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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是一个悲痛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被送进兰州陆军总医院时，是清醒地从车里推进抢救室的。经过1个小时紧急抢救，还是未能留住父亲的生命，他安详地走了。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一直很健康，也很注重身体锻炼，而且才72岁。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那么的坚强，从父亲矍铄的精神和硬朗的身躯中总能看到乐观的生活态度，刻满皱纹的脸上分明道出一个饱经沧桑的人生……
父亲出生于1944年7月，兄弟排行老四，与他的三兄弟相差11岁。按照旧社会的说法，生过孩子10多年后再生孩子，兄弟间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在旧社会似乎是不大光彩的事，于是父亲出生后的一个早上，家里人把父亲扔在外面，希望有好心人把他领走。但等到下午还是没有人抱走父亲，而且父亲一直哭闹不止，心软的奶奶又把父亲重新抱回了家，再也舍不得遗弃。父亲天生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13岁就没了父亲，由他的几个哥哥供他上学。
父亲命运多舛。他从一个殷实的家庭陡然破败的变故中顽强地走了过来。1963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两年。1965年父亲考取了武威地区师范学校，这也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毕业以后，可以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命运时常会捉弄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大中院校学生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头兵。父亲与他最好的室友郑氏同学做了一块“忠”字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举行盛大游行时，自己有一块“忠”字牌是一个十分体面的事。在一次游行集会时，父亲与室友因由谁来举“忠”字牌争得不分上下，父亲一气之下，把“忠”字牌摔得粉碎。这下可犯下了弥天大罪，随即父亲被打入“牛棚”。
由于家里是地主成分，这一行为被视为“现行反革命”，父亲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一辈子彻底完了，并且连累了家里人，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给看望他的同村的一起考入武威师范的李能孝同学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后，准备一死了之。好在看管父亲的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与父亲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一再叮嘱：白天、晚上父亲上厕所都要跟上，防止自杀。这天晚上，父亲借故上了十几趟厕所，打算在这天晚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看管的学生跟得紧，父亲没有机会实施而作罢。从此以后，在许多同学的劝说下，父亲渐渐想通了，面对现实，接受“牛棚”生活。父亲在“牛棚”关押了长达一年时间。他的同学1968年12月就毕业了，而父亲是1969年4月才被恢复自由回家。
由于成分关系，和父亲一块毕业的同学，只要成分好，都陆续分配工作了。父亲只能回到家乡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让你干啥，你必须无条件地执行。1969年6月，父亲被派遣到白银矿区为生产队搞副业，主要是在火车站上当搬运工。一天有时要干10多个小时的体力活，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货车到站，属于你的班你就得出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换来每天一元工钱，其余由生产队记工分。在这儿，父亲一干就是3年多。
在这期间，父亲一年也只能回一两趟家，家里的一切生计只能靠母亲一人担当。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妹，小小年纪也就承担起家务活。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常常端着一个铁皮洗脸盆捡驴粪，用来冬天烧炕。捡得太多了，力气小，端起来十分吃力，若要端起来，几乎是把盆子抱在怀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那时正是夏天，只要停下来，我就会看到一轮明月，照得大地一片银白。有了一轮明月，我不再惧怕、不再胆怯，我也第一次感到月亮与人类是如此的亲近，像母亲温暖的手轻轻地牵着你向前走，向前走。我只是想，只要有月亮，即使是走一个晚上，我也要把这一盆粪搬回家，好让母亲、弟妹在冬天里都睡上热炕。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外衣，全被汗水浸透，我不时地用袖口擦拭满脸的汗水。就在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一个陡坡，这让我有些发怵，于是手始终抓着盆子不放，生怕别人抢去似的，就在我为难之时，突然父亲从我眼前的高坡处小跑下来，赶忙从手中接过盆子很轻松地端起。原来他从白银矿区请探亲假回家，天黑后仍不见我回家就前来迎我。那个时刻，我心里特别的温暖。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无言的举动，在我极其无助的困境下，父亲从天而降，一双大手把我从绝境中稳稳当当地托起，我血液重新汩汩流动，我深深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
这种父爱，温暖我一辈子，叫我铭心刻骨一辈子！
1972年，父亲先后被分配到离家16公里外山大沟深的西景乡宽沟、朱家湾小学当老师。父亲星期六下午天黑回家，星期一早上4点多就起床开始步行到学校。到学校的道路，大多是羊肠小道，两边山丘相连。我那时想，天那么黑，父亲为什么不感到害怕。在我印象里，父亲非常热爱他的职业，每周星期一一大早就背上一个小黄包出发了，每周星期六晚又背着小黄包回来了。工作了三四年，有了积蓄，父亲就花120元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有了自行车，不论是回家，还是去学校，往返的时间就比原来缩短了一半。
每周星期六下午，我痴痴地守在家就盼着父亲回来。只要大门外有自行车响声，我就蹦出去迎接父亲，因为他的小黄包里总会装回两个他们学校灶上蒸的馒头。说是馒头，但不是圆形的，而是扁形的。馒头不是很大，有大人拳头那么大，馒头放了很多碱，颜色是淡黄色的。拿在手里，馒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让人馋得直流口水。这种香味，在我的记忆深处留存了40多年……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我似乎都能嗅到童年这最珍贵最厚重的清香。
父亲虽然当了老师，但家里仍然生活困难，经常缺粮少煤，而他总是与我们同甘共苦。大概在我10岁的时候，一次，他借了别人家的人力车，要到17公里外的煤矿用人力车拉煤，同去的有母亲和我。因为要在当天赶回来，所以凌晨二三点，我们就带着干粮出发了。去的时候，是空架子车，很轻松，一路上，父亲与母亲一边聊天，一边行走。我们的头顶，明月高悬，银光铺洒，周围的小山丘随着我们步子的加快渐行渐远。父亲与母亲一直聊到了目的地。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不论生活上有多大的困难，他总是乐观的、豁达的。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掌握着车头，我和母亲在后面推车，路途中遇到一个下坡，速度太快，车子碰到一个小坎上掀翻，煤撒了一地。父亲没有一点的埋怨，笑着一点一点地用手把煤捧到车上。
好多年轻人在山沟小学待上几年就想方设法调到镇中心学校工作，而父亲在这小山沟里一待就是8年。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到沉稳持重的中年人，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家乡偏僻的山沟里。
小山沟里往往缺少教师，哪门课程缺人，父亲就补哪门课程。父亲经常担任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等任课老师。后来父亲离开了这所学校，而我有幸到了这所学校，我时常在想，在这样一个除了山就是山的地方，父亲是如何在这儿当“先生”8年的啊！
1979年，父亲调到了离家3公里的龙岗乡村小学，担任副校长。他主要抓教学质量。二三年时间，龙岗小学在全镇通考中名列前茅。父亲出色的教学成绩被学区领导看好。1981年父亲调入大靖中心小学第一小学，担任教导主任，主抓教学。父亲提出，让年轻人去干，学区领导坚决不同意，父亲发了火，领导才算同意。父亲如释重负，精心上好自己的每一节课，为人师表，传道授业。1983年，父亲调入镇中心小学第二小学任教。在这里，他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年轻人带一样多的课程，甚至无条件地比年轻人担当的更多，这也是父亲人生教育教学的最后一所学校，直至2004年退休。
父亲多才多艺。在武威师范读书期间，他表演话剧入情入景，角色栩栩如生。二胡、手风琴等乐器，他信手拈来，演奏得像模像样；软笔书法、硬笔书法不落俗套，自成一体。
今年3月3日，父亲自己到理发店理发、刮胡须，回到家里自己又洗了脚。父亲在出家门欲理发前，母亲还在一旁唠叨：再有几天就是“二月二”，等到那天再理发也不迟，父亲没有理会，径直去理发，母亲无奈，只能由他去吧。
春节前，父亲对自己的柜子进行了整理，把许多写了一半的笔记本，撕下空白的给两个读中学的孙女使用，其余的都烧毁。因而在父亲的衣柜里留下他写的文字性东西太少。
在柜子里，父亲收集了家里人的许多照片，他分多个袋子装好，就连同事、学生、侄儿的都没有扔掉，保存时间长达50多年。母亲长期患高血压、糖尿病，父亲在临走之前，购买了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感冒等常用药5大包，足够母亲用一年多。3月7日下午，父亲走出院子，上厕所时不慎摔倒。二妹妹正好在家，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在临行前，他把自己衣柜上的唯一一把钥匙给了母亲，并叮咛：把这一把钥匙拿好。这也是父亲给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晚上，父亲的主治医生对妹妹讲，你父亲病情严重，要尽快让你哥回来。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晚7点10分左右到家就接到妹妹的电话，父亲病危，要我现在往回赶。我匆匆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开车由银川往武威方向急驶。400余公里的路程，行驶了不到4个小时就到了。到老家，我直接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半靠着床在打吊针，我进入病房的一瞬间，父亲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期盼、等待，还是疑惑、不安？父亲看上去十分难受，我也就不敢与他交流。
吊针在有节奏地往下滴落，父亲虽然插着氧气，但仍大口地喘气。整个晚上，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觉。我也是彻夜难眠！
主治大夫讲，你父亲必须转院治疗。与家人商量后，还是送兰州住院治疗，兰州成为父亲人生的最后一站。父亲是肺源性心脏病，加上哮喘引起脑部缺氧而息。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在整理他的柜子时，发现他完整地保留着1968年上师范学校时的油印课本《毛泽东诗词注解》。翻开第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这些话，至今还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父亲保留的油印本共收录了毛泽东诗词34首。
父亲还珍藏着一本比香烟盒还要小的《党章》，印刷于1964年，外皮是紫红色塑料皮，父亲保存这两样东西自有他的道理。放好父亲的藏物，我端详着历经80多年风雨的堂屋，这儿曾经有父亲深深的足迹，而如今正如父亲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的挽联一样“儿进堂兮父不见，音容在兮魂归天”的悲凄，体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痛楚，呜呼哀哉！
回顾父亲的一生，让我难受，让我心痛，也让我感慨万端。梦里梦外，往事悠悠，人海沧桑，幽梦轻轻。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父亲乍到另一世界，天堂的路，应该再也不会像他的一生那样坎坷不平，那一定会是天国之行，一路顺风；那一定会是烟花三月，繁花满枝。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一直很健康，也很注重身体锻炼，而且才72岁。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那么的坚强，从父亲矍铄的精神和硬朗的身躯中总能看到乐观的生活态度，刻满皱纹的脸上分明道出一个饱经沧桑的人生……
父亲出生于1944年7月，兄弟排行老四，与他的三兄弟相差11岁。按照旧社会的说法，生过孩子10多年后再生孩子，兄弟间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在旧社会似乎是不大光彩的事，于是父亲出生后的一个早上，家里人把父亲扔在外面，希望有好心人把他领走。但等到下午还是没有人抱走父亲，而且父亲一直哭闹不止，心软的奶奶又把父亲重新抱回了家，再也舍不得遗弃。父亲天生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13岁就没了父亲，由他的几个哥哥供他上学。
父亲命运多舛。他从一个殷实的家庭陡然破败的变故中顽强地走了过来。1963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两年。1965年父亲考取了武威地区师范学校，这也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毕业以后，可以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命运时常会捉弄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大中院校学生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头兵。父亲与他最好的室友郑氏同学做了一块“忠”字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举行盛大游行时，自己有一块“忠”字牌是一个十分体面的事。在一次游行集会时，父亲与室友因由谁来举“忠”字牌争得不分上下，父亲一气之下，把“忠”字牌摔得粉碎。这下可犯下了弥天大罪，随即父亲被打入“牛棚”。
由于家里是地主成分，这一行为被视为“现行反革命”，父亲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一辈子彻底完了，并且连累了家里人，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给看望他的同村的一起考入武威师范的李能孝同学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后，准备一死了之。好在看管父亲的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与父亲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一再叮嘱：白天、晚上父亲上厕所都要跟上，防止自杀。这天晚上，父亲借故上了十几趟厕所，打算在这天晚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看管的学生跟得紧，父亲没有机会实施而作罢。从此以后，在许多同学的劝说下，父亲渐渐想通了，面对现实，接受“牛棚”生活。父亲在“牛棚”关押了长达一年时间。他的同学1968年12月就毕业了，而父亲是1969年4月才被恢复自由回家。
由于成分关系，和父亲一块毕业的同学，只要成分好，都陆续分配工作了。父亲只能回到家乡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让你干啥，你必须无条件地执行。1969年6月，父亲被派遣到白银矿区为生产队搞副业，主要是在火车站上当搬运工。一天有时要干10多个小时的体力活，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货车到站，属于你的班你就得出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换来每天一元工钱，其余由生产队记工分。在这儿，父亲一干就是3年多。
在这期间，父亲一年也只能回一两趟家，家里的一切生计只能靠母亲一人担当。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妹，小小年纪也就承担起家务活。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常常端着一个铁皮洗脸盆捡驴粪，用来冬天烧炕。捡得太多了，力气小，端起来十分吃力，若要端起来，几乎是把盆子抱在怀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那时正是夏天，只要停下来，我就会看到一轮明月，照得大地一片银白。有了一轮明月，我不再惧怕、不再胆怯，我也第一次感到月亮与人类是如此的亲近，像母亲温暖的手轻轻地牵着你向前走，向前走。我只是想，只要有月亮，即使是走一个晚上，我也要把这一盆粪搬回家，好让母亲、弟妹在冬天里都睡上热炕。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外衣，全被汗水浸透，我不时地用袖口擦拭满脸的汗水。就在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一个陡坡，这让我有些发怵，于是手始终抓着盆子不放，生怕别人抢去似的，就在我为难之时，突然父亲从我眼前的高坡处小跑下来，赶忙从手中接过盆子很轻松地端起。原来他从白银矿区请探亲假回家，天黑后仍不见我回家就前来迎我。那个时刻，我心里特别的温暖。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无言的举动，在我极其无助的困境下，父亲从天而降，一双大手把我从绝境中稳稳当当地托起，我血液重新汩汩流动，我深深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
这种父爱，温暖我一辈子，叫我铭心刻骨一辈子！
1972年，父亲先后被分配到离家16公里外山大沟深的西景乡宽沟、朱家湾小学当老师。父亲星期六下午天黑回家，星期一早上4点多就起床开始步行到学校。到学校的道路，大多是羊肠小道，两边山丘相连。我那时想，天那么黑，父亲为什么不感到害怕。在我印象里，父亲非常热爱他的职业，每周星期一一大早就背上一个小黄包出发了，每周星期六晚又背着小黄包回来了。工作了三四年，有了积蓄，父亲就花120元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有了自行车，不论是回家，还是去学校，往返的时间就比原来缩短了一半。
每周星期六下午，我痴痴地守在家就盼着父亲回来。只要大门外有自行车响声，我就蹦出去迎接父亲，因为他的小黄包里总会装回两个他们学校灶上蒸的馒头。说是馒头，但不是圆形的，而是扁形的。馒头不是很大，有大人拳头那么大，馒头放了很多碱，颜色是淡黄色的。拿在手里，馒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让人馋得直流口水。这种香味，在我的记忆深处留存了40多年……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我似乎都能嗅到童年这最珍贵最厚重的清香。
父亲虽然当了老师，但家里仍然生活困难，经常缺粮少煤，而他总是与我们同甘共苦。大概在我10岁的时候，一次，他借了别人家的人力车，要到17公里外的煤矿用人力车拉煤，同去的有母亲和我。因为要在当天赶回来，所以凌晨二三点，我们就带着干粮出发了。去的时候，是空架子车，很轻松，一路上，父亲与母亲一边聊天，一边行走。我们的头顶，明月高悬，银光铺洒，周围的小山丘随着我们步子的加快渐行渐远。父亲与母亲一直聊到了目的地。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不论生活上有多大的困难，他总是乐观的、豁达的。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掌握着车头，我和母亲在后面推车，路途中遇到一个下坡，速度太快，车子碰到一个小坎上掀翻，煤撒了一地。父亲没有一点的埋怨，笑着一点一点地用手把煤捧到车上。
好多年轻人在山沟小学待上几年就想方设法调到镇中心学校工作，而父亲在这小山沟里一待就是8年。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到沉稳持重的中年人，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家乡偏僻的山沟里。
小山沟里往往缺少教师，哪门课程缺人，父亲就补哪门课程。父亲经常担任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等任课老师。后来父亲离开了这所学校，而我有幸到了这所学校，我时常在想，在这样一个除了山就是山的地方，父亲是如何在这儿当“先生”8年的啊！
1979年，父亲调到了离家3公里的龙岗乡村小学，担任副校长。他主要抓教学质量。二三年时间，龙岗小学在全镇通考中名列前茅。父亲出色的教学成绩被学区领导看好。1981年父亲调入大靖中心小学第一小学，担任教导主任，主抓教学。父亲提出，让年轻人去干，学区领导坚决不同意，父亲发了火，领导才算同意。父亲如释重负，精心上好自己的每一节课，为人师表，传道授业。1983年，父亲调入镇中心小学第二小学任教。在这里，他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年轻人带一样多的课程，甚至无条件地比年轻人担当的更多，这也是父亲人生教育教学的最后一所学校，直至2004年退休。
父亲多才多艺。在武威师范读书期间，他表演话剧入情入景，角色栩栩如生。二胡、手风琴等乐器，他信手拈来，演奏得像模像样；软笔书法、硬笔书法不落俗套，自成一体。
今年3月3日，父亲自己到理发店理发、刮胡须，回到家里自己又洗了脚。父亲在出家门欲理发前，母亲还在一旁唠叨：再有几天就是“二月二”，等到那天再理发也不迟，父亲没有理会，径直去理发，母亲无奈，只能由他去吧。
春节前，父亲对自己的柜子进行了整理，把许多写了一半的笔记本，撕下空白的给两个读中学的孙女使用，其余的都烧毁。因而在父亲的衣柜里留下他写的文字性东西太少。
在柜子里，父亲收集了家里人的许多照片，他分多个袋子装好，就连同事、学生、侄儿的都没有扔掉，保存时间长达50多年。母亲长期患高血压、糖尿病，父亲在临走之前，购买了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感冒等常用药5大包，足够母亲用一年多。3月7日下午，父亲走出院子，上厕所时不慎摔倒。二妹妹正好在家，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在临行前，他把自己衣柜上的唯一一把钥匙给了母亲，并叮咛：把这一把钥匙拿好。这也是父亲给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晚上，父亲的主治医生对妹妹讲，你父亲病情严重，要尽快让你哥回来。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晚7点10分左右到家就接到妹妹的电话，父亲病危，要我现在往回赶。我匆匆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开车由银川往武威方向急驶。400余公里的路程，行驶了不到4个小时就到了。到老家，我直接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半靠着床在打吊针，我进入病房的一瞬间，父亲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期盼、等待，还是疑惑、不安？父亲看上去十分难受，我也就不敢与他交流。
吊针在有节奏地往下滴落，父亲虽然插着氧气，但仍大口地喘气。整个晚上，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觉。我也是彻夜难眠！
主治大夫讲，你父亲必须转院治疗。与家人商量后，还是送兰州住院治疗，兰州成为父亲人生的最后一站。父亲是肺源性心脏病，加上哮喘引起脑部缺氧而息。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在整理他的柜子时，发现他完整地保留着1968年上师范学校时的油印课本《毛泽东诗词注解》。翻开第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这些话，至今还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父亲保留的油印本共收录了毛泽东诗词34首。
父亲还珍藏着一本比香烟盒还要小的《党章》，印刷于1964年，外皮是紫红色塑料皮，父亲保存这两样东西自有他的道理。放好父亲的藏物，我端详着历经80多年风雨的堂屋，这儿曾经有父亲深深的足迹，而如今正如父亲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的挽联一样“儿进堂兮父不见，音容在兮魂归天”的悲凄，体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痛楚，呜呼哀哉！
回顾父亲的一生，让我难受，让我心痛，也让我感慨万端。梦里梦外，往事悠悠，人海沧桑，幽梦轻轻。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父亲乍到另一世界，天堂的路，应该再也不会像他的一生那样坎坷不平，那一定会是天国之行，一路顺风；那一定会是烟花三月，繁花满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