,所以拒食流质,是怕拖累全家逃不了,只求速死。不吃不喝的三立老人于9月14日慷慨赴死,终年85岁。
伺候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本来就非常劳累;治丧期间,忙里忙外,难以入眠;国恨家仇,如急火攻心。陈寅恪先是眼前出飞蛾,闪光,没有去理会,直到右眼失明,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如果手术治疗加上调养,需要不少时日。权衡再三,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尽快逃离北平,否则日伪会纠缠不休。早在8月中旬,教育部就决定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迁往长沙,联合办校,定于11月1日开学。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辞世“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陈寅恪一家人搭上开往天津的早班车,离开北平。那时,小女美延不满半岁,由保姆王妈抱着,经过了日军和伪军的检查,侥幸过关,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流亡之旅。
三、受够了亡国之苦
流求、小彭分别小心拉牢父母的衣角,来到天津法租界,小住几日后再乘着海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那时的济南,听说日军已兵临城下,一片兵荒马乱,从济南开往徐州的火车,每一趟都爆满。流求、小彭是由先上车的刘清扬伯母(刘清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夫人,毛泽东曾在张申府手下任图书馆馆员)从窗口硬拖进车的,陈寅恪夫妇也是从车窗爬上车的。幸好天气阴沉,日寇飞机没有来轰炸,但为了给军用列车让路,火车走走停停,无法正点。车上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无茶水供应,上厕所都寸步难移。加上老人咳嗽,婴儿啼哭,闷热的空气污浊到极点,人人饱尝到难民的滋味。
到了长沙,草草安排好一家,陈寅恪在临时大学上课。但是,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长沙也在摇晃。当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离开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
因为唐簧素有心脏疾病,连续的旅途劳顿,使病情加重,更难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活。陈寅恪便经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只身前往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从1938年初开始,唐簧与三个女儿滞留香港。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从云南寄到香港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方便生活住所,两年之内,竞六次搬家,最后在九龙太子道一处名叫“洽庐”的出租屋住下。
陈寅恪在逃难之中,最为珍惜的是书籍。他习惯将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勘校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论著。1939年暑假,陈寅恪首次回香港探亲之后,从安南往蒙自途中,两只箱中的书,被窃贼用砖头调包,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廿年来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其中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 “五代史记注” “有关佛教经典的梵文、中文、藏文译校中的得失”,等。如此重大打击,无异于夺命断魂!加之到了蒙自又染上疟疾,素来消化功能很差,再加之高原反应,几度将陈寅恪击倒在病床,他又一次次顽强地挺过来。 在漫长的迁徙之中,船车之上,灯光昏暗,陈寅恪仍以行李箱作案,手不释卷。眼疾在不知不觉中加重。
1939年初,牛津大学曾聘定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8月间,陈寅恪准备乘法国轮船赴英,欧战爆发,苏德瓜分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他不得不推迟一年赴英。1940年7月,陈寅恪由滇返港后,再也没有返回昆明。他在香港再次等待,准备赴英,英国方面却迟迟未将入境许可证和旅费寄来,而返回昆明的滇越路又中断了。这时,经老友许地山周旋,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每月有三百港币的薪水,由于陈寅恪和美延经常生病,医药费是大笔支出,家用非常拮据。“洽庐”底层前面是一所私立幼稚园,条件很好,收费很高,美延常在园外眼巴巴地张望,看小朋友们做游戏,玩得欢天喜地,羡慕不已。妈妈不得不告诉美延: “我们家没有钱交学费,上不了幼稚园。”
1941年12月8日早上,流求准备上学,还未下楼,就听见爆炸声震天动地。原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了离家很近的启德机场。赓即,九龙和香港沦陷了。主要路口被铁丝网阻断,粮食奇缺,红薯皮都成了美味佳肴。
戒严的深夜, “洽庐”的住户们都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次日早上听说,离“洽庐”不远处,有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被日军强暴了。唐簧不由分说,抄起剪刀,一阵嚓嚓之声中,将流求的头发剪成短短的男童发型,并换上父亲的衬衣,装扮成男孩子。此前,唐簧含泪在一块浅色布上,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的美延罩衫大襟上,为的是,若全家出逃时万一走散,有好心人能将美延收留送还。
回忆当年,陈大孃说: “我才12岁,就已经受够了亡国之苦!”
更危急的是,陈寅恪已被日伪盯上,不断有人上门来游说,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陈寅恪均卧床称病,予以拒绝。还有壮汉送来几袋面粉,体弱力单的唐簧,居然能连人带面粉推送出门。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42年5月4日,一家人混入逃难人群,乘船从香港经澳门逃到湛江,终于回到没有日本军靴践踏的中国土地。在那里,美延记忆深刻的是“吃到了半年来的第一顿饱饭。”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动荡的岁月,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凭大脑中丰厚的积累,陈寅恪写下了两部可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种族、文化做了详尽研究。《剑桥中国史》在提到他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唐代制度大的观点,远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可以想见,写书,只会使左眼近视度数加深,视网膜的病变加速,悲剧一直躲在成功背后,伺机出击。
四、木炭汽车在山中爬行
桂林,抗战中的文化重镇。陈寅恪一家经玉林北进,先后乘轿子、小火轮,木船,沿黔江、柳江溯江而上,终于到达桂林。
紧张后的松弛,让陈寅恪病倒了,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 “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发作。此时必有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
三姐妹看见了父亲: “除走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外,在山上终日伏案,笔耕不辍。这个‘案’就是个大箱子,坐着的就是一张小木凳子,双腿只有弯曲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半天不抬头,住房有时漏雨,不太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无知觉。”
陈寅恪非常关注战事,据他分析:日本在中途岛大败之后,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必然要打通陆上交通道,不久会进攻湘、桂。便再次携家带口,奔赴五年飘泊无定的终点站—成都。
他们经宜山、金城江入贵州,过独山到都匀。因为母亲唐簧染上痢疾,到贵阳后,病情加重。同时,父亲和小妹也生病,一家人在贵阳滞留一个月,才登上川黔公路的汽车。途经险要的七十二弯,看公路旁,远远近近,不少汽车残骸,锈迹斑驳的车头,如巨大的骷髅头,讲述着车祸的悲剧。
离开贵阳那天,车站挤满了客车,因为汽车烧木炭,清早发动时,要生柴火,浓烟如雾,呛得人不停地咳嗽,流泪。75年后的今天,陈大婊和小婊说起那时候的木炭车,还记忆犹新。
八年抗战,被日寇封锁的大西南,公路上跑的尽是木炭车。栽人载物,它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真是天佑中国,幸好在抗战爆发之前就有了木炭车!
木炭车发明人是河南人,叫汤仲明,是在陇海铁路就职的留法工程师。他眼看国家花大量银圆去进口高价石油,便萌生了用木柴代油的想法。从1928年起,他经过上千个日夜刻苦钻研,终于造出了烧木炭的汽车。其原理是:在汽车上加装一个代燃炉,炉里放木炭或木柴,炉上面挂一个储水器,木炭点燃以后,储水器里的水滴进炉子里,木炭就会不完全燃烧而产生大量的“水煤气”,即一氧化碳。将“水煤气”过滤后,引入汽缸便可替代汽油,让引擎转动。这种木炭车,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此项发明,得到全国民众的称赞。
只是,开木炭车的司机和副手都非常辛苦!
陈大婊说,车子再挤,都得带上几筐木炭。脸黑得像小鬼头,从来不洗也洗不干净的肯定是副手,往往是半拉子男孩。早起生火,发动车子,使劲摇手把,一路上添加燃料,都是他的事。
陈小婊说,我们拍的“抗战神剧”,没有哪一部拍到木炭车。年轻的编剧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连木炭车的道具也没有!其实,在逃难的路上,发生好多事啊。特别是在山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火了,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烈日當头,都得修车啊。师傅徒弟都得钻车底,弄得像泥猴似的。有时候,还得叫乘客们下来推车。
那时,挺有幽默感的四川人,将宋朝邵雍的一首“蒙学诗”,改成一首咏木炭车诗,有趣极了。
邵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改诗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颠沛流离6年多,绕山绕水11省,终于到了重庆。1943年12月,兵工署有卡车去成都拉货,搭载着陈寅恪一家来到成都。陈寅恪夫妇抱着美延坐驾驶室,而陈流求和陈小彭只能坐在货箱之上。相比木炭车,汽油车似乎是“享受”,但坑坑洼洼的盘山路,严冬的寒风阴雨,轻而易举就把两姐妹转晕,冻僵。
五、左眼失明前后
由于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最晚迁来成都,华西坝容纳不下,而成都的一些中小学已疏散到郊外,燕京大学便租用陕西街华美女中的校舍办学,教职工亦在附近租房而詹。
陈寅恪一家,先住陕西街居民楼,与李方桂为邻。由于这条街上有陕西会馆,还有茶楼、酒馆多处,非常热闹。陈大壤说: “我们家厨房对着‘不醉无归小酒馆’厨房,小酒馆不小,厨房天井里有大泡菜缸子,挂有腌腊制品。从酒馆传来的吆喝声,划拳声不绝于耳,父亲严重的神经衰弱,受不了。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闻宥教授得悉,马上告诉文学院院长方叔轩。经过协调,1944年暑期搬到华西坝的广益宿舍45号。”
广益宿舍,又叫广益坝,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光明路宿舍区。它北临锦江,南抵小天竺街,气势恢宏的文学院、华英宿舍楼、8座独栋小洋楼、新建的齐鲁大学男生宿舍,以及一大片果园分布其间。这里绿树成荫,鸟鸣蝶舞,道路整洁,十分幽静。从战火连天的逃难路上,来到这花香鸟语的之地,真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在三姐妹的共同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中写道:
“华西坝的新居,是一座二层独栋洋楼的底层,由于基础较高,不觉得潮湿。环境幽静,院门外树木葱茏,东边竖立着高大的银杏树,秋日金黄的叶片枝头摇曳,别具特色;西边几株大槐树,春天百花飘香,夏季绿荫送爽。前院有一棵大樟树,后院虽然杂草丛生,也有些花木,如茶花、蜡梅、迎春、百合及母亲喜爱的姜花等,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成为我们逃难以来最好的一处住宅。”
陈大壤说: “我们一家人喜欢大阳台,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在那里坐一坐,父亲在那里备课,光线又好,空气又清新。特别是离家很近的那一座大果园,苹果、梨子、桃子、柑橘,各种水果,长得非常好。进去之后,随你吃个够,若是要带走的,就要过秤,按重量计价,相当便宜。我在那里吃到过一次蟠桃。匾匾的,又甜又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蟠桃了!”
我补充道: “广益坝的大果园,小时候跟同学从篱笆墙下面的狗洞钻进去过,偷苹果。挑个大的,长得好看的偷。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成都能结出又甜又脆的大苹果。有一回,我钻洞的时候,碰上了一只黄鼠狼,正往外钻,吓得它一转身就逃得无影无踪。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大朋友说,果园里还有刺猬、狐狸、野猫、猫头鹰、果子狸,好多动物。”
原来,燕京大学的教学课堂在陕西街,后来改在广益学舍,中国文化研究所也从天竺园搬到广益学舍。这样,陈寅恪上课只需步行几分钟,非常近便。每天早上,天不见亮,就有一位看守广益学舍的年青校工把家里的大水缸洗得干干净净,挑上两挑清亮井水。还有一个姓范的保姆,帮助做些家务,一切井井有条。
后来,新午姑妈来看望陈寅恪一家。
新午是陈寅恪最疼爱的小妹,兄妹感情很深。她的夫君俞大维,曾与陈寅恪一起留学德国,学的是哲学与数学,抗战时任兵工署署长。她家在陪都,住宅条件理应不错。但被向导引到陈寅恪家门口时,以为走错地方,竟然不敢敲门。她惊叹:“我以为这是郭有守厅长的房子,嗨呀,那么大!”
陈寅恪曾写下一首七言律诗《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浮,电笑徽闻送远风。
洒困不妨胡乱舞,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再说,一住入广益宿舍,吴宓、李思纯、闻宥、徐中舒等老友便常来看望。郭有守一家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独栋小洋房。郭有守是留法博士,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夫人杨云慧是杨度的女儿。杨度这“旷世奇才”“民国第一奇人”,与陈宝箴陈三立过从甚密,对晚辈陈寅恪的才华颇为欣赏。郭有守夫妇与陈寅恪夫妇相见,谈资实在丰富。郭有守的女儿郭久亦,比陈流求低一年级,而与小彭同班,她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非常亲密。
杜甫草堂是陈寅恪心仪已久的诗坛圣地,1944年春节后的初七——人日,全家与朋友结伴游草堂。那时的交通工具是鸡公车,他们乘坐的长长的鸡公车队,在嘎叽嘎叽的叫声中,沿着雄伟的千年古城墙迤逦而行,终于看见一群白鹭盘旋,墨绿沉沉的一大片贞楠。林中便是挂着“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杜甫草堂。
因抗战而流寓成都,步入草堂,令陈寅恪怀想杜诗中翻腾的离乱之苦,忧国之情,当即赋诗记游。二十年后,1964年春节后的人日,他在广州,仍念念不忘杜甫草堂之行,写下七言绝句: “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总关情。”
后来,天气渐暖时,徐中舒邀请陈寅恪夫妇同游望江楼,茂林修竹中,有一薛涛井,相传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制诗笺之处。古井苔绿水深,可曾照女校书容颜?陈寅恪把元白诗研读得十分通透,想来望江楼一游,对后来他书写《元白诗笺征稿》会有些感性积累吧。
让蜀中学人惊叹的是,陈寅恪曾去爵版街拜望蜀中大儒、清寂翁林山腴。林山腴曾经朝廷考试,授内阁中书,是个文教翰林,在北京与陈三立结社唱和,相知甚深。进入清寂堂,面对林山腴,名满天下的陈寅恪竞行磕头大礼,让林周围的晚辈很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见到清寂翁也是深深鞠躬为礼。陈寅恪还向清寂翁献上一副对联: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贤士皆与之游。”让清寂翁连连摇头说: “过誉了,不敢当!”
在方叔轩引荐下,陈寅恪结识了有“成都天一阁”之称的贲园书库主人、大藏书家严谷声。贵园珍藏的三十万册善本书,让嗜书如命的陈寅恪大喜过望。严谷声表示,贲园书库随时愿为他敞开大门。
正当陈寅恪适应了蜀中环境,平静度日时,致命打击突如其来。 1944年12月12日早上,陈流求正准备背起书包上学,忽然听到父亲平静地说着一句令人心惊的话: “我看不见了!”
在右眼失明七年之后,负担沉重的左眼也失明了。
陈寅恪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上午有课。燕大的男生从文庙前街走来,得花半个小时时间;燕大女生从陕西街走来得花40分钟时间,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尽快口头通知学生,免走冤枉路。
陈流求背上书包,急忙走到广益学舍。还未找到教室,就遇上一位早早来到的燕大学生,跟他一说情况。这位学生就回应说,你快去上学吧。我会通知学校的。
当天,唐簧便将陈寅恪送入华西医学院存仁医院。
当时的成都,集聚了中大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实力非同小可。存仁医院眼科的陈耀真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默眼科研究所任研究员,夫人毛文书,亦是同行。经他们诊断,陈寅恪的眼疾非常严重,12月18日做了手术,未获成功。
唐簧日夜守护,劳体累心,引发心脏病。研究生刘适就组织燕大学生轮流值班,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多位师友也常到病榻前慰问。经过战火与流亡的燕大师生,倍加珍惜友情。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仿佛把人间事看得更清晰,对校长梅贻宝说: “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师道犹存。”而梅校长也感慨道: “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现在看来,陈寅恪从右眼失明到左眼失明,病因在诗中写得一清二楚: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在此之前,11月中旬,陈寅恪不慎跌了一跤,感觉左眼昏花。当时,就应当立即停下一切用眼睛的活动,好好休息。可是,他依然没有停下来。桌上,还放着他为提携年轻学人,刚写完的推荐信;一大摞翻开的书。还有,一盏为经常停电备用的菜油灯。五、牧羊女童陈美延
1922年,丁克生(Frank.Dicknson)受加拿大英美会派遣来到华西协合大学,任生物系教授。他个子矮小,却是华西坝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父”。
而他另一大功劳就是引进荷斯坦血统公牛,与本地牛交配产下的改良奶牛,将产奶量从每天10~12杯增加到每天45杯。1938年,宋美龄也买来55头荷斯坦乳牛,由他指导,在华大校园附近饲养。1941年育下了首次在华西出生的纯种荷斯坦小母牛。1934年,他又引进了纯种瑞士吐肯堡奶山羊。他还引进了落地红、澳洲黑、来航鸡等优良母鸡,鸡蛋几乎比地鸡蛋大两倍,產蛋量也增加了96%。他还带来了西红柿、玉米和甜瓜等品种,德肯葡萄、爱尔波特桃、华盛顿无核脐橙和加利福尼亚阿卡柠檬,促进了四川畜产品、蔬菜、水果的发展。
进入抗战的艰苦时期,华西坝的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美国空军医院就是喝奶大户。五大学迁来,奶的需求量更是猛增。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南京带来的奶牛产下的那点奶,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丁克生引进的奶羊已相当普及,教职工养羊,成为解决喝奶问题的途径。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单寿父教授一家,1937年底就来到华西坝,一家就养了5只奶山羊,供五个娃娃喝奶。单寿父的女儿单明端,是陈流求的同学,说起养羊挤奶,好像很简单:华西坝青草多,饲料不成问题,不就是羊吃草我们吃奶呗。
在广益宿舍45号安下家之后,唐簧千方百计给陈寅恪补充营养。老朋友、成都商务印书馆黄馆长之子黄大器是一名兽医,牵来了一只便宜的跛脚黑山羊,它怀着孕,等生下小羊后,便可以挤奶。
因为美延半岁起就开始流亡生活,按中医说法是“从小受了惊吓”,大病小病没断过,身体一直虚弱,动辄扁桃发炎脓肿,烧到40C。至今,她还说: “高烧的滋味,我可受够了,那脑袋疼得像要开裂一样,怎么也止不住。”
没能上小学的美延,自然成了牧羊女重。
回忆.起牧羊的经历,80岁的陈小孃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 “我跟黑山羊一见面,彼此都没好印象。它拿眼睛瞪我,一副古古板板的样子,它腿上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我拽着绳子,让它往东,它偏往西。我七岁了,只有五岁的个头,拽不动,只好顺着它,它愿走哪儿走哪儿。早上,两个姐上学去了,我就牵着它在广益坝吃青草。其实,鲜嫩的青草不算它的最爱,最爱吃的是别人家院用来做隔离的刺篱笆,那种小灌丛很像北方的酸枣,我不敢让它多吃,因为这是别人家的绿色围墙。啃了个缺,算什么事儿?
“后来,黑山羊生下了两只小羊羔。我妈袖子一撸,当上了接生婆。因为黑山羊挺凶,要踢人,只能绑在栏杆上挤奶,除了喂两只羊羔,还能挤一碗奶。为了正常出奶,白天让它吃够了青草,晚上还给它吃点细糠碎米。日子久了,它就熟悉了我们家的每个人。躺在门外树荫下反刍的时候,也注意到路过的人。姐姐回来了,我爸回来了,它会咩咩叫上两声,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背了~个大竹篓,一边放羊,还一边拾些树枝,背回家去当柴火;我妈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蚕豆、青菜、西红柿,总可以节省一点开支。那时候,看病、买药占了很大一笔开支。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吃一次荤菜。冬天里,主菜吃紫油菜、红萝卜,总吃不厌。”
陈大孃说: “那年冬天,小彭来成都,买了一捆紫油菜,说想吃紫油菜,想了好久啊!紫油菜,让人回味起抗战时成都的生活。你问我记不记得,小天竺有一家很有名的西餐厅TIP TOP,我怎么不记得?无论是‘不醉无归小酒馆’还是TIPTOP,我们家人都没有进去过。
“我和小彭为什么读华西后坝的金大附中驻蓉分班?因为,学校不要求穿校服。若是读华英女中、华美女中这样成都著名的女子中学,每个学生冬天和夏天要各制两套校服,我们家就制不起。那时候的校服,比如协高的校服,浅灰色上布满黑芝麻点,也并不好看。再则,金大附中,沾上个金陵大学,招收华西坝上五大学的教工子女,生源相当好。我的同学之中,有名教授戚寿南的龙凤胎姐弟、有著名儿科教授杜顺德的儿子;还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同学吴敬琏。像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女儿、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儿子、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女儿等等,好多‘官宦子弟’也往这所只有茅草棚的中学挤呢,这些大官,心头明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然金大附中师资力量不强,经常请学生家长当兼职教师,拼拼凑凑,但校风好,生源好,所以让儿女读金大附中。这些大官也知道,国难当头,不管如何动荡,一定不能荒疏了教育。
“那时候,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五大学几千年轻人汇合在一起,歌咏会、运动会、各种报告会、坝坝电影、球类比赛不断……我们每天背着书包,走过校园,都能感受到,整个华西坝,充满了‘为中华之崛起’好好读书的风气。”
陈小壤说: “新午姑妈来成都那个春天,带我到乐山去看望八叔陈登格。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教书,得了一种怪病,一身软得不行。后来发现武大师生染病者不少。经华西医学院检验,是食用盐中钡未提炼干净,造成中毒。一停止食用那一种盐,身体就很快好转。去乐山,一路上是金黄的油菜花,好漂亮。我却闻不惯那股香味,一直捂着鼻子。同行的是二姐小彭和她的好友郭久亦,她俩玩得挺开心,不理我这个小屁孩,我便一个人在江滩上拣好看的石头,自娱自乐。”
陈大婊说: “我们去上学,妹妹一个人放羊,为了父亲的健康,她小小年纪,真是出力不小。放暑假时,华西后坝办了个小学暑期班,我就牵着她的手去报名,我们匆匆来去,她出了一身汗,又发烧了。结果还是没有上成学!”
陈小孃说: “大姐喜欢帮助人。我们住陕西街的时候,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是图书馆馆长,她的先生早逝,只有一个小女儿,要去弟维小学上学,梁思庄就让我大姐去后坝上学时,每天带她去弟维小学上学。那小姑娘,牵着我大姐的手,好高兴啊!”
听大婊和小婕讲这些生活琐事,笔者突然想到:古希腊的盲人给后世留下了《荷马史诗》;2500年前的盲人左丘明给后世留下了《左传》,陈寅恪在国家民族大灾难面前,恪守史学传统,失明之后二十多年,除了带研究生,还留下了共计百余万字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不朽巨作。他的著作,展现出史学家最可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岁月流逝,将更彰显它的价值。而作为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身体如此虚弱,却没有颓然倒下,是因为他得到贤妻孝女绵绵无尽的爱,以及几位忠实的朋友关照,让他在永恒的黑夜中,始终被一束阳光温暖着,照耀着。
当陈寅恪在存仁医院,第一次做左眼手术前,小女儿随母亲将羊奶及时送到。陈寅恪捧着那一碗羊奶,手在颤抖,却一句话未说,只是舔舔嘴唇,将流到嘴边的苦泪咽下。
决不能低估——牧羊女童陈美延那一碗碗羊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