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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靠边干边学，其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获得主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本的提升渠道十分缺乏。农民工群体中出现大量的工伤事故，人力资本折旧过快，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一、农民工平均人力资本偏低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主要指农民工的知识、技术及能力的总和，是能够提高产出和促进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远大于物质资本。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偏低，与当前产业升级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大部分农民工接受教育年限在7-9年之间。据调查分析，在浙江打工的民工中，约有3/4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16%左右，具有职业技能的更少。即便在深圳，其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只在初中层次。而目前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招聘大多都要求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约有80%的企业还要求“技术熟练”。
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普遍出现技工短缺的现象，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需要升级的表现。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由一般工人转向技能型工人，普通劳力型农民工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技工和技师岗位出现大量空缺，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大量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层次上，无法从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随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如何保护和提升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当前制约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
（一）城乡分割造成较低的初始人力资本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在初始人力资本投资上存在严重城乡不平等状况，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接受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政府在农村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远远低于城市。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教育负担重，直接影响其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而较低的教育水平又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能力差，工薪收入不高，形成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在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一人读书，全家致贫”的事实让很多农民子女走向辍学务工的行列。
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低、劳动技能缺乏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
（二）城乡迁移仍存在多种壁垒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对此，我国仍然存在历史遗留的种种限制因素，造成了较高的迁移成本。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外，以下因素均对农民工的城乡迁移构成障碍：城镇建设滞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整体GDP就业弹性下降、政策不配套、限制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等。目前，农民工面临多种迁移成本，从办理暂住证、流动人口证、婚姻状况证明等办证费用到路费、租房费、子女的异地择校费，迁移成本大大减少了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支配资金。
（三）投资渠道缺乏，缺乏针对农民工层次的、有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民工最初并不具备现代工厂体制所要求的技能，他们主要通过一带一，在边干边学中获得必要的操作技能和业务知识，缺少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渠道。
1．从企业层面看。农民工是就业群体中最不稳定的阶层，职业转换快，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因而投资动力不足，即使举办培训，也多为简单的养成培训项目而缺少技能培训，并想方设法降低培训成本。对职业技能，大部分企业仍以师徒传教方式为主，农民工多年重复同样的简单操作，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渠道十分有限，缺乏向上升迁的职业阶梯。
2．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缺乏统筹规划和有效管理。尽管农民工培训市场已伴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需求派生出来，但地方政府对此并不重视，农民工未能纳入城市职业培训的统一规划与管理之中。例如：地方政府没有将对农民工培训事业的资金投入列入计划；对农民工培训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劳动、科技、教育、工会等部门在宏观指导上仍存在条块分割、相互脱节的现象，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
3．从整体劳动力市场上看。尚缺乏面向农民工的有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体系，农民工无法得到有效引导，致使人力资本难以提升。
（四）高负荷和低劳保对农民工人力资本造成伤害
大部分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许多工厂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有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16小时，极易造成过度疲劳、注意力下降，在劳动保护不到位甚至没有任何劳保措施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大量工伤事故。仅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调查发现，来自农村乡镇的工伤者占工伤者总数85.6%；工伤者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55.8%的工伤者未婚；61.7%工伤者未与企业签劳动合同；相当部分企业不按法定要求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在珠三角，不少企业由于能源紧张而将吸尘设备闲置，工人在连口罩等基本劳保用品都没有的条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伤害大，企业用工“年轻化”十分严重。
工伤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杀手”，阻碍乃至切断受伤民工的再就业之路，甚至使他们丧失赖以生存的劳动能力，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工伤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隐患。
（五）低工资、低收入限制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工资是农民工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较低，不少工人的报酬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1992年至2004年间，农民工月工资平均只提高了68元。长期的低工资无异于杀鸡取卵，不但劳动者本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劳动力的素质难以提升，对下一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形成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从长期看，过低的工资不利于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六）劳动关系不稳定，用工的短期化十分严重
目前，许多企业的用工越来越临时工化，合同期限越签越短，是一种短期化的掠夺式用工行为。劳动合约的短期化，造成劳动关系不稳定，企业无法留住员工，也缺乏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激励。
（七）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位
目前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还是以户籍为基础，并未考虑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一旦失业或者遇到天灾人祸，又得不到社会帮助，往往容易陷入困境，变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三、如何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一）进一步消除城乡迁移障碍
1．完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各种限制。通过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2．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探索既能保障农民权益又能适应城镇化进程的土地流转方式。3．尽早消除歧视制度。对进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应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不公平待遇，使农民进城后能在医疗和子女入托、上学、参军、退伍安置、招工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对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各地区、各部门不许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二）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健全与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调整和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劳动能力但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的培训力度，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探索由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公共培训机构和私营培训机构等相关主体在农民工培训中有效合作，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工培训网络。
在农民工培训市场的完善方面，要打破由政府垄断的格局，整顿并规范培训市场秩序。政府应放开培训市场，以专业化的培训机构为培训承办主体，为农民工培训开辟更大的空间。有关职能部门要对现有的培训机构依法进行监管，通过整顿改造提高其质量和效率，提升培训水平。其次，政府要统筹规划，把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与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国家整体就业培训系统之中，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和管理。
（三）严格贯彻最低工资规定和积极工资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劳动的工资是对勤奋的鼓励，而勤奋又像人类的其他任何一种品质一样随着对它的鼓励而更加提高。富足的生活增强了劳动者的体质，而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美好希望以及对晚年舒适富裕的憧憬更加把他的精力充分调动起来。因之，我们经常发现工资高的地方的工人比工资低的地方更具有生气，更勤劳，做事效率更高。”
显然，较高的工资也使得人们更有可能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更好的营养和休闲增强体质，通过参加业余培训和再教育增加知识、提高技能，而子女的健康和教育也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四）提高执法力度，监督安全生产，倡导和谐的劳动关系
严格执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要求生产企业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不得以任何借口忽视安全生产问题。通过劳动部门的严格执法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在全社会形成“以人为本”的共识，将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作为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五）完善劳动合约管理，劳资双方建立相对长期的劳动合约
首先，要推行并规范劳动合同管理，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行为。其次，尽量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相对长期的劳动合约，使员工从中获得就业安全，在企业中有一个相当长的就业可能，这将极大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意识。相对稳定的长期雇佣关系，使得员工与企业都可以放心地增加对员工培训的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共同分享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六）探索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1．当前最急切和最基本的保障项目是农民的工伤保障制度。主管部门应当严格要求企业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2．由于疾病往往导致农民工失去工作和陷入贫困，因而要为农民工建立疾病医疗保障尤其是大病保障机制。3．要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包括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贫困救助和法律援助。4．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探讨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已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要和城镇居民一样，提供各项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上一视同仁。
（七）加大全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
近年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资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3%左右，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应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政策，创造良好环境，鼓励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企业、家庭和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较快地增长。此外，要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转变，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中央和省市财政承担的政策。一旦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初始人力资本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更有可能提升其人力资本。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的市场效率不断提高，非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在降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重下降，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因而越来越要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即要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决定性资本，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优先于物质资本开发的地位。有效开发和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将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也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
一、农民工平均人力资本偏低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主要指农民工的知识、技术及能力的总和，是能够提高产出和促进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更为重要，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远大于物质资本。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偏低，与当前产业升级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大部分农民工接受教育年限在7-9年之间。据调查分析，在浙江打工的民工中，约有3/4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16%左右，具有职业技能的更少。即便在深圳，其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只在初中层次。而目前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招聘大多都要求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约有80%的企业还要求“技术熟练”。
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普遍出现技工短缺的现象，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需要升级的表现。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由一般工人转向技能型工人，普通劳力型农民工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技工和技师岗位出现大量空缺，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大量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层次上，无法从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随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如何保护和提升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当前制约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
（一）城乡分割造成较低的初始人力资本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在初始人力资本投资上存在严重城乡不平等状况，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接受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政府在农村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远远低于城市。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教育负担重，直接影响其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而较低的教育水平又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能力差，工薪收入不高，形成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在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一人读书，全家致贫”的事实让很多农民子女走向辍学务工的行列。
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低、劳动技能缺乏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
（二）城乡迁移仍存在多种壁垒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对此，我国仍然存在历史遗留的种种限制因素，造成了较高的迁移成本。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外，以下因素均对农民工的城乡迁移构成障碍：城镇建设滞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整体GDP就业弹性下降、政策不配套、限制性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等。目前，农民工面临多种迁移成本，从办理暂住证、流动人口证、婚姻状况证明等办证费用到路费、租房费、子女的异地择校费，迁移成本大大减少了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支配资金。
（三）投资渠道缺乏，缺乏针对农民工层次的、有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民工最初并不具备现代工厂体制所要求的技能，他们主要通过一带一，在边干边学中获得必要的操作技能和业务知识，缺少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渠道。
1．从企业层面看。农民工是就业群体中最不稳定的阶层，职业转换快，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因而投资动力不足，即使举办培训，也多为简单的养成培训项目而缺少技能培训，并想方设法降低培训成本。对职业技能，大部分企业仍以师徒传教方式为主，农民工多年重复同样的简单操作，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渠道十分有限，缺乏向上升迁的职业阶梯。
2．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缺乏统筹规划和有效管理。尽管农民工培训市场已伴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需求派生出来，但地方政府对此并不重视，农民工未能纳入城市职业培训的统一规划与管理之中。例如：地方政府没有将对农民工培训事业的资金投入列入计划；对农民工培训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劳动、科技、教育、工会等部门在宏观指导上仍存在条块分割、相互脱节的现象，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
3．从整体劳动力市场上看。尚缺乏面向农民工的有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体系，农民工无法得到有效引导，致使人力资本难以提升。
（四）高负荷和低劳保对农民工人力资本造成伤害
大部分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许多工厂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有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16小时，极易造成过度疲劳、注意力下降，在劳动保护不到位甚至没有任何劳保措施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大量工伤事故。仅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调查发现，来自农村乡镇的工伤者占工伤者总数85.6%；工伤者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55.8%的工伤者未婚；61.7%工伤者未与企业签劳动合同；相当部分企业不按法定要求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在珠三角，不少企业由于能源紧张而将吸尘设备闲置，工人在连口罩等基本劳保用品都没有的条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伤害大，企业用工“年轻化”十分严重。
工伤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杀手”，阻碍乃至切断受伤民工的再就业之路，甚至使他们丧失赖以生存的劳动能力，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工伤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隐患。
（五）低工资、低收入限制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工资是农民工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较低，不少工人的报酬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1992年至2004年间，农民工月工资平均只提高了68元。长期的低工资无异于杀鸡取卵，不但劳动者本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劳动力的素质难以提升，对下一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造成负面效应，形成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从长期看，过低的工资不利于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六）劳动关系不稳定，用工的短期化十分严重
目前，许多企业的用工越来越临时工化，合同期限越签越短，是一种短期化的掠夺式用工行为。劳动合约的短期化，造成劳动关系不稳定，企业无法留住员工，也缺乏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激励。
（七）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位
目前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还是以户籍为基础，并未考虑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一旦失业或者遇到天灾人祸，又得不到社会帮助，往往容易陷入困境，变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三、如何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一）进一步消除城乡迁移障碍
1．完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各种限制。通过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2．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探索既能保障农民权益又能适应城镇化进程的土地流转方式。3．尽早消除歧视制度。对进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应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不公平待遇，使农民进城后能在医疗和子女入托、上学、参军、退伍安置、招工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对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各地区、各部门不许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二）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健全与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调整和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劳动能力但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的培训力度，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探索由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公共培训机构和私营培训机构等相关主体在农民工培训中有效合作，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工培训网络。
在农民工培训市场的完善方面，要打破由政府垄断的格局，整顿并规范培训市场秩序。政府应放开培训市场，以专业化的培训机构为培训承办主体，为农民工培训开辟更大的空间。有关职能部门要对现有的培训机构依法进行监管，通过整顿改造提高其质量和效率，提升培训水平。其次，政府要统筹规划，把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与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国家整体就业培训系统之中，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和管理。
（三）严格贯彻最低工资规定和积极工资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劳动的工资是对勤奋的鼓励，而勤奋又像人类的其他任何一种品质一样随着对它的鼓励而更加提高。富足的生活增强了劳动者的体质，而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的美好希望以及对晚年舒适富裕的憧憬更加把他的精力充分调动起来。因之，我们经常发现工资高的地方的工人比工资低的地方更具有生气，更勤劳，做事效率更高。”
显然，较高的工资也使得人们更有可能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更好的营养和休闲增强体质，通过参加业余培训和再教育增加知识、提高技能，而子女的健康和教育也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四）提高执法力度，监督安全生产，倡导和谐的劳动关系
严格执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要求生产企业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不得以任何借口忽视安全生产问题。通过劳动部门的严格执法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在全社会形成“以人为本”的共识，将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作为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五）完善劳动合约管理，劳资双方建立相对长期的劳动合约
首先，要推行并规范劳动合同管理，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行为。其次，尽量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相对长期的劳动合约，使员工从中获得就业安全，在企业中有一个相当长的就业可能，这将极大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意识。相对稳定的长期雇佣关系，使得员工与企业都可以放心地增加对员工培训的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共同分享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六）探索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1．当前最急切和最基本的保障项目是农民的工伤保障制度。主管部门应当严格要求企业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2．由于疾病往往导致农民工失去工作和陷入贫困，因而要为农民工建立疾病医疗保障尤其是大病保障机制。3．要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包括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贫困救助和法律援助。4．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探讨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已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要和城镇居民一样，提供各项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上一视同仁。
（七）加大全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
近年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资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3%左右，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应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政策，创造良好环境，鼓励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企业、家庭和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较快地增长。此外，要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转变，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中央和省市财政承担的政策。一旦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初始人力资本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更有可能提升其人力资本。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的市场效率不断提高，非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在降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重下降，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因而越来越要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即要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决定性资本，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优先于物质资本开发的地位。有效开发和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将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也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环节。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