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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4年，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就已进入中国经济转型的范畴之列。彼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陷阱”概念的发明权属于凯恩斯，当世界银行将这一概念借鉴到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很少国家能跨越的一道槛。
去过拉美的人都曾直观地观察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贻害。拉美的贫富差距之大让世人侧目。在拉美很多大城市，街道旁、教堂外、广场内，随处都可以见到乞丐。有的倒卧街头，有的睡在立交桥下，甚至在市政大厅前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可是，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也有着景象迥异的风景线。在一栋又一栋高大建筑楼房屋顶上是宽敞的停机坪，城市上空往来穿梭的是富人乘坐的直升机，仅圣保罗，就有私人直升机2000多架。巴西“贫民窟”的人口虽然融入城市，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和失业救济等福利保障，并且接受城市的管理，但是整个阶层已经“板结”，很难向上流动。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在201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巴西Bradesco银行首席经济学家Octaviode?Barros说，“上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每年增长10%-11%，但是两个10年之后，增长速度放缓。当时我们是不是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国家没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亚洲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
必经的魔咒？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即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现象。
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根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的报告，低收入阶段所采取的战略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并不管用，而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实现跨越。
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挣扎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内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长期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聚集在拉美地区。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经济从极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驱动，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这种增长被称为“库兹尼茨增长”模式。从中等收入阶段向上中等收入转变的时期，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然而，中国是否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2004年一直延绵至今，未有定论。
陷阱边缘
在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而拉美国家则身陷其中40载。对中国而言，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则贻害无穷。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中国，必须要远离它。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站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没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升级条件，下一步将迈向哪里？
2010年，有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点，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
对照中等收入陷阱的以上特征，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的挑战和风险非常严峻，虽然2010年GDP增长10.3%，但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有的还相当严峻，已经达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期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穿越陷阱
“十二五”期间是决定中国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指出，“十二五”规划，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我们的挑战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充分体现。比如说如何在要素价格迅速上升的趋势面前，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怎么遏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这些都是针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十二五”规划虽然没有提“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但应对的方略却体现在不同的篇中，章中，节中。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指出，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熊彼特增长”模式下，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希望“十二五”着力在解决失衡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是内外需失衡，我国出口依存度上升较大，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下降尤其剧烈，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目前已满足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上述四大失衡问题中，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应低于10%，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5年后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33%。按此测算，大概在10年内中国劳动者收入会翻一番，如果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五年就会翻一番，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则指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要防止“梅佐乔诺现象”、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三大陷阱。
“陷阱”概念的发明权属于凯恩斯，当世界银行将这一概念借鉴到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很少国家能跨越的一道槛。
去过拉美的人都曾直观地观察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贻害。拉美的贫富差距之大让世人侧目。在拉美很多大城市，街道旁、教堂外、广场内，随处都可以见到乞丐。有的倒卧街头，有的睡在立交桥下，甚至在市政大厅前的广场上安营扎寨。可是，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也有着景象迥异的风景线。在一栋又一栋高大建筑楼房屋顶上是宽敞的停机坪，城市上空往来穿梭的是富人乘坐的直升机，仅圣保罗，就有私人直升机2000多架。巴西“贫民窟”的人口虽然融入城市，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和失业救济等福利保障，并且接受城市的管理，但是整个阶层已经“板结”，很难向上流动。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在201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巴西Bradesco银行首席经济学家Octaviode?Barros说，“上世纪70年代，巴西经济每年增长10%-11%，但是两个10年之后，增长速度放缓。当时我们是不是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国家没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亚洲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
必经的魔咒？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即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现象。
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根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的报告，低收入阶段所采取的战略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并不管用，而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实现跨越。
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挣扎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内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长期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聚集在拉美地区。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经济从极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驱动，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这种增长被称为“库兹尼茨增长”模式。从中等收入阶段向上中等收入转变的时期，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然而，中国是否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2004年一直延绵至今，未有定论。
陷阱边缘
在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而拉美国家则身陷其中40载。对中国而言，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则贻害无穷。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中国，必须要远离它。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站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没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升级条件，下一步将迈向哪里？
2010年，有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点，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
对照中等收入陷阱的以上特征，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的挑战和风险非常严峻，虽然2010年GDP增长10.3%，但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有的还相当严峻，已经达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期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穿越陷阱
“十二五”期间是决定中国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指出，“十二五”规划，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我们的挑战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充分体现。比如说如何在要素价格迅速上升的趋势面前，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怎么遏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这些都是针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十二五”规划虽然没有提“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但应对的方略却体现在不同的篇中，章中，节中。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指出，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熊彼特增长”模式下，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希望“十二五”着力在解决失衡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是内外需失衡，我国出口依存度上升较大，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下降尤其剧烈，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目前已满足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上述四大失衡问题中，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应低于10%，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5年后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33%。按此测算，大概在10年内中国劳动者收入会翻一番，如果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五年就会翻一番，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则指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要防止“梅佐乔诺现象”、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三大陷阱。