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式微,怎样打造下一个“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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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可能经历又一个“黄金十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仅仅为了追求较高的GDP增长率。如果成功转型,中国将踏入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之列。
  “我们的经济发展应当实现一种‘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提高”。“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
  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12月19日,在中南海的同一间会议室,李克强副总理再论“改革红利”。不同的是,他更为清晰地阐述了最高决策层辩证看待经济增长中速度与质量之间关系的最新思路。
  GDP指标日渐式微
  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七个季度处于持续下行通道之中。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首次跌破8%,更是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虽然有权威机构预测,GDP将于2012年第四季度止跌回升,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正在“挥手告别”此前30多年来的高增长阶段。
  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如何?各方面的分析很多,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相对乐观的分析,认为我国还有20年能够保持8%左右的增长;一种是相对保守的分析,认为未来中国可能走向中低速增长;第三种比较悲观,提出中国“增长神话的破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赞成第一种观点。由于我国的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环境红利等增长优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长率由两位数下调至一位数在情理之中。
  “中国经济有巨大市场潜力支撑,能够长期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但前提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质量。”迟福林强调指出。
  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时指出,“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被外界视为淡化GDP增长指标的信号。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根据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理解,今后我国经济工作中,‘快’字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逐高增长率。”李扬认为,所谓增效,就是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强化财富的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市场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显得敏感而积极。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和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被业界视为定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次日,沪指就大涨近3%,报收于2031.91点,重新站上2000点历史关口。
  增长的“水分”在哪
  坦然面对由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带来的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和风险。
  “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听取对2013年经济工作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释放出这一重要调整信号。
  中信建投高级策略研究员陆俊龙向记者表示,货币大量增发是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水分”之一:“2002年的广义货币(M2)投放量不到19万亿,2012年年末将达到甚至超过100万亿。中国广义货币年增长率平均在18%,大大超过了GDP年均10%左右的增速。”
  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计算,中国2010年的广义货币投放量是GDP总量的1.9倍,而美国、日本、俄罗斯这一占比均低于一倍以下。陆俊龙表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M2与GDP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广义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社会财富总量,这是经济增长中‘水分’的重要表现。”
  货币的大量投放有巨大误导性,会给市场带来繁荣的幻象:商家的产品好卖,价格又得到了提升,商家以为是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但实际是市场中流通的钱多了。这与通过生产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带来的企业利润增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通俗地讲,前者是货币产生的泡沫,后者是经济增长的成果。
  “如果急功近利地靠增加货币投放的办法去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只会制造出虚假繁荣和经济‘水分’。虚假繁荣不可持续,越晚挤掉‘水分’,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股民套牢等激烈的市场波动就越有可能出现。” 陆俊龙认为。
  下一个“黄金十年”
  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中金公司所做《2012是终点还是起点:中国经济周期的逻辑》报告,三大历史性节点先后为中国经济成长带来了制度红利。
  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至1986年的9.8%,七年平均增速达9.4%。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经济增长率从90年代初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1.8%,五年平均增长率为10.8%。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水平,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0.7%,六年平均增速为10.4%。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向记者表示:“前30年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的红利正在消失,已不足以再支撑未来十年的经济成长。我们正面临低成本增长模式难以维持、‘出口发动机’减速、‘消费马车’尚未启动、投资驱动型经济走到尽头等困境。中国经济如今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寻找新的制度红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被媒体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李雪松表示:“当前有一些人质疑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否消失了,我想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制度红利。”
  “在我看来,中国可能经历又一个‘黄金十年’。”李扬向记者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仅仅是为了追求较高的GDP增长率,而是应该注重用制度红利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如果成功转型,中国将踏入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之列,失败则很可能导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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