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据《钱江晚报》报道,10月26日,“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杭州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校长的一句话,缘何引起轰动,引来在场校长们一片喝彩?
　　
　　关键词:高校 行政权力 学术之力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这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无论哪个国家,最大博士群都应该在学术领域,要么在高校,要么在科研单位。如果最大博士群出现在行政机关之中,那么显然其造成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上的浪费。这其中既包含了学术界谄媚于行政权力的无奈,同时又包含了学术职称远不如行政职位的尴尬。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而公众并不买账,还闲语不断。按常理,本该能赢得公众的欢呼、举国同庆的,为何反差这么大,原因就是名不符实。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博士学位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时下的官场之中,虽然确有官员的学术职称来自于真才实学,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权力的通吃,花钱买来了一纸博士文凭以装点门面。不劳而获,有名无实,这或许才是纪宝成最为担忧之处。对比韩国、日本及欧、美等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就可发现,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比我们这里要困难得多,没有六七年工夫很难通过。
　　大学校长能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这种场合之下公开批判“论文大国、学术小国”,真是难能可贵。单单这一点,纪宝成的演讲就应该获得掌声。他直接点出了时下行政与学术的不正当关系,更是说出了大学行政化的弊端。“官场博士群”的存在,对于高等教育、学术发展、官场跟风,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学实现教授自治化的朝向必须确定。唯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
　　现在高校学术腐败严重,学历完全沦为工具,知识分子向行政官员大量聚集。官员博士很少能成为为学术而生的清贫之仕。相反,他们只会将学历看做是自己事业前途的一个跳板和工具。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否独立完成、究竟有无学术价值、能否顺利毕业,根本无需考虑。要知道,学术向来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也与我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很多官员谋求博士学位滋生了土壤。
　　当然,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联姻,可以促进社会更快的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通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而是官员自己。
　　中国博士群在官场,也与行政权力决定高校走向有关,现行高校是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是官场治校而非教授治校,这完全是一种价值错位造成的。看看那么些官员的文凭都不过是权力通吃的结果,看看每每出现的几十名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长之职,再看看大量的学校科研经费都为行政官员们所支配,大体上可以品出学术在高校中的真实地位。学术依附于行政,已经成为高校向世界一流大步迈进的最大制度掣肘。
　　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有的甚至是轻而易举。在官场一味追求高学历背后,各种造假之风、形式主义普遍蔓延。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执政透明度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低学历官员很可能会招来许多非议。而高学历自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升迁增加理论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官员们除了能比比谁拿的烟好之外,当然还要比一比谁的学历高,官场就会逐渐形成一股高学历的追逐风。但是,学历不是人人可以拿的,学问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于是,剽窃之风、仿效之风,甚至是“复制粘贴”之风将会在官场蔓延。无疑这又会助长个别行政机关的形式主义。纪校长一针见血直言教育机构衙门化,高校行政化、简单化,有关部门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下我们的高校管理体制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博士集中于官场的怪现状该如何突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