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军所向披靡，一统天下的对手，只剩下楚国。
廷议时，意气风发的嬴政问道：“灭掉楚国，需要多少兵马？”
刚在易水河畔大破燕军的名将李信站了出来：“二十万兵马足矣。”然而，李信的名将之路很快到头，二十万秦军灰飞烟灭。
尽管此后王翦以六十万秦军终于灭亡楚国，但天下人却见识到了楚军的血性与骁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几十年后，西楚霸王用破釜沉舟的决绝与咸阳宫殿的一场大火，让这个魔咒变成了现实。
正是从“亡秦必楚”的绝唱中，一股荡气回肠的血性深植于湖北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更一次次改变着国运。
转折：大历史碾过的“九省通衢”
秦灭楚之战一千多年后，一支令世界为之胆寒的铁骑呼啸着扑向湖北大地。这支从蒙古高原出发的骑兵，东征西讨，灭国无数，在他们眼中，世上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但很快，他们会明白，襄阳不是开封、中都，也不是撒马尔干、巴格达。
南宋军民在这里坚守了五年，多次打退元军进攻。中途，大汗蒙哥觉得襄阳太难打，决定和忽必烈玩一个包抄战术，自己率兵去打四川，不料被人用石头砸死了。
蒙哥死后，忽必烈登上大位，他集中重兵，以一种不惜伤亡的蛮力，拼命撞向襄阳。忽必烈的战法看似愚拙，实则却充满战略家的眼光。多年征战已经证明，要拿下南宋这个硬核，西打四川，山没有翻完就在路上饿死光了，东打淮河，水网密布的地区根本没法跑马。唯有在控扼南北的襄阳撕开一条缝来，由汉水入长江，上行至巴蜀，下行达建康，南宋再无天险可依。
在湖北的历史里，丝毫不缺乏秦楚大战、襄阳保卫战这种关系国运的大决战。赤壁大战，樯橹间灰飞烟灭，三足鼎立;太平天国三下武昌，但在最后一次被湘军夺走武昌后，大势便无可挽回;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完胜，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中日之间陈兵数百万的武汉大会战，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正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历史进入“湖北时间”，常有大转折发生。前一幕挥斥方遒，顾盼自雄，下一刻便兵败如山倒。江湖纵横的荆楚大地，因此具有了某种神力。
如果说武汉是地理上的九省通衢，那么湖北更像是历史里的九省通衢。历史时常在这里转向，留下无数个假如：假如赤壁大战胜利的是曹操，假如宋军守住了襄阳，假如武汉会战没能拖住日军……
正是居天下之中，成就了九省通衢，也正是这种地理位置，造就了历史的大转折。无论是东西南北各路人马，无论是处于守势攻势，湖北均是关乎全局。若是湖北危急，便到了该压上国本，赌上国运的决战时刻。
1943年，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一次系于湖北。当年日军西进，陪都重庆危在旦夕，湖北石牌成为拱卫陪都的最后一块屏障。两军精锐尽出，展开一场大战。但诡异的是，在战况最危急的三个小时，原本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竟戛然而止。
在这三个小时里，日军已攻入中国军队防线，两边展开了最惨烈的白刃战。因为两军混在一起，为了避免误杀，各自的炮火增援都停了下来。三个小时后，日军不得已后撤，中国军队仍坚守在阵地。
后来，石牌被称为最后的国门，从上海、南京、九江一路西撤的中国已到退无可退的境地。幸运的是，军人们依靠血性守卫住了这座国门。
四战之地，九省通衢，见证了无数国运改变的大历史，也遭遇无数场大劫难，不知这究竟是幸运或不幸。但对身处其中的湖北人来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变革：“大武汉”的荣光
武汉市紫阳湖以北，西起临江大道，东至中山路，便是张之洞路。1972年，张之洞路因为种种原因，更名为武昌路。到了2010年，这条路重新更名为张之洞路。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幕僚走进张之洞的书房，冷不丁问一句：“香帅，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字香濤，香帅是属下对他的尊称。面对幕僚的话，张之洞愣住了。他问，直隶总督是疆臣之首，你要我北上吗？幕僚却说，天下第一督抚，是要做天下第一的事业。林则徐做两广总督，主持禁烟，曾国藩做两江总督，与太平天国作战，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主持西北战事，那时的天下第一督抚，理应是林、曾、左。幕僚接着说，如今天下第一大事就是修铁路，办洋务。
同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主政湖北生涯。湖北幸甚，迎来了一位极具野心，要办天下第一事业，做天下第一督抚的官员。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1890年，汉阳铁厂开工，1894年投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有着“亚洲雄厂”之称，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沿着汉江，汉阳铁厂以西，张之洞又陆续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后来的汉阳兵工厂）、针钉厂、火药厂、官砖厂。在当时，这条路也因此有了“十里五厂”之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1958年冬季，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与王任重、陈再道等人谈论湖北工业时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你们要后来居上。”
张之洞督鄂18年，武汉凭借着仅次于上海的经济实力，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并与上海一道被人以大相称。大武汉，那是一座城市的荣光。
张之洞号召学习西方技术，也提倡中体西用，他派遣的留学生第一批接受了西方思想，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创办的工厂，日后也成为了革命的火药库;甚至他一手创建的新军，在其死去不久就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史学界向来认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绝不是一种偶然。从洋务运动中心到辛亥首义，变革的基因已深植在大武汉。
奋起：对“后来居上”的回答
疫情期间，人口上千万的武汉率先封城，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其实在此之前，湖北人也有一个空前的创举——建立分洪区。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水患，湖北先后建立了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所谓分洪区，就是大洪水来袭时，不惜开闸泄水，淹没自己的家园，从而为下游地区的防洪创造条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也有分洪区，但设在地广人稀的区域。在荆江、洪湖这样的鱼米之乡建分洪区，既是不得已为之，更是开了先河。
荆江分洪区在1954年启用过一次。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水灾，分洪区内全部人员完成转移，北闸拦淤堤内已埋好炸药。一旦炸药引爆，滔滔洪水将直灌而入，无数人的家园顿成泽国。所幸，那一年，人们守住了大堤，分洪区最终没有使用。
分洪、封城，都有着一种“向我开炮”的悲壮，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何尝不是湖北的精神。
为了与大江共处，湖北有了悲壮的分洪区，也建起来令所有中国人骄傲的三峡大坝。这座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水利工程，还有如今江汉大地上的雄伟工厂，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奋起与国运的辉煌，也是对毛泽东那句“后来居上”的最好回答。
事实上，湖北不止有铁血悲歌，也有长江两岸的一片翠绿，撑一支鱼竿便有了一人独钓一江秋的潇洒意境，也有荆州城楼下的悠然自得，不经意地路过便是最惊鸿的意味深长。在无数座湖北的江畔城市，都能遇见一个悠然自得的渔人，舟船摇橹，不紧不慢，大千世界竟不在心头，只有一江一船才是一生的依靠……
这是曾经沧海的湖北，所独有的一份淡定与宠辱不惊。
分洪、封城，都有着一种“向我开炮”的悲壮，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何尝不是湖北的精神。
正是从“亡秦必楚”的绝唱中，一股荡气回肠的血性深植于湖北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更一次次改变着国运。
廷议时，意气风发的嬴政问道：“灭掉楚国，需要多少兵马？”
刚在易水河畔大破燕军的名将李信站了出来：“二十万兵马足矣。”然而，李信的名将之路很快到头，二十万秦军灰飞烟灭。
尽管此后王翦以六十万秦军终于灭亡楚国，但天下人却见识到了楚军的血性与骁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几十年后，西楚霸王用破釜沉舟的决绝与咸阳宫殿的一场大火，让这个魔咒变成了现实。
正是从“亡秦必楚”的绝唱中，一股荡气回肠的血性深植于湖北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更一次次改变着国运。
转折：大历史碾过的“九省通衢”
秦灭楚之战一千多年后，一支令世界为之胆寒的铁骑呼啸着扑向湖北大地。这支从蒙古高原出发的骑兵，东征西讨，灭国无数，在他们眼中，世上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但很快，他们会明白，襄阳不是开封、中都，也不是撒马尔干、巴格达。
南宋军民在这里坚守了五年，多次打退元军进攻。中途，大汗蒙哥觉得襄阳太难打，决定和忽必烈玩一个包抄战术，自己率兵去打四川，不料被人用石头砸死了。
蒙哥死后，忽必烈登上大位，他集中重兵，以一种不惜伤亡的蛮力，拼命撞向襄阳。忽必烈的战法看似愚拙，实则却充满战略家的眼光。多年征战已经证明，要拿下南宋这个硬核，西打四川，山没有翻完就在路上饿死光了，东打淮河，水网密布的地区根本没法跑马。唯有在控扼南北的襄阳撕开一条缝来，由汉水入长江，上行至巴蜀，下行达建康，南宋再无天险可依。
在湖北的历史里，丝毫不缺乏秦楚大战、襄阳保卫战这种关系国运的大决战。赤壁大战，樯橹间灰飞烟灭，三足鼎立;太平天国三下武昌，但在最后一次被湘军夺走武昌后，大势便无可挽回;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完胜，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中日之间陈兵数百万的武汉大会战，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正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历史进入“湖北时间”，常有大转折发生。前一幕挥斥方遒，顾盼自雄，下一刻便兵败如山倒。江湖纵横的荆楚大地，因此具有了某种神力。
如果说武汉是地理上的九省通衢，那么湖北更像是历史里的九省通衢。历史时常在这里转向，留下无数个假如：假如赤壁大战胜利的是曹操，假如宋军守住了襄阳，假如武汉会战没能拖住日军……
正是居天下之中，成就了九省通衢，也正是这种地理位置，造就了历史的大转折。无论是东西南北各路人马，无论是处于守势攻势，湖北均是关乎全局。若是湖北危急，便到了该压上国本，赌上国运的决战时刻。
1943年，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一次系于湖北。当年日军西进，陪都重庆危在旦夕，湖北石牌成为拱卫陪都的最后一块屏障。两军精锐尽出，展开一场大战。但诡异的是，在战况最危急的三个小时，原本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竟戛然而止。
在这三个小时里，日军已攻入中国军队防线，两边展开了最惨烈的白刃战。因为两军混在一起，为了避免误杀，各自的炮火增援都停了下来。三个小时后，日军不得已后撤，中国军队仍坚守在阵地。
后来，石牌被称为最后的国门，从上海、南京、九江一路西撤的中国已到退无可退的境地。幸运的是，军人们依靠血性守卫住了这座国门。
四战之地，九省通衢，见证了无数国运改变的大历史，也遭遇无数场大劫难，不知这究竟是幸运或不幸。但对身处其中的湖北人来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变革：“大武汉”的荣光
武汉市紫阳湖以北，西起临江大道，东至中山路，便是张之洞路。1972年，张之洞路因为种种原因，更名为武昌路。到了2010年，这条路重新更名为张之洞路。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幕僚走进张之洞的书房，冷不丁问一句：“香帅，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字香濤，香帅是属下对他的尊称。面对幕僚的话，张之洞愣住了。他问，直隶总督是疆臣之首，你要我北上吗？幕僚却说，天下第一督抚，是要做天下第一的事业。林则徐做两广总督，主持禁烟，曾国藩做两江总督，与太平天国作战，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主持西北战事，那时的天下第一督抚，理应是林、曾、左。幕僚接着说，如今天下第一大事就是修铁路，办洋务。
同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主政湖北生涯。湖北幸甚，迎来了一位极具野心，要办天下第一事业，做天下第一督抚的官员。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1890年，汉阳铁厂开工，1894年投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有着“亚洲雄厂”之称，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沿着汉江，汉阳铁厂以西，张之洞又陆续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后来的汉阳兵工厂）、针钉厂、火药厂、官砖厂。在当时，这条路也因此有了“十里五厂”之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1958年冬季，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与王任重、陈再道等人谈论湖北工业时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你们要后来居上。”
张之洞督鄂18年，武汉凭借着仅次于上海的经济实力，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并与上海一道被人以大相称。大武汉，那是一座城市的荣光。
张之洞号召学习西方技术，也提倡中体西用，他派遣的留学生第一批接受了西方思想，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创办的工厂，日后也成为了革命的火药库;甚至他一手创建的新军，在其死去不久就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史学界向来认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绝不是一种偶然。从洋务运动中心到辛亥首义，变革的基因已深植在大武汉。
奋起：对“后来居上”的回答
疫情期间，人口上千万的武汉率先封城，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其实在此之前，湖北人也有一个空前的创举——建立分洪区。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水患，湖北先后建立了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所谓分洪区，就是大洪水来袭时，不惜开闸泄水，淹没自己的家园，从而为下游地区的防洪创造条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也有分洪区，但设在地广人稀的区域。在荆江、洪湖这样的鱼米之乡建分洪区，既是不得已为之，更是开了先河。
荆江分洪区在1954年启用过一次。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水灾，分洪区内全部人员完成转移，北闸拦淤堤内已埋好炸药。一旦炸药引爆，滔滔洪水将直灌而入，无数人的家园顿成泽国。所幸，那一年，人们守住了大堤，分洪区最终没有使用。
分洪、封城，都有着一种“向我开炮”的悲壮，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何尝不是湖北的精神。
为了与大江共处，湖北有了悲壮的分洪区，也建起来令所有中国人骄傲的三峡大坝。这座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水利工程，还有如今江汉大地上的雄伟工厂，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奋起与国运的辉煌，也是对毛泽东那句“后来居上”的最好回答。
事实上，湖北不止有铁血悲歌，也有长江两岸的一片翠绿，撑一支鱼竿便有了一人独钓一江秋的潇洒意境，也有荆州城楼下的悠然自得，不经意地路过便是最惊鸿的意味深长。在无数座湖北的江畔城市，都能遇见一个悠然自得的渔人，舟船摇橹，不紧不慢，大千世界竟不在心头，只有一江一船才是一生的依靠……
这是曾经沧海的湖北，所独有的一份淡定与宠辱不惊。
分洪、封城，都有着一种“向我开炮”的悲壮，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何尝不是湖北的精神。
正是从“亡秦必楚”的绝唱中，一股荡气回肠的血性深植于湖北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更一次次改变着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