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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孙黄两位杰出人士走到一起
宫崎的师傅犬养毅说:“(宫崎)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这时几位带着外务省调查中国秘密结社情况任务的日本热血青年宫崎寅藏(滔天)、可儿长一、平山周几经周转找到了他。
其时孙先生住在号称“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横滨的家中。初见时,宫崎对孙中山的宏大抱负感到十分疑惑。待两人进一步接触,宫崎才发现自己有点理解这个中国人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谈,“有日本政党谈,有人物谈,有欧美国事谈,有支那现状谈,有宗教谈,有哲学谈”,内容十分广泛。到后来,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人格和理想所折服:“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于是,“余于兹与孙逸仙初结刎颈之交”。
宫崎由此成为孙先生坚定的盟友,并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经界要人;同时为孙中山广作宣传,将他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滔天为《幽囚录》写的一篇前言《告读者诸君》,指出孙文的革命党乃当今中国秘密会党中“最文明、最革命的组织”,为孙文的舆论形象成功实现转型:从以往被冠以“海贼”的骂名,而在宫崎笔下成为“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
宫崎对中国及辛亥革命的具体贡献,在于促成孙中山和黄兴的见面和联合。
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变卖长沙的祖屋和农田筹集革命资金,在1905年又一次起义流产之后,不得不远走日本。同年在伦敦、巴黎等地进行革命宣传的孙中山,也乘船到达东京。孙中山得知黄兴在日本留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日本留学生中两湖籍的代表人物。
宫崎对中国留学生很熟悉,正是在他的引见下,兴中会的孙中山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才得以相识。他们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一拍即合,达成了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同组织的共识。为庆祝这次见面的成果,见面后他们还前往风乐园餐馆大餐一顿,大家意气风发,革命激情溢于言表。
于是,资历与斗争经验丰富的孙逸仙(孙中山)和充满战斗激情的黄克强(黄兴)、长于理性思考和组织务实的宋渔父(宋教仁)走到了一起。20多天后,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被吸收为最早一批会员)。
革命的经历使宫崎与孙中山、黄兴结下了深厚友谊。黄兴在回国革命时,曾将自己的儿子黄一欧交给宫崎照顾。当黄兴遭遇债务危机,被高利贷逼得四处躲避的时候,宫崎也为他积极筹款。
宫崎可谓是当时热血日本人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宣传策划上积极鼓吹革命,还在参与实际组织行动。早在康梁维新变法失败时,宫崎就以身犯险,参与营救维新党;康梁流亡日本期间,他对他们寄以厚望,往返于康梁与孙中山之间,极力劝说维新、革命两党联合反清,促使把中国两股革新势力能够凝聚成一股力量。以后又在新加坡拟再次劝说康与孙合作,结果被康指控为刺客,遭英殖民当局逮捕下狱,经孙等营救获释。看到两派因理念及行动手段的歧见联合无望后,宫崎转而追求与革命党人精诚合作。1900年当兴中会决定发动惠州起义时,他除了争取获得日本政界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外,还与平山周、福本诚、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位日本人参加了起义。
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武器作假及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内阁反对援助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宫崎遭此重大打击,情绪降到最低点。他此前为了进行革命,用尽全家积蓄,生活清苦,曾对妻子说,“为革命用的钱,我能弄到,可养活妻儿的钱却弄不到。你该自己想想法子”。 起义失败后最失落的时候,全家靠妻子为人当佣妇为生,他自己去公园唱日本“莲花落”。
从1902年开始,宫崎在“浪花节”从事演艺达8年之久。曾经的革命经历,成了他最好的广告,班子每到一地,“以锣鼓领先,全班人马每人后面跟随一个艺伎,乘人力车成一字长蛇阵,沿街游行。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 这种舞台上英雄式的宣传,反而成为他失落中的成就感。
悲愤和贫困的绝境,使他开始在报刊上撰写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在书中宫崎叙述了自己的参与中国革命的过程,回顾了他与孙中山、黄兴的结识,以及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而宫崎与孙黄的关系,既是战友,也是诤友。他并不会因敬崇而盲目,因领袖而顺从。在辛亥革命时,宫崎就坚决反对孙黄与袁世凯的合作,强烈建议进行讨袁北伐。后来在孙黄两位领导人因入会宣誓表忠问题而严重冲突的事件中,宫崎站出来说,孙黄合作几十年后彼此交恶,不在于私心,而在于主义之争。面对这样的诤友,孙中山和黄兴都大为感动,孙先生写下“推心置腹”四个字、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 四个字相赠。这两幅字画今天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以见证宫崎与孙、黄二人的友谊,也是宫崎滔天本人一生的写照。
1922年12月6日,51岁的宫崎滔天因病去世,在听闻噩耗之后,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
为孙文取名“中山樵”
和宫崎一起参加惠州起义的日本人中,有一位平山周。这位平山周君,竟与孙中山的名字有关。
孙中山原名孙文,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用过很多化名,有的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撰文需要,有的在于表达人生快意期望。如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的文案才以“孙文”署名。众多名字中,唯有“孙中山”的化名声名鹊起,一经使用,如雷贯耳。而这个名字与平山周有关。
平山周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冈,19世纪末参加日本秘密社团,为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门下弟子,也是当时的热血愤青。当时平山周参与了外务省组织的对中国革命势力的调查,为此他专门买了一本《伦敦蒙难记》,了解到孙文的一些简单履历。此时,宫崎与中国在日的革命党人开始交往,认识了在横滨的党人陈少白。于是两人就去横滨拜访陈少白,终于找到孙文。
平山周将孙文介绍给犬养毅后,就陪孙文去找旅馆。在一个名叫“对鹤馆”的旅馆,平山周替孙文代笔登记住宿。当时孙正遭清廷通缉,不便公开身份。登记簿上该怎样填才好?平山周颇费踌躇。
他突然想起刚刚经过的一家叫“中山侯爵”的府第,于是就在登记簿上写下“中山”两字。但中山在日文里只是姓,叫什么名为好呢?平山苦思良久,拿不定主意。只见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下面迅速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称着说:我就是中国的山樵。
就这样,孙文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从日本开始,革命党人称孙文为“中山先生”,有时在前面加上姓。从此“孙中山”就成为孙文的另一个名字,以至于很多人只知中山而不知孙文,这大概是平山周所料想不到的。
此后,平山周成为孙中山的密友,长期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31年,他被中国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聘为顾问。
“君若举兵我出资”
梅屋庄吉也是一位充满热血的日本人,他在孙先生的革命生涯和生活道路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他倾尽全力支援中国革命,是孙先生的生死之交,并结为义兄弟。
梅屋1868年生于日本长崎,年轻时就立下大志,偷偷跑到中国。19岁时,他在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结识了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1895年,当他通过康德黎介绍认识孙中山,知道孙中山准备进行反清起义,但缺乏经费与武器时,慷慨地对孙中山庄严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他筹集了一笔资金,派人到澳门、新加坡、厦门等地采购军械,送给起义军用。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决定5年内禁止孙中山在港居留。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先后赴欧美并寄居日本,都得到梅屋庄吉的慷慨资助。
1905年,梅屋将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用于筹备中国同盟会,并为《民报》(同盟会机关报)的创刊与初期运营提供费用。当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梅屋已是负债累累,但他还是变卖所有家产,筹得28万元,其中17万用于起义军队,其余11万用于其他革命活动。起义时,梅屋还派摄影师拍摄辛亥革命的场面,保存了起义的一些珍贵历史画面。
革命后,梅屋继续资助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日本联系印度志士与孙协商合作,在山东组建讨袁军。在滋贺县八日市建革命军飞行学校,为革命党培养飞行员。
在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期间,孙中山多次批评日本政策,并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和舆论却大肆攻击孙中山“赤化”、反日。梅屋庄吉顶住国内舆论压力,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并托友人带他的信和赠款到广东拜访孙中山。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日本报刊却攻击孙中山“赤化”,梅屋站出来支持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表示:“我相信孙中山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革命”。
梅屋还是孙先生婚姻生活的坚定支持者。1913年,当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时,曾受到亲友和社会的阻力,他和夫人对孙中山、宋庆龄的忘年恋充分理解和支持,还充当了婚礼的主持人。
1915年8月底孙中山搬到由梅屋提供的新住宅东京本多郡千驮谷町字原宿108号,称为“中山寓”,梅屋夫人还为新居添置了家具和日用品。
1915年10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的婚礼就在梅屋家中举行。结婚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与梅屋结拜为兄弟,宋庆龄与梅屋夫人结为义姐妹。喝酒盟誓。发誓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为亚洲的复兴,同生死,共患难。此后,孙中山夫妇与梅屋庄吉夫妇经常来往,亲密无间。这种亲密关系在孙中山先生的战友、友人中是罕有的。
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梅屋,他对前来探望的日本友人询问,“烟波亭(梅屋的号)近况如何,前在神户未曾晤对,甚感遗憾。”1934年11月23日,梅屋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7岁。在葬礼上,国民政府送去青天白日旗和日章旗,以表彰梅屋对中国革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