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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汪精卫在1930年召开的扩大会议，是阎锡山与蒋介石两个军阀混战的产物。从国民党内的反蒋历史上看，它有一定的地位。我曾参与其事，把能记忆起的梗概，作一记述。
扩大会议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简称。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从参加的武汉政府中先后叛变革命，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独裁专横，不可一世。汪则不甘屈居附庸，在争权夺利之中，矛盾百出，为形势所迫，离开南京，携同几个与他亲近的中央委员，如褚民谊、陈璧君等，蛰居广州，待机而动，这是一方面。阎锡山、冯玉祥等曾响应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促成了中国的统一局面，居功自傲，虽无平分秋色之望，却有独霸北方之心，这是另一方面。1930年策动倒蒋，阎取主动、积极姿态，冯居协助地位，参加战役。政治上没有显明表态，有几个是他部下的政治掮客，如熊观民......等，代与奔走呐喊。
阎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政策，在政治上联合汪精卫，在军事上独立自理，尤其需要党务的配合，乃计划利用蒋介石于1927-1928年间换掉的一大批各省市的地方党务负责人的事件，要网络这批人，为自己所用，作为政治资本与汪精卫联合反蒋。为达到此目的，在北平组织了新民读书会，作为流动的宣传场所。
1930年初，阎锡山委派原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的李冠洋(即李江)来北平筹组北平新民读书会，会址设在北平西城前毛家湾2号潘复(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的住宅。李冠洋是没有被撤的山西省党部委员，大同盟分子，他与阎锡山相处颇好，私交亦深，专为阎效劳。随同前来的有彭阶平、赵仲容、李济生、赵子谦、杨集贤等，皆为晋、察、绥等省人士。除彭阶平外，皆是被撤职的省党部委员，大同盟分子。他们到北平之后，首先联系到被撤职的山东省党部委员李澄之、刘金钰和北平私立山东中学校长郝任夫(李澄之、刘金钰二人被撤职后来北平，分别担任师大附中和山东中学的教员)，晤面后研讨结果，拟分头联系散居各省市的被撤人员和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同志。活动不久，前来北平参加新民读书会的有30余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河北省的刘绳武、刘延福，山东省的王旭，吉林省的王毓斌，哈尔滨市的王立亭，以及陕西省的米志中、李诚一(参加后代表湖南省)、洪本桑、李秉丹(代表安徽省)。这些人中有的是委员，也有的是离职的科长、秘书。北平市党部委员被撤的许超远和秘书刘信芳等，久居北平，也参加了队伍。这批参加成员的共同目的，是反对蒋介石。他们的政治面貌，绝大多数是国民党的大同盟分子，现在分析，其中有托派嫌疑分子洪本桑、李秉丹。当时传说李诚一非大同盟分子，身份不明，但是左倾。
这批人结合之后，阎锡山委任其中的十五六人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的参议或谘议，只是挂名领薪，进行读书会的活动。
这种情况传到日本，被撤职后派往留学的大同盟分子都纷纷来信，探询活动的情形，有人表示愿回国参加这一行列。当年7月间，山西省的张子奇(他与军统有关系)从日本来到北平与李冠洋接触，后又匆匆返回东京，负有阎锡山的使命，宣传组织劳动国民党。
新民读书会的领导核心，是由参议、谘议头衔的那部分人构成的。李冠洋为头头，包括李澄之、洪本桑、彭阶平、李诚一、赵仲容等。下边设置三个组:
(1)总务组:由赵子谦、李济生、刘绳武领导，除办理事务性的工作外，还兼作社会人士的联系和接待事宜，在社会上扩大影响，联系群众，为发展组织基础开辟道路。
(2)财务组:由郝任夫、王毓斌主持，经费每月由山西省拨出，经由李冠洋转交财务组支配。从读书会开始活动到解体为止，历时8个月，共花费70多万元。就当时看来，这一笔经费是不小的数字，都是人民的血汗。
(3)理论研究组:是新民读书会的中心机构，由李冠洋、洪本桑、李澄之、许超远、李诚一等集体领导。制订学习计划，搜集材料，编拟讨论提纲，总结理论研究的成果等等，是该组的任务。学习材料，以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宣言为主，附带部分社会科学理论书刊作为参考。以自学为主，每周有一次座谈讨论会。讨论提纲由理论研究组发给成员，讨论总结也由该组审核，写出结论。
经过大致三个月的学习，总结出两项结论:
1、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结论是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肯定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既然没有阶级，就不会发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革命。
2、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就推动历史前进上有同等的重要性，而没有差别，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政治属于全民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
依据学习讨论总结出的这两条原则，国民党应是代表全体劳动人员的利益而奋斗。阎锡山赞赏这种理论，倡议组织劳动国民党，委托新民读书会的中心骨干李冠洋、洪本桑等人，准备筹备劳动国民党。
大约在1930年的8月上旬，阎锡山、汪精卫勾结成熟，阎锡山即派赵子谦、李济生为代表去广州迎接汪精卫北上，共商大计。汪精卫来北平后，双方协商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建立中央政府，树立反蒋旗帜。
阎锡山、汪精卫两方拼凑了70余人开了这次会议，建立起中央政府，举阎锡山为主席，于民国19年(1930年)九月九日九时宣布就职，发表宣言。动员了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再加上冯玉祥所属的石友三、孙殿英等部队配合，士兵臂章上写着"主张公道"四字，以资识别。阎锡山进驻在津浦路沿线黄河北岸的桑梓店车站指挥作战，分两路进攻:一路沿胶济路攻打胶东，企图肃清山东，一路进攻徐州，直下南京。当时，山西军队的士兵吸毒(海洛因)者多，人称为高射炮部队，无作战能力，而将领们进到济南之后，争夺地盘，迟迟不进，被阻于淄河附近。阎锡山把山东省主席位置给了石友三，想挽回局面，但无济于事。当时，蒋介石军队占据了兖州，济南告急。终以后备无力，乃全线撤退，于1931年1月，把北平的政治局面转移到太原。
写到此处，想到一段插曲，阎锡山就主席职是接受某政客的建议，在民国19年九月九日九时举行的典礼，传说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就职之后，可以"马到成功"。而那时社会谣传阎主席就职日期，占了四个"九"字，四"九"相加是"三十六"，大概是要符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谚语，以后居然"言必有中"，成为巧合。
阎锡山、汪精卫两人返回山西太原，还要重整旗鼓，收拾残局，召开过两次群众大会，掩盖失败原因，同时对随返太原的新民读书会的全部人员分别安排。阎锡山拨出一笔款子，由李冠洋负责，酌情以各省市为单位，加以分配，有5000元交给洪本桑携去上海，筹办春秋书店，联系进步人士，为将来的政治活动作个准备。山东地区分到1000元，是李澄之、郝任夫领取的。经议决，不作个人分配，携回北平开设北平春秋书店，地址在西城绒线胡同西口，目的是宣传进步文化，联系进步人士。它不是上海春秋书店的支店，而是独自经营的，因资金太少，没有出版能力，只起到与某些进步学者联系的作用。经理由韩之栋担任(他就是《红岩》书中的韩子栋)。他是山东阳谷县人，1928年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因不满现状，弃职来北平读书，在私立北平山东中学高中部毕业以前，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他曾打入军统局的核心--"复兴社"。1933年，韩为当时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逮捕。经营救无效，被解往南京，押至陆军监狱，下落不明，人们以为他早已被害牺牲。1950年，我们在北平不期而遇，得知他任中央人事部的处长，并说了他从北平被捕后，被解往南京陆军监狱，至南京沦陷前，又被解往汉口，由此转押到四川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受尽了残酷折磨，直到重庆解放前夕才越狱潜逃，找到组织关系。他在人事部工作不久，即被调第一重工业部任人事处长。1952年春，我去山东农学院工作之前与他见面时，他即将前往贵州任职，时促，未及详谈。后闻他至贵州担任贵阳市长职务。
忆述既往这段历史，事实尚确，谨供文史参考。(责编 东曙)
扩大会议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简称。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从参加的武汉政府中先后叛变革命，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独裁专横，不可一世。汪则不甘屈居附庸，在争权夺利之中，矛盾百出，为形势所迫，离开南京，携同几个与他亲近的中央委员，如褚民谊、陈璧君等，蛰居广州，待机而动，这是一方面。阎锡山、冯玉祥等曾响应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促成了中国的统一局面，居功自傲，虽无平分秋色之望，却有独霸北方之心，这是另一方面。1930年策动倒蒋，阎取主动、积极姿态，冯居协助地位，参加战役。政治上没有显明表态，有几个是他部下的政治掮客，如熊观民......等，代与奔走呐喊。
阎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政策，在政治上联合汪精卫，在军事上独立自理，尤其需要党务的配合，乃计划利用蒋介石于1927-1928年间换掉的一大批各省市的地方党务负责人的事件，要网络这批人，为自己所用，作为政治资本与汪精卫联合反蒋。为达到此目的，在北平组织了新民读书会，作为流动的宣传场所。
1930年初，阎锡山委派原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的李冠洋(即李江)来北平筹组北平新民读书会，会址设在北平西城前毛家湾2号潘复(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的住宅。李冠洋是没有被撤的山西省党部委员，大同盟分子，他与阎锡山相处颇好，私交亦深，专为阎效劳。随同前来的有彭阶平、赵仲容、李济生、赵子谦、杨集贤等，皆为晋、察、绥等省人士。除彭阶平外，皆是被撤职的省党部委员，大同盟分子。他们到北平之后，首先联系到被撤职的山东省党部委员李澄之、刘金钰和北平私立山东中学校长郝任夫(李澄之、刘金钰二人被撤职后来北平，分别担任师大附中和山东中学的教员)，晤面后研讨结果，拟分头联系散居各省市的被撤人员和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同志。活动不久，前来北平参加新民读书会的有30余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河北省的刘绳武、刘延福，山东省的王旭，吉林省的王毓斌，哈尔滨市的王立亭，以及陕西省的米志中、李诚一(参加后代表湖南省)、洪本桑、李秉丹(代表安徽省)。这些人中有的是委员，也有的是离职的科长、秘书。北平市党部委员被撤的许超远和秘书刘信芳等，久居北平，也参加了队伍。这批参加成员的共同目的，是反对蒋介石。他们的政治面貌，绝大多数是国民党的大同盟分子，现在分析，其中有托派嫌疑分子洪本桑、李秉丹。当时传说李诚一非大同盟分子，身份不明，但是左倾。
这批人结合之后，阎锡山委任其中的十五六人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的参议或谘议，只是挂名领薪，进行读书会的活动。
这种情况传到日本，被撤职后派往留学的大同盟分子都纷纷来信，探询活动的情形，有人表示愿回国参加这一行列。当年7月间，山西省的张子奇(他与军统有关系)从日本来到北平与李冠洋接触，后又匆匆返回东京，负有阎锡山的使命，宣传组织劳动国民党。
新民读书会的领导核心，是由参议、谘议头衔的那部分人构成的。李冠洋为头头，包括李澄之、洪本桑、彭阶平、李诚一、赵仲容等。下边设置三个组:
(1)总务组:由赵子谦、李济生、刘绳武领导，除办理事务性的工作外，还兼作社会人士的联系和接待事宜，在社会上扩大影响，联系群众，为发展组织基础开辟道路。
(2)财务组:由郝任夫、王毓斌主持，经费每月由山西省拨出，经由李冠洋转交财务组支配。从读书会开始活动到解体为止，历时8个月，共花费70多万元。就当时看来，这一笔经费是不小的数字，都是人民的血汗。
(3)理论研究组:是新民读书会的中心机构，由李冠洋、洪本桑、李澄之、许超远、李诚一等集体领导。制订学习计划，搜集材料，编拟讨论提纲，总结理论研究的成果等等，是该组的任务。学习材料，以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宣言为主，附带部分社会科学理论书刊作为参考。以自学为主，每周有一次座谈讨论会。讨论提纲由理论研究组发给成员，讨论总结也由该组审核，写出结论。
经过大致三个月的学习，总结出两项结论:
1、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结论是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肯定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既然没有阶级，就不会发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革命。
2、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就推动历史前进上有同等的重要性，而没有差别，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政治属于全民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
依据学习讨论总结出的这两条原则，国民党应是代表全体劳动人员的利益而奋斗。阎锡山赞赏这种理论，倡议组织劳动国民党，委托新民读书会的中心骨干李冠洋、洪本桑等人，准备筹备劳动国民党。
大约在1930年的8月上旬，阎锡山、汪精卫勾结成熟，阎锡山即派赵子谦、李济生为代表去广州迎接汪精卫北上，共商大计。汪精卫来北平后，双方协商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建立中央政府，树立反蒋旗帜。
阎锡山、汪精卫两方拼凑了70余人开了这次会议，建立起中央政府，举阎锡山为主席，于民国19年(1930年)九月九日九时宣布就职，发表宣言。动员了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再加上冯玉祥所属的石友三、孙殿英等部队配合，士兵臂章上写着"主张公道"四字，以资识别。阎锡山进驻在津浦路沿线黄河北岸的桑梓店车站指挥作战，分两路进攻:一路沿胶济路攻打胶东，企图肃清山东，一路进攻徐州，直下南京。当时，山西军队的士兵吸毒(海洛因)者多，人称为高射炮部队，无作战能力，而将领们进到济南之后，争夺地盘，迟迟不进，被阻于淄河附近。阎锡山把山东省主席位置给了石友三，想挽回局面，但无济于事。当时，蒋介石军队占据了兖州，济南告急。终以后备无力，乃全线撤退，于1931年1月，把北平的政治局面转移到太原。
写到此处，想到一段插曲，阎锡山就主席职是接受某政客的建议，在民国19年九月九日九时举行的典礼，传说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就职之后，可以"马到成功"。而那时社会谣传阎主席就职日期，占了四个"九"字，四"九"相加是"三十六"，大概是要符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谚语，以后居然"言必有中"，成为巧合。
阎锡山、汪精卫两人返回山西太原，还要重整旗鼓，收拾残局，召开过两次群众大会，掩盖失败原因，同时对随返太原的新民读书会的全部人员分别安排。阎锡山拨出一笔款子，由李冠洋负责，酌情以各省市为单位，加以分配，有5000元交给洪本桑携去上海，筹办春秋书店，联系进步人士，为将来的政治活动作个准备。山东地区分到1000元，是李澄之、郝任夫领取的。经议决，不作个人分配，携回北平开设北平春秋书店，地址在西城绒线胡同西口，目的是宣传进步文化，联系进步人士。它不是上海春秋书店的支店，而是独自经营的，因资金太少，没有出版能力，只起到与某些进步学者联系的作用。经理由韩之栋担任(他就是《红岩》书中的韩子栋)。他是山东阳谷县人，1928年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因不满现状，弃职来北平读书，在私立北平山东中学高中部毕业以前，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他曾打入军统局的核心--"复兴社"。1933年，韩为当时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逮捕。经营救无效，被解往南京，押至陆军监狱，下落不明，人们以为他早已被害牺牲。1950年，我们在北平不期而遇，得知他任中央人事部的处长，并说了他从北平被捕后，被解往南京陆军监狱，至南京沦陷前，又被解往汉口，由此转押到四川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受尽了残酷折磨，直到重庆解放前夕才越狱潜逃，找到组织关系。他在人事部工作不久，即被调第一重工业部任人事处长。1952年春，我去山东农学院工作之前与他见面时，他即将前往贵州任职，时促，未及详谈。后闻他至贵州担任贵阳市长职务。
忆述既往这段历史，事实尚确，谨供文史参考。(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