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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几天大部分中国人都沉浸在兴奋和憧憬之中：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履新20余天，一系列工作目标的提出和工作作风的改进，让人们能够切实呼吸到这股吹入政坛的、久违的清新空气。尤其是20天内，各地高官落马几无虚日，更凸显出新的领导班子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是，在连国外媒体都在惊叹“中国劲吹反腐风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运动式反腐虽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起到震慑腐败分子、提升群众信心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也没有触及产生腐败的根源——制度，它甚至会让这个社会在大呼过瘾的同时，暂时忽略了制度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应该说，作为执政阶层，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入、清醒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的腐败来源于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不公正，这里面包括经济资源，更包括政治资源。因此，建设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分配机制，让全民在这样一个机制里共享社会资源，才是减少腐败、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
如果梳理一下近期落马的高官，我们就会尴尬地发现，他们的东窗事发很多是家庭矛盾、私人纠纷等偶发因素牵引出来的，民间对此甚至戏称“二奶反腐”。这种现象尖锐地揭示出，我们现行的反腐机制，在预防腐败、监察腐败、惩治腐败等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漏洞。所以在揪出这些腐败案件的元素中，“机制”这个主角反而成了陪衬者，甚至旁观者。这不能不唤起执政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警惕和忧虑——反腐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是一个有着“清官情结”的国家，把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寄托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身上。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公平正义都只存在于文艺作品和人民的幻想里。平心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对贪官的惩治力度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发明了“剥皮揎草”的酷刑，但到头来还是“明镜高悬、贪官遍地”。因此，只要资源分配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制度”的手中，贪腐问题就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进一步说，“清官情结”是一个集权的思路，而不是分权的思路。社会把权力交给“清官”，给予他做好事、做善事的力量。但他同样可以用这种力量来做坏事、做恶事，到了那时，社会束手无策，也根本无力反制。所谓“放虎出笼，必噬其人”，这是中国会产生“文革”以及后来“重庆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对运动式反腐心存疑虑的根本原因——权力只能关在笼子里，而靠集中权力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其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一点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都可以找到不胜枚举的例证。
此外，我们还要客观地承认，中国的反腐具有外部世界无法理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它是中国3000年封建政治、封建文化沉淀发酵而成的，它在这个国家散落之广、影响之深，绝不是仅仅症变在行政的组织上，而是为患于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社会肌体里。100多年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递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腐败不只是官场的腐败，而是民风的腐败。他的这种结论不足依恃，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反腐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全民素质提升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个体都不对法律、规则、秩序心存敬重，我们就根本不能指望这个社会能够实现法治、公正、有序。
今天，中国在进步，进步的速度和幅度为世界所惊叹。我们希望中国的制度建设也能够跟上这种进步，不要和历史脱节，更不要和时代脱节；不要和世界脱节，更不要和自己脱节。新的风气带来新的转机，我们为执政者的反腐意识和反腐行动叫好，但更要大声提醒执政者、提醒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毕竟历史不会总为我们预留机会。摘自《中国经营报》
点评：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面对新时代，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本文正是结合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从制度层面的高度来设计反腐体制或机制，角度新颖、观点明确，不失为一篇反腐评论佳作。
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腐败来源于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不公正，包括了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等，并提出建设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分配机制，让全民在这样一个机制里共享社会资源，才是减少腐败、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所以说，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才是根本。
应该说，作为执政阶层，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入、清醒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的腐败来源于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不公正，这里面包括经济资源，更包括政治资源。因此，建设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分配机制，让全民在这样一个机制里共享社会资源，才是减少腐败、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
如果梳理一下近期落马的高官，我们就会尴尬地发现，他们的东窗事发很多是家庭矛盾、私人纠纷等偶发因素牵引出来的，民间对此甚至戏称“二奶反腐”。这种现象尖锐地揭示出，我们现行的反腐机制，在预防腐败、监察腐败、惩治腐败等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漏洞。所以在揪出这些腐败案件的元素中，“机制”这个主角反而成了陪衬者，甚至旁观者。这不能不唤起执政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警惕和忧虑——反腐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是一个有着“清官情结”的国家，把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寄托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身上。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公平正义都只存在于文艺作品和人民的幻想里。平心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对贪官的惩治力度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发明了“剥皮揎草”的酷刑，但到头来还是“明镜高悬、贪官遍地”。因此，只要资源分配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制度”的手中，贪腐问题就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进一步说，“清官情结”是一个集权的思路，而不是分权的思路。社会把权力交给“清官”，给予他做好事、做善事的力量。但他同样可以用这种力量来做坏事、做恶事，到了那时，社会束手无策，也根本无力反制。所谓“放虎出笼，必噬其人”，这是中国会产生“文革”以及后来“重庆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对运动式反腐心存疑虑的根本原因——权力只能关在笼子里，而靠集中权力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其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一点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都可以找到不胜枚举的例证。
此外，我们还要客观地承认，中国的反腐具有外部世界无法理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它是中国3000年封建政治、封建文化沉淀发酵而成的，它在这个国家散落之广、影响之深，绝不是仅仅症变在行政的组织上，而是为患于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社会肌体里。100多年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递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腐败不只是官场的腐败，而是民风的腐败。他的这种结论不足依恃，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反腐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全民素质提升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个体都不对法律、规则、秩序心存敬重，我们就根本不能指望这个社会能够实现法治、公正、有序。
今天，中国在进步，进步的速度和幅度为世界所惊叹。我们希望中国的制度建设也能够跟上这种进步，不要和历史脱节，更不要和时代脱节；不要和世界脱节，更不要和自己脱节。新的风气带来新的转机，我们为执政者的反腐意识和反腐行动叫好，但更要大声提醒执政者、提醒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毕竟历史不会总为我们预留机会。摘自《中国经营报》
点评：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面对新时代，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本文正是结合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从制度层面的高度来设计反腐体制或机制，角度新颖、观点明确，不失为一篇反腐评论佳作。
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腐败来源于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不公正，包括了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等，并提出建设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分配机制，让全民在这样一个机制里共享社会资源，才是减少腐败、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所以说，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